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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我国高校一直处于扩招的态势。在此背景之下，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本文以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为研究对象，通过中国知网（CNKI）对相关文献进行检索，并对文献的分布情况、研究内容、研究状况、存在问题等进行分析总结，以期更好地把握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研究趋势和发展脉络，从而为高校入学机会相关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和解决提供参考。
[关键词]入学机会教育公平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 G649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5-5843（2016）10-0130-06
[DOI]1013980/jcnkixdjykx201610027
解决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问题对于缩小区域差距、提高国民整体素质以及促进地区教育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早在2010年，国家就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要探索缩小高等学校入学机会区域差距的举措，建立健全有利于促进入学机会公平、有利于优秀人才选拔的多元录取机制[1]。基于此，本文通过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以“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为关键字进行期刊类高级检索。其中以“主题”、“篇名”以及“摘要”为检索条件，再以“北大核心期刊”和“CSSCI”来源期刊作为筛选条件，共筛选出170条文献，去除一稿多投或与研究内容不符的24篇文献，剩余文献作为本次研究的论证依据。
一、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相关研究的文献分析
（一）相关研究的时间分布
通过对相关核心类期刊文献的时间分布情况进行统计，可以了解“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发展热度及受关注程度。由图1可知，随着1999年高教扩招以来，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开始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之后几年研究虽未中断，但研究成果数量并不多。直至2006年，高校入学机会问题才开始得到研究者的重视，这一年共发表9篇相关文献，并且在此后的几年间其热度不断增强。等到了2010年和2011年，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受关注度达到顶峰，统计数据显示：这两年相关文献发表数量分别为17篇和21篇。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国务院于2010年7月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在高等教育部分对高等教育未来十年的发展进行了科学规划和整体部署，从而引起了教育领域研究者的注意；另一方面，高等教育扩招达十年之久，给入学机会所带来的问题进一步凸显，这激发了学者们的研究热情。2011年之后，尽管研究数量有所下降，但研究热度不减。
（二）相关研究的主题分布
经统计，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相关文献的研究主题主要包括“差异研究”等（见表1）。高等教育入学实际机会差异的文献数量最多，达76条，约占总文献数量的521%，研究主要包括家庭资本、城乡等变量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介绍国外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经验，期望为我国实际问题的解决提供对策的文献共30条，约占总数的205%。另外，高考制度对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以及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保障机制、衡量指标、不同历史阶段回顾的相关研究也有所涉及。此外，研究主题比较集中，大多专注于依据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群体差异进行实证分析或比较研究，而概念、方法之类的理论研究较少。
二、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研究内容分析
（一）公平内涵研究
借鉴胡森教授的教育均等理论，高等教育公平包括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其中，由于机会公平的作用极为突出，因此，该话题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近年来，不同学者从不同维度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的内涵进行了丰富和扩充。从教育社会学即教育的社会公平性角度来看，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公平应包括数量公平和质量公平。从教育经济学角度来讲，作为稀缺的教育资源，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分配应考虑个体属性之间的差异，即资源应被不同社会群体均等享有。另外，从正义论的角度来看，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既要保障所有成员不受性别、种族、出身以及经济地位等因素的影响而能够均等的获取高等教育机会，同时又要根据补偿性原则为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和个人倾斜分配入学机会。
（二）理论工具研究
在分析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的问题上，有学者以布迪厄的资本理论为依据解释现实问题。该理论认为在一定的社会场域中，资本大致可以分为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三种资本可互相转换，形成总体性资本。因此，考生所在家庭总体性资本的多少便会成为影响其获得入学机会大小的重要因素。拥有较丰富家庭资本的学生更能获得相对优质的教育机会和资源，而家庭资本较少的弱势群体则只能退而求其次。在资本理论的基础上，有学者进一步以社会再生产理论对学生学术能力的高低进行解释。在不同群体学术能力差异的原因上，该理论强调学校是优势阶层进行代际传递的工具，“学校的作用就在于通过‘文化专断’和‘符号暴力’来传递统治阶级的文化，贬抑、或削弱其他阶层的文化”[2]。而这些优势阶层的专有文化或者专有符号，家长会在家庭生活中潜移默化的将其传递给子女，因此，学校教育的过程实质就是社会结构重新复制的过程，从而导致不同群体间在学校或专业类型上入读机会的差异。
另外，部分持排斥论观点的学者强调，造成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的原因并非仅仅在于不同群体的家庭资本差异，更在于“主导群体在社会意识和政策法规等不同层面上对边缘化的贫弱群体的排斥”。他们不仅用社会排斥理论分析当前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问题[3]，并以“最大化维持不平等”（简称MMI）和“有效维持不平等”（简称EMI）两种假设进行进一步解释。MMI假设认为随着规模的扩大，教育机会的增加并不会使教育系统中不同阶层的不平等程度减少，只有当较高层次的教育需求达到饱和状态后，不同阶层间的入学机会差距才会缩小。而EMI假设则认为，不同阶层间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并不会随着教育机会的增多而改变，“如果教育机会在数量上的差异是明显的，那么优势阶层将获取数量上的优势；如果教育机会在质量上的差异是明显的，那么优势阶层将获得质量上的优势”[4]。因此，尽管教育规模扩大，但优势阶层可通过使用他们的能力确保获得质量更好的教育，从而将劣势阶层的人群排斥在外。 （三）公平标准研究
当前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标准的判定，最常见的一种方法便是依据分派性的公平概念作为理论基础。即把全体公民或全体适龄公民作为等待分配的个体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作为被分配的资源，然后分别比较所有在校学生或某层次高校在校学生与社会整体在性别、民族、省际、城乡以及家庭状况等各项属性上的比例差异，从而得出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在人口的各项属性上的分配是否公平[5]。例如在讨论不同阶层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公平问题上，以“辈出率”为衡量标准来分析优势阶层和劣势阶层在入学机会上的差异情况。“高等教育以研究和传授高深学问为主，在研究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分配时，必须考虑到高等教育这个基本规律”[6]。在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分配对象方面应设定范围，即“具有接受高深学问能力的人群”。因为这一群体无论在地域、城乡还是性别的人口组成和整个社会适龄人口上都是存在差异的，所以，在全体公民范围内使用分派性公平概念来判断现状是不合理的。因此，我国在研究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标准上，应首先明确我国的基本国情，在此基础上进行科学、合理的比例分配，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反映和解决我国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上的实际公平问题。
（四）群体差异研究
1性别差异
近年来女性的地位得到不断提高。多数学者研究发现，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男女差异情况在逐渐得到改善，总体上男女两性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已经达到公平，但具体到城乡、不同类型学校以及专业，差异仍然存在。尤其是在学科层次方面，理工类男女两性高等教育不公平仍然比较突出[7]。也有学者指出尽管目前我国越来越多的女性接受了高等教育，但不能否认，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上“男强女弱”的性别差异状况仍十分显著。如宋韬认为女性更多的是在非普通高校入学机会中占有优势，这并不能掩盖男女在高等教育差距情况[8]。
2家庭资本差异
关于家庭资本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影响的相关研究较多，且对于家庭资本的衡量指标也大致相近，多是以父母职业、家庭收入情况以及父母受教育程度等来反映家庭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并结合各个指标分析家庭资本情况对学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张秀娟基于CSSCI数据，研究发现高校扩招弱化了家庭文化再生产机制和家庭权力资源转化机制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但由于受教育市场化的冲击，家庭经济资本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在逐渐增强[9]。黄四林通过对某“211工程”大学连续六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在优质大学中，家庭经济、社会和文化地位对学生的入学机会均会产生显著影响，且这种影响呈明显扩大趋势[10]。尽管多数学者均强调家庭资本对学生入学机会影响较大，但也有学者用实证研究证明了个人能力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过程中也起到重要作用。例如刘精明通过对清华大学“中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追踪研究”的相关数据分析后发现，虽然出身（家庭资本）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存在显著影响，但同时学生个人能力也发挥着极其重要作用，且高等学校的层级越高，对学生能力的要求越高，能力始终较大程度的高于出身对入学机会的影响[11]。
3民族差异
关于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民族差异的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少数民族考生与普通非少数民族考试在入学机会上的差异情况；另一方面是少数民族内部入学机会的差异情况。通过分析发现，早期研究更倾向于前者，如唐滢通过对2000年少数民族聚居的七个省份高等院校的少数民族在校生的调查发现，由于受到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多数地区高校少数民族学生比例明显低于该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比例[12]。而当前随着民族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新问题的进一步凸显，关于民族内部的研究在逐渐增多。对于少数民族内部的差异情况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不同少数民族间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存在显著差异，这其中包括数量和质量两方面的差异；不同少数民族其民族内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情况并不相同；同一少数民族内部，不同社会阶层子女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较大[13]。
4城乡差异
受城乡二元结构影响，我国城乡之间教育发展存在较大差距，不过随着近年来对农村教育的扶持力度在逐步加大，农村教育得到了有效改善。在高校扩招以及农村教育改善的影响下，我国城乡之间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也出现了新变化。从城乡学生高考报名、录取比例情况来看，通过“生源比例”比较发现，无论在高考报名人数还是考生录取人数上，农村考生年均增长水平都已超过城市考生，且录取的幅度比报名幅度更大。从高中升学情况来看，城市高中在高考升学率以及升入的高校类型上均要优于农村高中，城乡高中学生升学机会的差异极其显著[14]。而通过对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不同招生形式进一步分析发现，报送招生、自主招生、高考加分以及艺术特长招生等缺乏刚性程序的招生制度存在更大的城乡差异，城市学生从这些招生形式中受益更多。另外，不同层次的学校和专业，城乡学生的入学机会也存在差异，特别是优质大学和热门专业的入学机会的城乡差距较大[15]。
5省际差异
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省际之间的差异一直深受社会关注，通过分析发现，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省际间的差异主要受地区人口、教育资源丰富程度、地区经济水平差异、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直辖市、经济较发达地区以及西部民族地区优势比较明显，其录取比例较大，而人口较多省份的学生入学机会要相对较低。另外，许多部属高校在招生过程中存在明显的属地化倾向，如2012年上海市4所985院校在全国高招计划数约为15万人，其中投放给上海市本地生源地录取指标约为5000人，占全国计划总数的1/3[16]。因此不难看出，当前省际间的入学机会差异更多的是一种属地保护主义和反向歧视并行的“变异招生机制”，使得高等教育资源相对匮乏的人口大省的学生成为了主要的利益受害者。
（五）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原因分析
1经济发展的结构性不均衡
经济发展的结构性不均衡是造成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的根本原因。改革开放以来，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影响下，不同地区出现了经济发展的巨大差异。结构性的不均衡具体表现在省际间不均衡以及城乡间不均衡。省际间经济发展的差异，造成财富在省际间的分配不均，从而进一步影响不同省份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投入的差异。而城乡间的二元经济结构以及随之形成的二元户籍结构不仅加深了城市和农村在享受公共服务方面的差异，并且会造成社会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不同阶层的相对固化等问题。正是基于经济发展结构性不均衡所带来的种种问题，使得社会不同阶层通过教育来实现代际流动变得更加困难，教育尤其是相对稀缺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群体差异进一步凸显。 2高等教育制度的潜在缺陷
自我国高校扩招以来，高等教育发展迅速，规模越来越大，但高等教育成本过重却成了亟需解决的问题。为解决该问题，我国于1997年全面实行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制度，开始向学生收取高等教育学费。另外，我国优质高校发展的经费主要来源自政府，但非全部由中央政府拨款，而是由地方与中央共同承担，这意味着“教育部对高校控制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转让”，使得地方政府拥有更多对高等教育资源控制的能力 [17]，以上因素加剧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群体差异。一方面，成本分担制度的落实以及并不健全的高等教育资助机制，使得低层次人群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变得更加渺茫；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对于高校控制权的加剧，必然造成高校在招生过程中属地化的倾向，从而使得拥有更多高校资源省份的学生获得更多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而高校资源贫瘠地区的学生则相对比较吃亏。
3初、中级教育质量差异明显
初级和中级学校间教育质量的不均衡是造成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群体差异的重要原因。当前高校招生以高考成绩为主要依据，根据“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择优录取。而高考成绩的高低与学生之前所接受的教育质量的高低存在显著关联，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群体差异主要是初级教育以及中级教育积累的过程，是教育社会分层的延续和放大[18]。由于经济水平的差距，地区间教育资源并不均衡，即使同一地区也存在学校的分层，尤其是我国的高中教育，不仅存在“城市、农村”的分割，更重要的是“重点、非重点”的划分，形成初级、中级教育分层的基本特征。初级、中级教育的实际差异，使得不同群体所接受的教育质量存在不同，优势阶层群体拥有更多的机会和能力接受高层次、优质的教育，从而直接影响其高等教育入学机会。
4高考制度的隐性不公
在近十多年的高考制度改革过程中，无论在考试形式、命题方式还是招生权力分配等方面均进行了一定的尝试，如进一步扩大自主招生的学校范围、分省定额定线以及以地方高考命题代替统一命题等。不难看出高考改革过程中，其改革趋向是进一步将权力进行下移，给予地方更多支配高考的权利，有效发挥地方在高考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但是基于程序公正理论来看，分省考试命题、定分定额开展录取工作，已造成高考“制度性”不足，影响高考程序的公正，从而进一步滋生以权谋私和钱权交易等腐败现象的产生，造成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群体差异。
三、相关研究的不足和缺陷
（一）研究主题相对单一
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相关研究中，对于当前高校入学情况的实证分析较多，即很多研究者尝试通过数据比较对群体间的入学机会差异情况进行研究，而关于高等教育机会公平尤其是入学机会公平的理论研究较少。很多研究者并没有进一步将高等教育机会公平与教育机会公平进行明确的区分，没有注意到高等教育作为“准公共服务”其所具有特殊性，泛泛地将教育机会公平作为研究的理论依据和基础。这样必然会造成在研究过程中“理论抓手”的不牢靠，从而影响到研究的科学性。
（二）衡量标准需要进一步科学验证
多数以不同学生群体入学数量为衡量指标的实证研究中，研究者的目的在于通过分析不同群体入学数量情况的群体差异，从而反映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问题，但其科学性意义值得商榷。如在讨论阶层差异时所使用的“辈出率”、省际差异所使用的“录取率”以及性别差异所使用的“入学几率”等，均是以不同群体的入学数量为基础来反映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以数量反映公平的测量机制反映的情况相对宏观，即使在数量上达到公平，也不能证明不同学生入学机会的公平。因为每个人在高等教育入学的过程中所花费的时间、精力并不同，数量的比较并不能反映学生个体获取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难易程度。
（三）“入学机会”与“学校选择”没有很好区分
影响高等教育入学情况的因素包括教育体制内部因素、经济文化等社会外部因素、个人主观因素。研究高等教育入学情况是为了了解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的影响因素，即避免制度性、系统性等体制内部因素，减少经济、文化等社会外部因素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群体公平的影响。但需要注意的是高等教育入学情况也会受到个人主观因素（即学校选择）的影响，且这种影响通过数据比较是无法得到的。例如很多研究发现，我国男女学生在个别专业的入学机会上并不公平，理工科男性入学机会比女性更大，而在一些文科类专业上女性的入学机会要远远高于男性。但影响不同专业更多的是主观因素即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进行选择学校，而体制内部因素和社会外部因素对其影响较小，这样就很难通过数据来比较反映入学机会的公平问题。
（四）研究对象选择的科学性有待提升
在关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实证研究中，研究数据来源相对比较单一，多是选择一所学校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横向或纵向比较，这样必然会影响到研究结论的说服力和科学性。例如在学校所属地方面，学校所处地区的不同影响入读学生的具体情况，如果被研究高校在直辖市，受招生属地化的影响较大，其学生在城乡比例或不同阶层的比例情况均会造成分析结果方面的偏差。同样，学校学科类型的设置、学校优势学科类别、学校是否为重点等因素都会影响到最后的数据分析，从而不能够很好的反映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群体间的实际公平情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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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1990s， with the further expans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our country， the problem of higher education admission has always been the hot topic in society. This paper puts the higher education admission problem as the research object， retrieves related literature through the CNKI， and makes a summary on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literature and the content of the research hoping to understand the specific research trends and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s higher education entrance opportunity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later research or the problemss solving.
Key words： entrance opportunity； educational equity； research summary
（责任编辑：平和光）
[关键词]入学机会教育公平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 G649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5-5843（2016）10-0130-06
[DOI]1013980/jcnkixdjykx201610027
解决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问题对于缩小区域差距、提高国民整体素质以及促进地区教育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早在2010年，国家就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要探索缩小高等学校入学机会区域差距的举措，建立健全有利于促进入学机会公平、有利于优秀人才选拔的多元录取机制[1]。基于此，本文通过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以“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为关键字进行期刊类高级检索。其中以“主题”、“篇名”以及“摘要”为检索条件，再以“北大核心期刊”和“CSSCI”来源期刊作为筛选条件，共筛选出170条文献，去除一稿多投或与研究内容不符的24篇文献，剩余文献作为本次研究的论证依据。
一、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相关研究的文献分析
（一）相关研究的时间分布
通过对相关核心类期刊文献的时间分布情况进行统计，可以了解“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发展热度及受关注程度。由图1可知，随着1999年高教扩招以来，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开始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之后几年研究虽未中断，但研究成果数量并不多。直至2006年，高校入学机会问题才开始得到研究者的重视，这一年共发表9篇相关文献，并且在此后的几年间其热度不断增强。等到了2010年和2011年，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受关注度达到顶峰，统计数据显示：这两年相关文献发表数量分别为17篇和21篇。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国务院于2010年7月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在高等教育部分对高等教育未来十年的发展进行了科学规划和整体部署，从而引起了教育领域研究者的注意；另一方面，高等教育扩招达十年之久，给入学机会所带来的问题进一步凸显，这激发了学者们的研究热情。2011年之后，尽管研究数量有所下降，但研究热度不减。
（二）相关研究的主题分布
经统计，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相关文献的研究主题主要包括“差异研究”等（见表1）。高等教育入学实际机会差异的文献数量最多，达76条，约占总文献数量的521%，研究主要包括家庭资本、城乡等变量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介绍国外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经验，期望为我国实际问题的解决提供对策的文献共30条，约占总数的205%。另外，高考制度对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以及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保障机制、衡量指标、不同历史阶段回顾的相关研究也有所涉及。此外，研究主题比较集中，大多专注于依据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群体差异进行实证分析或比较研究，而概念、方法之类的理论研究较少。
二、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研究内容分析
（一）公平内涵研究
借鉴胡森教授的教育均等理论，高等教育公平包括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其中，由于机会公平的作用极为突出，因此，该话题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近年来，不同学者从不同维度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的内涵进行了丰富和扩充。从教育社会学即教育的社会公平性角度来看，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公平应包括数量公平和质量公平。从教育经济学角度来讲，作为稀缺的教育资源，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分配应考虑个体属性之间的差异，即资源应被不同社会群体均等享有。另外，从正义论的角度来看，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既要保障所有成员不受性别、种族、出身以及经济地位等因素的影响而能够均等的获取高等教育机会，同时又要根据补偿性原则为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和个人倾斜分配入学机会。
（二）理论工具研究
在分析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的问题上，有学者以布迪厄的资本理论为依据解释现实问题。该理论认为在一定的社会场域中，资本大致可以分为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三种资本可互相转换，形成总体性资本。因此，考生所在家庭总体性资本的多少便会成为影响其获得入学机会大小的重要因素。拥有较丰富家庭资本的学生更能获得相对优质的教育机会和资源，而家庭资本较少的弱势群体则只能退而求其次。在资本理论的基础上，有学者进一步以社会再生产理论对学生学术能力的高低进行解释。在不同群体学术能力差异的原因上，该理论强调学校是优势阶层进行代际传递的工具，“学校的作用就在于通过‘文化专断’和‘符号暴力’来传递统治阶级的文化，贬抑、或削弱其他阶层的文化”[2]。而这些优势阶层的专有文化或者专有符号，家长会在家庭生活中潜移默化的将其传递给子女，因此，学校教育的过程实质就是社会结构重新复制的过程，从而导致不同群体间在学校或专业类型上入读机会的差异。
另外，部分持排斥论观点的学者强调，造成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的原因并非仅仅在于不同群体的家庭资本差异，更在于“主导群体在社会意识和政策法规等不同层面上对边缘化的贫弱群体的排斥”。他们不仅用社会排斥理论分析当前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问题[3]，并以“最大化维持不平等”（简称MMI）和“有效维持不平等”（简称EMI）两种假设进行进一步解释。MMI假设认为随着规模的扩大，教育机会的增加并不会使教育系统中不同阶层的不平等程度减少，只有当较高层次的教育需求达到饱和状态后，不同阶层间的入学机会差距才会缩小。而EMI假设则认为，不同阶层间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并不会随着教育机会的增多而改变，“如果教育机会在数量上的差异是明显的，那么优势阶层将获取数量上的优势；如果教育机会在质量上的差异是明显的，那么优势阶层将获得质量上的优势”[4]。因此，尽管教育规模扩大，但优势阶层可通过使用他们的能力确保获得质量更好的教育，从而将劣势阶层的人群排斥在外。 （三）公平标准研究
当前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标准的判定，最常见的一种方法便是依据分派性的公平概念作为理论基础。即把全体公民或全体适龄公民作为等待分配的个体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作为被分配的资源，然后分别比较所有在校学生或某层次高校在校学生与社会整体在性别、民族、省际、城乡以及家庭状况等各项属性上的比例差异，从而得出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在人口的各项属性上的分配是否公平[5]。例如在讨论不同阶层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公平问题上，以“辈出率”为衡量标准来分析优势阶层和劣势阶层在入学机会上的差异情况。“高等教育以研究和传授高深学问为主，在研究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分配时，必须考虑到高等教育这个基本规律”[6]。在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分配对象方面应设定范围，即“具有接受高深学问能力的人群”。因为这一群体无论在地域、城乡还是性别的人口组成和整个社会适龄人口上都是存在差异的，所以，在全体公民范围内使用分派性公平概念来判断现状是不合理的。因此，我国在研究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标准上，应首先明确我国的基本国情，在此基础上进行科学、合理的比例分配，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反映和解决我国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上的实际公平问题。
（四）群体差异研究
1性别差异
近年来女性的地位得到不断提高。多数学者研究发现，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男女差异情况在逐渐得到改善，总体上男女两性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已经达到公平，但具体到城乡、不同类型学校以及专业，差异仍然存在。尤其是在学科层次方面，理工类男女两性高等教育不公平仍然比较突出[7]。也有学者指出尽管目前我国越来越多的女性接受了高等教育，但不能否认，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上“男强女弱”的性别差异状况仍十分显著。如宋韬认为女性更多的是在非普通高校入学机会中占有优势，这并不能掩盖男女在高等教育差距情况[8]。
2家庭资本差异
关于家庭资本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影响的相关研究较多，且对于家庭资本的衡量指标也大致相近，多是以父母职业、家庭收入情况以及父母受教育程度等来反映家庭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并结合各个指标分析家庭资本情况对学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张秀娟基于CSSCI数据，研究发现高校扩招弱化了家庭文化再生产机制和家庭权力资源转化机制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但由于受教育市场化的冲击，家庭经济资本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在逐渐增强[9]。黄四林通过对某“211工程”大学连续六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在优质大学中，家庭经济、社会和文化地位对学生的入学机会均会产生显著影响，且这种影响呈明显扩大趋势[10]。尽管多数学者均强调家庭资本对学生入学机会影响较大，但也有学者用实证研究证明了个人能力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过程中也起到重要作用。例如刘精明通过对清华大学“中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追踪研究”的相关数据分析后发现，虽然出身（家庭资本）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存在显著影响，但同时学生个人能力也发挥着极其重要作用，且高等学校的层级越高，对学生能力的要求越高，能力始终较大程度的高于出身对入学机会的影响[11]。
3民族差异
关于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民族差异的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少数民族考生与普通非少数民族考试在入学机会上的差异情况；另一方面是少数民族内部入学机会的差异情况。通过分析发现，早期研究更倾向于前者，如唐滢通过对2000年少数民族聚居的七个省份高等院校的少数民族在校生的调查发现，由于受到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多数地区高校少数民族学生比例明显低于该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比例[12]。而当前随着民族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新问题的进一步凸显，关于民族内部的研究在逐渐增多。对于少数民族内部的差异情况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不同少数民族间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存在显著差异，这其中包括数量和质量两方面的差异；不同少数民族其民族内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情况并不相同；同一少数民族内部，不同社会阶层子女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较大[13]。
4城乡差异
受城乡二元结构影响，我国城乡之间教育发展存在较大差距，不过随着近年来对农村教育的扶持力度在逐步加大，农村教育得到了有效改善。在高校扩招以及农村教育改善的影响下，我国城乡之间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也出现了新变化。从城乡学生高考报名、录取比例情况来看，通过“生源比例”比较发现，无论在高考报名人数还是考生录取人数上，农村考生年均增长水平都已超过城市考生，且录取的幅度比报名幅度更大。从高中升学情况来看，城市高中在高考升学率以及升入的高校类型上均要优于农村高中，城乡高中学生升学机会的差异极其显著[14]。而通过对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不同招生形式进一步分析发现，报送招生、自主招生、高考加分以及艺术特长招生等缺乏刚性程序的招生制度存在更大的城乡差异，城市学生从这些招生形式中受益更多。另外，不同层次的学校和专业，城乡学生的入学机会也存在差异，特别是优质大学和热门专业的入学机会的城乡差距较大[15]。
5省际差异
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省际之间的差异一直深受社会关注，通过分析发现，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省际间的差异主要受地区人口、教育资源丰富程度、地区经济水平差异、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直辖市、经济较发达地区以及西部民族地区优势比较明显，其录取比例较大，而人口较多省份的学生入学机会要相对较低。另外，许多部属高校在招生过程中存在明显的属地化倾向，如2012年上海市4所985院校在全国高招计划数约为15万人，其中投放给上海市本地生源地录取指标约为5000人，占全国计划总数的1/3[16]。因此不难看出，当前省际间的入学机会差异更多的是一种属地保护主义和反向歧视并行的“变异招生机制”，使得高等教育资源相对匮乏的人口大省的学生成为了主要的利益受害者。
（五）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原因分析
1经济发展的结构性不均衡
经济发展的结构性不均衡是造成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的根本原因。改革开放以来，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影响下，不同地区出现了经济发展的巨大差异。结构性的不均衡具体表现在省际间不均衡以及城乡间不均衡。省际间经济发展的差异，造成财富在省际间的分配不均，从而进一步影响不同省份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投入的差异。而城乡间的二元经济结构以及随之形成的二元户籍结构不仅加深了城市和农村在享受公共服务方面的差异，并且会造成社会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不同阶层的相对固化等问题。正是基于经济发展结构性不均衡所带来的种种问题，使得社会不同阶层通过教育来实现代际流动变得更加困难，教育尤其是相对稀缺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群体差异进一步凸显。 2高等教育制度的潜在缺陷
自我国高校扩招以来，高等教育发展迅速，规模越来越大，但高等教育成本过重却成了亟需解决的问题。为解决该问题，我国于1997年全面实行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制度，开始向学生收取高等教育学费。另外，我国优质高校发展的经费主要来源自政府，但非全部由中央政府拨款，而是由地方与中央共同承担，这意味着“教育部对高校控制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转让”，使得地方政府拥有更多对高等教育资源控制的能力 [17]，以上因素加剧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群体差异。一方面，成本分担制度的落实以及并不健全的高等教育资助机制，使得低层次人群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变得更加渺茫；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对于高校控制权的加剧，必然造成高校在招生过程中属地化的倾向，从而使得拥有更多高校资源省份的学生获得更多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而高校资源贫瘠地区的学生则相对比较吃亏。
3初、中级教育质量差异明显
初级和中级学校间教育质量的不均衡是造成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群体差异的重要原因。当前高校招生以高考成绩为主要依据，根据“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择优录取。而高考成绩的高低与学生之前所接受的教育质量的高低存在显著关联，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群体差异主要是初级教育以及中级教育积累的过程，是教育社会分层的延续和放大[18]。由于经济水平的差距，地区间教育资源并不均衡，即使同一地区也存在学校的分层，尤其是我国的高中教育，不仅存在“城市、农村”的分割，更重要的是“重点、非重点”的划分，形成初级、中级教育分层的基本特征。初级、中级教育的实际差异，使得不同群体所接受的教育质量存在不同，优势阶层群体拥有更多的机会和能力接受高层次、优质的教育，从而直接影响其高等教育入学机会。
4高考制度的隐性不公
在近十多年的高考制度改革过程中，无论在考试形式、命题方式还是招生权力分配等方面均进行了一定的尝试，如进一步扩大自主招生的学校范围、分省定额定线以及以地方高考命题代替统一命题等。不难看出高考改革过程中，其改革趋向是进一步将权力进行下移，给予地方更多支配高考的权利，有效发挥地方在高考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但是基于程序公正理论来看，分省考试命题、定分定额开展录取工作，已造成高考“制度性”不足，影响高考程序的公正，从而进一步滋生以权谋私和钱权交易等腐败现象的产生，造成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群体差异。
三、相关研究的不足和缺陷
（一）研究主题相对单一
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相关研究中，对于当前高校入学情况的实证分析较多，即很多研究者尝试通过数据比较对群体间的入学机会差异情况进行研究，而关于高等教育机会公平尤其是入学机会公平的理论研究较少。很多研究者并没有进一步将高等教育机会公平与教育机会公平进行明确的区分，没有注意到高等教育作为“准公共服务”其所具有特殊性，泛泛地将教育机会公平作为研究的理论依据和基础。这样必然会造成在研究过程中“理论抓手”的不牢靠，从而影响到研究的科学性。
（二）衡量标准需要进一步科学验证
多数以不同学生群体入学数量为衡量指标的实证研究中，研究者的目的在于通过分析不同群体入学数量情况的群体差异，从而反映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问题，但其科学性意义值得商榷。如在讨论阶层差异时所使用的“辈出率”、省际差异所使用的“录取率”以及性别差异所使用的“入学几率”等，均是以不同群体的入学数量为基础来反映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以数量反映公平的测量机制反映的情况相对宏观，即使在数量上达到公平，也不能证明不同学生入学机会的公平。因为每个人在高等教育入学的过程中所花费的时间、精力并不同，数量的比较并不能反映学生个体获取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难易程度。
（三）“入学机会”与“学校选择”没有很好区分
影响高等教育入学情况的因素包括教育体制内部因素、经济文化等社会外部因素、个人主观因素。研究高等教育入学情况是为了了解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的影响因素，即避免制度性、系统性等体制内部因素，减少经济、文化等社会外部因素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群体公平的影响。但需要注意的是高等教育入学情况也会受到个人主观因素（即学校选择）的影响，且这种影响通过数据比较是无法得到的。例如很多研究发现，我国男女学生在个别专业的入学机会上并不公平，理工科男性入学机会比女性更大，而在一些文科类专业上女性的入学机会要远远高于男性。但影响不同专业更多的是主观因素即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进行选择学校，而体制内部因素和社会外部因素对其影响较小，这样就很难通过数据来比较反映入学机会的公平问题。
（四）研究对象选择的科学性有待提升
在关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实证研究中，研究数据来源相对比较单一，多是选择一所学校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横向或纵向比较，这样必然会影响到研究结论的说服力和科学性。例如在学校所属地方面，学校所处地区的不同影响入读学生的具体情况，如果被研究高校在直辖市，受招生属地化的影响较大，其学生在城乡比例或不同阶层的比例情况均会造成分析结果方面的偏差。同样，学校学科类型的设置、学校优势学科类别、学校是否为重点等因素都会影响到最后的数据分析，从而不能够很好的反映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群体间的实际公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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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1990s， with the further expans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our country， the problem of higher education admission has always been the hot topic in society. This paper puts the higher education admission problem as the research object， retrieves related literature through the CNKI， and makes a summary on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literature and the content of the research hoping to understand the specific research trends and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s higher education entrance opportunity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later research or the problemss solving.
Key words： entrance opportunity； educational equity； research summary
（责任编辑：平和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