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霍姆勋爵是20世纪英国唯一一位贵族首相，曾长期主导英国外交，在铁幕后指挥着同苏联的对抗。也正是他，先于尼克松，向中国抛出了橄榄枝。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掀起的旋风还未平静，另一位西方人物悄然抵达上海——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霍姆勋爵受周恩来总理之邀访问中国。
今天，他的回忆录中对中国的描述更多的是偕夫人伊丽莎白访问上海幼儿园的感受，以及一个星期后在北京由姬鹏飞外长陪同登八达岭长城的感悟。
那次在长城上的漫步显然超过了政治使命，成为他对中国之行最津津乐道的回忆。但实际上，就在那一年，中国向世界吹响了对外开放的序曲，而他本人正是这一剧目的幕后推手之一，这点或许他在世时都没有真正意识到。
霍姆勋爵曾两任英国外交大臣，并在1963～1964年任英国首相，期间他与菲利普亲王乘专机赴美参加肯尼迪总统的国葬，让美国人深感血脉之情。他是苏格兰贵族后裔，1931年开始担任保守党议员六年，由于继承了霍姆伯爵十四世爵位的身份，他只能进入“贵族议院”。1960年，他出任外交大臣；1963年，麦克米伦首相病况中，推举他接任首相。但因世袭贵族从政的身份不被工党接受，一年后他以微弱的劣势竞选失败下台。直到曾给他当外交事务助手的希思执政首相府，他才出山，在1970年再次出任外交大臣。
这位英国20世纪唯一的一位“贵族首相”，是上世纪二战后，东西方冷战的幕后推手，掣肘苏联的铁腕人物，化解古巴导弹危机的谋划人和部分限定核武器试验的倡导者。在近一个世纪的漫长政治生涯中，他的举止被后来英国的政治家们视为楷模，冠以“20世纪政界中最有礼仪的三位绅士之一”的美誉，他们是霍姆勋爵、约旦的侯赛因国王和南非总统曼德拉，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与生俱来的超然和忘我。
婚礼上的意外谜语
1986年底，我在英国留学时，曾与霍姆勋爵有过一次难忘的会晤。如今每每再度想起，让我觉得那更像一个多年来缠绕心中的谜底。
那时圣诞节的气氛弥漫在撒切尔夫人自由经济的繁荣中，可我只期待着一个日子的来临——1987年1月3日，那是我举行婚礼的日子。婚礼一个重要的程序就是前往中国大使馆如递交国书般呈上我父亲托付的信函，请中国大使参加我们的婚礼。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级代办代表的是国家和我的父母，他能专程前往剑桥参加教堂婚礼，这确实是最让我感动的事。
当然我还要选择唱诗班的曲目、确认《泰晤士报》上的婚礼告示以及联系家人和宾客的邀请。这其中最特别的一个环节，就是于迷雾中的威斯敏斯特广场灯光下，我与未婚妻去拜见她教母的丈夫，也就是霍姆勋爵。
按约定的时间，我们走进威斯敏斯特“贵族议院”的大门。警员过来领路，一声不吭。一进门，霍姆勋爵就站在那笑着向我伸出手来，随后他引领着我们走过议院内的小道。尽管过道并不窄，但所有见到的议员还是停在那等我们过去，并小声打着招呼，“霍姆勋爵！”我听起来更像在说“霍姆老爷！”（英文Lord既是勋爵也是老爷的称谓）
等我们在他的酒桌边一坐下，拿起斟满杜松子酒的杯子，他就跟我说：“我去过中国！”我问是什么时候，他说：“1972年，周恩来总理请我过去的。”这令我非常吃惊。他接着说的话让我感到更加意外，“我一见到周恩来，马上就意识到认识他太晚了！之前，我无法想象周恩来是一位如此充满魅力的人，他即刻改变了我对中国以前的一切看法！”
我当时无法第一时间理解这句话的真正含义，直到几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年大庆，有朋友要一起举行一次纪念活动，涉及到一些英国与中国历史源渊的挖掘，我才突然意识到霍姆勋爵那晚说的一番话的分量。
我找遍了有关他的回忆片段或著作，里面提到了他对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强硬态度，提到了北约在东欧的扩张，提到了禁止核武器协约等，竟然没有只言片语的内容能反映出他告诉我的那段话。他是这样说的：“我们想与中国打开沟通渠道的原因，是基于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不允许我们再拖下去了。但阻碍这件事的障碍是与蒋介石的关系，我们都意识到这个现实，没有选择，只有放弃。”
从翻看的一些历史文献中，可以从侧面印证这句话的想法是出自他本人。我还发现英国外交的一个惯例，就是当一个国家的政权实际已经掌握在新组成的政权人手中时，英国就会给予承认。英国是最早承认1949年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国家之一。英国政治家能有这种现实考虑是再自然不过的事。1972年3月，中英两国正式互派大使，无疑背后是霍姆勋爵的推动。
我记得在那次谈话中，还涉及到他向尼克松道出这种现实考虑的内幕。他还谈到，英国做出支持中国重返联合国，就是想与毛泽东进行沟通的铺垫。1970年中国重返联合国时，英国力挺中国就印证了这一事实。同样，英国紧接着最先做出撤销驻台办的举动，完全不理会美国的面子，实在不符合英、美同盟的历史渊源。
直到今年早些时候，偶然看到北京电视台一个名为《档案》的节目，批露了宋美玲提出不要向赴台竞选游说的尼克松进行政治捐献。晚年的蒋介石认为正是这一原因导致尼克松访华后无情地抛弃了他。蒋疾书痛斥宋美玲的文字还历历在目，不久蒋介石在处心积虑的悲哀中过世。
再回到那天晚上，当时我的未婚妻发现我一直在问这个问题，担心有失礼节，提议说我没有看过议会辩论，是否去看一下？当然，这是我在一开始来的路上就嘀咕的事，于是就欣然跑去，坐在议院后排长椅上听下面议员的辩论。但遗憾的是，只有十来位老人在那里漫不经心地你一言我一语地对答着，实在是不知所云。
等再回来时，看到霍姆勋爵和我的未婚妻还在兴致勃勃地谈着他们家里一些过去的事情。当我向他说到里面辩论的情景时，他笑着反问我，他们坐在那里还能干什么呢？我这才知道两个议院竟有12个酒吧，原因已不用再解释。
随后，我们一同去看在“贵族议院”大厅中给他立的半身铜像，他解释说別看这个塑像不大，但能享受这个荣誉的人不多：首先是要当过首相，还要成为“贵族议院”的议员。他之后，非撒切尔夫人莫属。现在想起他在“贵族议院”的情景，那么不经意地谈着过往的事情，仿佛是在自己家的客厅漫步一般，对于一切重要的外交决定，似乎都出于常理而非谋算。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掀起的旋风还未平静，另一位西方人物悄然抵达上海——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霍姆勋爵受周恩来总理之邀访问中国。
今天，他的回忆录中对中国的描述更多的是偕夫人伊丽莎白访问上海幼儿园的感受，以及一个星期后在北京由姬鹏飞外长陪同登八达岭长城的感悟。
那次在长城上的漫步显然超过了政治使命，成为他对中国之行最津津乐道的回忆。但实际上，就在那一年，中国向世界吹响了对外开放的序曲，而他本人正是这一剧目的幕后推手之一，这点或许他在世时都没有真正意识到。
霍姆勋爵曾两任英国外交大臣，并在1963～1964年任英国首相，期间他与菲利普亲王乘专机赴美参加肯尼迪总统的国葬，让美国人深感血脉之情。他是苏格兰贵族后裔，1931年开始担任保守党议员六年，由于继承了霍姆伯爵十四世爵位的身份，他只能进入“贵族议院”。1960年，他出任外交大臣；1963年，麦克米伦首相病况中，推举他接任首相。但因世袭贵族从政的身份不被工党接受，一年后他以微弱的劣势竞选失败下台。直到曾给他当外交事务助手的希思执政首相府，他才出山，在1970年再次出任外交大臣。
这位英国20世纪唯一的一位“贵族首相”，是上世纪二战后，东西方冷战的幕后推手，掣肘苏联的铁腕人物，化解古巴导弹危机的谋划人和部分限定核武器试验的倡导者。在近一个世纪的漫长政治生涯中，他的举止被后来英国的政治家们视为楷模，冠以“20世纪政界中最有礼仪的三位绅士之一”的美誉，他们是霍姆勋爵、约旦的侯赛因国王和南非总统曼德拉，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与生俱来的超然和忘我。
婚礼上的意外谜语
1986年底，我在英国留学时，曾与霍姆勋爵有过一次难忘的会晤。如今每每再度想起，让我觉得那更像一个多年来缠绕心中的谜底。
那时圣诞节的气氛弥漫在撒切尔夫人自由经济的繁荣中，可我只期待着一个日子的来临——1987年1月3日，那是我举行婚礼的日子。婚礼一个重要的程序就是前往中国大使馆如递交国书般呈上我父亲托付的信函，请中国大使参加我们的婚礼。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级代办代表的是国家和我的父母，他能专程前往剑桥参加教堂婚礼，这确实是最让我感动的事。
当然我还要选择唱诗班的曲目、确认《泰晤士报》上的婚礼告示以及联系家人和宾客的邀请。这其中最特别的一个环节，就是于迷雾中的威斯敏斯特广场灯光下，我与未婚妻去拜见她教母的丈夫，也就是霍姆勋爵。
按约定的时间，我们走进威斯敏斯特“贵族议院”的大门。警员过来领路，一声不吭。一进门，霍姆勋爵就站在那笑着向我伸出手来，随后他引领着我们走过议院内的小道。尽管过道并不窄，但所有见到的议员还是停在那等我们过去，并小声打着招呼，“霍姆勋爵！”我听起来更像在说“霍姆老爷！”（英文Lord既是勋爵也是老爷的称谓）
等我们在他的酒桌边一坐下，拿起斟满杜松子酒的杯子，他就跟我说：“我去过中国！”我问是什么时候，他说：“1972年，周恩来总理请我过去的。”这令我非常吃惊。他接着说的话让我感到更加意外，“我一见到周恩来，马上就意识到认识他太晚了！之前，我无法想象周恩来是一位如此充满魅力的人，他即刻改变了我对中国以前的一切看法！”
我当时无法第一时间理解这句话的真正含义，直到几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年大庆，有朋友要一起举行一次纪念活动，涉及到一些英国与中国历史源渊的挖掘，我才突然意识到霍姆勋爵那晚说的一番话的分量。
我找遍了有关他的回忆片段或著作，里面提到了他对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强硬态度，提到了北约在东欧的扩张，提到了禁止核武器协约等，竟然没有只言片语的内容能反映出他告诉我的那段话。他是这样说的：“我们想与中国打开沟通渠道的原因，是基于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不允许我们再拖下去了。但阻碍这件事的障碍是与蒋介石的关系，我们都意识到这个现实，没有选择，只有放弃。”
从翻看的一些历史文献中，可以从侧面印证这句话的想法是出自他本人。我还发现英国外交的一个惯例，就是当一个国家的政权实际已经掌握在新组成的政权人手中时，英国就会给予承认。英国是最早承认1949年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国家之一。英国政治家能有这种现实考虑是再自然不过的事。1972年3月，中英两国正式互派大使，无疑背后是霍姆勋爵的推动。
我记得在那次谈话中，还涉及到他向尼克松道出这种现实考虑的内幕。他还谈到，英国做出支持中国重返联合国，就是想与毛泽东进行沟通的铺垫。1970年中国重返联合国时，英国力挺中国就印证了这一事实。同样，英国紧接着最先做出撤销驻台办的举动，完全不理会美国的面子，实在不符合英、美同盟的历史渊源。
直到今年早些时候，偶然看到北京电视台一个名为《档案》的节目，批露了宋美玲提出不要向赴台竞选游说的尼克松进行政治捐献。晚年的蒋介石认为正是这一原因导致尼克松访华后无情地抛弃了他。蒋疾书痛斥宋美玲的文字还历历在目，不久蒋介石在处心积虑的悲哀中过世。
再回到那天晚上，当时我的未婚妻发现我一直在问这个问题，担心有失礼节，提议说我没有看过议会辩论，是否去看一下？当然，这是我在一开始来的路上就嘀咕的事，于是就欣然跑去，坐在议院后排长椅上听下面议员的辩论。但遗憾的是，只有十来位老人在那里漫不经心地你一言我一语地对答着，实在是不知所云。
等再回来时，看到霍姆勋爵和我的未婚妻还在兴致勃勃地谈着他们家里一些过去的事情。当我向他说到里面辩论的情景时，他笑着反问我，他们坐在那里还能干什么呢？我这才知道两个议院竟有12个酒吧，原因已不用再解释。
随后，我们一同去看在“贵族议院”大厅中给他立的半身铜像，他解释说別看这个塑像不大，但能享受这个荣誉的人不多：首先是要当过首相，还要成为“贵族议院”的议员。他之后，非撒切尔夫人莫属。现在想起他在“贵族议院”的情景，那么不经意地谈着过往的事情，仿佛是在自己家的客厅漫步一般，对于一切重要的外交决定，似乎都出于常理而非谋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