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舅王元化逝世十周年琐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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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阴似箭,时光如飞,舅舅王元化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年了。
  2008年5月初,舅舅已经躺在瑞金医院病床上多日了,听说他情况不好,许多人都赶来看他。那天等到人们离去,直至傍晚,我才陪着九十多岁、步履艰难的母亲来到医院探望,只见舅舅十分疲惫,但姐弟相见情绪激动,母亲强忍住泪水,不愿多打扰他,叮咛了几句,流着眼泪就匆匆地移步离开病房,我赶忙前去搀扶,这时突然听见舅舅大叫了声:“乡乡!”我赶紧跑回舅舅床边,只见舅舅流着泪水,眼睛紧紧地盯着我,哽咽着说:“照看好妈妈!”我泪水一下涌了出来,使劲点头,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知道他们姐弟情深,这是舅舅对我的临终嘱托。5月9日深夜,接到瑞金医院病危通知,安顿好母亲,我和女儿立刻赶到医院,在病床旁送走了亲爱的舅舅。舅舅走得匆忙而不平静,他思念一年多前离去的舅妈,要紧追舅妈而去,他又有些不舍,还有许多问题要深思……
  说到舅舅,我很遗憾,因为我对他了解很少,六十年代中叶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工作,一晃离开上海近四十年。成长的道路上没能更多得到他的教诲,直到退休回到上海,这时舅舅也老了,他整天忙于学术研究,对于他高深的课题我全然不懂,更不敢去占用他宝贵的时间。在我小时候的印象中,舅舅是一个既神秘又亲切的人。
  一
  抗战初期,刚从燕京大学毕业的妈妈(王元美),与大批爱国知识分子一样不愿当亡国奴,离乡背井流亡到大后方,她在成都由熊佛西介绍到四川省立戏剧学校教书,遇到了年轻有为的爸爸(杨村彬),他们志同道合,相爱了,但是受到当时唯一在身边的亲人大姐(王元霁)和姐夫(魏光辉)的极力反对,他们认为爸爸没有留洋学历,身体瘦弱,没有钱,又不信奉基督教(外祖母是虔诚的基督教徒)……热恋中的爸爸急得没有办法,他给外祖母写了一封恳切的信,真诚地诉说自己确实很穷,可以说一无所有,但是有一颗真诚的心……舅舅读了信,决定支持爸爸,并说服外祖母打破世俗观念,爸妈终于结合了,后来才会有了我。
  说舅舅神秘是因为抗战胜利了他却行踪不定。1947年我跟随父母回到上海,由于没有安身之处,我被安排挤住在外祖父、外祖母、三姨、小姨和舅舅居住的古柏公寓不大的房子里。那时不大见得到舅舅,他好像很忙,经常不在家,有时不知道什么时间突然回来了,什么时间又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我也不懂信奉基督教的外祖母为什么经常为他做祷告,请求上帝保佑他平安……长大些才知道舅舅是中共地下党员,1938年仅十七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6年9月22日晚,上海发生黄包车夫臧大咬子被美国兵殴打致死事件,由于乘车的西班牙水手不付钱,黄包车夫臧大咬子就拽着他不让走,一个美国海军上来就把臧大咬子打死了。由于这个案子是由美国军事法庭审理,最后竟宣判美国海军无罪释放,令人发指;而且还有工作人员威胁证人,保护罪犯,舅舅气愤不已,要打抱不平,在报刊上撰文勇敢地揭露事实真相,竟然遭到国民党法庭传唤,家人颇为焦急,我爸爸為保护舅舅,不顾一切地多次陪他出庭。后来舅舅在上海呆不下去了,为躲避政府抓捕,他逃往外地……在我眼里舅舅实在太神秘了。
  二
  舅舅充满激情,是个性情中人。他是家中独子(上有三个姐姐:元霁、元美、碧清,下有一个妹妹:元兆,他排行老四),幼年时生活在清华园,顽皮得无法无天,害得外祖母不得不雇佣一个男工,整天跟着他跑,防止他闯祸。长到十几岁,舅舅患眼疾,医生叮嘱安静卧床休息,功课一流的他不能上学,不能读书,求知欲极强的他就要求找个认字的护工,每天在床头给他读书,不做其他任何事情。1937年抗战爆发,日本兵占领了北平,在鬼子的刺刀下,全家逃难,舅舅被匆忙抬上火车。在拥挤的火车上,遇见汉奸欺负中国人,横行霸道,为一个日本人占据多个座位,卧床一年多的舅舅竟然站起来,与那人理论,差点打起来。外祖母吓坏了,连忙把舅舅拉开,推说舅舅生病发烧,脑子糊涂了,才避免了更大的冲突。一路辗转、几经周折好不容易才逃到上海,船快靠岸时,看到远远岸上有条横幅“欢迎平津流亡同学!”舅舅看见横幅痛哭起来,姐妹们也都哭了,好像看见了祖国,看见了亲人一样,没有祖国的人多痛苦啊!流亡的学生有多苦,我们不能没有祖国啊。患眼疾是不能哭的,外祖母担心舅舅的眼睛会哭瞎,但也无法劝阻,她自己也早已哭成泪人。
  舅舅热爱生活,关爱家人。他常说自己是荆州人,脾气坏,我只见过一次他发脾气,那是我六七岁住在古柏公寓时,舅舅还没有与舅妈(张可)结婚,一天舅舅突然大发雷霆,气愤不已,简直像要爆炸了,三姨拼命地劝阻他,使劲把他压到沙发上,要他平静下来,我吓坏了。我当时只知道,大概是有人说了舅妈的坏话,舅舅十分生气,他绝对不能容忍无中生有的事情,他要去说理,要去拼命——长大以后我才明白,那是舅舅对舅妈至深的爱,容不得任何人伤害舅妈,哪怕有一丝一毫。舅舅舅妈是志同道合恩爱夫妻的典范,他们相敬如宾,同甘共苦六十年。解放前他们都是地下党员,在黑暗里并肩为理想奋斗;解放后携手共度困厄的境遇,埋头于书卷之中;八十年代舅妈突发脑溢血,昏迷七天七夜,舅舅日夜守护在病床边,舅妈康复后留下后遗症,行动不方便,说话不利索,思维也大不如前,即使这样,舅舅仍然对舅妈呵护有加,精心照料,出行必亲自搀扶,吃饭必挑选舅妈爱吃的好菜慢慢送到她口中。舅妈爱吃北方的饺子,我与老伴退休回沪后,常带些小礼物前去看望,舅舅就坦率地对我们说:“以后不要花钱买这些东西,你们饺子包得好,张可爱吃,以后就带些自己包的来吧。”舅舅就是这样坦诚直率的人。   三
  后来我还理解到舅舅是个认死理的人,性格刚烈,正如他所撰写的《向着真实》一样,他反对虚假,追求真实真理。1955年当他因胡风问题被隔离时,审查人员跟他说,只要他承认胡风是反革命就可以放出来,他想不通,不肯承认,就被关押数年,还戴上帽子。巧的是当时我家住在香山路九号二楼,而舅舅就被关在马路对面的房子里,一天妈妈从窗口眺望,发现舅舅在对面花园里,原来他就关在这里,每天也有放风的时间,外祖母得知后也赶过来,住在我们家,整天守在那扇窗前,等待舅舅出现。那时爸妈因与舅舅关系密切,受到批判,而上初中二年级的我也受到牵连,差点加入不了共青团。
  “文革”中舅舅又被隔离审查送到乡下,巧的是与爸爸关在同一个地方,一个大雪天,爸爸看到舅舅用冷水洗澡,发現他脑子又不正常了,一定是舅舅又想不通,钻进了死胡同。1976年10月的一天夜里,舅舅突然来到我们家,爸妈紧张地把他拉到小楼上,舅舅伸出四个手指,小声地说:“这几个抓起来了!”大家激动得饱含泪水,“四人帮”被粉碎了,改革的春天来到了。
  四
  舅舅喜欢思考,善于思考,他研究问题如痴如醉,但他不愿当官,也自认不是当官的料。他曾说:“楚人生性刚烈,我父亲脾气不好,我的脾气更不好,这样的性格不宜当官。”八十年代上海市领导多次说服舅舅,要他出来担任宣传部长,据说是经胡耀邦挑选,建议上海市委请为人正直的老党员出山。舅舅勉为其难,但是仅仅干了两年就辞职不干了,他终于回到心仪的学术领域,沉浸在精神世界的海洋里遨游,他无比欢畅,悠然自得。
  虽然我父母是搞戏剧,而舅舅是从事思想理论研究的,但是他们还是有许多共同的语言和爱好。记得在五十年代初期,舅舅、满涛叔叔(舅妈的哥哥)、陈西禾和我父母经常聚在一起,每当看到一场精彩的演出(我记得有京剧、川剧、昆曲,秦腔等)他们激动万分,兴奋不已地议论,深入探讨它的成功之处;当意见有分歧时,他们会毫不留情地争论,面红耳赤,额头的青筋都爆出来了,嬉笑怒骂,无比欢畅,直至深夜,这是他们生活中最愉快的时光……幼年的我,不懂他们为什么要“吵架”,还担心他们会“打起来”。到了老年,共同观剧的机会少了,但是舅舅与亲友相聚时,还是时常会抑制不住,像票友一样唱几句京剧。记得在圣诞节(由于外祖母是虔诚的基督徒,她在世时,每年圣诞节都邀请亲友一起欢聚,唱圣诞歌,送圣诞小礼物、表演小节目),经姐妹们的盛情邀请,舅舅就拉开喉咙,认真地唱京剧,一次他唱的是《空城计》中诸葛亮的唱段:“我正在城楼观山景,只听得……”大家听得认真,有的在帮助打板,有的无声地默唱,妈妈被勾起戏瘾,情不自禁地跟着哼唱起来。此情此景,其乐融融。舅舅与四姐妹感情很深,总是创造家人团聚的机会,我至今保存的两张全家福照片,都是舅舅召集大家拍的。一张是解放不久在大西路舅舅家门口的合影,那时我还不到十岁,外祖父外祖母都健在,好像是外祖父七十大寿之际,除了缺少小姨爹(还未结婚),是家庭成员最齐全的照片;另一张是2002年舅舅把姐妹和表兄妹都尽可能请到,也可说是最后一次家族大团聚,只有舅舅有这样的凝聚力。如今照片中的老辈,大多已经离去,舅舅和他所爱的亲人们都相聚在另一个世界里,我们这些当年的小字辈,也已白发苍苍,迈入老年,然而舅舅的音容笑貌永远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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