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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学界对环境保护的研究日甚，其中不乏宗教生态学的研究，也有不少关于宗教信仰对环保行为影响的定量研究，但研究结论不尽相同。近年来，宗教在我国得以快速发展，但却鲜有宗教影响环保行为的定量研究，更没有关于不同宗教对环保行为的影响，以及对其作用机制的探讨。本研究基于CGSS2010年的數据，实证检验了宗教信仰对民众环保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居民的宗教信仰对于促进其自身的环保行为具有积极正向作用，主要是促进了其公共领域的环保行为。在进一步考察不同的宗教信仰对环保行为的影响时，发现不同宗教对环保行为的影响存在显著的不同。相较于外来宗教，本土宗教对环保行为的影响正向且更为显著，其中影响程度最大的是佛教。宗教通过对个体的价值观、环保态度的影响来影响环保行为，尤其是影响公共环保行为和私人环保行为。在利用工具变量缓解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之后，以上结论仍然成立。
关键词：宗教;公共环保行为;私人环保行为
中图分类号：D08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11/j.cnki.sxsx.2021.02.014
Religious Belief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ehavior Choice of Chinese Residents
HUANG Jun-jie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With the increasing prominent environmental problems，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been studying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ay by day. There are not only religious ecology studies， but also a lot of quantitative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religious beliefs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ehavior， but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are different. In recent years， religion has been developing rapidly in China， but there is little quantitative research on religious impact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ehavior， let alone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religions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ehavior and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Based on cgss 2010 data， this study empirically tests the impact of religious beliefs on people’s environmental behavior.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ligious beliefs of residents have positive effect on promoting their ow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ehaviors， but mainly promote their public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ehaviors. In the further study of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religious beliefs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ehavior， it is found that different religions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impact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ehavior. Compared with foreign religions， the impact of local religions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ehavior is positive and more significant， among which Buddhism is the most influential. The analysis of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shows that religion influences environmental behavior through the influence of individual values and attitudes， especially public and priva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fter using tool variables to alleviate the potential endogenous problems， the above conclusions are still valid.
Key words：religion; public environmental behavior; private environmental behavior
一、引言 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全球性的三大危机引发了学界对全球环境危机问题的持续性关注。不同的学科试图通过不同的方法来解决这场危机，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其中，以经济学的视角为主导的分析路径正逐步成型。传统的解决方案侧重于由大型工业源所造成的污染，而不是由个人造成的污染[1]，政府对造成污染问题的个人活动几乎没有直接的限制[2]。实际上，个人是造成环境问题的重要原因。例如，个人过度和低效使用能源、过度驾驶、越来越多地处置电子废物以及焚烧、填埋和不当处置废物等行为是空气污染问题的主要来源[3]，是造成臭氧问题的主要原因[4]。随着人口的持续增长，个人对空气、废物和水污染等问题的影响与日俱增，个体行为甚至是当今许多最严重的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5]。然而，个体所造成的污染具有外部性，且损害通常是由众多个人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个体不清楚自身环境行为的成本与收益，缺乏改变损害环境的行为动机。所以，要解决个体的环境污染问题就需限制个人对环境的破坏性选择，或至少促使个人采取行动减少其对环境造成的损害[6]。
那么，假定政府的某些干预措施是必要的，要求或鼓励个人减少或避免有害环境的行为，什么方法最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呢？显然，那些针对大型工业污染源的解决措施可能无法解决个人的环境问题。如政府管制与基于市场的交易方式的方法主要是针对企业的排污行为，若用于监管个人的污染行为则将是糟糕的工具选择，可能是低效的。由于要监管的个人数量很大，使其在行政上是困难和昂贵的，政治上也可能是不可行的[7]。而且，为个人实施污染交易计划可能会对个人看待污染的方式产生负面影响，鼓励他们将污染视为一种权利，而不是一种应避免的有害活动[8]。同样，对个体的污染行为征税可能会面临激烈的反对，而鼓励个体环境友好行为的补贴却可能因为高成本使得政府缺乏资金支持[9]，即使有资金，在政治上也不能接受将足够的资源用于补贴方案，以实现个人行为的必要变化[10]。此外，补贴可能向消费者发出信号，“应该把对环境的关注视为一种代价，而不是一种责任”，从而可能“对个人的环境价值观产生负面影响，并加大应对环境危害的难度”，由此可能会“排挤”负责任的行为[11]。最后，信息披露可能是影响个人环境意识及行为的最有希望的工具。过去几十年来，美国国会在环境治理方面开始更多地依赖“知情权”法律，各州和非营利组织也采取积极行动，利用信息披露作为促进环境保护的工具[12]。过去实施的信息披露法和方案侧重于教育公民了解工业来源的污染和有害环境的行为，从而强迫或鼓励公司减少其污染和有害环境的活动。Vandenbergh[13]和Dernbach[14]认为，可以利用信息披露法教育公民了解他们自己的有害环境行为和这些行动的影响。采用的信息披露方案可以从側重于披露“描述性信息”进一步发展成“具有说服力的信息”，披露能够激活规范的信息以说服个人改变他们的行为，说服个人避免对环境有害的行为，以解决个人行为造成的各种环境问题[15]。也就是说Vandenbergh认为政府的信息披露法和其他信息披露努力可用于激活有利于环境保护或个人责任的“个人规范” “个人规范”是在Ellickson（1991）开创性的“无法律的工作秩序”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其工作重点是“社会规范”，认为别人重视一种行为，并会非正式地奖励或制裁不遵守行为。根据社会规范理论，个人的选择受到他们的信念的强烈影响，即其他人会奖励或制裁这些选择。。个人规范是一个人有义务行动的信念，即使在别人不会奖励他的情况下也是如此（Dernbach，2008[16]Vandenbergh，2005[7]）。没有正式的法律要求，个人也经常相互合作，因为他们受到规范的强烈影响。个人规范对个人行为的影响与社会规范基本相同，在影响个人行为方面，个人规范比社会规范更重要（Vandenbergh & Steinemann，2007[18];Green，2006[19]）。一旦这些个人规范被激活，个人将减少其对环境的有害行为。当个人了解到自己的行为对环境和公共健康造成了特定的危害时，他们可以通过采取不同的行动来减少这些伤害。因此，激活个人规范是改变个人行为以减少个人对环境有害的行为的最佳途径[20]，通过信息披露激活个人规范将比以指挥和控制或基于经济为基础的替代方案更有效，且是自主实施的行为选择[21]。环境规范激活理论认识到个人规范在影响个人行为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积极探索政府如何鼓励个人采取那些对环境敏感的行动。但是，在政府广泛采用信息披露作为影响个人行为改变以解决环境问题的工具方面存在着一些重大障碍。首先，信息披露运动必须向个人提供能够激活个人规范的信息类型，如有利于环境的保护行为、个人责任和互惠的准则等以鼓励个人改变行为，但大部分机构不具有专门的社会科学家来设计、实施和评价利用信息改变个人行为的方案。其次，信息披露必须确保“准确、明确、完整和不偏不倚地提出”，这些会限制机构努力提供基本的描述性数据，而且很难向个人收集、查明和传播其行为在多大程度上造成环境问题以及其行为的变化能在多大程度上减少这些问题的信息。再次，规范的激活并不能保证在所有情况下都会改变任何类型的个人行为，因为其他限制因素，如经济障碍或他人或社会规范的影响，可能会阻止个人改变其行为[22]。显然，政府可以利用信息披露运动来激活个人规范，鼓励个人避免对环境有害的行为，各国政府也应继续探索和实施旨在启动规范的信息披露运动。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信息披露运动和规范并非改变个人环境有害行为的最佳途径[23]，且仅将环境问题置于科学和技术管理政策范围内受到了广泛批评，毕竟环境问题仅仅是一个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对周围世界的态度才是一个根本原因[24]。宗教已经被证明影响了人们对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态度（Beck and Miller，2000[25]）。Weber指出，宗教思想至少在正确的历史环境下，能够“成为历史上的有效力量”[26]。当政府开始针对个体行为来应对各种由个人行为引起的显著的环境问题时，一些教会和宗教组织在激活个人规范和影响个人行为方面所具有的专门知识，已经在这一领域发挥了带头作用，能够而且已经在规范、启动和影响环境意识、行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启动了个人的管理规范和社会正义，通过言论和行动传递了强有力的信息，在影响个人行为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促使个人态度和行为发生变化，并在团结社区和在环境正义争议中设置争端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2]。所以，技术官僚和世俗的生态危机解决方案缺乏宗教的潜力，无法激发必要的根本性社会变革以避免全球危机，“虽然生态意识无法打动我们，但恢复地球面貌的宗教动力可能会发生”[27]。 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宗教信仰影响居民环境保护行为的研究做出贡献。首先，从不同角度探讨中国居民宗教信仰对居民环保行为的影响。研究丰富了环境保护文献。其次，利用中国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中国居民的宗教信仰在促进自身的环保行为，包括公众私人环保行为和公共环境行为两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据我们所知，我们是第一个报告这一发现的人。这丰富了宗教信仰对个体环境保护行为的研究。最后，本研究结果不仅对正在探索和改善环境的政府，而且对宗教组织和个人都有重要意义。
本文的其余部分安排如下。在第二节中，我们回顾了相关文献并提出了我们的假设。在第三节中，我们将解释数据和变量信息。第四节是实证结果。第五节是研究结论。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的提出
20世纪6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人类文化、宗教和环境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感兴趣（Benson，2000[28];Taylor，2005[29];Deane-Drummond和Strohm，2011[30]）。1996年发起的哈佛大学世界宗教研究中心“宗教与生态”系列帮助建立了一个关于环境危机的跨学科对话，审查了各种宗教的信仰、态度、仪式和教义的生态含义，以及公共政策和环境伦理的各个方面，这些研究通常被认为是宗教生态领域的起源。宗教和生态学自20世纪90年代产生了大量的学术成果（Birch et al.，1990[31];Gottlieb，2006[32];Kinsley，1995[33];Boyd，1999[34];Schultz et al.，2000[35];Anderson，2012[36];Veldman et al.，2012[37]）。耶鲁宗教论坛指出，宗教和生态学的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学术领域，与其他学科（例如科学、经济、教育、公共政策）进行对话，寻求全球和地方环境问题的全面解决方案（Gottlieb，2004[38]）。对宗教和生态的研究表明，纵观历史，宗教塑造了人类的行为、生存和适应[39]，“宗教作为世界上大多数人民生活中普遍而强大的力量，至少在理论上是能够动员数百万人处理气候变化问题的。”[40]许多宗教都认为自然环境的退化是道德上的失误，越来越多的研究探索宗教如何单独和集体地积极应对人为气候变化（Posas，2007[41];Reder，2012[42];Tucker and Grim，2001[43]）。一些学者主张宗教可能产生一种亲环境管理的效果（Kanagy and Willits，1993[44];Kanagy and Nelsen，1995[45];Kearns，1997[46];Shaiko，1987[47];Shibley and Wiggins，1997[48];Wolkomir et al.，1997a[49]、 1997b[50];Woodrum and Hoban，1994[51];Woodrum and Wolkomir，1997[52]），然而也有研究认为宗教因素与环境关注之间几乎没有关系（Boyd，1999[53];Greeley，1993[54];Hayes and Marangudakis，2000[55]、2001[56]）。当然，之所以会出现相互矛盾的结果，可能是因为研究人员使用了宗教和环境取向及行为的不同的测量方法[57]。
在中国，尤其是大陆的宗教环境与西方大不相同，那么宗教信仰是否会对居民的环保行为选择产生影响呢？有学者认为，建国以来，政策一直是倾向于宗教管制，各教派的宗教活动均在这一政策大环境下，其发展也是不能大张旗鼓地进行，所以宗教很难在社会生活中成为主流从而影响民众。在中国人们宣称的信仰类型以及宗教活动的参与对环境污染状况的判定的影响统计不显著（李若木，2010[58]）。卢云峰和梁景文（2009）对华人社会的宗教与环保所进行的研究同样认为宗教与环保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宗教团体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59]。然而也有其他学者通过理论分析认为宗教文化所包含的环境思想会对个人思想意识和行为渗透，从而影响人与自然的关系，促进个人对环境的保护。学者主要从定性研究的层面对宗教中蕴含的生态知识做出分析（马克林，2003[60];闫宏秀、安希孟，2005[61];梁晓俭，2006[62];陆群，2006[63];张建芳，2007[64];闰韶华，2006[65];王晓斌，2015[66]），探讨少数民族村落的宗教信仰文化中的生态环保思想（吴之清，2003[67];李晓莉，2004[68];袁国友，2005[69];林幼斌、黎纯阳，2006[70];王汝发，2007[71];景军，2009[72];刘荣昆，2009[73];田银华，2010[74];马伟华、早蕾，2011[75]），研究发现不论是自然宗教还是道教、佛教、伊斯兰教等都包含了惊人相似的宗教生态观，即人与自然是相互依存的，不同的宗教信仰所包含的相似的生态理念影响着信徒的环境行动，为环境保护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了第一个假设：
假设1：宗教信仰会促进居民的环保行为。
另外，某些宗教是否比其他宗教更有可能鼓励他们的信徒从事有利于环境的行为？到目前为止，已有的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答案是肯定的（Dietz etc.，2005[76]）。但是已有的研究更多地是从学术角度命名和分类宗教，虽然一些研究回顾了那些可能有助于塑造人们的环境态度的圣经和教义，但是经验性的研究对比不同宗教团体成员的环境态度的文献相对较为缺乏（Kearns，1996[77]）。20世纪60年代中期，Lynn White提出，我们的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基督教[78]，尤其是美国基督教中最保守的部分（“福音派”）与其他人口群体相比，他们对全球变暖的关注要少得多，用于环境保护的资源消耗的兴趣也要小得多（Barna Group，2007[79]），在这种情况下，信仰会对环境行为产生负面影响。许多研究者发现保守宗教的多样性措施与环境关注的各指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Eckberg and Blocker，1989[80]、1996[81];Guth et al.，1993[82]、1995[83];Hand and Van Liere，1984[84]），而非基督教徒、天主教和教条主义者更可能支持环境支出[85]。Huntera和Toney[86]通過实证检验发现当代摩门教徒与普通美国人口的不同之处，虽然摩门教徒倾向于表达更大程度的环境关切，但他们不太可能采取反映这种关切的具体行为。 目前中国的宗教局面较为复杂，不仅存在着多种宗教并存的状况，而且中国信众的信仰状况也较为复杂，一个人可能有多种宗教信仰，其信仰还可能糅杂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也就是所谓的封建迷信所持有的超自然的观念，它们零碎繁多，区别于宗教但又类似于宗教，这无疑增大了研究的难度，因此，在研究时一定要小心区别对待，才能辨明对环保产生影响的因素（李若木，2010），但是中国在该领域的研究尤其鲜少定量研究。卢云峰和Graeme Lang（2009）认为强调自利与个人主义的民间宗教更多地推动地方上的环境保护，而强调利他和集体主义取向的宗教团体则更具心系苍生、环保天下的气质。李若木（2010）运用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了宗教与环境污染判定关系，认为在中国人们宣称的信仰类型以及宗教活动的参与对环境污染状况的判定的影响统计不显著，而有关神的观念、来世命运等观念发挥了一定作用的影响[58]。但是其有关环境的变量采用的是对环境污染的判定，而不是直接对环保态度和行为的直接测量，然而认为环境污染严重的人在现实中并不一定就会更有可能关注环保并且参与环保活动，这是两个并不相同的概念。万翀昊，司汉武（2015）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宗教信仰对居民环境行为的影响，宗教信仰是影响居民进行环境保护行为的有利影响因子[87]，但只是将宗教信仰与环保行为进行回归，没有考虑内生性问题，也并未就公众的环保行为进行区别，并且未考虑到不同宗教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了第二个假设：
假设2：中国不同的宗教信仰对居民的环保行为有不同的影响。
在验证了宗教信仰与居民环保行为的相关性之后，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探析宗教信仰是如何影响居民环保行为的。不同宗教的价值观和教义各不相同，可能包含不同的环境思想，从而造就不同的环保行为。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了第三个假设：
假设3.1：中国宗教信仰通过对价值观的影响来影响居民的环保行为。
假设3.2：中国宗教通过影响环保态度来影响居民的环保行为。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模型与变量处理
1.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有关个体的宗教信仰以及环境行为等数据均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调查与数据中心负责执行的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简称CGSS2010）由于要研究的是宗教信仰对环保行为的影响，仅CGSS2010的问卷调查涉及环保行为，故仅选用CGSS2010年的数据。这是我国最早的综合性、连续性和全国性的学术调查项目，其抽样范围涵盖全国100个市级单位和5个直辖市（本研究所用的数据仅涉及其中的88个市），480个村/居委会，总样本量为12000个个体。在CGSS2010里专门设立一个模块用来询问个体的宗教信仰，除了询问受访者的宗教信仰，还询问了其家人以及所处环境的宗教性。同时，CGSS2010问卷还包含环境（ISSP）扩展板块，就被调查者的环境意识、环保知识以及环境行为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就研究主题而言，本文最感兴趣的两个变量是宗教信仰和环保行为。因此，CGSS2010调查的覆盖范围广，能够较好地反映中国社会的情况，为本文的研究提供良好的数据支持。
2.变量的选择
（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Behavior代表居民的环境行为。参照孙岩等（2012[88]）、亢楠楠和王尔大（2017[89]）的研究，结合社会背景，本文将环境行为划分为私人环保行为与公共环保行为2个维度。其中，私人环保行为包含3个选项，具体见表1。而对于公共环保行为，本文使用CGSS2010中的公众的环境支付意愿替代其公共环保行为，共6个选项。但是，由于“您是否就环境问题签署过请愿书？”、“您是否给环保团体捐过钱？”、“您是否为某个环境问题参加过抗议或示威游行？”这三个选项的样本的信度、效度均没有通过有效性检验，所以本文未采纳这三个选项。因此，最终每个维度各包含3个子维度，如表1所示。
首先，为剔除缺省值、无效值等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本文根据研究需要对样本进行筛选：在CGSS2010的问卷中，居民的私人环保行为分别用-3、-2、-1表示“拒绝回答缺失值”、“不知道缺失值”以及“不适用缺失值”，予以剔除;公共环保行为则除了上述三个缺失值外，还用8表示“无法选择”，予以剔除。
对所采用的六个选项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如表2显示，量表的内部一致性、可靠性和稳定性都比较好，各组成部分建构效度理想。另外，在CGSS2010问卷中，居民的私人环保行为与公共环保行为有不同的分级，其中，私人环保行为包括“总是、经常、有时、从不”4个等级;而公共环保行为则包括“非常愿意、比较愿意、既非愿意也非不愿意、不太愿意、非常不愿意”5个等级。为了消除两个维度评分标准不一致所带来的影响，本文在求总分后划分为3级Likert量表制的处理，1～3分分别代表居民“从不、偶尔、经常”的不同频率的环保行为。
（2）解释变量
CGSS2010年通过“您的宗教信仰”对宗教信仰进行询问，选项包括“不信仰宗教和信仰宗教”两个，其中，信仰宗教下设“佛教、道教、民间信仰（拜妈祖、关公等）、回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其他基督教、犹太教、印度教和其他”等选项。由于“东正教、其他基督教、犹太教、印度教和其他”选项的人数过少，故在本文构造的数据集中将这五个选项合并处理。为了更加细致地考察宗教信仰对环保行为的影响，本文参照阮荣平等（2014[90]）的做法，采用了三种不同的分类方式来衡量个体的宗教信仰状况。第一种是仅将宗教信仰区分为“不信仰宗教”和“信仰宗教”两种，其中，信仰宗教的人数为1526人，占样本总量（11783为了更全面地了解我国民众的宗教信仰情況，此处对信仰宗教人数的统计以及样本总量均为未剔除各项变量缺失值前的数量，所以大于后文实证研究中剔除了各项变量缺失值后的数量。）的12.95%;第二种是将“信仰宗教”进一步区分为“信仰本土宗教”和“信仰外来宗教”。通常认为道教才是中国的本土宗教，但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主体和精髓的儒释道文化早已作为一种文化命脉和精神基因渗入中国人的骨髓和血液之中，由此可认为佛教亦是中国本土化宗教。据此，本文的“信仰本土宗教”包括佛教、道教和民间信仰，其余的则归为外来宗教;根据对样本的统计结果：“信仰本土宗教”的人数为967人，占样本总量（11783）的8.21%，占信仰宗教者（1526）的63.37%，说明我国民众的宗教信仰还是以本土宗教为主。第三种是为了进一步研究、对比不同宗教对环保行为的差异性影响，将宗教信仰进一步细分为佛教、道教、民间信仰、回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信仰。其中，佛教信徒670人（占样本总量的5.69%）、道教信徒23人（占比为0.2%）、民间信仰者274人（占比为2.33%）、回教/伊斯兰教信徒285人（占比为2.42%）、天主教信徒27人（占比为0.23%）、基督教信徒236人（占比为2%）、其他宗教信徒6人（占比为0.05%）。但由于该分类方式较细，可能会导致有些宗教信仰的观测值过少并影响到结果的稳健性。 在众多研究中，个人的人口学特征都被看作是重要的控制变量[91]，已有研究也证明人口统计因素对环境保护行为有影响（洪大用等，2011[92];万翀昊，2015[87];洪大用，2005[93]），本文将控制人口统计因素，控制变量具体包括性别、年龄、居住地、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户口、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工作经历、孩子数量、政治面貌等。（1）性别。环境关心的性别差异研究没有一致性结论，女性比男性更关注环境保护（Mc Stay、Dunlap，1983[94];Mohai，1992[95];Hunter etal.，2004[96];王玉君等，2016[97];施生旭，甘彩云，2017[98〗），亦或是男性比女性更关注环境保护（Arcury，Christianson，1990[99];Hayes，2001[100]），且中外的研究结论也不尽相同（洪大用等，2005[101];洪大用，2011[92]）。（2）年龄。西方的研究更多显示，因为年轻人的信息接收能力更强，可能比老年人更關心环境问题（VanLiere、Dunlap，1980[102〗;Fransson etc.，1999[103]）。也有研究证明，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倾向于保护环境（Shen、Saijo，2008[104]），但洪大用和肖晨阳（2007[101]）研究发现年龄对环境关心没有显著的直接作用。CGSS2010原始数据给出的是被调查者的具体的出生日期，本文据此计算了被调查者到2010年的年龄。（3）居住地和户口。相对于农村地区，城市可能面临更为严重和复杂的环境问题（Dunlap and Van Liere，1978;Fransson、Garling，1999[103]），且能获取更多的环境信息，所以，居住地或户口在城市的居民可能更关心环境问题。CGSS2010原始数据中区分了“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蓝印户口、居民户口（例如户籍制度改革后的广东）、军籍、没有户口、其他”，其中“蓝印户口、居民户口、军籍、没有户口、其他”的数量很少，本文将“蓝印户口、居民户口、军籍”合并入非农业户口，将“没有户口、其他”合并入农业户口。（4）受教育程度与家庭年收入。当社会逐渐富裕起来后，公众从原来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即从关注基本物质需求转变到强调生活质量、自我表达和环境保护，所以，一般认为人们受教育水平越高，家庭经济状况越好越促进了其关心环境，使得其环境参与或支持增加[105]。有研究证实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群对环境更为关心，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个人可能对环境质量有更高层次的需求，也更有时间和精力去参与环境行为（洪大用，2011[93];龚文娟，2008[106];Scott and Willits，1994[107];Howell and Laska，1992[108];Buttel and Flinn，1974[109];Shen and Saijo，2008[104]）。但也有研究表明收入、教育与环境保护无显著相关（Dunlap and Van Liere，1978103;王建明，2010[110]）。CGSS2010原始数据中对教育程度划分得较细，包括：“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私塾、小学、初中、职业高中、普通高中、中专、技校、大学专科（成人高等教育）、大学专科（正规高等教育）、大学本科（成人高等教育）、大学本科（正规高等教育）、研究生及以上、其他”，分别取值1-14，分数越高，基本上能够反映出教育程度越高。但其中9个样本为“其他”，取值为最大值14，存在干扰，故本文将这9个样本取值由14改为样本均值5。（5）婚姻状况与孩子数量。通常假设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更有可能采取环保行为[111]，家庭婚姻关系可视为一种社会责任，已婚或者孩子数量越多的家庭更为重视环保问题（欧阳斌等，2015[112]），一些学者则认为已婚家庭更关注家庭生活及质量，更少有精力关注周围环境的变化（贺爱忠等，2012[113]），但也有人认为婚姻状况与环保行为之间没有关系（施生旭等，2017[98];龚文娟，2008[106]）。在CGSS2010原始数据中1-6分别对应：“未婚、同居、已婚、分居未离婚、离婚、丧偶”。（6）健康状况。环境质量与个人的健康息息相关，但是，暴露在同样的环境风险中，身体健康状况不同的个人对环境风险有不同的感知，身体健康状况较差的群体应该会有较高的环境关心，越可能关注环境问题。已有的研究未将其纳入控制变量之中。CGSS2010原始数据中，1-5分别对应：“很不健康、比较不健康、一般、比较健康、很健康”。（7）工作经历。工作经历会赋予个人不同的经验、解决问题的思路乃至心态和视野，所以，可以假定工作经历会影响个人对环境保护的意识和行为，工作经历对环保有一定影响（黎文靖等，2016[114]）。CGSS2010原始数据中1-6分别对应：“目前从事非农工作、目前务农，曾经有过非农工作、目前务农，没有过非农工作、目前没有工作，而且只务过农、目前没有工作，曾经有过非农工作、从未工作过”。（8）政治面貌。已有研究表明政治倾向会影响环境行为（VanLiere etc.，1980[102]），个人的政治面貌可以反映一个人的经济、社会地位，通常只有优势阶层才能拥有入党资格或加入民主党派，所以可以假设作为中国社会的精英团体的党员和民主党派成员有更高的环保意识，更愿意参与环保活动（王玉君等，2016[97]），但也有研究表明政治面貌对环境行为没有影响（王薪喜等，2016[115]）。在CGSS2010数据中，被调查者的政治面貌具体分为“共产党员、民主党派、共青团员、群众”。
（3）工具变量
信教公民从事集体活动即宗教活动时，一般应当在经登记的寺观教堂和其他固定宗教活动处所内举行[116]，因此，宗教活动场所的数量就可用以反映信徒的数量及其宗教性，有可能成为个体宗教信仰的一个很好的工具变量。密歇根州立大学、普渡大学和武汉大学共同开发的“空间宗教分析系统”参见网址：http：//religioninchina.org/ResearchSystem/Content.aspx id=3。——记录了当代中国各省每一个宗教活动场所的名称、具体位置、建造年份等较为丰富的信息。 根据这些信息本文构造了各省各年的宗教活动场所数量。具体来说，使用的工具变量是2004年各省每万人所拥有的宗教活动场所数量、2004年各省每万户所拥有的宗教活动场所数量，以及2004年各省每万平方千米所拥有的宗教活动场所数量。阮荣平等（2014）使用的工具变量有三个时间点：建国前、改革开放之前和2004年，但本文在“空间宗教分析系统”中仅能找到2004年数据，所以没有使用建国前、改革开放之前的变量。另外，本文比阮荣平等（2014）增加了各省每万户所拥有的宗教活动场所数量。
3.基准模型
为了检验宗教信仰对环保行为的影响，借鉴以往关于宗教信仰和环保行为的研究（Huntera etc.，2005[86];万翀昊，2015[87];亢楠楠和王尔大，2017[89]等），本文设定如下有序Probit模型：
Behavioris=α+βRelligionis+γXis+ξis
在上述模型中，Behavior为公众的环保行为，其频率有三种选择，k=1、2、3分别表示从不进行环保行为、偶尔进行环保行为和经常进行环保行为。因此，我们选择有序Pr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后文的敏感性测试中使用有序Logistics模型，结果没有实质性差异。;Religion表示个体的宗教信仰状况。依据前面对宗教信仰的分类我们分别选择了三个指标来衡量个体的宗教信仰状况，分别记为宗教信仰Ⅰ（ReligionⅠ）
具体由虚拟变量ReligionⅠ_1来衡量。如果受访者有宗教信仰RReligionⅠ_1取值为1，否则为0。、宗教信仰Ⅱ（ReligionⅡ）具体由虚拟变量ReligionⅡ_1和ReligionⅡ_2来衡量。如果受访者是本土宗教信仰，ReligionⅡ_1取值为1，否则为0。如果受访者是外来宗教信仰，ReligionⅡ_2取值为1否则为0。和宗教信仰Ⅲ（ReligionⅢ） 具体由虚拟变量ReligionⅢ_1、ReligionⅢ_2、ReligionⅢ_3、ReligionⅢ_4、ReligionⅢ_5、ReligionⅢ_6和ReligionⅢ_7来衡量。如果受访者是佛教信仰，ReligionⅢ_1取值为1，否则为0;如果受访者是道教信仰，ReligionⅢ_2取值为1，否则为0;如果受访者是民间信仰，ReligionⅢ_3取值为1，否则为0;如果受访者是伊斯兰教或回教信仰ReligionⅢ_4取值为1，否则为0;如果受访者是天主教信仰，ReligionⅢ_5取值为1，否则为0;如果受访者是基督教信仰，ReligionⅢ_6取值为1，否则为0;如果受访者是其他宗教信仰，ReligionⅢ_7取值为1，否则为0。;X为一系列的控制变量;λ表示省份固定效应。关于各个变量的描述以及统计特征参见表3。
从描述性统计上看，环保行为的取值范围为1～3，分别表示从不进行环境行为、偶尔进行环境行为和经常进行环境行为。总体环保行为、私人环保行为和公共环保行为的均值均小于2但接近2，说明我国居民的环保行为仅接近于“偶尔进行”，尚不充分，有待加强。各分项的环保行为与总体环保行为的统计结果类似。相对而言，我国居民在水资源再利用上做得较好些（均值2.003），而较不愿意为了环境而降低生活水平（均值1.591）。
在宗教信仰方面，有近12.95%的居民有宗教信仰，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国近年来的宗教热，也说明宗教对我国社会、经济等方面将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应引起研究者们的重视。从宗教的具体类别来看，佛教、道教和民間信仰这些本土宗教大概是外来宗教的2倍。其中，佛教是第一大宗教，占比5.69%，其次为伊斯兰教或回教、民间信仰、基督教，占比都在2%左右。其余宗教，包括中国真正自己产生的道教，相对的信仰人数都较少。
从性别上看，样本的男女性别数量基本接近，说明了CGSS调查的良好代表性。年龄分布从17岁到96岁，具有良好的覆盖面。居住农村的均值为1.9，说明较多的调查样本为城市居民（CGSS数据对该问题的回答，1为是，2为否），因此，本文的研究结果将更适用于我国的城市居民。户口状况上，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数量接近。政治面貌上以群众为主。婚姻状况均值大约是3，表示多数样本为已婚。受教育程度，最小值1代表“没有受过任何教育”，最高13为研究生及以上，均值4.83，表明平均受教育程度接近“职业高中”。健康状况均值3.62，说明大多数认为自己比较健康。孩子数量均值为1.77，说明计划生育发挥了作用。家庭年收入从2.5万到600万，均值4.19万，标准差约为10万，说明我国家庭收入平均而言还不高，且目前贫富分化较为严重。在回归分析中，我们对家庭收入取自然对数。
（二）结果分析
表4给出了宗教信仰对环保行为影响的估计结果，即居民环保行为相对于宗教信仰变量、人口统计变量的有序Probit模型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模型（1）至（5）中，宗教信仰对环保行为的影响均具有统计显著性，但模型（6）中不显著。也就是说宗教信仰对环保行为、公共环保行为均有显著影响，但对私人环保行为没有显著影响。
第（1）列回归方程仅控制了省份固定效应，从中可以看出，有宗教信仰的人采取环保行为的概率要比非信教者高14.3%（z=1.98）。为了剔除其他变量的干扰，第（2）列到第（4）列回归方程依次加入了人口统计特征外生变量。从中可以看出，所有回归方程的估计结果均显示，宗教信仰对环保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2）列显示，当控制了性别和年龄后，与非信教者相比，有宗教信仰者选择环保行为的概率更是高出1.51%（z=2.09），但是性别与年龄对环保行为没有显著影响。第（3）列结果说明，当增加控制了居住地、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后，有宗教信仰者仍在1%显著水平上影响环保行为，而且年龄、受教育程度对环境保护行为有高度显著影响（P<0.01），但性别、居住地和家庭年收入与环保行为间没有显著关系。第（4）列进一步加入年龄的平方、户口、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工资经历、孩子数量和政治面貌之后，有宗教信仰者更倾向于环保行为。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孩子数量与环境保护行为有高度显著影响（P<0.01），年龄、年龄的平方、工作经历、政治面貌与环境保护行为有显著影响（P<0.05），而性别、居住农村、家庭年收入、户口、婚姻情况、健康状况并没有与因变量产生显著影响（P>0.05）。为了验证宗教信仰对各类环保行为的影响，第（5）列和第（6）列分别对公共环保行为和私人环保行为进行回归，结果说明，宗教信仰仅对公共环保行为有显著影响，且受教育程度和家庭年收入对公共环保行为有显著影响，而宗教信仰对私人环保行为并没有显著影响，但工作经历和政治面貌对私人环保行为有5%水平上的显著影响。 为了进一步验证收入和受教育程度对居民各类具体环境行为的影响，本文采用有序Probit模型对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具体环境行为进行了回归。表5结果显示，收入对居民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均有一项环保行为的影响较大。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更愿意购买环境友好型产品，并愿意以降低生活水平的方式参与公共领域的环境保护活动。受教育程度对居民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均有两项环保行为的影响较大。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在私人领域，居民更愿意购买环境友好型产品，并提高水资源的再利用;在公共领域，个人提高了其改善环境的支付意愿，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和缴纳更多的税收。
（三）内生性
尽管我们控制了尽量多的个人特征和省份固定效应，但是一些不可观测的个人特征的遗漏可能导致了内生性问题的产生。比如，一个生性善良或喜爱小动物的人可能更热衷于环保活动。另外，影响宗教信仰的变量很多，其中有不少可观测的变量同时也会影响到环保行为，比如受教育程度。为此，本文参照阮荣平等（2014）的做法，选择2004年省级层面宗教活动场所密度作为个体宗教信仰的工具变量来对这一问题进行纠正。宗教活动场所越密集，信徒的数量就越多，信徒参与的宗教活动越多，组织性也越强，而且，该变量相对于个体环保行为具有较强的外生性。本文所使用的三个工具变量的统计时间点为2004年，而环保行为以及宗教信仰的数据为2010年。其次，宗教活动场所数量为省级层面宏观数据，而环保行为则为个体层面微观数据。由此可以认为宗教活动场所密度是一个较好的工具变量选择。
使用省级层面宗教活动场所密度作为个体宗教信仰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由表6可以看出，不论是使用每万人宗教场所数量、每万户宗教场所数量还是每万平方公里宗教场所数量作为工具变量，省级层面宗教活动场所的密度都是个体宗教信仰选择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从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宗教活动场所密度对个体宗教信仰具有高度显著的正向影响。由此可以认为，使用宗教活动场所密度作为宗教信仰的工具变量应该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从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可见，在运用工具变量以后，回归结果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宗教信仰通对公共领域的环保行为的影响对个体的总体环保行为的影响依然在1%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而宗教信仰对个体的私人领域的环保行为的影响仍然不显著。
四、进一步的讨论：宗教信仰影响环保行为的作用机制
（一）宗教信仰是否通过对价值观的影响来影响环保行为
宗教文化会渗入教徒的思想意识，进而对其行为活动产生影响，而不同的宗教教义存在显著的不同，包含不同的环境思想，因此不同宗教世界观会塑造出不同的环保态度，进而对环保行为的影响也会存在差异。为此本文对比了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环保行为的差异性。表7给出了不同宗教对环保行为的影响程度。从中可以看出，不同宗教对环保行为的影响表现出了巨大的差异。本土宗教对公众的总体环保行为、公共领域环保行为均产生积极的正向影响，但对私人领域环保行为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而外来宗教则对总体环保行为和公共领域环保行为产生了负向影响，对私人领域环保行为产生正向影响，但都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具体到宗教种类，基督教对公共领域环保行为、私人领域环保行为以及总体环保行为具有负向影响，但是不具有統计显著性;道教对于总体环保行为具有负向影响，天主教对于私人领域环保行为具有负向影响，但也都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而佛教、民间信仰、伊斯兰教或回教则对环保行为具有正向影响，其中佛教对于公共领域环境行为以及总体环境行为的正向影响具有统计显著性，民间信仰对于公共领域环境行为的正向影响具有统计显著性。就影响程度而言，对环保行为影响最大的是佛教，影响最小的是道教。就总体环保行为而言，佛教的影响程度是道教的近42倍。由此可以看出，不同宗教对环保行为的影响存在显著的不同。
（二）宗教是否通过影响环保态度来影响环保行为
我们选择CGSS2010问题中的问题“6a.总体上说，您对环境问题有多关注？”来衡量环保态度。调查项是正向问题，受访者选择“完全不关心”、“比较不关心”、“说不上关心不关心”、“比较关心”、“非常关心”时，分别被赋值为1、2、3、4、5;若受访者选择“拒绝回答”、“不知道”、“不适用”或“无法选择”时（数据库中原取值分别为-3、-2、-1、8），则作为缺失值。我们借鉴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117]）的方法，检验环保态度在宗教对环保行为影响的中介效应。从检验结果中可以发现，在模型（1）中，宗教信仰对于环保态度的回归系数在10%水平上显著，说明宗教信仰增进了人们对环保的关心程度。在模型（2）～（4）中，我们同时加入了宗教信仰和环保关心，对总体环保行为、公共领域环保行为以及私人领域环保行为进行了回归，结果环保态度的回归系数均在1%水平上高度显著，说明环保态度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在模型（3）的回归结果中，宗教信仰的回归系数仍具有统计显著性，说明对于公共领域环保行为，环保关心属于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约为24.34%（0.158*0.342/0.222）。
五、结论
本文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的数据，检验了宗教对居民环境行为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宗教对居民环境行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以省级层面宗教活动场所的密度作为是否有宗教信仰的工具变量避免了其可能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分析结果表明，这一关系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有序Probit模型估计结果显示，有宗教信仰居民参加环境行为的概率增加，但主要是在公共领域的环保行为。同时，收入对居民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均有一项环保行为的影响较大，受教育程度则对居民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均有两项环保行为的影响较大。在进一步考察不同的宗教信仰对环保行为的影响时发现，不同宗教对环保行为的影响存在显著的不同，相较于外来宗教，本土宗教对环保行为的影响正向且更为显著，其中影响程度最大的是佛教。宗教通过对个体的价值观、环保态度的影响来影响环保行为，尤其是公共环保行为和私人环保行为。当然，不只是以宗教的发源地来区别其影响，而是基于宗教中所包含的不同的环境思想作为宗教差异性的划分依据，来探讨不同的宗教对环保行为的不同影响是未来值得进一步探索的。 本文研究結果表明，居民的宗教信仰对于促进其自身的环保行为具有重要的作用。中国又是世界上宗教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信教公民近2亿，还不包括人数难以精确统计，没有严格的入教程序的普通信徒。（中国宗教事务局，2018年[118]）。因此，政府应该积极探索与教会和宗教组织建立伙伴关系，探索宗教组织在个人规范的激活以影响个人环保行为的变化方面所发挥的和可以发挥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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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叶慧娟]
收稿日期：2021-04-04
基金项目：2018年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体育精准扶贫指标体系的构建及应用”（FJ2018B104）;2017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文社科类）项目“财政分权、地方个人官员特征与环境治理”（20720171013）;2017年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社科类）项目“地方官员个体特征及其公共指出偏好选择——以福建省环境治理支出为例”（JAS170010）
作者简介：黄君洁（1978-），女，福建莆田人，副教授，主要從事公共管理研究。
关键词：宗教;公共环保行为;私人环保行为
中图分类号：D08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11/j.cnki.sxsx.2021.02.014
Religious Belief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ehavior Choice of Chinese Residents
HUANG Jun-jie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With the increasing prominent environmental problems，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been studying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ay by day. There are not only religious ecology studies， but also a lot of quantitative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religious beliefs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ehavior， but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are different. In recent years， religion has been developing rapidly in China， but there is little quantitative research on religious impact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ehavior， let alone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religions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ehavior and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Based on cgss 2010 data， this study empirically tests the impact of religious beliefs on people’s environmental behavior.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ligious beliefs of residents have positive effect on promoting their ow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ehaviors， but mainly promote their public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ehaviors. In the further study of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religious beliefs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ehavior， it is found that different religions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impact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ehavior. Compared with foreign religions， the impact of local religions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ehavior is positive and more significant， among which Buddhism is the most influential. The analysis of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shows that religion influences environmental behavior through the influence of individual values and attitudes， especially public and priva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fter using tool variables to alleviate the potential endogenous problems， the above conclusions are still valid.
Key words：religion; public environmental behavior; private environmental behavior
一、引言 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全球性的三大危机引发了学界对全球环境危机问题的持续性关注。不同的学科试图通过不同的方法来解决这场危机，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其中，以经济学的视角为主导的分析路径正逐步成型。传统的解决方案侧重于由大型工业源所造成的污染，而不是由个人造成的污染[1]，政府对造成污染问题的个人活动几乎没有直接的限制[2]。实际上，个人是造成环境问题的重要原因。例如，个人过度和低效使用能源、过度驾驶、越来越多地处置电子废物以及焚烧、填埋和不当处置废物等行为是空气污染问题的主要来源[3]，是造成臭氧问题的主要原因[4]。随着人口的持续增长，个人对空气、废物和水污染等问题的影响与日俱增，个体行为甚至是当今许多最严重的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5]。然而，个体所造成的污染具有外部性，且损害通常是由众多个人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个体不清楚自身环境行为的成本与收益，缺乏改变损害环境的行为动机。所以，要解决个体的环境污染问题就需限制个人对环境的破坏性选择，或至少促使个人采取行动减少其对环境造成的损害[6]。
那么，假定政府的某些干预措施是必要的，要求或鼓励个人减少或避免有害环境的行为，什么方法最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呢？显然，那些针对大型工业污染源的解决措施可能无法解决个人的环境问题。如政府管制与基于市场的交易方式的方法主要是针对企业的排污行为，若用于监管个人的污染行为则将是糟糕的工具选择，可能是低效的。由于要监管的个人数量很大，使其在行政上是困难和昂贵的，政治上也可能是不可行的[7]。而且，为个人实施污染交易计划可能会对个人看待污染的方式产生负面影响，鼓励他们将污染视为一种权利，而不是一种应避免的有害活动[8]。同样，对个体的污染行为征税可能会面临激烈的反对，而鼓励个体环境友好行为的补贴却可能因为高成本使得政府缺乏资金支持[9]，即使有资金，在政治上也不能接受将足够的资源用于补贴方案，以实现个人行为的必要变化[10]。此外，补贴可能向消费者发出信号，“应该把对环境的关注视为一种代价，而不是一种责任”，从而可能“对个人的环境价值观产生负面影响，并加大应对环境危害的难度”，由此可能会“排挤”负责任的行为[11]。最后，信息披露可能是影响个人环境意识及行为的最有希望的工具。过去几十年来，美国国会在环境治理方面开始更多地依赖“知情权”法律，各州和非营利组织也采取积极行动，利用信息披露作为促进环境保护的工具[12]。过去实施的信息披露法和方案侧重于教育公民了解工业来源的污染和有害环境的行为，从而强迫或鼓励公司减少其污染和有害环境的活动。Vandenbergh[13]和Dernbach[14]认为，可以利用信息披露法教育公民了解他们自己的有害环境行为和这些行动的影响。采用的信息披露方案可以从側重于披露“描述性信息”进一步发展成“具有说服力的信息”，披露能够激活规范的信息以说服个人改变他们的行为，说服个人避免对环境有害的行为，以解决个人行为造成的各种环境问题[15]。也就是说Vandenbergh认为政府的信息披露法和其他信息披露努力可用于激活有利于环境保护或个人责任的“个人规范” “个人规范”是在Ellickson（1991）开创性的“无法律的工作秩序”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其工作重点是“社会规范”，认为别人重视一种行为，并会非正式地奖励或制裁不遵守行为。根据社会规范理论，个人的选择受到他们的信念的强烈影响，即其他人会奖励或制裁这些选择。。个人规范是一个人有义务行动的信念，即使在别人不会奖励他的情况下也是如此（Dernbach，2008[16]Vandenbergh，2005[7]）。没有正式的法律要求，个人也经常相互合作，因为他们受到规范的强烈影响。个人规范对个人行为的影响与社会规范基本相同，在影响个人行为方面，个人规范比社会规范更重要（Vandenbergh & Steinemann，2007[18];Green，2006[19]）。一旦这些个人规范被激活，个人将减少其对环境的有害行为。当个人了解到自己的行为对环境和公共健康造成了特定的危害时，他们可以通过采取不同的行动来减少这些伤害。因此，激活个人规范是改变个人行为以减少个人对环境有害的行为的最佳途径[20]，通过信息披露激活个人规范将比以指挥和控制或基于经济为基础的替代方案更有效，且是自主实施的行为选择[21]。环境规范激活理论认识到个人规范在影响个人行为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积极探索政府如何鼓励个人采取那些对环境敏感的行动。但是，在政府广泛采用信息披露作为影响个人行为改变以解决环境问题的工具方面存在着一些重大障碍。首先，信息披露运动必须向个人提供能够激活个人规范的信息类型，如有利于环境的保护行为、个人责任和互惠的准则等以鼓励个人改变行为，但大部分机构不具有专门的社会科学家来设计、实施和评价利用信息改变个人行为的方案。其次，信息披露必须确保“准确、明确、完整和不偏不倚地提出”，这些会限制机构努力提供基本的描述性数据，而且很难向个人收集、查明和传播其行为在多大程度上造成环境问题以及其行为的变化能在多大程度上减少这些问题的信息。再次，规范的激活并不能保证在所有情况下都会改变任何类型的个人行为，因为其他限制因素，如经济障碍或他人或社会规范的影响，可能会阻止个人改变其行为[22]。显然，政府可以利用信息披露运动来激活个人规范，鼓励个人避免对环境有害的行为，各国政府也应继续探索和实施旨在启动规范的信息披露运动。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信息披露运动和规范并非改变个人环境有害行为的最佳途径[23]，且仅将环境问题置于科学和技术管理政策范围内受到了广泛批评，毕竟环境问题仅仅是一个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对周围世界的态度才是一个根本原因[24]。宗教已经被证明影响了人们对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态度（Beck and Miller，2000[25]）。Weber指出，宗教思想至少在正确的历史环境下，能够“成为历史上的有效力量”[26]。当政府开始针对个体行为来应对各种由个人行为引起的显著的环境问题时，一些教会和宗教组织在激活个人规范和影响个人行为方面所具有的专门知识，已经在这一领域发挥了带头作用，能够而且已经在规范、启动和影响环境意识、行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启动了个人的管理规范和社会正义，通过言论和行动传递了强有力的信息，在影响个人行为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促使个人态度和行为发生变化，并在团结社区和在环境正义争议中设置争端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2]。所以，技术官僚和世俗的生态危机解决方案缺乏宗教的潜力，无法激发必要的根本性社会变革以避免全球危机，“虽然生态意识无法打动我们，但恢复地球面貌的宗教动力可能会发生”[27]。 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宗教信仰影响居民环境保护行为的研究做出贡献。首先，从不同角度探讨中国居民宗教信仰对居民环保行为的影响。研究丰富了环境保护文献。其次，利用中国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中国居民的宗教信仰在促进自身的环保行为，包括公众私人环保行为和公共环境行为两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据我们所知，我们是第一个报告这一发现的人。这丰富了宗教信仰对个体环境保护行为的研究。最后，本研究结果不仅对正在探索和改善环境的政府，而且对宗教组织和个人都有重要意义。
本文的其余部分安排如下。在第二节中，我们回顾了相关文献并提出了我们的假设。在第三节中，我们将解释数据和变量信息。第四节是实证结果。第五节是研究结论。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的提出
20世纪6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人类文化、宗教和环境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感兴趣（Benson，2000[28];Taylor，2005[29];Deane-Drummond和Strohm，2011[30]）。1996年发起的哈佛大学世界宗教研究中心“宗教与生态”系列帮助建立了一个关于环境危机的跨学科对话，审查了各种宗教的信仰、态度、仪式和教义的生态含义，以及公共政策和环境伦理的各个方面，这些研究通常被认为是宗教生态领域的起源。宗教和生态学自20世纪90年代产生了大量的学术成果（Birch et al.，1990[31];Gottlieb，2006[32];Kinsley，1995[33];Boyd，1999[34];Schultz et al.，2000[35];Anderson，2012[36];Veldman et al.，2012[37]）。耶鲁宗教论坛指出，宗教和生态学的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学术领域，与其他学科（例如科学、经济、教育、公共政策）进行对话，寻求全球和地方环境问题的全面解决方案（Gottlieb，2004[38]）。对宗教和生态的研究表明，纵观历史，宗教塑造了人类的行为、生存和适应[39]，“宗教作为世界上大多数人民生活中普遍而强大的力量，至少在理论上是能够动员数百万人处理气候变化问题的。”[40]许多宗教都认为自然环境的退化是道德上的失误，越来越多的研究探索宗教如何单独和集体地积极应对人为气候变化（Posas，2007[41];Reder，2012[42];Tucker and Grim，2001[43]）。一些学者主张宗教可能产生一种亲环境管理的效果（Kanagy and Willits，1993[44];Kanagy and Nelsen，1995[45];Kearns，1997[46];Shaiko，1987[47];Shibley and Wiggins，1997[48];Wolkomir et al.，1997a[49]、 1997b[50];Woodrum and Hoban，1994[51];Woodrum and Wolkomir，1997[52]），然而也有研究认为宗教因素与环境关注之间几乎没有关系（Boyd，1999[53];Greeley，1993[54];Hayes and Marangudakis，2000[55]、2001[56]）。当然，之所以会出现相互矛盾的结果，可能是因为研究人员使用了宗教和环境取向及行为的不同的测量方法[57]。
在中国，尤其是大陆的宗教环境与西方大不相同，那么宗教信仰是否会对居民的环保行为选择产生影响呢？有学者认为，建国以来，政策一直是倾向于宗教管制，各教派的宗教活动均在这一政策大环境下，其发展也是不能大张旗鼓地进行，所以宗教很难在社会生活中成为主流从而影响民众。在中国人们宣称的信仰类型以及宗教活动的参与对环境污染状况的判定的影响统计不显著（李若木，2010[58]）。卢云峰和梁景文（2009）对华人社会的宗教与环保所进行的研究同样认为宗教与环保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宗教团体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59]。然而也有其他学者通过理论分析认为宗教文化所包含的环境思想会对个人思想意识和行为渗透，从而影响人与自然的关系，促进个人对环境的保护。学者主要从定性研究的层面对宗教中蕴含的生态知识做出分析（马克林，2003[60];闫宏秀、安希孟，2005[61];梁晓俭，2006[62];陆群，2006[63];张建芳，2007[64];闰韶华，2006[65];王晓斌，2015[66]），探讨少数民族村落的宗教信仰文化中的生态环保思想（吴之清，2003[67];李晓莉，2004[68];袁国友，2005[69];林幼斌、黎纯阳，2006[70];王汝发，2007[71];景军，2009[72];刘荣昆，2009[73];田银华，2010[74];马伟华、早蕾，2011[75]），研究发现不论是自然宗教还是道教、佛教、伊斯兰教等都包含了惊人相似的宗教生态观，即人与自然是相互依存的，不同的宗教信仰所包含的相似的生态理念影响着信徒的环境行动，为环境保护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了第一个假设：
假设1：宗教信仰会促进居民的环保行为。
另外，某些宗教是否比其他宗教更有可能鼓励他们的信徒从事有利于环境的行为？到目前为止，已有的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答案是肯定的（Dietz etc.，2005[76]）。但是已有的研究更多地是从学术角度命名和分类宗教，虽然一些研究回顾了那些可能有助于塑造人们的环境态度的圣经和教义，但是经验性的研究对比不同宗教团体成员的环境态度的文献相对较为缺乏（Kearns，1996[77]）。20世纪60年代中期，Lynn White提出，我们的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基督教[78]，尤其是美国基督教中最保守的部分（“福音派”）与其他人口群体相比，他们对全球变暖的关注要少得多，用于环境保护的资源消耗的兴趣也要小得多（Barna Group，2007[79]），在这种情况下，信仰会对环境行为产生负面影响。许多研究者发现保守宗教的多样性措施与环境关注的各指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Eckberg and Blocker，1989[80]、1996[81];Guth et al.，1993[82]、1995[83];Hand and Van Liere，1984[84]），而非基督教徒、天主教和教条主义者更可能支持环境支出[85]。Huntera和Toney[86]通過实证检验发现当代摩门教徒与普通美国人口的不同之处，虽然摩门教徒倾向于表达更大程度的环境关切，但他们不太可能采取反映这种关切的具体行为。 目前中国的宗教局面较为复杂，不仅存在着多种宗教并存的状况，而且中国信众的信仰状况也较为复杂，一个人可能有多种宗教信仰，其信仰还可能糅杂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也就是所谓的封建迷信所持有的超自然的观念，它们零碎繁多，区别于宗教但又类似于宗教，这无疑增大了研究的难度，因此，在研究时一定要小心区别对待，才能辨明对环保产生影响的因素（李若木，2010），但是中国在该领域的研究尤其鲜少定量研究。卢云峰和Graeme Lang（2009）认为强调自利与个人主义的民间宗教更多地推动地方上的环境保护，而强调利他和集体主义取向的宗教团体则更具心系苍生、环保天下的气质。李若木（2010）运用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了宗教与环境污染判定关系，认为在中国人们宣称的信仰类型以及宗教活动的参与对环境污染状况的判定的影响统计不显著，而有关神的观念、来世命运等观念发挥了一定作用的影响[58]。但是其有关环境的变量采用的是对环境污染的判定，而不是直接对环保态度和行为的直接测量，然而认为环境污染严重的人在现实中并不一定就会更有可能关注环保并且参与环保活动，这是两个并不相同的概念。万翀昊，司汉武（2015）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宗教信仰对居民环境行为的影响，宗教信仰是影响居民进行环境保护行为的有利影响因子[87]，但只是将宗教信仰与环保行为进行回归，没有考虑内生性问题，也并未就公众的环保行为进行区别，并且未考虑到不同宗教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了第二个假设：
假设2：中国不同的宗教信仰对居民的环保行为有不同的影响。
在验证了宗教信仰与居民环保行为的相关性之后，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探析宗教信仰是如何影响居民环保行为的。不同宗教的价值观和教义各不相同，可能包含不同的环境思想，从而造就不同的环保行为。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了第三个假设：
假设3.1：中国宗教信仰通过对价值观的影响来影响居民的环保行为。
假设3.2：中国宗教通过影响环保态度来影响居民的环保行为。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模型与变量处理
1.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有关个体的宗教信仰以及环境行为等数据均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调查与数据中心负责执行的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简称CGSS2010）由于要研究的是宗教信仰对环保行为的影响，仅CGSS2010的问卷调查涉及环保行为，故仅选用CGSS2010年的数据。这是我国最早的综合性、连续性和全国性的学术调查项目，其抽样范围涵盖全国100个市级单位和5个直辖市（本研究所用的数据仅涉及其中的88个市），480个村/居委会，总样本量为12000个个体。在CGSS2010里专门设立一个模块用来询问个体的宗教信仰，除了询问受访者的宗教信仰，还询问了其家人以及所处环境的宗教性。同时，CGSS2010问卷还包含环境（ISSP）扩展板块，就被调查者的环境意识、环保知识以及环境行为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就研究主题而言，本文最感兴趣的两个变量是宗教信仰和环保行为。因此，CGSS2010调查的覆盖范围广，能够较好地反映中国社会的情况，为本文的研究提供良好的数据支持。
2.变量的选择
（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Behavior代表居民的环境行为。参照孙岩等（2012[88]）、亢楠楠和王尔大（2017[89]）的研究，结合社会背景，本文将环境行为划分为私人环保行为与公共环保行为2个维度。其中，私人环保行为包含3个选项，具体见表1。而对于公共环保行为，本文使用CGSS2010中的公众的环境支付意愿替代其公共环保行为，共6个选项。但是，由于“您是否就环境问题签署过请愿书？”、“您是否给环保团体捐过钱？”、“您是否为某个环境问题参加过抗议或示威游行？”这三个选项的样本的信度、效度均没有通过有效性检验，所以本文未采纳这三个选项。因此，最终每个维度各包含3个子维度，如表1所示。
首先，为剔除缺省值、无效值等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本文根据研究需要对样本进行筛选：在CGSS2010的问卷中，居民的私人环保行为分别用-3、-2、-1表示“拒绝回答缺失值”、“不知道缺失值”以及“不适用缺失值”，予以剔除;公共环保行为则除了上述三个缺失值外，还用8表示“无法选择”，予以剔除。
对所采用的六个选项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如表2显示，量表的内部一致性、可靠性和稳定性都比较好，各组成部分建构效度理想。另外，在CGSS2010问卷中，居民的私人环保行为与公共环保行为有不同的分级，其中，私人环保行为包括“总是、经常、有时、从不”4个等级;而公共环保行为则包括“非常愿意、比较愿意、既非愿意也非不愿意、不太愿意、非常不愿意”5个等级。为了消除两个维度评分标准不一致所带来的影响，本文在求总分后划分为3级Likert量表制的处理，1～3分分别代表居民“从不、偶尔、经常”的不同频率的环保行为。
（2）解释变量
CGSS2010年通过“您的宗教信仰”对宗教信仰进行询问，选项包括“不信仰宗教和信仰宗教”两个，其中，信仰宗教下设“佛教、道教、民间信仰（拜妈祖、关公等）、回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其他基督教、犹太教、印度教和其他”等选项。由于“东正教、其他基督教、犹太教、印度教和其他”选项的人数过少，故在本文构造的数据集中将这五个选项合并处理。为了更加细致地考察宗教信仰对环保行为的影响，本文参照阮荣平等（2014[90]）的做法，采用了三种不同的分类方式来衡量个体的宗教信仰状况。第一种是仅将宗教信仰区分为“不信仰宗教”和“信仰宗教”两种，其中，信仰宗教的人数为1526人，占样本总量（11783为了更全面地了解我国民众的宗教信仰情況，此处对信仰宗教人数的统计以及样本总量均为未剔除各项变量缺失值前的数量，所以大于后文实证研究中剔除了各项变量缺失值后的数量。）的12.95%;第二种是将“信仰宗教”进一步区分为“信仰本土宗教”和“信仰外来宗教”。通常认为道教才是中国的本土宗教，但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主体和精髓的儒释道文化早已作为一种文化命脉和精神基因渗入中国人的骨髓和血液之中，由此可认为佛教亦是中国本土化宗教。据此，本文的“信仰本土宗教”包括佛教、道教和民间信仰，其余的则归为外来宗教;根据对样本的统计结果：“信仰本土宗教”的人数为967人，占样本总量（11783）的8.21%，占信仰宗教者（1526）的63.37%，说明我国民众的宗教信仰还是以本土宗教为主。第三种是为了进一步研究、对比不同宗教对环保行为的差异性影响，将宗教信仰进一步细分为佛教、道教、民间信仰、回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信仰。其中，佛教信徒670人（占样本总量的5.69%）、道教信徒23人（占比为0.2%）、民间信仰者274人（占比为2.33%）、回教/伊斯兰教信徒285人（占比为2.42%）、天主教信徒27人（占比为0.23%）、基督教信徒236人（占比为2%）、其他宗教信徒6人（占比为0.05%）。但由于该分类方式较细，可能会导致有些宗教信仰的观测值过少并影响到结果的稳健性。 在众多研究中，个人的人口学特征都被看作是重要的控制变量[91]，已有研究也证明人口统计因素对环境保护行为有影响（洪大用等，2011[92];万翀昊，2015[87];洪大用，2005[93]），本文将控制人口统计因素，控制变量具体包括性别、年龄、居住地、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户口、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工作经历、孩子数量、政治面貌等。（1）性别。环境关心的性别差异研究没有一致性结论，女性比男性更关注环境保护（Mc Stay、Dunlap，1983[94];Mohai，1992[95];Hunter etal.，2004[96];王玉君等，2016[97];施生旭，甘彩云，2017[98〗），亦或是男性比女性更关注环境保护（Arcury，Christianson，1990[99];Hayes，2001[100]），且中外的研究结论也不尽相同（洪大用等，2005[101];洪大用，2011[92]）。（2）年龄。西方的研究更多显示，因为年轻人的信息接收能力更强，可能比老年人更關心环境问题（VanLiere、Dunlap，1980[102〗;Fransson etc.，1999[103]）。也有研究证明，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倾向于保护环境（Shen、Saijo，2008[104]），但洪大用和肖晨阳（2007[101]）研究发现年龄对环境关心没有显著的直接作用。CGSS2010原始数据给出的是被调查者的具体的出生日期，本文据此计算了被调查者到2010年的年龄。（3）居住地和户口。相对于农村地区，城市可能面临更为严重和复杂的环境问题（Dunlap and Van Liere，1978;Fransson、Garling，1999[103]），且能获取更多的环境信息，所以，居住地或户口在城市的居民可能更关心环境问题。CGSS2010原始数据中区分了“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蓝印户口、居民户口（例如户籍制度改革后的广东）、军籍、没有户口、其他”，其中“蓝印户口、居民户口、军籍、没有户口、其他”的数量很少，本文将“蓝印户口、居民户口、军籍”合并入非农业户口，将“没有户口、其他”合并入农业户口。（4）受教育程度与家庭年收入。当社会逐渐富裕起来后，公众从原来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即从关注基本物质需求转变到强调生活质量、自我表达和环境保护，所以，一般认为人们受教育水平越高，家庭经济状况越好越促进了其关心环境，使得其环境参与或支持增加[105]。有研究证实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群对环境更为关心，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个人可能对环境质量有更高层次的需求，也更有时间和精力去参与环境行为（洪大用，2011[93];龚文娟，2008[106];Scott and Willits，1994[107];Howell and Laska，1992[108];Buttel and Flinn，1974[109];Shen and Saijo，2008[104]）。但也有研究表明收入、教育与环境保护无显著相关（Dunlap and Van Liere，1978103;王建明，2010[110]）。CGSS2010原始数据中对教育程度划分得较细，包括：“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私塾、小学、初中、职业高中、普通高中、中专、技校、大学专科（成人高等教育）、大学专科（正规高等教育）、大学本科（成人高等教育）、大学本科（正规高等教育）、研究生及以上、其他”，分别取值1-14，分数越高，基本上能够反映出教育程度越高。但其中9个样本为“其他”，取值为最大值14，存在干扰，故本文将这9个样本取值由14改为样本均值5。（5）婚姻状况与孩子数量。通常假设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更有可能采取环保行为[111]，家庭婚姻关系可视为一种社会责任，已婚或者孩子数量越多的家庭更为重视环保问题（欧阳斌等，2015[112]），一些学者则认为已婚家庭更关注家庭生活及质量，更少有精力关注周围环境的变化（贺爱忠等，2012[113]），但也有人认为婚姻状况与环保行为之间没有关系（施生旭等，2017[98];龚文娟，2008[106]）。在CGSS2010原始数据中1-6分别对应：“未婚、同居、已婚、分居未离婚、离婚、丧偶”。（6）健康状况。环境质量与个人的健康息息相关，但是，暴露在同样的环境风险中，身体健康状况不同的个人对环境风险有不同的感知，身体健康状况较差的群体应该会有较高的环境关心，越可能关注环境问题。已有的研究未将其纳入控制变量之中。CGSS2010原始数据中，1-5分别对应：“很不健康、比较不健康、一般、比较健康、很健康”。（7）工作经历。工作经历会赋予个人不同的经验、解决问题的思路乃至心态和视野，所以，可以假定工作经历会影响个人对环境保护的意识和行为，工作经历对环保有一定影响（黎文靖等，2016[114]）。CGSS2010原始数据中1-6分别对应：“目前从事非农工作、目前务农，曾经有过非农工作、目前务农，没有过非农工作、目前没有工作，而且只务过农、目前没有工作，曾经有过非农工作、从未工作过”。（8）政治面貌。已有研究表明政治倾向会影响环境行为（VanLiere etc.，1980[102]），个人的政治面貌可以反映一个人的经济、社会地位，通常只有优势阶层才能拥有入党资格或加入民主党派，所以可以假设作为中国社会的精英团体的党员和民主党派成员有更高的环保意识，更愿意参与环保活动（王玉君等，2016[97]），但也有研究表明政治面貌对环境行为没有影响（王薪喜等，2016[115]）。在CGSS2010数据中，被调查者的政治面貌具体分为“共产党员、民主党派、共青团员、群众”。
（3）工具变量
信教公民从事集体活动即宗教活动时，一般应当在经登记的寺观教堂和其他固定宗教活动处所内举行[116]，因此，宗教活动场所的数量就可用以反映信徒的数量及其宗教性，有可能成为个体宗教信仰的一个很好的工具变量。密歇根州立大学、普渡大学和武汉大学共同开发的“空间宗教分析系统”参见网址：http：//religioninchina.org/ResearchSystem/Content.aspx id=3。——记录了当代中国各省每一个宗教活动场所的名称、具体位置、建造年份等较为丰富的信息。 根据这些信息本文构造了各省各年的宗教活动场所数量。具体来说，使用的工具变量是2004年各省每万人所拥有的宗教活动场所数量、2004年各省每万户所拥有的宗教活动场所数量，以及2004年各省每万平方千米所拥有的宗教活动场所数量。阮荣平等（2014）使用的工具变量有三个时间点：建国前、改革开放之前和2004年，但本文在“空间宗教分析系统”中仅能找到2004年数据，所以没有使用建国前、改革开放之前的变量。另外，本文比阮荣平等（2014）增加了各省每万户所拥有的宗教活动场所数量。
3.基准模型
为了检验宗教信仰对环保行为的影响，借鉴以往关于宗教信仰和环保行为的研究（Huntera etc.，2005[86];万翀昊，2015[87];亢楠楠和王尔大，2017[89]等），本文设定如下有序Probit模型：
Behavioris=α+βRelligionis+γXis+ξis
在上述模型中，Behavior为公众的环保行为，其频率有三种选择，k=1、2、3分别表示从不进行环保行为、偶尔进行环保行为和经常进行环保行为。因此，我们选择有序Pr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后文的敏感性测试中使用有序Logistics模型，结果没有实质性差异。;Religion表示个体的宗教信仰状况。依据前面对宗教信仰的分类我们分别选择了三个指标来衡量个体的宗教信仰状况，分别记为宗教信仰Ⅰ（ReligionⅠ）
具体由虚拟变量ReligionⅠ_1来衡量。如果受访者有宗教信仰RReligionⅠ_1取值为1，否则为0。、宗教信仰Ⅱ（ReligionⅡ）具体由虚拟变量ReligionⅡ_1和ReligionⅡ_2来衡量。如果受访者是本土宗教信仰，ReligionⅡ_1取值为1，否则为0。如果受访者是外来宗教信仰，ReligionⅡ_2取值为1否则为0。和宗教信仰Ⅲ（ReligionⅢ） 具体由虚拟变量ReligionⅢ_1、ReligionⅢ_2、ReligionⅢ_3、ReligionⅢ_4、ReligionⅢ_5、ReligionⅢ_6和ReligionⅢ_7来衡量。如果受访者是佛教信仰，ReligionⅢ_1取值为1，否则为0;如果受访者是道教信仰，ReligionⅢ_2取值为1，否则为0;如果受访者是民间信仰，ReligionⅢ_3取值为1，否则为0;如果受访者是伊斯兰教或回教信仰ReligionⅢ_4取值为1，否则为0;如果受访者是天主教信仰，ReligionⅢ_5取值为1，否则为0;如果受访者是基督教信仰，ReligionⅢ_6取值为1，否则为0;如果受访者是其他宗教信仰，ReligionⅢ_7取值为1，否则为0。;X为一系列的控制变量;λ表示省份固定效应。关于各个变量的描述以及统计特征参见表3。
从描述性统计上看，环保行为的取值范围为1～3，分别表示从不进行环境行为、偶尔进行环境行为和经常进行环境行为。总体环保行为、私人环保行为和公共环保行为的均值均小于2但接近2，说明我国居民的环保行为仅接近于“偶尔进行”，尚不充分，有待加强。各分项的环保行为与总体环保行为的统计结果类似。相对而言，我国居民在水资源再利用上做得较好些（均值2.003），而较不愿意为了环境而降低生活水平（均值1.591）。
在宗教信仰方面，有近12.95%的居民有宗教信仰，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国近年来的宗教热，也说明宗教对我国社会、经济等方面将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应引起研究者们的重视。从宗教的具体类别来看，佛教、道教和民間信仰这些本土宗教大概是外来宗教的2倍。其中，佛教是第一大宗教，占比5.69%，其次为伊斯兰教或回教、民间信仰、基督教，占比都在2%左右。其余宗教，包括中国真正自己产生的道教，相对的信仰人数都较少。
从性别上看，样本的男女性别数量基本接近，说明了CGSS调查的良好代表性。年龄分布从17岁到96岁，具有良好的覆盖面。居住农村的均值为1.9，说明较多的调查样本为城市居民（CGSS数据对该问题的回答，1为是，2为否），因此，本文的研究结果将更适用于我国的城市居民。户口状况上，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数量接近。政治面貌上以群众为主。婚姻状况均值大约是3，表示多数样本为已婚。受教育程度，最小值1代表“没有受过任何教育”，最高13为研究生及以上，均值4.83，表明平均受教育程度接近“职业高中”。健康状况均值3.62，说明大多数认为自己比较健康。孩子数量均值为1.77，说明计划生育发挥了作用。家庭年收入从2.5万到600万，均值4.19万，标准差约为10万，说明我国家庭收入平均而言还不高，且目前贫富分化较为严重。在回归分析中，我们对家庭收入取自然对数。
（二）结果分析
表4给出了宗教信仰对环保行为影响的估计结果，即居民环保行为相对于宗教信仰变量、人口统计变量的有序Probit模型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模型（1）至（5）中，宗教信仰对环保行为的影响均具有统计显著性，但模型（6）中不显著。也就是说宗教信仰对环保行为、公共环保行为均有显著影响，但对私人环保行为没有显著影响。
第（1）列回归方程仅控制了省份固定效应，从中可以看出，有宗教信仰的人采取环保行为的概率要比非信教者高14.3%（z=1.98）。为了剔除其他变量的干扰，第（2）列到第（4）列回归方程依次加入了人口统计特征外生变量。从中可以看出，所有回归方程的估计结果均显示，宗教信仰对环保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2）列显示，当控制了性别和年龄后，与非信教者相比，有宗教信仰者选择环保行为的概率更是高出1.51%（z=2.09），但是性别与年龄对环保行为没有显著影响。第（3）列结果说明，当增加控制了居住地、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后，有宗教信仰者仍在1%显著水平上影响环保行为，而且年龄、受教育程度对环境保护行为有高度显著影响（P<0.01），但性别、居住地和家庭年收入与环保行为间没有显著关系。第（4）列进一步加入年龄的平方、户口、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工资经历、孩子数量和政治面貌之后，有宗教信仰者更倾向于环保行为。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孩子数量与环境保护行为有高度显著影响（P<0.01），年龄、年龄的平方、工作经历、政治面貌与环境保护行为有显著影响（P<0.05），而性别、居住农村、家庭年收入、户口、婚姻情况、健康状况并没有与因变量产生显著影响（P>0.05）。为了验证宗教信仰对各类环保行为的影响，第（5）列和第（6）列分别对公共环保行为和私人环保行为进行回归，结果说明，宗教信仰仅对公共环保行为有显著影响，且受教育程度和家庭年收入对公共环保行为有显著影响，而宗教信仰对私人环保行为并没有显著影响，但工作经历和政治面貌对私人环保行为有5%水平上的显著影响。 为了进一步验证收入和受教育程度对居民各类具体环境行为的影响，本文采用有序Probit模型对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具体环境行为进行了回归。表5结果显示，收入对居民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均有一项环保行为的影响较大。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更愿意购买环境友好型产品，并愿意以降低生活水平的方式参与公共领域的环境保护活动。受教育程度对居民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均有两项环保行为的影响较大。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在私人领域，居民更愿意购买环境友好型产品，并提高水资源的再利用;在公共领域，个人提高了其改善环境的支付意愿，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和缴纳更多的税收。
（三）内生性
尽管我们控制了尽量多的个人特征和省份固定效应，但是一些不可观测的个人特征的遗漏可能导致了内生性问题的产生。比如，一个生性善良或喜爱小动物的人可能更热衷于环保活动。另外，影响宗教信仰的变量很多，其中有不少可观测的变量同时也会影响到环保行为，比如受教育程度。为此，本文参照阮荣平等（2014）的做法，选择2004年省级层面宗教活动场所密度作为个体宗教信仰的工具变量来对这一问题进行纠正。宗教活动场所越密集，信徒的数量就越多，信徒参与的宗教活动越多，组织性也越强，而且，该变量相对于个体环保行为具有较强的外生性。本文所使用的三个工具变量的统计时间点为2004年，而环保行为以及宗教信仰的数据为2010年。其次，宗教活动场所数量为省级层面宏观数据，而环保行为则为个体层面微观数据。由此可以认为宗教活动场所密度是一个较好的工具变量选择。
使用省级层面宗教活动场所密度作为个体宗教信仰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由表6可以看出，不论是使用每万人宗教场所数量、每万户宗教场所数量还是每万平方公里宗教场所数量作为工具变量，省级层面宗教活动场所的密度都是个体宗教信仰选择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从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宗教活动场所密度对个体宗教信仰具有高度显著的正向影响。由此可以认为，使用宗教活动场所密度作为宗教信仰的工具变量应该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从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可见，在运用工具变量以后，回归结果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宗教信仰通对公共领域的环保行为的影响对个体的总体环保行为的影响依然在1%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而宗教信仰对个体的私人领域的环保行为的影响仍然不显著。
四、进一步的讨论：宗教信仰影响环保行为的作用机制
（一）宗教信仰是否通过对价值观的影响来影响环保行为
宗教文化会渗入教徒的思想意识，进而对其行为活动产生影响，而不同的宗教教义存在显著的不同，包含不同的环境思想，因此不同宗教世界观会塑造出不同的环保态度，进而对环保行为的影响也会存在差异。为此本文对比了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环保行为的差异性。表7给出了不同宗教对环保行为的影响程度。从中可以看出，不同宗教对环保行为的影响表现出了巨大的差异。本土宗教对公众的总体环保行为、公共领域环保行为均产生积极的正向影响，但对私人领域环保行为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而外来宗教则对总体环保行为和公共领域环保行为产生了负向影响，对私人领域环保行为产生正向影响，但都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具体到宗教种类，基督教对公共领域环保行为、私人领域环保行为以及总体环保行为具有负向影响，但是不具有統计显著性;道教对于总体环保行为具有负向影响，天主教对于私人领域环保行为具有负向影响，但也都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而佛教、民间信仰、伊斯兰教或回教则对环保行为具有正向影响，其中佛教对于公共领域环境行为以及总体环境行为的正向影响具有统计显著性，民间信仰对于公共领域环境行为的正向影响具有统计显著性。就影响程度而言，对环保行为影响最大的是佛教，影响最小的是道教。就总体环保行为而言，佛教的影响程度是道教的近42倍。由此可以看出，不同宗教对环保行为的影响存在显著的不同。
（二）宗教是否通过影响环保态度来影响环保行为
我们选择CGSS2010问题中的问题“6a.总体上说，您对环境问题有多关注？”来衡量环保态度。调查项是正向问题，受访者选择“完全不关心”、“比较不关心”、“说不上关心不关心”、“比较关心”、“非常关心”时，分别被赋值为1、2、3、4、5;若受访者选择“拒绝回答”、“不知道”、“不适用”或“无法选择”时（数据库中原取值分别为-3、-2、-1、8），则作为缺失值。我们借鉴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117]）的方法，检验环保态度在宗教对环保行为影响的中介效应。从检验结果中可以发现，在模型（1）中，宗教信仰对于环保态度的回归系数在10%水平上显著，说明宗教信仰增进了人们对环保的关心程度。在模型（2）～（4）中，我们同时加入了宗教信仰和环保关心，对总体环保行为、公共领域环保行为以及私人领域环保行为进行了回归，结果环保态度的回归系数均在1%水平上高度显著，说明环保态度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在模型（3）的回归结果中，宗教信仰的回归系数仍具有统计显著性，说明对于公共领域环保行为，环保关心属于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约为24.34%（0.158*0.342/0.222）。
五、结论
本文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的数据，检验了宗教对居民环境行为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宗教对居民环境行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以省级层面宗教活动场所的密度作为是否有宗教信仰的工具变量避免了其可能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分析结果表明，这一关系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有序Probit模型估计结果显示，有宗教信仰居民参加环境行为的概率增加，但主要是在公共领域的环保行为。同时，收入对居民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均有一项环保行为的影响较大，受教育程度则对居民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均有两项环保行为的影响较大。在进一步考察不同的宗教信仰对环保行为的影响时发现，不同宗教对环保行为的影响存在显著的不同，相较于外来宗教，本土宗教对环保行为的影响正向且更为显著，其中影响程度最大的是佛教。宗教通过对个体的价值观、环保态度的影响来影响环保行为，尤其是公共环保行为和私人环保行为。当然，不只是以宗教的发源地来区别其影响，而是基于宗教中所包含的不同的环境思想作为宗教差异性的划分依据，来探讨不同的宗教对环保行为的不同影响是未来值得进一步探索的。 本文研究結果表明，居民的宗教信仰对于促进其自身的环保行为具有重要的作用。中国又是世界上宗教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信教公民近2亿，还不包括人数难以精确统计，没有严格的入教程序的普通信徒。（中国宗教事务局，2018年[118]）。因此，政府应该积极探索与教会和宗教组织建立伙伴关系，探索宗教组织在个人规范的激活以影响个人环保行为的变化方面所发挥的和可以发挥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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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叶慧娟]
收稿日期：2021-04-04
基金项目：2018年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体育精准扶贫指标体系的构建及应用”（FJ2018B104）;2017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文社科类）项目“财政分权、地方个人官员特征与环境治理”（20720171013）;2017年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社科类）项目“地方官员个体特征及其公共指出偏好选择——以福建省环境治理支出为例”（JAS170010）
作者简介：黄君洁（1978-），女，福建莆田人，副教授，主要從事公共管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