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好孩子成了“瘾君子”
　　
　　项东出生于太原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他是家中独子。父母虽然贫穷，但为人正直善良，在他们的熏陶下，项东从小养成了自立自强和乐于助人的好习惯，从小到大一直是班上的“三好学生”。
　　2004年7月，22岁的项东从太原一家重点大学毕业，分配到一家食品企业。工作一段时间后，项东经常感到劳累，四肢乏力，还经常感冒，但他以为这是身体的正常反应，一直没当回事。
　　2005年10月的一天，项东在加班时，突然腰背部异常疼痛，随后昏倒不省人事。同事们赶忙把他送往医院，经过几天的详细检查，医生诊断项东患了尿毒症，而且已经到了晚期!闻讯赶来的项东父母听到这个消息，差点晕了过去。
　　药物治疗了一个阶段，项东的身体没有明显起色。医生建议给项东做肾移植手术，并让项东父亲项国荣赶紧筹钱，他们会快速寻找合适的肾源。项国荣瞒着儿子四处借钱，筹了10万元又怕不够，最后只好把住了多年的两室一厅的楼房抵押给了银行。
　　2006年1月，医生通知项国荣，项东的肾提供者找到了，配型完全吻合!项国荣听后非常高兴，忙问：“这位好心人在哪?我要当面谢谢他!”不料医生却说，提供者不愿意透露姓名和身份，他们要为其保密。2月6日，医生们把项东和另一位刚去世的患者，也就是肾提供者一起推进了手术室，经过8个多小时，项东完成了肾移植手术，据医生说，手术非常成功!
　　住了一个多月院，项东回家了，可是他的身体还比较虚弱。他想去上班贴补家用，但父母不同意。为了还银行的抵押款和外债，已经办理内退的项国荣和妻子又出去找事做，每天从早忙到晚。虽然劳累，但他们对儿子的未来十分有信心，他们盼望儿子早点康复，将来好出人头地。然而。2006年4月的一天，项国荣中午下班回来，却看到一幕反常的现象：只见儿子正叼着一支香烟，躺在沙发上吞云吐雾。项国荣寻思儿子以前从不抽烟，这是怎么了?等晚上妻子回来，项国荣把儿子的反常和老伴说了。妻子刘桂华说：“儿子可能是觉得呆在家里太闷了，他事业心强，遭受这么大的打击，可能是借抽烟来发泄一下，过一段时间就好了。”
　　改天，项国荣刚要出去上班，项东一下把父亲叫住了：“爸，给我点钱，我想出去散散心。”项国荣随手给了儿子五百，说：“好好去玩玩，别在家里憋坏了。”项东闷声不响地出去了。
　　从此以后，项东就借故出去散心，早出晚归，项国荣感觉不妙：儿子以前可不是这样的啊!实在忍不住，他就询问项东每天都去哪了?项东支吾着说去上网了。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项国荣发现儿子的花费越来越大，不仅向他要的钱多了一倍，连妻子也是经常给他钱。为了还债，项国荣不得不加大工作量，同时不再多给项东零花钱。项东见父母不多给钱了，他动起了心思。
　　这以后，项国荣和刘桂华发现，家里总是莫名其妙地少东西，先是一些小件家具什么的，后来连家里的值钱东西，什么戒指啊存折啊，都不翼而飞了。这下可把项国荣气坏了，他没想到儿子会偷东西!10月的一天晚上，项东又要出去，项国荣一把将儿子拽住，说：“孩子，你到底是怎么了，能否跟爸爸说说?看你变成这样，爸心里好难过。你倒是说说你心里有什么想不开的，啊?”项东把嘴一撇，还想走，可项国荣铁了心要转变儿子的态度和行为，所以死拉着不松手。项东最后急了，一把将父亲推倒在地，扬长而去。项国荣想站起来拦住他，可发现自己头上有液体在往下流，一摸，才知道是头部碰到了桌角，出血了，他顿时心里一阵悲凉。
　　儿子的离奇转变惊醒了项国荣夫妇，一天，项国荣悄悄跟踪项东来到一家舞厅，只见项东走到一个流里流气的小青年跟前，悄悄地把几百块钱递给他，那人就交给项东一纸包东西。项东接过小纸包，找了个没人的角落，拿出打火机，把纸包打开，用打火机烘烤里面的东西，不一会，纸包里散出了青烟，项东把鼻子凑上去，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满足地舒了口气，像死尸一样躺在地板上。
　　项国荣这才明白：儿子吸毒了!他如五雷轰顶一般，扑上去猛烈地摇晃项东，项东从梦中醒来，见是父亲，脸上露出羞愧和惊恐的表情。项国荣忍不住一巴掌打在儿子脸上，然后拽着他离开了舞厅。
　　在项国荣夫妇的再三逼问下，项东终于承认了自己吸毒。他说从医院出来后，他就感觉心里慌慌的，起初，他抽烟，可是香烟根本无法抑制这种骚动。后来，他就去舞厅和其他混乱的场所，渐渐接触了毒品，也怪，毒品一到嘴里，他的那种骚动就停止了。项东起初非常害怕和自责，他想控制，可控制不了，他又不想让父母伤心，于是偷偷地吸毒……项国荣夫妇听完，一下瘫坐在地上。夫妻俩百思不得其解，以前懂事而正直的儿子怎么就吸毒了呢?
　　
　　震惊!医院竟给儿子移植了一个“毒肾”
　　
　　因怕家丑外扬，起初，项国荣夫妇没有对儿子采取措施，他们以为儿子本性良好，会改掉的。可那次以后，他们又发现项东在偷偷地吸毒，最后，两口子没办法了，只好于2006年底把项东强制送到太原某戒毒所戒毒。
　　在戒毒所呆了一个多月，项东的毒瘾基本解除了，回家后起初也表现得很老实。2007年2月的一天，项国荣在准备往工资卡里存款的时候，发现里面少了3000元钱，他顿时感觉不妙!等晚上项东回来，他逼问儿子钱到哪去了，才知道儿子又复吸了!项国荣夫妇万念俱灰。
　　项东再一次被父母送进戒毒所。项国荣夫妇含着泪把儿子染上毒瘾的前前后后讲述了一遍，当工作人员听说项东是移植肾脏后染上毒瘾时，他吃惊地说：“医院在给项东治疗期间，有没有过量使用麻醉和镇痛药物，比如杜冷丁或吗啡?”项国荣摇摇头，表示不知情。工作人员建议他去问问。
　　项国荣找到主治医生，向他打听当时项东用药的情况，在得知并没有过量使用麻醉药后，他仍不甘心，几次前往医院打探。渐渐地，医生和护士都对他避而不见，项国荣沮丧之际，正要撤退，却在一天接到一个匿名电话，是一位中年女士打来的，她自称是医院的一位工作人员，她透露说，当初为项东捐献肾脏的患者是一个吸毒人员，因心脏衰竭治疗无效死在医院。因为这位患者的家庭无力支付他剩余的医药费，医院于是提出在他死后摘取他的肾脏使用，以抵所欠的医药费。患者家属被迫同意了。巧的是，这名患者的肾与项东完全匹配，于是项东就移植了他的肾。听到这里，项国荣恍然大悟。
　　项国荣询问来电者的姓名，对方却拒不回答，再问，对方把电话挂了，等项国荣打过去，好半天没人接，向电信公司调查，才知是路边的插卡电话。项国荣失望地把电话放下。心中顿时涌起万丈怒火。难道是吸毒者的肾脏把毒瘾传染给了儿子?这可能吗?好像还没听说过这种事情。可是，假如不是因为移植肾，那么儿子又是为何染上毒瘾?带着种种疑问，他找到项东的戒毒医生，把自己打听到的情况告诉他。这位医生听后也连连称奇，说：“毒肾传染毒瘾的事似乎不大可能，但医院在您不知情的情况下把吸毒者 的器官移植给您的儿子，这种做法也有很大的问题。”
　　2007年5月，项东来到医院抽血化验，化验结果显示他的肾里有大量毒品残留。找不到证据证明医院对项东吸毒有责任，项国荣只好强压怒火，带着儿子回了家。他想，只要儿子能戒掉毒瘾，他就不追究医院的责任了。可是，项东被父母强制呆在家里，他的毒瘾难除，总是偷偷跑出去，这样不久后他又复吸了。看着儿子一天天沦落，项国荣气愤难抑。为了讨个说法，6月的一天，他找到医院，向医院提出索赔。
　　面对项国荣的质问，医院方面承认了捐肾者是一名吸毒者的事实，但同时也表示他们当初也很无奈，因为找不到合适的肾源，而项东的生命危在旦夕。说完，还把检查报告拿给项国荣看，上面显示该捐献者的肾脏功能正常。
　　此后，项国荣又去了几家权威医疗机构，都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他有些沮丧，又有些愤慨，他恨那些把“毒肾”移植给儿子的医生，更恨那些吸毒者，死了还要害人。他咽不下这口气，决心把医院告上法庭。
　　然而，经过和法官的交流，项国荣的心凉了半截：医学史上还没有内脏传染毒瘾的报告，医院的移植也基本符合现今颁布的有关器官移植法律，因此医院属于无过错方，项国荣打官司占不了任何便宜。项国荣接受了法官的建议，去和医院协商，然而医院对项国荣提出的20万元巨额索赔予以拒绝。为了息事宁人，医院提出给项东一点“捐赠”——5000元的慰问款。项国荣犹豫了一下，没有接受。他认为，儿子本来没有毒瘾，移植肾脏后就吸毒了，这肯定和医院有关啊!他不肯就此罢休。
　　
　　官司赢不下，“毒肾”却越来越凶险
　　
　　就在项国荣求告无门的时候，项东的身体却在恶化，2007年8月的一天，他腰部巨痛昏倒在地，经送医院检查，项东移植的肾有功能轻微衰竭的征兆!这可把项国荣夫妇吓坏了，也加重了他们对“毒肾”的疑虑。项国荣发誓，一定要向医院讨回公道。
　　当医院得知项东的肾出现衰竭前兆后，也感到十分惊恐，给了项东20000元人民币捐助。项国荣本以为医院能负担项东的。肾脏功能稳固治疗费用，可医院只肯出20000元，简直是杯水车薪；而且医院拒不承认对项东的病情负有责任，这也令项国荣夫妇大失所望。他不得不再一次请求法院立案审理。
　　2008年2月，法官在审阅了项国荣的起诉状后，认为项东的案例是非常特殊的，值得重视，但考虑到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医院移植的肾和项东吸毒有直接因果关系，那么医院就不存在明显的过错，依法不予立案。法官同时也告诉项国荣，有关器官移植的法律虽然已于2007年3月创立。但其中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项东的案子也无法从中找到任何依据。
　　虽然起诉医院没有成功，但项国荣还是执拗地相信，儿子的毒瘾一定和移植的肾脏有关，他向医院和专家呼吁，尽早研究出器官移植捐献者的内脏对接受者健康的影响程度。同时，他呼吁立法机构能够关注项东的案例，制定出更为完善的器官移植法，以应对千奇百怪的器官移植案例，更好地保护病人的权益。
　　
　　编后
　　
　　针对项东的案例，大成律师事务所的钟爱民律师说，器官移植法在我国一直是个空白，2007年3月31日颁布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虽然对器官移植做出了一定的约束和规定，但总的说来还是不能涵盖绝大部分器官移植情况和特殊案例。法律规定医院有为捐献双方保密的义务，因此，被捐献一方也就有可能对捐献者的身体和其他情况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这无形中就加大了器官接受者的健康风险，因此这一规定是应该得到修改和详细规定的。另外，器官移植还存在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移植的合适配型太难找，为了早日治愈病人，得到圆满的治疗结果，有些医院也存在不规范操作，甚至刻意隐瞒捐献者病情的情况，比如有的医院把艾滋病人的器官移植给健康人，致使后者感染上了艾滋病毒，这方面的教训是非常多的。钟爱民律师因此呼吁，有关部门早日出台更完善的器官移植法，并希望各级医院严格执行器官移植法规，切勿急功近利，做出有损患者健康和权益的事情。
　　如今，项东正在父母的看护下接受戒毒和肾脏康复治疗，毒瘾和肾脏衰竭暂时得到一定的控制。但医生说，项东的前景不是非常乐观，他们建议为项东做第二次肾移植，以彻底解决健康的隐忧。但即使这样，项东的毒瘾也不一定能随着肾脏的再移植而消除，况且他家现在已是一贫如洗，债台高筑，根本没有钱为他进行第二次肾移植，他虚弱的身体也不一定能承受手术的过程。摆在项东面前的是一条艰辛无比的生活之路，而他的父母，也将在为儿子不断的担忧和操劳中平添许多白发。
　　
　　(责编，王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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