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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因为参加每年八月的上海书展，都会住在上海静安寺不远，靠近长宁区的美丽园大酒店。而对我来说，这个地方总有着特殊的记忆。
1987年的5月，正是上海接近梅雨季节的气候，我在上海盘桓了十几天时间，目的是在上海约稿并拜访当时健在的海上文化人。时隔整整三十年，如今美丽园已非昔时模样，拜访过的老先生们已经悉数作古，而我也已近古稀之年，时光荏苒，真如白驹过隙。
1966年11月，我第一次到上海，正值“文革”，只住了一夜就匆匆逃离，转而去杭州游山玩水了，几乎对上海没有留下任何印象。如果那次可以忽略不计，那么1987年5月才算是我第一次真正到上海。
在上海期间，拜访了不少位海上文化人，这里仅就几位印象颇深的老先生记录如下。
一直以来，我有个记忆的错误，那就是将这次去上海的时间记成是1986年的5月。直到最近，友人才从黄裳先生的日记中纠正了这个错误，看来日记最能作为旁证的史料。
黄裳先生在他1987年5月22日（星期五）的日记中写道：
燕山出版社赵珩同志来访，谈移时去。赠 《燕都》 数册，颇可观。知李越缦 《旬（郇）学斋日记》 残卷一册，确为樊樊山干没不还，书于“文化大革命”中抄家重现，现存文物局，说是将影印出版云。
看来现在有必要为黄裳先生这段日记做一补注。
早就有闻黄裳先生是很难打交道的人，且心思缜密，记忆过人，却不善交流。那天去拜访他，深刻体会了这一点。我与黄裳先生素无交往，也不会向他自报家门，作为一个文化类出版社的普通编辑，能得到他拨冗接谈已经是不错了。黄裳待人比较冷淡也是出了名的，他会听你道来，但是很少表态，话也不多。
那次拜访他的主要原因是为谈梅兰芳 《舞台生活四十年》 一书的事。
此前1985年的冬天，我曾两次去北京和平门内帘子胡同梅宅拜访许姬传先生，那时梅夫人福芝芳已经过世，许老先生住在梅家的上房，因此和许姬传先生有过长谈。后来我发现一个问题，许先生对梅先生早年的旧友如冯耿光 （幼伟）、李释堪 （宣倜） 和我的七伯祖 （世基） 等人的情况并不太熟悉，他和堂弟许源来到梅先生的身边较晚，大约是抗战胜利之后，因此对梅先生晚近的事倒是如数家珍。他和我谈的最多的是 《舞台生活四十年》 的一些事。据许先生说，编写 《舞台生活四十年》 的真正倡议者是上海的黄裳，正是黄裳玉成了这本书的编写。抗战胜利后梅兰芳恢复了演出，而那时黄裳已经调到 《文汇报》 当记者，他曾多次采访梅先生，过从甚密。且早在1949年，黄裳就建议梅先生写一本自传，1950年黄裳调到北京后又旧事重提，对此事十分积极。正是由于黄裳的建议，梅先生后来才在许姬传、许源来和朱家溍等人的协助下，用几年工夫断断续续口述，由这几位整理成书的。
我在黄裳先生家里问到他这件事的原委，他说确实如此，当年梅先生住在上海马思南路时就有接触。又说此事太拖拉，用了那么多年才成书，时间实在是太长了。黄裳先生从来不主动谈某一个问题，对我谈到的一些人和事，多是哼哼哈哈，几句话就应付了。后来不知何故，话题扯到了李慈铭身上，谈到他的 《越缦堂日记》，也谈到从中辑出的 《越缦堂读书记》。我对黄裳先生说，有一部李慈铭晚年的日记——《郇学斋日记》 现藏北京市文物局，我和一位同事曾标点过其中一小部分，发表在 《燕都》 杂志上。
谈到这个话题时，我发现黄裳先生的神情开始亢奋，眼前一亮，精神大振，与刚才判若两人。黄裳不但是作家、报人，也是位藏书家，除了近代史料、稿本、钞本，对一些冷僻的书更感兴趣。他说，早就听说过李慈铭的 《郇学斋日记》，但是没有见过，因此特别感兴趣，一再向我追问这部日记的来龙去脉。
我对他说，这部日记是否 《郇学斋日记》 的全部还不敢说，目前只有五卷九册，分甲乙丙丁戊集，甲乙丙丁各上下两册，戊集只有一册。日记虽然前后时间不太长，但是每天都作了些邸钞，因此显得篇幅很大。当年由樊樊山 （增祥） 借去，一直未曾归还。“文革”时抄家，在樊的后人家中抄没，现存北京市文物局资料中心。日记系钞本，似重新抄录，却略有批改。我告诉他，我和同事海波先生复印后曾标点了一些，后来发现文稿较难辨认，容易出错，因此现在想影印出版，保持原来的风格。
黄裳的记性很好，他说当年 《越缦堂日记》 印行时，蔡元培先生在“印行 《越缦堂日记》 缘起”一文中还提到了自孟学斋至郇学斋以后还有八册（实为九册） 是否即是所指？我答然也。
黄裳在日记中所说的“一册”是不对的，应该是五集九册。大约是在1988年前后，我确实主持将此书影印，线装，成一函九册，并执笔写了一篇出版说明，仅印行了500部，因为黄裳如此感兴趣，记得曾寄给他一部。
我对中国现代新文学可谓完全外行，倒是在“文革”中无事可做，让先君从中华的馆藏中借回过一些郑振铎主编的 《小说月报》 翻阅，后来也零星看过些 《新文艺》 《现代》 之类的月刊，从那时起才知道了施蛰存的名字。在我的印象中，只看过他的短篇小说集 《上元灯》 和 《李师师》，后来他与外国文学发生关联的那些作品几乎一无所知。
施蛰存先生的一生基本生活在上海和抗战时期的西南，短期也在福建和香港住过，有人说，他是“在二十世纪文学史上被遮蔽了的文学家”，我觉得是有一定道理的。而在早年的文学创作，主编文学刊物和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上却又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中年以后在文学教育上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力。1957年以后，施先生几乎淡出文坛。而晚年的施蛰存作为硕果仅存的新文學见证人和翻译家，却又得到众多的追捧。
与其说我拜访施先生有什么明确的目的，毋宁说只是想见见这位二三十年代新文学的代表人物。
我从来没有在美丽园招待所吃过早饭，都是到处寻觅上海的特色早点，因此总是起得很早。那天在外面吃过早餐也才不过八点多钟，与施先生约好的时间是九点，不得不在愚园路附近徘徊了好一阵子。 施先生家虽然面临着愚园路，但是他的居室要绕到侧面才能进门，上楼一进去就是一间还算是宽敞的起坐间，玻璃窗朝南，光线很好，他正坐在桌旁吃早餐。施先生的样子和我想象的差不多，一头没有梳理过的花白头发，微胖，脸上有些赘肉松弛下来，也许是刚起床不久，似乎尚有些睡眼惺忪，穿着一件很旧的灰色衬衫，松散着袖口。施先生很客气，要我和他一道吃早点，我说已经吃过了，于是他就一边吃早餐，一边和我聊天。
施蛰存的 《鸠摩罗什》 我从来就没有读懂过，鸠摩罗什的名字对我来说总是和“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联系在一起。他写 《鸠摩罗什》 时才25岁，我很奇怪，那样人格化、贴近生活的智者鸠摩罗什与大漠驼铃会出现在上海文学青年的笔下，更与眼前的这位耄耋老人难以发生联系。正像戴望舒脍炙人口的新诗《雨巷》，他们的作品都是最早以西方文学特色融入中国元素的典型，本人也是最具主观意识与生命感悟的作家代表。我想，他与戴望舒等编辑 《新文艺》 和稍后主编的 《现代》 杂志应该是抗战前上海新文学的主流罢？他们的作品中没有太多的政治色彩，是脱胎于“新月派”的真正中国新文学的启蒙者。施先生与戴望舒同年，但是却比戴望舒多活了半个世纪，也经历了更多的磨难。
那天和施先生也谈到戴望舒、穆时英等许多人，大约两个小时。施蛰存先生的精神很好。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施先生在1957年之后，转向碑传的研究，出版了一系列征碑录，也做了许多碑跋和金石研究。
施先生给我的印象是平和、淡然的。那顿早餐从我进屋到离去始终没有撤去。施先生吃得很少，也很慢。早餐是中西合璧的，有牛奶、面包、果酱之类，也有稀饭。他和我聊天，也始终没有离开那张饭桌，稀饭冷了，又拿去热热。
郑逸梅的 《艺林散叶》 我是在八十年代初读的，后来又看了它的续编，这两本所记的人和事，上起清末，下讫当代。《艺林散叶》 所记竟有4342条，都是这一时段文化人圈子里的事，每段多则百余字，少则数十字，甚至十数字，都是语焉不详，其实价值是不大的。续集的文字虽然稍多些，也不过每条三四百字，辑成2271条，其详细程度略高于初编。
用今天的话说，郑先生所谈的内容类似“八卦”，但是他与上海的文化人、报人、伶人、艺人、闻人、出版人都有交集，知见广博，其界域之宽阔是无人能及的。此外，郑先生的闻见并不囿于春申浦江，而是遍于全国各地。
我见到郑先生时，他已经92岁。五月底，上海已经开始溽热，但是他还穿着两件衣服。虽然显得衰老，但以这个年纪来说，就算得是精神矍铄了。在我那次拜访的老人中，他是最年长的一位，比陈声聪先生还大了两岁，可谓人瑞也。
他的书斋叫纸帐铜瓶室，也名秋芷室，直到他九十岁还一直笔耕不辍，全凭着良好的记忆力。我见到他时，他思路之清晰，记忆之准确，确实令人折服。
七十年代末，我得到两本包天笑的 《钏影楼回忆录》，所记都是海上和香港舞台影坛旧事，好像那天的话题就从包天笑谈起。老人对包天笑很熟悉，也说到包天笑的许多轶事。再后来话题又转到邵洵美，郑先生道，邵洵美和他的岁数差不多，也是他一生看过最美的男人，相貌、风度和气质是没人能够匹及的，就连徐志摩都稍逊一筹。他说邵洵美绝对不是人们误以为的“花花公子”，他半生做了许多事，说他是申江“小孟尝”绝不为过。而就才华而言，邵也是毫不逊色，只是半生只为他人做嫁衣，没有显露出自己的才华。他能聚集了那么多的文化人在其身边，不是没有原因的。他的慷慨和乐于助人的精神也是有口皆碑，就是胡适、林语堂、闻一多、郁达夫、潘光旦、沈从文、施蛰存、老舍等人也都曾受惠于邵洵美。只是他最后的十年太悲惨了 （指1958年邵洵美入狱到1968年离去）。他还说，邵洵美应该是宋代理学家邵雍的后人。
对于邵洵美，我还是有些了解的，老先生对邵洵美的客观评价也是恰如其分的。我对郑先生说，我认识邵洵美的侄子，是上海的一位集邮家，也是学化学的科学家。郑先生道，这倒不知道。说到集邮，郑先生说他自己也集邮多年，但是始终不成气候，于是颤颤巍巍地从柜里给我拿出几本集邮册。虽也经过整理，但是看得出来水平不高，为了不扫老人家的高兴，我只得赞许几句。
不敢过多搅扰一位92岁的老人，于是主动离去，但老人的兴致颇浓，丝毫没有倦意。不忍让他太累，还是告辞而去。1992年，郑逸梅先生离世，带走了他一肚子的掌故轶闻。
从小在先君的书房里乱翻书，多数是看不大懂的。不过，但凡有图片的书籍，就更加喜欢，会来回来去翻看许多遍。在书架上，有一本精裝的《苏州园林》，图片虽是黑白的，但在当时来说已算是十分精美了。于是，便记住了陈从周这个名字。当然，在以后的文物保护图书出版工作中，关于陈从周先生的了解就更多了。
我和先君都与陈从周先生没有来往，这次去拜访陈先生是由我的一位小学同学的先生介绍的，这位先生姓周，和陈先生有亲戚关系，这个关系我也说不太清，但是他们都与中国的老一辈军事家蒋百里有关。这位周先生是蒋百里的外孙，也是钱学森和蒋英的外甥。当时他正在上海参加一个展览，比我早几日到达上海，先去过陈先生家，把我的情况和家世很详细地介绍给了陈先生，并替我订好拜见陈先生的时间。
那日到同济大学是下午三点，陈先生刚好睡午觉醒来。我去拜访是1987年，是在他的爱子在美国出事之前，也是他精神状态最好的时候。
陈先生对我的热情出乎我的意料，完全不像是对初次见面的晚辈，倒像是接待一位久别的故人。他对我大谈先曾伯祖次珊公 （赵尔巽），佩服备至，谈起来滔滔不绝，中间我连话都插不上。他说，当年蒋百里先生就是次珊公慧眼识人，保送到日本士官学校去深造的，次珊公是蒋先生的伯乐，没有次珊公就没有蒋百里。陈先生对近现代史很熟悉，而对次珊公任东三省总督一任的政绩居然比我还清楚。他对我感叹地说，“像次珊大帅前辈这样，一辈子能做那么多的事，今天的人想都不敢想。”这是他的原话，我记忆犹新。 陈从周先生不但是园林建筑学家、园林美学家，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文人。他擅建园，懂美学，能书画，通诗词，又写得一手文辞隽秀的散文，更是顾曲行家，在今天已是很少见的了。
我和陈先生从园林建筑聊到书画、昆曲，聆教之中，我也大胆地谈了自己的许多观点，很得先生嘉许和赏识。说话间，他从茶几上扯过一张白纸，用钢笔在纸上随意写着什么，然后递给我，我看到纸上写着两句：“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我知道这是杜甫 《丹青引赠曹将军霸》 中的诗句，先生的用意我也明白，于是站起来惶恐地道，这可不敢当。
先生那日精神极好，走到书桌旁道：“我给你画一幅竹子罢。”边说边在桌上展开一幅很窄的长卷，疾速挥毫，一蹴而就，一竿新竹立时跃然纸上，笔力刚健，疏淡文雅。先生是老派，搁笔问我的字是什么。我说我们这一辈人，哪里有什么字，小时的字就是“珩”（单字为字者，古已有之），其实本名应该是“履坚”，后来反就以“履坚”为字了。于是先生马上题了上款：“新篁得意万竿青履坚吾兄正之。”落款“陈从周”。陈先生的厚爱，至今难忘。
陈先生是位狷介耿直的学人，从来不媚流俗，不附众议，尤其对园林保护，敢于大声疾呼，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人，甚至在某些园林城市被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他最喜欢苏州的网师园、留园，在许多几近荒废的园林修缮和复建上有自己不同的观点。扬州盐商曾有个园子里的楠木敞轩被一个食品加工厂利用，陈先生几次呼吁清理迁出，都没有得到重视，结果后来被一把火烧得精光，不谓陈先生言之不预也。也有的园林城市为了一时的经济效益，不顾原来的面貌，大兴土木踵事增华，也被他痛斥。从江南到江北，全国很多园林古建都是在陈先生的指导下修葺的。多年以后，我读他的 《园林清议》，觉得许多观点和理论都是值得我们今天理解和学习的。
那日，恰好先生的新作 《帘青集》 出版。此前，他还有一本 《春苔集》，都是取自《陋室铭》“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之意。先生从还用牛皮纸包着的样书中取出一本，题好字送给我。后来，我又收到过他寄来的 《梓室余墨》，都认真在扉页上题了字。
在陈先生家坐了三个多小时，要告辞离去，先生执意不肯，一定要留饭，并说，已经与上昆的一旦一生华文漪、岳美缇约好，今晚来拍曲子。华、岳两位的昆曲我看过很多，但是尚未在私底见过，又难却陈先生的盛情，只好听命留下吃饭。直到近八时华文漪和岳美缇才来，因为住处离同济大学太远，交通不便，只好与她们两位稍稍寒暄后离去，未能聆听陈先生与她们拍曲，也留下了一些遗憾。
辛亥鼎革后，旗人地位一落千丈，不要说是昔日的奢华，就是吃饭都很成问题，那些不事生产，游手好闲的旗人子弟更是境遇惨淡。其实，早在清末，不要说一般旗人，就是远支宗室，日渐沉沦者也不在少数。但是，其中不乏奋发要强，自食其力者，像台湾的唐鲁孙先生和我熟悉的金云臻先生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金云臻先生是爱新觉罗宗室，具体是哪一支脉，他曾对我说过，但是我已记不清了。况且有很多宗室，都不太喜欢提这些旧事，像启功先生就从来不以此炫耀，更不喜欢用“爱新觉罗”的姓氏，金先生也属于这一类的旗人和宗室子弟。金先生早年读书毕业后，考入铁路系统工作，收入尚可维持家用，度日不成问题。后来调到上海，也在上海退休。
早在我去上海之前，就与金云臻先生有过很长时间的书信交往，非常投契。他知道我要去上海，十分高兴。那时他家没有电话，因此我一在美丽园住下，就给他发了一张明信片，告知我的住处，希望很快见到他。彼时虽然没有今天这样便捷的通讯设施，但是邮政还是极其便利的，本市内的信函，今日寄递，次日即达。
次日下午，金先生就来美丽园找我，这也是我和金先生初次见面。他住在北京西路，距离美丽园也不算太远。当时的金先生已经接近八十岁，动作有些迟缓，但身体尚健。他虽然世居辇毂之下，又是旗人，但是丝毫没有北京旗人的习气和做派。他的个子较高，显得有些瘦弱，穿着朴素，言谈儒雅，也许是在上海住得久了，金先生没有京片子的口音，倒是很标准的普通话。
《燕都》 创刊伊始，金先生在上海看到了这份杂志就非常喜欢，他是主动投稿的作者。我发现金先生的文字非常好，极其干净洗练，于是有了印象，最初的两篇稿子是什么已经记不太清，但是言之有物，都是谈的亲身经历。那个时代都是手写的文稿，而他的手稿总是那样的清楚，好像是再度誊写过的，附来的信函亦如是。后来往来书信更多了，金先生也在信中谈了他的写作计划。此前，金云臻先生是位名不见经传的人，也没有发表过什么东西，而关于他的身世，更没有人知道。
金云臻先生出生在一个旗籍的仕宦之家，据他所说，虽是宗室，但属远支，幼年时虽家道中落，但是受过良好的教育，尤其是旧学根底很好。那时为了谋生，毕业后只有从事工商经济才能有饭吃，且无余暇再顾及闲情雅趣，直到晚年退休，才又捡拾旧日记忆。他的青少年时代住在北京，西山的晴雪，太液的秋波，三海的莲藕，两庙的货声，都还依稀眼前，萦绕梦中。
美丽园中的茶室是我们畅谈的地方。五月，正是新茶陆续上市的季节，每人一杯碧螺春，两客点心，能聊上一个下午。大概是因为我也熟悉旧北京，金先生引为忘年之交。他说青年时代遍游京西各处，也留下了不少自己拍的景物照片，可惜那时经济条件不济，不能洗印成大些的照片。他来时带了个牛皮纸的封袋，里面有不少当年 （大约是三十年代初） 所摄的照片，既有坛庙，也有景物，都是他用120相机拍的，其中以妙峰山为最多。今日妙峰山已经复建了山顶娘娘庙，但是与他所摄的照片是有很大出入的。老先生又绘声绘色地对我描述了东西两庙 （东城的隆福寺和西城护国寺） 的庙会兴衰，长河消夏逭暑的情景。老先生自己说，由于多年不在官场学界，对旧闻掌故并不熟悉，所钟情者，惟市井风物，闾巷货声耳。至于历史掌故，不敢奢谈。其实，这是他的谦辞，也是金先生质朴之处。
我多次提出要到北京西路他的家中拜访，都被老先生婉拒，他总是说，“寒舍陋室逼仄，不敢延请移步，还是我来看您罢。”临离开上海之前，我还是去了他家一次。他住在北京西路的一个有围墙的红砖公房里，大概是与子女同住，确实比较简陋。家中陈设一望而知是个很普通的市民家庭，他的书斋不过是大屋中的一隅，有书桌书架。坐下来后，老先生从书桌抽屉里取出一叠他写的吟稿，真令我惊叹。吟稿用的是旧年彩笺，木刻水印，看得出是清秘阁的旧物，字寫得非常好，极富书卷气，可见青少年时代临池的功底。偶拣出旧时律诗一首：
真茹买菜
一九六一年洊饥之岁，常供蔬菜久缺，偶闻市郊真茹镇有新蔬之品，携囊往市，戏成一律。
携囊十里市新蔬，价重十千力有无？
剪韭一春如梦短，采芹三月带香锄。
山空敢望生薇蕨，酒少毋劳忆笋蒲。
正是江南好风日，杏花微雨访真茹。
老先生的旧体诗做得真好，饥馑之年，写照犹真，却无戾气，且平仄对仗工整，实在是难得。可见其旧学功底和为人的平淡。
老先生看我专注他的旧时吟稿，于是深情地说道：“与君神交，又得相聚于沪上，些许旧时涂鸦，权作纪念罢。”他执意要将吟稿馈赠给我，并又提笔在其中一页写道“余以文学之缘得识赵珩君……”云云。三十年往矣，物是人非，每拣旧箧，看到老先生的手书吟稿，都会引起对他的怀念，也感念他的情谊。
回京之后不久，我将他写旧北京的文章辑成 《燕居梦忆》，因为篇幅不够，难以成书，于是就将刘叶秋先生的 《京华琐话》 与其合二而一，取名《回忆旧北京》，纳入“北京旧闻丛书”系列。不久，金先生又在文物出版社出版了他专门谈旧京饮食的 《饾饤杂忆》。
金云臻先生大约逝于九十年代中，因为他不是名人，所以很难查找关于他的记载，只有在这两本不起眼的小书上，留下了他的名字。
三十年来，去过无数次上海，也住过像延安饭店、华亭宾馆、四季酒店、静安香格里拉这样的饭店，但是再也找不到初来上海，住在美丽园的这种感觉。如今，每在美丽园大酒店高层的房间里凭窗遥望对面的美丽园旧址，俯览环绕四周的高楼大厦，延安路上熙熙攘攘的车流，总会有种莫名的感觉，故地故人，恍如昨日。
（选自《逝者如斯—— 六十年知见学人侧记》/赵珩 著/中华书局/ 2017年8月版）
1987年的5月，正是上海接近梅雨季节的气候，我在上海盘桓了十几天时间，目的是在上海约稿并拜访当时健在的海上文化人。时隔整整三十年，如今美丽园已非昔时模样，拜访过的老先生们已经悉数作古，而我也已近古稀之年，时光荏苒，真如白驹过隙。
1966年11月，我第一次到上海，正值“文革”，只住了一夜就匆匆逃离，转而去杭州游山玩水了，几乎对上海没有留下任何印象。如果那次可以忽略不计，那么1987年5月才算是我第一次真正到上海。
在上海期间，拜访了不少位海上文化人，这里仅就几位印象颇深的老先生记录如下。
从黄裳日记说起
一直以来，我有个记忆的错误，那就是将这次去上海的时间记成是1986年的5月。直到最近，友人才从黄裳先生的日记中纠正了这个错误，看来日记最能作为旁证的史料。
黄裳先生在他1987年5月22日（星期五）的日记中写道：
燕山出版社赵珩同志来访，谈移时去。赠 《燕都》 数册，颇可观。知李越缦 《旬（郇）学斋日记》 残卷一册，确为樊樊山干没不还，书于“文化大革命”中抄家重现，现存文物局，说是将影印出版云。
看来现在有必要为黄裳先生这段日记做一补注。
早就有闻黄裳先生是很难打交道的人，且心思缜密，记忆过人，却不善交流。那天去拜访他，深刻体会了这一点。我与黄裳先生素无交往，也不会向他自报家门，作为一个文化类出版社的普通编辑，能得到他拨冗接谈已经是不错了。黄裳待人比较冷淡也是出了名的，他会听你道来，但是很少表态，话也不多。
那次拜访他的主要原因是为谈梅兰芳 《舞台生活四十年》 一书的事。
此前1985年的冬天，我曾两次去北京和平门内帘子胡同梅宅拜访许姬传先生，那时梅夫人福芝芳已经过世，许老先生住在梅家的上房，因此和许姬传先生有过长谈。后来我发现一个问题，许先生对梅先生早年的旧友如冯耿光 （幼伟）、李释堪 （宣倜） 和我的七伯祖 （世基） 等人的情况并不太熟悉，他和堂弟许源来到梅先生的身边较晚，大约是抗战胜利之后，因此对梅先生晚近的事倒是如数家珍。他和我谈的最多的是 《舞台生活四十年》 的一些事。据许先生说，编写 《舞台生活四十年》 的真正倡议者是上海的黄裳，正是黄裳玉成了这本书的编写。抗战胜利后梅兰芳恢复了演出，而那时黄裳已经调到 《文汇报》 当记者，他曾多次采访梅先生，过从甚密。且早在1949年，黄裳就建议梅先生写一本自传，1950年黄裳调到北京后又旧事重提，对此事十分积极。正是由于黄裳的建议，梅先生后来才在许姬传、许源来和朱家溍等人的协助下，用几年工夫断断续续口述，由这几位整理成书的。
我在黄裳先生家里问到他这件事的原委，他说确实如此，当年梅先生住在上海马思南路时就有接触。又说此事太拖拉，用了那么多年才成书，时间实在是太长了。黄裳先生从来不主动谈某一个问题，对我谈到的一些人和事，多是哼哼哈哈，几句话就应付了。后来不知何故，话题扯到了李慈铭身上，谈到他的 《越缦堂日记》，也谈到从中辑出的 《越缦堂读书记》。我对黄裳先生说，有一部李慈铭晚年的日记——《郇学斋日记》 现藏北京市文物局，我和一位同事曾标点过其中一小部分，发表在 《燕都》 杂志上。
谈到这个话题时，我发现黄裳先生的神情开始亢奋，眼前一亮，精神大振，与刚才判若两人。黄裳不但是作家、报人，也是位藏书家，除了近代史料、稿本、钞本，对一些冷僻的书更感兴趣。他说，早就听说过李慈铭的 《郇学斋日记》，但是没有见过，因此特别感兴趣，一再向我追问这部日记的来龙去脉。
我对他说，这部日记是否 《郇学斋日记》 的全部还不敢说，目前只有五卷九册，分甲乙丙丁戊集，甲乙丙丁各上下两册，戊集只有一册。日记虽然前后时间不太长，但是每天都作了些邸钞，因此显得篇幅很大。当年由樊樊山 （增祥） 借去，一直未曾归还。“文革”时抄家，在樊的后人家中抄没，现存北京市文物局资料中心。日记系钞本，似重新抄录，却略有批改。我告诉他，我和同事海波先生复印后曾标点了一些，后来发现文稿较难辨认，容易出错，因此现在想影印出版，保持原来的风格。
黄裳的记性很好，他说当年 《越缦堂日记》 印行时，蔡元培先生在“印行 《越缦堂日记》 缘起”一文中还提到了自孟学斋至郇学斋以后还有八册（实为九册） 是否即是所指？我答然也。
黄裳在日记中所说的“一册”是不对的，应该是五集九册。大约是在1988年前后，我确实主持将此书影印，线装，成一函九册，并执笔写了一篇出版说明，仅印行了500部，因为黄裳如此感兴趣，记得曾寄给他一部。
拜访施蛰存先生
我对中国现代新文学可谓完全外行，倒是在“文革”中无事可做，让先君从中华的馆藏中借回过一些郑振铎主编的 《小说月报》 翻阅，后来也零星看过些 《新文艺》 《现代》 之类的月刊，从那时起才知道了施蛰存的名字。在我的印象中，只看过他的短篇小说集 《上元灯》 和 《李师师》，后来他与外国文学发生关联的那些作品几乎一无所知。
施蛰存先生的一生基本生活在上海和抗战时期的西南，短期也在福建和香港住过，有人说，他是“在二十世纪文学史上被遮蔽了的文学家”，我觉得是有一定道理的。而在早年的文学创作，主编文学刊物和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上却又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中年以后在文学教育上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力。1957年以后，施先生几乎淡出文坛。而晚年的施蛰存作为硕果仅存的新文學见证人和翻译家，却又得到众多的追捧。
与其说我拜访施先生有什么明确的目的，毋宁说只是想见见这位二三十年代新文学的代表人物。
我从来没有在美丽园招待所吃过早饭，都是到处寻觅上海的特色早点，因此总是起得很早。那天在外面吃过早餐也才不过八点多钟，与施先生约好的时间是九点，不得不在愚园路附近徘徊了好一阵子。 施先生家虽然面临着愚园路，但是他的居室要绕到侧面才能进门，上楼一进去就是一间还算是宽敞的起坐间，玻璃窗朝南，光线很好，他正坐在桌旁吃早餐。施先生的样子和我想象的差不多，一头没有梳理过的花白头发，微胖，脸上有些赘肉松弛下来，也许是刚起床不久，似乎尚有些睡眼惺忪，穿着一件很旧的灰色衬衫，松散着袖口。施先生很客气，要我和他一道吃早点，我说已经吃过了，于是他就一边吃早餐，一边和我聊天。
施蛰存的 《鸠摩罗什》 我从来就没有读懂过，鸠摩罗什的名字对我来说总是和“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联系在一起。他写 《鸠摩罗什》 时才25岁，我很奇怪，那样人格化、贴近生活的智者鸠摩罗什与大漠驼铃会出现在上海文学青年的笔下，更与眼前的这位耄耋老人难以发生联系。正像戴望舒脍炙人口的新诗《雨巷》，他们的作品都是最早以西方文学特色融入中国元素的典型，本人也是最具主观意识与生命感悟的作家代表。我想，他与戴望舒等编辑 《新文艺》 和稍后主编的 《现代》 杂志应该是抗战前上海新文学的主流罢？他们的作品中没有太多的政治色彩，是脱胎于“新月派”的真正中国新文学的启蒙者。施先生与戴望舒同年，但是却比戴望舒多活了半个世纪，也经历了更多的磨难。
那天和施先生也谈到戴望舒、穆时英等许多人，大约两个小时。施蛰存先生的精神很好。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施先生在1957年之后，转向碑传的研究，出版了一系列征碑录，也做了许多碑跋和金石研究。
施先生给我的印象是平和、淡然的。那顿早餐从我进屋到离去始终没有撤去。施先生吃得很少，也很慢。早餐是中西合璧的，有牛奶、面包、果酱之类，也有稀饭。他和我聊天，也始终没有离开那张饭桌，稀饭冷了，又拿去热热。
补白大王郑逸梅
郑逸梅的 《艺林散叶》 我是在八十年代初读的，后来又看了它的续编，这两本所记的人和事，上起清末，下讫当代。《艺林散叶》 所记竟有4342条，都是这一时段文化人圈子里的事，每段多则百余字，少则数十字，甚至十数字，都是语焉不详，其实价值是不大的。续集的文字虽然稍多些，也不过每条三四百字，辑成2271条，其详细程度略高于初编。
用今天的话说，郑先生所谈的内容类似“八卦”，但是他与上海的文化人、报人、伶人、艺人、闻人、出版人都有交集，知见广博，其界域之宽阔是无人能及的。此外，郑先生的闻见并不囿于春申浦江，而是遍于全国各地。
我见到郑先生时，他已经92岁。五月底，上海已经开始溽热，但是他还穿着两件衣服。虽然显得衰老，但以这个年纪来说，就算得是精神矍铄了。在我那次拜访的老人中，他是最年长的一位，比陈声聪先生还大了两岁，可谓人瑞也。
他的书斋叫纸帐铜瓶室，也名秋芷室，直到他九十岁还一直笔耕不辍，全凭着良好的记忆力。我见到他时，他思路之清晰，记忆之准确，确实令人折服。
七十年代末，我得到两本包天笑的 《钏影楼回忆录》，所记都是海上和香港舞台影坛旧事，好像那天的话题就从包天笑谈起。老人对包天笑很熟悉，也说到包天笑的许多轶事。再后来话题又转到邵洵美，郑先生道，邵洵美和他的岁数差不多，也是他一生看过最美的男人，相貌、风度和气质是没人能够匹及的，就连徐志摩都稍逊一筹。他说邵洵美绝对不是人们误以为的“花花公子”，他半生做了许多事，说他是申江“小孟尝”绝不为过。而就才华而言，邵也是毫不逊色，只是半生只为他人做嫁衣，没有显露出自己的才华。他能聚集了那么多的文化人在其身边，不是没有原因的。他的慷慨和乐于助人的精神也是有口皆碑，就是胡适、林语堂、闻一多、郁达夫、潘光旦、沈从文、施蛰存、老舍等人也都曾受惠于邵洵美。只是他最后的十年太悲惨了 （指1958年邵洵美入狱到1968年离去）。他还说，邵洵美应该是宋代理学家邵雍的后人。
对于邵洵美，我还是有些了解的，老先生对邵洵美的客观评价也是恰如其分的。我对郑先生说，我认识邵洵美的侄子，是上海的一位集邮家，也是学化学的科学家。郑先生道，这倒不知道。说到集邮，郑先生说他自己也集邮多年，但是始终不成气候，于是颤颤巍巍地从柜里给我拿出几本集邮册。虽也经过整理，但是看得出来水平不高，为了不扫老人家的高兴，我只得赞许几句。
不敢过多搅扰一位92岁的老人，于是主动离去，但老人的兴致颇浓，丝毫没有倦意。不忍让他太累，还是告辞而去。1992年，郑逸梅先生离世，带走了他一肚子的掌故轶闻。
狷介耿直的陈从周
从小在先君的书房里乱翻书，多数是看不大懂的。不过，但凡有图片的书籍，就更加喜欢，会来回来去翻看许多遍。在书架上，有一本精裝的《苏州园林》，图片虽是黑白的，但在当时来说已算是十分精美了。于是，便记住了陈从周这个名字。当然，在以后的文物保护图书出版工作中，关于陈从周先生的了解就更多了。
我和先君都与陈从周先生没有来往，这次去拜访陈先生是由我的一位小学同学的先生介绍的，这位先生姓周，和陈先生有亲戚关系，这个关系我也说不太清，但是他们都与中国的老一辈军事家蒋百里有关。这位周先生是蒋百里的外孙，也是钱学森和蒋英的外甥。当时他正在上海参加一个展览，比我早几日到达上海，先去过陈先生家，把我的情况和家世很详细地介绍给了陈先生，并替我订好拜见陈先生的时间。
那日到同济大学是下午三点，陈先生刚好睡午觉醒来。我去拜访是1987年，是在他的爱子在美国出事之前，也是他精神状态最好的时候。
陈先生对我的热情出乎我的意料，完全不像是对初次见面的晚辈，倒像是接待一位久别的故人。他对我大谈先曾伯祖次珊公 （赵尔巽），佩服备至，谈起来滔滔不绝，中间我连话都插不上。他说，当年蒋百里先生就是次珊公慧眼识人，保送到日本士官学校去深造的，次珊公是蒋先生的伯乐，没有次珊公就没有蒋百里。陈先生对近现代史很熟悉，而对次珊公任东三省总督一任的政绩居然比我还清楚。他对我感叹地说，“像次珊大帅前辈这样，一辈子能做那么多的事，今天的人想都不敢想。”这是他的原话，我记忆犹新。 陈从周先生不但是园林建筑学家、园林美学家，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文人。他擅建园，懂美学，能书画，通诗词，又写得一手文辞隽秀的散文，更是顾曲行家，在今天已是很少见的了。
我和陈先生从园林建筑聊到书画、昆曲，聆教之中，我也大胆地谈了自己的许多观点，很得先生嘉许和赏识。说话间，他从茶几上扯过一张白纸，用钢笔在纸上随意写着什么，然后递给我，我看到纸上写着两句：“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我知道这是杜甫 《丹青引赠曹将军霸》 中的诗句，先生的用意我也明白，于是站起来惶恐地道，这可不敢当。
先生那日精神极好，走到书桌旁道：“我给你画一幅竹子罢。”边说边在桌上展开一幅很窄的长卷，疾速挥毫，一蹴而就，一竿新竹立时跃然纸上，笔力刚健，疏淡文雅。先生是老派，搁笔问我的字是什么。我说我们这一辈人，哪里有什么字，小时的字就是“珩”（单字为字者，古已有之），其实本名应该是“履坚”，后来反就以“履坚”为字了。于是先生马上题了上款：“新篁得意万竿青履坚吾兄正之。”落款“陈从周”。陈先生的厚爱，至今难忘。
陈先生是位狷介耿直的学人，从来不媚流俗，不附众议，尤其对园林保护，敢于大声疾呼，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人，甚至在某些园林城市被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他最喜欢苏州的网师园、留园，在许多几近荒废的园林修缮和复建上有自己不同的观点。扬州盐商曾有个园子里的楠木敞轩被一个食品加工厂利用，陈先生几次呼吁清理迁出，都没有得到重视，结果后来被一把火烧得精光，不谓陈先生言之不预也。也有的园林城市为了一时的经济效益，不顾原来的面貌，大兴土木踵事增华，也被他痛斥。从江南到江北，全国很多园林古建都是在陈先生的指导下修葺的。多年以后，我读他的 《园林清议》，觉得许多观点和理论都是值得我们今天理解和学习的。
那日，恰好先生的新作 《帘青集》 出版。此前，他还有一本 《春苔集》，都是取自《陋室铭》“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之意。先生从还用牛皮纸包着的样书中取出一本，题好字送给我。后来，我又收到过他寄来的 《梓室余墨》，都认真在扉页上题了字。
在陈先生家坐了三个多小时，要告辞离去，先生执意不肯，一定要留饭，并说，已经与上昆的一旦一生华文漪、岳美缇约好，今晚来拍曲子。华、岳两位的昆曲我看过很多，但是尚未在私底见过，又难却陈先生的盛情，只好听命留下吃饭。直到近八时华文漪和岳美缇才来，因为住处离同济大学太远，交通不便，只好与她们两位稍稍寒暄后离去，未能聆听陈先生与她们拍曲，也留下了一些遗憾。
宗室布衣金云臻
辛亥鼎革后，旗人地位一落千丈，不要说是昔日的奢华，就是吃饭都很成问题，那些不事生产，游手好闲的旗人子弟更是境遇惨淡。其实，早在清末，不要说一般旗人，就是远支宗室，日渐沉沦者也不在少数。但是，其中不乏奋发要强，自食其力者，像台湾的唐鲁孙先生和我熟悉的金云臻先生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金云臻先生是爱新觉罗宗室，具体是哪一支脉，他曾对我说过，但是我已记不清了。况且有很多宗室，都不太喜欢提这些旧事，像启功先生就从来不以此炫耀，更不喜欢用“爱新觉罗”的姓氏，金先生也属于这一类的旗人和宗室子弟。金先生早年读书毕业后，考入铁路系统工作，收入尚可维持家用，度日不成问题。后来调到上海，也在上海退休。
早在我去上海之前，就与金云臻先生有过很长时间的书信交往，非常投契。他知道我要去上海，十分高兴。那时他家没有电话，因此我一在美丽园住下，就给他发了一张明信片，告知我的住处，希望很快见到他。彼时虽然没有今天这样便捷的通讯设施，但是邮政还是极其便利的，本市内的信函，今日寄递，次日即达。
次日下午，金先生就来美丽园找我，这也是我和金先生初次见面。他住在北京西路，距离美丽园也不算太远。当时的金先生已经接近八十岁，动作有些迟缓，但身体尚健。他虽然世居辇毂之下，又是旗人，但是丝毫没有北京旗人的习气和做派。他的个子较高，显得有些瘦弱，穿着朴素，言谈儒雅，也许是在上海住得久了，金先生没有京片子的口音，倒是很标准的普通话。
《燕都》 创刊伊始，金先生在上海看到了这份杂志就非常喜欢，他是主动投稿的作者。我发现金先生的文字非常好，极其干净洗练，于是有了印象，最初的两篇稿子是什么已经记不太清，但是言之有物，都是谈的亲身经历。那个时代都是手写的文稿，而他的手稿总是那样的清楚，好像是再度誊写过的，附来的信函亦如是。后来往来书信更多了，金先生也在信中谈了他的写作计划。此前，金云臻先生是位名不见经传的人，也没有发表过什么东西，而关于他的身世，更没有人知道。
金云臻先生出生在一个旗籍的仕宦之家，据他所说，虽是宗室，但属远支，幼年时虽家道中落，但是受过良好的教育，尤其是旧学根底很好。那时为了谋生，毕业后只有从事工商经济才能有饭吃，且无余暇再顾及闲情雅趣，直到晚年退休，才又捡拾旧日记忆。他的青少年时代住在北京，西山的晴雪，太液的秋波，三海的莲藕，两庙的货声，都还依稀眼前，萦绕梦中。
美丽园中的茶室是我们畅谈的地方。五月，正是新茶陆续上市的季节，每人一杯碧螺春，两客点心，能聊上一个下午。大概是因为我也熟悉旧北京，金先生引为忘年之交。他说青年时代遍游京西各处，也留下了不少自己拍的景物照片，可惜那时经济条件不济，不能洗印成大些的照片。他来时带了个牛皮纸的封袋，里面有不少当年 （大约是三十年代初） 所摄的照片，既有坛庙，也有景物，都是他用120相机拍的，其中以妙峰山为最多。今日妙峰山已经复建了山顶娘娘庙，但是与他所摄的照片是有很大出入的。老先生又绘声绘色地对我描述了东西两庙 （东城的隆福寺和西城护国寺） 的庙会兴衰，长河消夏逭暑的情景。老先生自己说，由于多年不在官场学界，对旧闻掌故并不熟悉，所钟情者，惟市井风物，闾巷货声耳。至于历史掌故，不敢奢谈。其实，这是他的谦辞，也是金先生质朴之处。
我多次提出要到北京西路他的家中拜访，都被老先生婉拒，他总是说，“寒舍陋室逼仄，不敢延请移步，还是我来看您罢。”临离开上海之前，我还是去了他家一次。他住在北京西路的一个有围墙的红砖公房里，大概是与子女同住，确实比较简陋。家中陈设一望而知是个很普通的市民家庭，他的书斋不过是大屋中的一隅，有书桌书架。坐下来后，老先生从书桌抽屉里取出一叠他写的吟稿，真令我惊叹。吟稿用的是旧年彩笺，木刻水印，看得出是清秘阁的旧物，字寫得非常好，极富书卷气，可见青少年时代临池的功底。偶拣出旧时律诗一首：
真茹买菜
一九六一年洊饥之岁，常供蔬菜久缺，偶闻市郊真茹镇有新蔬之品，携囊往市，戏成一律。
携囊十里市新蔬，价重十千力有无？
剪韭一春如梦短，采芹三月带香锄。
山空敢望生薇蕨，酒少毋劳忆笋蒲。
正是江南好风日，杏花微雨访真茹。
老先生的旧体诗做得真好，饥馑之年，写照犹真，却无戾气，且平仄对仗工整，实在是难得。可见其旧学功底和为人的平淡。
老先生看我专注他的旧时吟稿，于是深情地说道：“与君神交，又得相聚于沪上，些许旧时涂鸦，权作纪念罢。”他执意要将吟稿馈赠给我，并又提笔在其中一页写道“余以文学之缘得识赵珩君……”云云。三十年往矣，物是人非，每拣旧箧，看到老先生的手书吟稿，都会引起对他的怀念，也感念他的情谊。
回京之后不久，我将他写旧北京的文章辑成 《燕居梦忆》，因为篇幅不够，难以成书，于是就将刘叶秋先生的 《京华琐话》 与其合二而一，取名《回忆旧北京》，纳入“北京旧闻丛书”系列。不久，金先生又在文物出版社出版了他专门谈旧京饮食的 《饾饤杂忆》。
金云臻先生大约逝于九十年代中，因为他不是名人，所以很难查找关于他的记载，只有在这两本不起眼的小书上，留下了他的名字。
三十年来，去过无数次上海，也住过像延安饭店、华亭宾馆、四季酒店、静安香格里拉这样的饭店，但是再也找不到初来上海，住在美丽园的这种感觉。如今，每在美丽园大酒店高层的房间里凭窗遥望对面的美丽园旧址，俯览环绕四周的高楼大厦，延安路上熙熙攘攘的车流，总会有种莫名的感觉，故地故人，恍如昨日。
（选自《逝者如斯—— 六十年知见学人侧记》/赵珩 著/中华书局/ 2017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