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届的毕业生不太走运。
　　去年的毕业生虽然经历了疫情暴发，但企业以及毕业生最看重的秋招在疫情到来前已经结束。之后，在“硕士研究生扩招”“特岗计划”等一系列政策的加持下，一批没有去向的毕业生也被补捞上来。
　　而在疫情暴发一年之后，如今，新一届毕业生迎来了人生选择的分叉口。毕业生人数再破新高、挤兑的竞争者、变动的就业市场—今年的毕业生将直面疫情带来的长尾效应。

还需要毕业生吗？

　　每年11月底，复旦大学邯郸校区北区体育馆都很热闹。这里会举办当年规格最大的综合类招聘会，按照传统，数百家企业会在这里搭建展位，网罗所需要的毕业生。
　　对于没有工作经验的毕业生而言，招聘会是求职最高效也最可及的路径。学生可以当场投简历，并与企业直接对话，是一个简单直接的双向了解的机会。不过，根据智联招聘的调研，2021届进入学校开展招聘会和宣讲会的企业数量大幅下降。
　　复旦大学官网的数据显示，2020年11月举办的秋季综合类招聘会，共提供招聘岗位600余个。而在2019年11月，这一数据接近1万。清华大学的官网数据显示，2021年3月，其校园招聘会提供8000多个招聘岗位，而据2018年和2017年的公开数据，往年提供的招聘岗位均在3万以上。
　　“受疫情影响，学校不太适合大量人群的聚集，（活动）落地更难一些。”在厦门一家互联网公司从事招聘工作的吴丽说。
　　今年，不少企业将招聘会改到线上。一名来自上海的应届生对《第一财经》杂志表示，今年其所在学校有类似小程序这样的第三方线上招聘合作渠道，“8成企业的招聘会都在线上举办。”这位同学投了100多份简历，其中大多数都通过线上招聘会投递，只有6份在线下投出。
　　疫情已经将毕业生就业市场划分为前后两段。吴丽透露，在疫情之后，其公司已经停掉了校招，并且今年还没有开放。但同时，她也表示，企业未来仍然有招聘应届生的需求。
　　2021年近半毕业生没有选择去企业工作

　　疫情对应届毕业生求职产生的影响

　　公司的招聘需求主要跟业务预期有关，这会直接影响公司的人才结构。比如在快速拓展业务期，公司更需要有经验的人来做补充，那么这部分人才就要依靠社招填补;而当企业需要持续造血，则要依靠校招生来完成人才培养。“在正常情况下，企业到了一定规模，每年对两条线的人数需求都会定期滚动。”吴丽解释道。
　　但对于受到疫情影响的公司来说，出于经营成本的考虑，会首先削减对应届生的用人需求。一位大型软件服务企业的相关负责人告诉《第一财经》杂志，工程师招聘偏好于经验丰富能直接上手的员工，校招生在业务方面还不够成熟。从其所在公司今年的招聘需求来看，对经验丰富的工程师需求仍然不变，但公司校招的名额已经从往年的千人规模缩减到几十的量，“主要还是跟营收有关，要等营收回暖。”
　　经济基本面还未完全恢复，疫情给经济带来的负面效应还在持续显现。智联招聘调查后给出的关键词是—企业招工量下降了，毕业生的求职周期变长了。
　　根据智联招聘发布的《2021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毕业生今年的就业意志普遍薄弱，仅有56.9%的大学生选择毕业后加入就业大军，较去年降低了18.9%。主观意愿是一方面，客观压力也同样困扰着他们，在没有获得offer的原因里，选择“迷茫”的毕业生占43.6%，“未满足用人单位的需求”“获取工作机会的渠道少”“没有满足我的工作”这些客观因素也成了毕业生们在找工作时碰壁的原因。在主客观因素的双重夹击之下，2021届高校毕业生正迎來一场考 验。

激烈竞争下的学历战

　　成苗同时参加了秋招、春招和公务员考试，她的一个感知是，今年海外回来的硕士变多了。
　　成苗是某211财经大学金融专业的硕士。对于金融专业的学生来说，常见的就业出路有两条：要么去做投融资，要么去做财务相关的工作。成苗清楚相较于清北复交的金融毕业生，她的背景没有优势。券商、基金类的工作够不上，银行是她和身边大多数人的选择。银行不仅能提供大量的岗位吸纳批量的毕业生，而且工作还算体面。这对她来说，是条不错的出路。
　　成苗自认为是一个不太出众的人，在班级里不算默默无闻，但也不是最优秀的那一拨，她形容自己“不容易被发现”。因此，从去年秋招开始，她就做起两手准备。一方面准备考公务员，一方面准备去企业求职，求职方向主要是银行。投出去的简历有近20份，但有1/3没有通过初选。
　　去年年底的秋招，成苗面了五六家银行，她发现，高学历是面试者的标配。“基本上没有本科生，全是硕士。”成苗说，“小的银行我会投管培岗，大银行就只能投营销岗，但大量营销岗也基本全是硕士来竞争。”她周围的几个朋友，也都在秋招向地产、互联网行业求职失利后，转投了银行。 　　在一家中小型股份制银行的管培生面试中，成苗进了二面，与另外4个候选人共同竞争。这4个对手中有3个是海归硕士，另外一个是985硕士。成苗发现，自己的211硕士学历在所有人中最不显眼。
　　成苗并不是唯一一个感知到应届留学生多起来的人。多名受访者均表示在面试过程中与留学生相遇的次数不低。另外一位金融专业应届生提及，在一场十几个人的面试中，留学生人数占了一半多。
　　应届生在求职时看中的因素

　　应届毕业生期望薪资变化

　　数据更直观地反映了今年留学生归国的情况。根据智联招聘今年1月发布的一份《2020中国海龟创业就业调查报告》，2020年留学生回国求职的比例环比增长67.3%。中国的疫情管控能力以及经济形势比几个主要留学国家更好，这是吸引留学生在完成课程后迅速回国的重要因素。
　　戴姝蔚就是众多归国留学生中的一员。戴姝蔚本科在一所普通的211学校读小语种，为了拓宽自己的就业路径，她选择去小语种国家读了一个商科学位。原本，她打算利用小语种加商科的复合背景优势留在国外，但海外的疫情时时反复，就业形势更为艰难。春节前后，她回国了。
　　根据智联招聘的调研结果，互联网和金融行业仍然是留学生回归的热门领域。戴姝蔚在上学的时候有一些互联网和自媒体相关的实习经验，于是她把目光锁定在了互联网公司的运营岗位。戴姝蔚记得，自己2019年本科毕业的时候，去互联网行业的腰部公司，甚至头部公司，都不是特别难的事—她的同班同学，没什么实习经历就进了一家不错的互联网公司做运营。
　　但等她读完研究生归国，她发现“整个世界都变了”。
　　留学生的身份并没有给戴姝蔚带来太多优势。在一次群面环节，戴姝蔚发现自己小语种国家的学习背景是所有人中最差的一个，倒数第二差的是上海几所头部学校的毕业生。经过几轮面试的观察，戴姝蔚称如今互联网公司的市场和运营部门是“卷王之王”。在她看中的互联网公司中，候选人的标配是985以及全球排名前30位或者前50位的硕士学历，他们毕业于美国、英国或香港的顶级院校，并且普遍有三到四段大厂实习的经历。那场面试中，戴姝蔚不出意外地被刷掉了，10个人最终只过了1个。
　　在采访过程中，毕业生们时常会提及“学历”这个词。他们的明显感知是竞争对手普遍学历高，且逻辑清晰、受教育程度良好，这给他们带来很大的竞争压力。
　　智联招聘高级顾问王一新分析，求职市场变相变成“学历竞争”与高校扩招有关。大学毕业人数的增多，造成企业选择空间大，在同等条件下倾向于提高岗位的学历门槛。智联招聘从2019年起连续观察了3年后发现，企业对应届生的学历要求逐渐递增，“学历不限”的公司从2019年的24.2%下降到15.8%，要求本科学历的则从16.7%上升到28.4%。“这是外部毕业生增量和企业相互促动的结果。”同时，王一新也提醒，实际上，对于企业来说，学历并不是挑候选人时最看重的资质。
　　“企業在筛选人才的时候，要求学历的大多是涉及研发类、高精尖行业的岗位。如果是通用型岗位，学历与求职结果之间没有很高的必然联系。”王一新对《第一财经》杂志说，“学历只是一个初筛选项，企业更多是期待看到候选人的持续学习能力、数字化转型的技能、抗压能力等等软性素质。”
　　与此同时，智联招聘发布的报告中提及，今年高学历人才对疫情影响以及竞争压力的感知更为强烈。而这一结果也很好理解，因为在学习上花费的成本更高，因此对工作的期待也更高。这种心理预期往往会影响高学历候选人的求职走向。“学历较低的求职者会更愿意多做尝试，比如用工作的前一两年去试错也是可以接受的。”王一新说。

预期降低了

　　根据智联招聘的报告，2019年应届生整体的期望薪资聚焦在6000元至8000元之间。而到了2020年和2021年，这一峰值则分布在4000元至6000元，整体下降了一个区间。王一新认为，从大环境来讲，经历疫情过后，毕业生的期望薪资与企业的给付薪资出现同频下跌的趋势，市场就业环境普遍情绪低迷。
　　到12月秋招尾声时，很多毕业生会签下一份保底的工作。但成苗没有签，她对当时拿到的offer都不太满意。另一方面，公务员的考试也并不顺利，成苗决定放弃。在春招期间，她选择继续投递简历。
　　除去来自海归留学生的竞争，今年还有上一届未被就业市场消化的学长学姐。在成苗参加的近10场春招和秋招的面试中，基本每场都会碰到一两个上一届没找到工作的毕业生，这无疑又增加了竞争压力。
　　春招过后，成苗有些丧气。在收获的一个银行offer里，她没有过体检这一关，被刷了下来。于是，快“上岸”的她又变成了待业状态。“现在没几个人是满意的，但因为春招量太小，大家也都挺躺平。即使是保底工作，也有同学会接受，不会再过多纠结了。”成苗说。
　　与成苗一样，梁玮玮同样在公务员道路上折了戟。
　　梁玮玮是中山大学某社科专业应届硕士。去年，她放弃了秋招，准备华南一城市的选调生考试—对于她所在的专业，企业的大多数岗位并不对口。因此她和同学们的求职大多是公务员、事业单位和老师等方向。 　　4月底，她的一项体检指数没有达标。在意识到可能入职不顺利后，梁玮玮开始给国企投简历，但收获并不多。而此时，已经快到了应届生求职的尾声。她准备放低要求，转投一些中小型民营企业，“要接受自己，把那种本来就莫须有的光环摈弃掉。”
　　曾经，梁玮玮的理想工作大多去体制内，它们往往稳定、社会声望高，并且得到父母的支持，但这类岗位也在近两年不确定的宏观环境下迎来了最多的竞争者。根据国家公务员网站统计，2021年国考报名人数达到157.6万，平均招录比为61：1。而根据智联招聘的调研数据，国企是今年毕业生的首选，意愿占比从去年的36%上升到42.5%。在求稳心态逐渐增强的情形下，体制内岗位激烈的竞争已在所难免。到了求职后期，梁玮玮的标准已经变成了“只要符合自己的预期就行，不一定要所有人都满意”。
　　大学期间，梁玮玮没有给自己安排实习。不过，她的支教经历和不错的学历背景帮她在两个月内收割了四五个offer，公司或许看中她曾经担任公益项目负责人的经历。抛来的橄榄枝中，有专业相关的— 做的是公共政策咨询的内容—也有教育行业管培生这样的岗位。然而身处广州，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她无法参与外地的面试，她没有再折腾，选择了一个猎头职位。
　　企业对应届生学历要求变化

　　戴姝蔚也从原来只对互联网行业感兴趣变得开始动摇。在实习过一年还被刷下来之后，戴姝蔚对互联网行业产生了怀疑，反思自己是否真的适合互联网。她称自己讨厌那种35岁可能会被优化掉的不确定性，尽管这份工作看起来光鲜亮丽，且竞争性强，挑的是“最厉害的那帮子人”。她开始尝试回到老家东北，找普通外企的实习，不过她感觉到有明显的心理落差—同事的能力、学历以及业务水平都不在同一水平线。干了半个月之后，戴姝蔚选择了离职。目前她将公务员考试作为自己的新目标，是否能上岸，她心里也没底。
　　秋招、春招双失利后，成苗偶尔也会看一下求职信息，不过目前的招聘信息已经很少了。成苗和班上同学沟通后发现，班里40个人中，有接近1/4的同学也处于同样的状态—从起起伏伏到逐渐“躺平”，但无论如何，6月底，他们都将彻底与学校告别。

一场多方困局

　　随着教育行业的监管变动，一批拿到offer的应届生还没毕业就已经尝试到了失业的滋味。6月，据多家媒体报道，随着针对教培行业的新一轮监管启动，高途、学而思、作业帮、猿辅导等一批在线教育企业迎来了大规模裁员，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刚签署第三方协议的毕业生。这轮大裁员来得毫无征兆，有人临时被通知从原本的老师岗位转为地推，有人甚至已经签好了一年的租房协议……“先从刚入职的新老师开始裁，要求强制放弃，或者要等到明年才有可能办理入职。”一位在线教育行业的从业者透露。
　　教培、房产中介、销售岗位如今已經成了每年吸收大学生的主要岗位，“但这些岗位实际上并没有很好地发挥大学生4年里学到的专业技能。”在王一新看来，产业与教育的矛盾仍然突出，很多大学生都存在所学专业和目标岗位不匹配的状况，就业质量没有明显提升。这也导致了这类岗位在面临风险时的脆弱性，尽管每年的需求量大，但由于可替代性较高等特性，它们往往会成为暴风雨到时来的重灾区。
　　成苗后来反思，最终一无所获跟自己不明智的求职策略有很大关系。成苗曾在一家国企实习，期间有其他公司向她发出offer，也不乏一些她心仪的公司邀请她去二面和终面，但考虑到手头有实习转正的保底，成苗都没有去，把希望都寄托在这一家公司上，“我身边也有实习了一年多的同学，最后什么都没有签。春招的尾巴也没赶上，现在没一个着落。”
　　大学生觉得求职难，企业HR则感叹招人也不容易。“我们作为用人市场的需求方，发现人并不好找。”吴丽所在的公司接触到的生源主要是以厦门为圆心的三本学校。很多毕业生家里条件不错，也不急着找工作。今年5月，在应届生离校的最后阶段，她去一所高校为今年的毕业生做讲座，当吴丽请已签三方协议的同学举手时，现场无一人示意。大家的反馈普遍是：没有找到合意的。
　　在大公司、国企竞争激烈的背后，是无数中小型企业招工难的困境。“大家都扎堆要去大的企业、去国企，但实际上这些企业的招工量相对稳定，并不是大规模扩张的状态，可能上百个人竞争一个岗位，而民营企业却面临招不上的问题，这些都会加剧就业难度。”王一新说。
　　梁玮玮已经定下来接受那份意外到来的猎头工作，与在准备公务员考试的同学背道而驰。“我感觉大家好像已经被社会的浮躁气息带得有点看不清楚未来的方向，也找不到个人的价值。”梁玮玮说，“我会觉得这个世界的价值是多元化的，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毕竟人生不是一份答卷，它不需要你答出一个标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