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电视台曾围绕『四相簪花』做过一期介绍古代男子簪花习俗的节目。网络上，也多有人撰文绘声绘色地讲述『四相簪花』的来龙去脉，但揭示其中历史文化内涵的则不多。笔者不揣浅陋，结合沈括所记录的『四相簪花』故事，試挖掘一下该故事背后的历史文化内涵。
　　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黄慎曾在雍正年间画过一幅《金带围图》扇面（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后来他还画过一幅《韩魏公簪金带围图》（现存于扬州博物馆）。福建宁化人许舟也曾于乾隆年间作《世代簪花图》。上海宝山人钱慧安则作《簪花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些画的主题都在讲述宋代一个较为有名的故事—四相簪花。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补笔谈》卷三中完整记录了该故事：
　　庆历中，韩琦以资政殿学士帅淮南。一日，后园中有芍药花开，分四岐，岐各一花，上下红，中间黄蕊间之，这就是“金缠腰”。当时扬州芍药未有此一品，故韩琦惊喜不已，花开一会，他就想邀请四位宾客前来赏花，以应四花之瑞。当时，王珪为大理寺评事通判，王安石为大理评事佥判，韩琦将他俩都请了过来。尚少一客，韩琦就想请判钤辖诸司使中官最长者，结果第二天，这位钤辖者身体有恙，不能来。于是韩魏公取过客历，想找一朝官，然过客中无朝官，唯有陈升之将任大理寺丞，遂命同会。饮酒赏花之余，韩琦剪四朵花，每人各簪一朵。后三十年间，四人皆为宰相。
　　有宋一代，“四相簪花”故事还曾先后被《后山谈丛》《清波杂志》《墨客挥犀》《丞相魏公谭训》《西畬琐录》等典籍转录，可见其影响深远。后人如此津津乐道“四相簪花”故事，那这个故事背后到底蕴含着怎样的深意？
　　“四相簪花”之花从何来
　　我们首先要说的是“四相簪花”里面的重要“道具”—花，即所簪之花从何而来？沈括有表，“韩魏公（韩琦）庆历中以资政殿学士帅淮南，一日，后园中有芍药一榦”。花是从韩琦的后花园而来。结合沈括后面所言“当时扬州芍药未有此一品，今谓之‘金缠腰’者是也”，四相所簪之花应为人工培育所得。
　　今人陈涛曾在《唐宋时期牡丹栽培技术的传承与发展—兼论栽培牡丹的出现时间》中推测古人开始人工栽培牡丹的大致时间，得出“唐代是栽培牡丹发展的关键时期，宋代是牡丹栽培技术体系发展的完备阶段”的结论。
　　事实上，得益于较为系统的栽培技术方法，宋代花卉的人工种植成绩非常显著。一些花卉如牡丹、菊花等经时人的悉心栽植和科学培育后，品种已有百余种。洛阳牡丹、扬州芍药及成都海棠亦成为各地特色，受到时人追捧。并且，以牡丹、芍药、菊花、海棠等为代表的观赏类花卉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独立的种植行业。宋史研究泰斗漆侠先生便首次从史学角度对宋代花卉种植业进行论述，他在《宋代经济史》中专辟一节对宋代花卉业发展的原因、花卉种植技术、园户的经营和生活状况等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概述。
　　宋代花卉种植的面积也在不断扩大。宋人张邦基在《陈州牡丹记》对牡丹种植面积有过直接描写：“园户植花，如种黍粟，动以顷计。”陆游也在《天彭牡丹谱》中说，天彭地区花户“连畛相望”。可见当时以牡丹为代表的观赏类花卉种植规模已非常大。
　　宋代花卉种植的兴盛也能从当时花卉专谱的大量出现中一窥端倪，上述张邦基《陈州牡丹记》和陆游《天彭牡丹谱》是其代表。在宋代，此类植物学专著进入了创作的爆发期，粗略统计有四十余种，其中不乏像欧阳修《洛阳牡丹记》、陆游《天彭牡丹谱》、范成大《范村梅谱》《范村菊谱》、周必大《唐昌玉蕊辨证》这样名震四方、权倾一时的士大夫领袖的作品。这些花卉专著在中国古代植物学专著的发展历程中发挥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就四相所簪的芍药花而言，在当时可算是扬州城的市花。有关扬州芍药的专谱在宋代就有四部，其中艾丑的《芍药谱》已佚，剩下的三部：刘颁的《芍药谱》记录扬州地区的芍药三十一种;孔武仲的《芍药谱》记录三十三种;王观的《扬州芍药谱》在前二谱的基础上，又新增八品，为当时之最。在这样一个全民栽花的大背景下，芍药也就顺其自然地进入韩琦的后花园，被其本人或花匠精心培育，才使得四相簪上此花。
　　宋代男子簪花习俗
　　谈完所簪之花，我们来谈谈簪花习俗。清人赵翼《陔余丛考·簪花》云：“今俗唯妇女簪花，古人则无有不簪花者。”“古人簪花”在宋代已有记载。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中说：“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王观在《扬州芍药谱》中也说：“扬之人与西洛不异，无贵贱皆喜戴花。”可见，在北宋前期，像洛阳和扬州这样的大城市中，簪花或已蔚然成风。
　　宋人簪花的习俗本不稀奇，但四相簪花最令今人感兴趣的应是男性簪花。与今天簪花为女性专有活动不同，古代男性（以唐宋时期居多）也簪花，多为士大夫阶层且含有较浓的政治意味。承继唐代遗风，在宋代就连九五之尊的皇帝也簪花以显尊贵。宋神宗就簪戴过牡丹中的花王姚黄。皇帝不但自己簪花，还为部分大臣戴花。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有宋真宗亲自为大臣戴花，令大臣受宠若惊的记录。
　　宋代男性簪花多因上对下的赐花而起，一般发生于禁苑之中、庙堂之上，因此，他们簪花多是向世人彰显朝廷对自己的重视之意。上为下簪花，或出于对下的宠爱，或出于对杰出人才的褒奖，受众对象极少，但这种示范作用却很明显，士人多将其视为莫大荣幸，向往之心潜滋暗长。簪花遂成一时风范，受到士人的普遍追捧和喜爱。这也就使得四相簪戴芍药花的行为在当时被视作正常的风俗现象。
　　四相为何簪花
　　“四相簪花”故事中，四位主人公依照当时风俗将人工培育的芍药簪于头上，之后，他们又先后官居宰相，这一故事便成为士大夫圈子里的美谈。但我们还要进一步谈谈四相簪花的文化动因，也就是四相为何簪花？四相簪花的故事又为何横跨数代，影响深远？
　　沈括在《梦溪笔谈·补笔谈》中曾说：“芍药一榦，分四岐，岐各一花。”这种花卉变异的自然现象与《宋书·符瑞志》中“芙蓉二花一蒂”等较为相似，均显祥瑞之象，所以也就有了韩琦“开一会，欲招四客以赏之，以应四花之瑞”的雅事。这里宕开一笔来简要谈谈宋及宋之前人们对花卉等植物变异的态度。 　　翻阅宋代之前的典籍，植物忽生、变异预示人间吉凶的记录已有很多，仅从各正史的“五行志”中便可窺其一二，如《汉书·五行志》有木生为人状、木仆反立、断枯复生的记录;《后汉书·五行志》有草妖的记录;《晋书·五行志》有木冰、梁折的记录;《宋书·五行志》有二花一蒂、木连理的记录，并增加了《符瑞志》;《南齐书·五行志》仿《宋书·符瑞志》撰《祥瑞志》;《新唐书》有华孽现象的记录;等等。至宋，“四相簪花”故事是士人阶层借花卉之变异对未来命运予以美好期许的体现，反映出该阶层撄紫夺朱和封侯拜相的愿望。
　　其实，中国古人倾向于将天下太平、皇位永固、风调雨顺等诸种期许渗透在植物变异之中，宋人概莫能外。《宋史·五行志》中此类记述不绝如缕：太平兴国六年（981年）正月，瑞安县民张度解木五片，皆有“天下太平”字;庆历三年（1043年）十二月，澧州献瑞木，有文曰“太平之道”;治平四年（1067年）六月，汀州进桐木板二，有文曰“天下太平”……笔记小说如《茅亭客话》《邵氏闻见后录》《东斋记事》《能改斋漫录》等亦载不少。
　　当然，在宋代植物变异引来嘉祥的记载中，士人之价值观表达得也最为充分。士人多借“莲生花双头”“松颠生二毬”等植物变异来表达科举中第的美好愿望。因此，在宋代，与“四相簪花”类似的故事比比皆是。如地中忽生莲，后莲生不已，遂成大池，芡荷甚茂，“入为大理评事”（《稽神录》）;杏树之上忽开蔷薇花，一年之间，“四迁轶”（《睽车志》）;梅接桃枝，无水自繁，“有闺门之戚”“明年为淮漕”（《夷坚志》）;等等。
　　上述各故事中主人公的心理行为是时人“无意识深层结构中透露出来的文化意识和因由”。这种社会心理行为不是即兴而发，而是经历很长一段时间形成的趋吉避凶、显宦荣通、富贵太平等观念印刻在时人头脑中所形成的某种触发机制，在某一时间点受某物（某类植物的忽生、变异等）的触动而开启，这种社会观念一旦形成并开启便影响数代。四相簪花的故事在之后的元、明两代也一再被提及，到了清代，因其所蕴含的吉祥富贵意义契合大一统王朝下士人的创作心态与文化心理，故以“金带围”为题的馆课赋竟持续了百余年。
　　“四相簪花”故事是古代尤其是宋代以来人与植物交互诠释的缩影。在古人眼中，植物不仅仅是自然界的生物体，还因其对社会结构、群体行为能产生某种生理或精神功效而具有特别的社会和文化价值。秦汉史专家王子今在评述秦汉树神木怪时曾说：“与树木有关的异象往往被理解为吉凶的征兆，也透露出值得注意的社会心理倾向。”这种社会心理因不同阶层价值观的介入形成了谶纬、物占及符瑞等系列文化，这些文化又反过来不断熏染民众，形成植物崇拜。簪花的四相将仕途通畅的美好憧憬寄予花瑞之中，现代的人们不也是将自己对未来美好愿望寄予在某类物品或某种行为上吗？
　　郭幼为，广东警官学院高教研究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