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年9 月出版的18 卷本《蔡元培全集》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年3 月出版的4卷本《蔡元培年谱长编》为研究蔡元培提供了最为丰富的文献资料。自1998 年以来，蔡元培的佚信、佚序等陸续被发现。笔者在《关东学刊》2016 年第6 期写有《蔡元培佚简两通》，钩沉了蔡元培给何思源、《华年》记者的书信各一通。近日笔者注意到蔡元培撰写的两则校刊发刊词《华北大学校刊发刊词》和《国立音乐院院刊发刊词》（后者已收入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汪毓和、胡天虹编著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 1901～1949》），不见于《蔡元培全集》和《蔡元培年谱长编》，现结合相关史料，略作钩沉。
　　一
　　1923年1月出版的《华北大学旬刊》创刊号，刊有《华北大学校刊发刊词》，署名蔡元培，先照录如下：
　　现今我国中等以上学校殆无不有校刊。其为研究学术发表思想者，大抵为年刊或季刊或月刊，以学理奥赜，非历时稍久，不能有新著作也。其为揭载本校布告、记录、本校事实者，大抵用日刊，以其亟于公布也。在人数较少、事务较简之校，则往往合上述之两作用而为周刊、旬刊或不定期刊。我华北大学建设以来，已历半年，内之图教职员间学生间交换意见，外之图学生家属、其他学校及其他社会，能了解本校真相，有一种机关报之必要，先取其简而易行者试之，乃有旬刊。他日同志益增，材料益富。则将择其关乎学术思想之作而汇为月刊;校闻渐繁则亦将别其记录之一部而扩为日刊，随吾校之发展而校刊亦以进步;以兹刊为矢焉。
　　大学校刊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几乎每一所大学都有自己的校刊，有的还不止一种。据北大校史馆的郭建荣统计，单是1949年以前，就有《北京大学日刊》《北京大学月刊》《北京大学学生周刊》《新潮》等94种老北大刊物。蔡元培一直非常重视校刊，1918年11月10日写有《〈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在他看来，包括《北京大学月刊》在内的校刊具有三大功能，“一曰尽吾校同人所能尽之责任”，“二曰破学生专己守残之陋见”，“三曰释校外学者之怀疑”[1]。蔡元培在《华北大学校刊发刊词》中，对大学校刊的类型（周刊、日刊、旬刊、月刊、季刊、年刊或不定期刊）及各自的功能及特色作了简要梳理，并对华北大学的校刊作了远景规划。本期还刊有《华北大学大事记》，1922年8月21日，华北大学校董会成立，同日开校董理事联席会议，蔡元培、许寿裳等18位校董到场，12位理事到场，“当场选举校长，蔡元培当选”[2]。
　　1922年9月28日上午10时，华北大学举行开校式。校长蔡元培致开校辞与答谢辞。1922年11月出版的《新教育》第5卷第4期刊有蔡元培的《华北大学开校词》，其中提及，“本校现在经费很少，只要认真办去，将来很可以扩张，满诸君求学之目的也”，“学生对于学风有切肤关系，故要特别注意”，“现在我们这个华北大学是新的，他校之弊我除之，他校之长我采之，尽可创造新规范也”。他还特别强调“大学中体育亦须注重，因为没有强健的身体、振作的精神，决不能有伟大的作为。如牛津、剑桥等大学体育部，设备极完备。诸君如注意运动，本校将来必当筹画为各种运动上之设备也”[3]。1923年10月，蔡元培与许寿裳、范文澜等联名撰发《华北大学募集基金启》：“我华北大学创始于往岁六月……虽规模粗具，而资力绵薄，有不能不作将伯之呼者……所望儒林丈人，实业大家，斥千金之产，垂百世之名，岂惟元培等馨香祷祝以求，抑数百千青年实翘首望之。”[4]据王学珍主编的《北京高等教育史》可知，华北大学在教育部1927年举行的北京各私立大学甄别试验中名列第一。蔡元培担任华北大学校长的时间是1922—1927年。另外，华北大学1923年设立附中（今北京六中），校长仍为蔡元培。
　　二
　　《音乐院院刊》，蔡元培不但题写了刊名，还撰写了《国立音乐院院刊发刊词》，照录如下：
　　吾国自虞至周，均以音乐为教育之主要科。自汉以后，渐渐分化矣，而西域及印度之乐器及乐曲，次第输入，为音乐进化之一阶段。至于今日，欧洲之乐器及乐曲，又次第输入，不特在教育上又恢复其主要之地位，而且理论之丰富，曲调之繁变，既非西域印度所可拟，抑亦非吾国古人之所能预知也。音乐院同人既日日研究此种丰富繁变之理论与曲调，而藉以发达其创造之能力，又不肯私为枕中鸿宝，而以刊物发表之，其术固新，而于古人重视音乐之意，则正相契合也。
　　 十七年五月十三日蔡元培题词
　　1928年11月27日下午2点，国立音乐院在上海陶尔麦斯路56号举行开院礼。吴伯超在1928年2月国乐改进社编的《音乐杂志》第1卷第2期写有《国立音乐院成立记》，记录了院长蔡元培在开院礼的致训词，照录如下：
　　大学院原以提倡科学艺术为宗旨，故于日前军事倥偬，财赋支绌之际，亦勉为其难，创办此音乐院，适音乐专家萧友梅先生来沪，正好托其筹备一切。幸于最短期间，规模粗具，而告成立。因为招考已逾学期，所以来学者不多。但鄙意此院办开，不愁学者不多。因我国国民对于音乐情感甚为丰富，历史上已有证明，远至唐虞，命夔典乐，已知有音乐提倡之必要，其后散见于乐记及各史礼乐志者，尤源源不绝。独惜历来未曾有专设一研究机关，以备考求讨论之用，遂使理论及技术两方面，均若存若亡，无具体的刊物，留与后人研究而改良增进，思之殊可痛心！从前非无一二学人如姜白石等，取其作品，制为调谱，然亦不过自乐其乐，成为一种著述而已。若以为普及民众，则尚未称其为有系统的完全学术也。鄙人前在北大，亦曾请萧先生办一音乐传习所，亦所以表示提倡音乐之意。今刚巧萧先生南来，易韦斋先生亦在沪，帮同筹备，以至成立，鄙人极为感谢。鄙人更有一言，诸君勿以为现在来学者不多，院舍亦狭窄，稍抱不安之感。古人谓作始简，将毕巨，只要教者学者及办事人，皆以一番热诚毅力，相策相辅，黾勉精进，则必日起有功，学者济济，术业成就，可拭目而待。并且艺术无国界，尤其是音乐，原系世界的产物，当然特具一大同色彩。现在音乐之完美，当推欧美各国，作品成绩，及其法则，可谓日异而月不同。其供给贡献于吾人，至精且备，但吾人如果勇猛精进，日新不已，则不难大有创作，而回响以供给贡献于欧美，亦非绝不可能。所以鄙人今日对于本院成立，与诸君子共话一堂，于欢喜赞叹之余，而怀抱无穷之希望也。[5] 　　1929年7月，国立音乐院根据《大学组织法》更名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校长改由萧友梅担任。蔡元培虽然不再担任院长，但依然热心支持学校的发展。廖辅叔在《蔡元培先生与音乐教育》中回忆：“蔡先生辞去院长职务之后，对音乐院（音专）仍然是继续关心。就我所知，萧先生每逢音专有什么重大措施，都先向蔡先生汇报。蔡先生对萧先生的汇报总是耐心倾听，同意的是频频点头，不明白的就及时发问，听懂了就相视而笑，表示赞赏。”[6]蔡元培1930年10月4日致函叶恭绰、赵元任、蒋梦麟等：“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自十六年倡办，迄今三载，成绩卓卓，翕然为社会人士所称许。元培虽以事冗，中途离校，而精神所注，仍复一致。现值国内战事，财政竭蹶，该校一切建筑设备，均待扩张，而竟以费绌不能进行，殊为可惜。兹与该校同人商洽，佥拟组织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基金委员会，主持该校筹募基金一切事宜。素仰先生热心音乐教育，敬恳鼎力襄助进行，无任同感。”[7] 1936年4月23日下午4时，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为庆祝蔡元培70岁生日，在江湾新建成的校舍专门举办演奏会，蔡元培亲手种植一课松树，并合影留念。值得一提的是，蔡元培在国立音乐院开院仪式上的合影，还有他与松树的合影，郑勇编撰的《蔡元培影集》都有收录。
　　蔡元培一直非常重视音乐教育。1919年11月11日，北大音乐研究会在法科大礼堂开会，蔡元培出席并致词：“音乐为美术之一种，与文化演进，有密切之关系……吾国今日尚无音乐学校，即吾校尚未能设正式之音乐科。然赖有学生之自动与导师之提倡，得以有此音乐研究会，未始非发展音乐之基础。所望在会诸君，知音乐为一种助进文化之利器，共同研究至高尚之乐理，而养成创造新谱之人材，采西乐之特长，以补中乐之缺点，而使之以时进步，庶不负建设此会之初意也。”[8]1920年3月，北大音乐研究会编的《音乐杂志》创刊，蔡元培撰写《发刊词》：“倘海内音乐家，皆肯表同情于此种机关之创设，而借以发布其各别之意见，使吾国久久沉寂之音乐界，一新壁垒，以参加于世界著作之林，则诚发起人之所馨香而祷祝者矣。”[9]
　　参考文献：
　　[1]蔡元培：《蔡元培教育论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212—213页。
　　[2]佚名：《華北大学大事记》，《华北大学旬刊》创刊号，1923年1月。
　　[3]蔡元培：《蔡元培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456—457页。
　　[4]高叔平：《蔡元培年谱长编》第2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664页。
　　[5]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编：《吴伯超的音乐生涯》，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336页。
　　[6]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312—313页。
　　[7]高平叔、王世儒编注：《蔡元培书信集》下，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167页。
　　[8] 萧夏林：《为了忘却的纪念—北大校长蔡元培》，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第75页。
　　[9]蔡元培：《蔡元培美育论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9页。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