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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前驻法大使吴建民日前推出《吴建民谈外交》一书。作为中国驻联合国首批外交人员，吴建民拥有25年驻外经历，被誉为“搞透了外交”的外交官。在这本书中，作者首次回顾了半个世纪外交风雨路，披露了不为人知的外交内幕，坦承外交官的得失心路，详述做大国应有的心态与胸怀。
1965年8月，我被安排到外交部翻译室，给国家领导人做翻译。我给毛主席当过几次翻译，给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做翻译的次数更多一些。
那时候我才20多岁，很幸运能给我国一些杰出的领导人做翻译，在伟人身边或直接或间接地做一些工作，这对我后来的外交生涯有很大的影响。
毛泽东：“凡是搞
大国主义的人，我都
主张整一整。”
1965年10月22日，毛主席接见刚果（布拉柴维尔）的总统马桑巴-代巴的夫人。此前一年中国与刚果（布）建交，中国一直在财力物力上对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两国友好往来频繁。
马桑巴-代巴夫人到中国后，受到毛主席的接见。那天，我陪外宾从钓鱼台来到中南海，进的是新华门。那时我还年轻，只有26岁，又是第一次给中国人民心目中的最高领袖当翻译，内心一个劲儿地念叨：不要太激动，要镇静，要好好翻译。但当毛主席出现在会见厅时，我还是感觉很激动、紧张，心怦怦直跳。
好在我在布达佩斯时有过不少在国际会议上做翻译的历练，而且这次会面是礼节性的，内容不太多，难度也不大，我的现场表现还行。我记得毛泽东主席身材魁梧，脸色很好，他说话时湖南口音很重，但我基本上听懂了。
有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问我：“你姓什么啊？”我说我姓吴。毛主席说：“姓吴？”我说：“口天吴。”“你这个国家早亡了，”毛主席哈哈一笑，“吴国嘛！”
我第二次给毛主席做翻译是1967年10月，毛主席会见刚果（布）的总理努马扎莱。这一年，我国驻刚果（布）使馆的代办举行国庆会，在同刚果（布）政府打交道的时候颐指气使、很傲慢，瞧不起刚果（布），引起了刚果（布）领导人和政府的不满。这件事情后来被毛主席知道了，很生气。毛主席在会见努马扎莱时向对方表示了歉意，并严厉批评了中国代办的大国主义做法。毛主席说：“凡是搞大国主义的人，我都主张整一整。不管他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毛主席对大国主义深恶痛绝，我终生难忘。
还有几次毛主席会见外宾，由齐宗华翻译，我见习。在几次与毛主席的接触中，我感觉毛主席深思飘逸，语言特别生动。他常常寓庄于谐地说出一些意味深长富含哲理的话。
毛主席见到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一个一个取得独立的时候非常高兴，坚决支持他们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认为非洲很有希望。他在会见非洲朋友时很开心，对他们观察得很仔细，看到他们黑黝黝的皮肤说是“有色金属”。有色金属比普通金属更稀有贵重。
周恩来：“你要别人尊重你，你首先要尊重别人。”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兼任了很长时间的外交部长，他非常懂外交，是我们中国当代外交之父。1965-1971年间，我曾若干次在周总理接待外宾的场合担任翻译工作，有过不少接触。周总理尊重对方、平等待人的观念和态度让人印象深刻。他曾经说过：“你要别人尊重你，你首先要尊重别人。尊重是相互的。”
外宾来的时候，总理会到门口迎接；外宾走的时候，他又一直送到门口。这个门口有的时候不是会见厅的门口，而是人民大会堂的门口。
周总理会见外宾的衣服就那么几套，但从来都是干净整洁的。有几次，我们到了接见外宾的现场，明明看见总理也来了，眨眼间又不见了。原来总理到旁边的小屋子里刮胡子去了。这样稍微整理一番，再出来时整个人就更精神了。
我第一次给周恩来总理当翻译，是会见非洲一个国家的代表团。外宾还没有来，也许是为了让我能放松一些，总理问道：“你是什么地方人？”听我回答说是南京人，总理说：“哎哟，又是江浙一带的人。”外交部里的干部祖籍江浙一带的比较多。
和周总理在一起，有些人经常会感到紧张，因为他有时会突然提一些问题。一次，他突然问：“诺曼底登陆是哪月哪号啊？”当时在座的人都答不出准确日子。周总理问我，我也答不上来。当时礼宾司副司长韩叙也在场，立即打电话去问，随之得到答案：“是1944年6月6日。”周总理立刻表扬了他，说：“韩叙就这点好，他能勤问。不知道的就要问。”
周总理从不强加于人，而且非常讨厌大国沙文主义，发现国内的同志稍有此种倾向，就会立即指出。比如，与外国人会面，礼宾司的同志来通报，说我们中方的人都到齐了，是不是叫外宾哪？总理一听，眼睛马上就瞪起来了：“什么叫，请！”
我最难忘的一次是在1968年10月，周总理会见刚果（布）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拉乌尔。那是我第一次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谈中为周总理做翻译，也是翻译时间最长的一次，从晚上11点一直翻到第二天凌晨5点，整整6个小时。那一晚翻译很辛苦，但我完全被周总理深邃的见解和有说服力的言谈所感染，竟然越翻译越精神，中间一次厕所也没上。送走外宾后，周总理依然不知疲倦、神采奕奕，还在电梯里亲切地夸奖我：“这么长时间，你辛苦了！你这个人很精干！”
邓小平：“没有虐待你们吧？”
1974年4月，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召开，这是联合国成立29年来第一次举行专门会议，讨论反对发达国家的剥削掠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问题。中国政府对这次会议十分重视，毛泽东亲点邓小平率团出席，并在联大发言。此前一年邓小平刚刚复出，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他到联合国的那些日子，就下榻在林肯汽车旅馆改造的中国代表团驻地，住在第十层。
有一次中国代表团请来参加大会的阿尔巴尼亚外交部长吃午饭，我当翻译。餐桌上，我觉得邓小平的言谈很风趣。饭吃到最后，邓小平对阿尔巴尼亚人说：“今天的饭菜怎么样？没有虐待你们吧？”阿外长马上说：“没有，没有，非常好。”我当时有点愣，不知道邓小平为什么要这么说。过了很多年以后，我了解了更多中阿关系的情况，这才知道，当时两国关系已经出现一些裂痕，对中国不能满足其无限制的援助要求，阿领导人已经开始抱怨。
邓小平在联合国时主持开过几次会，我只参加过一两次，一个很深的印象是邓小平主持开会效率很高。有什么主要情况大家讲一讲，他不喜欢听车轱辘话，不喜欢拖泥带水。会开到一定时候，邓小平就说：“好，今天就这样吧！”
特别联大会议前后开了三周，邓小平在纽约只停留了一周多，日程排得很满，先后与四五十位外长会面晤谈。4月13日是个星期六，没有会，大家征求邓小平的意见，到纽约的什么地方看看？邓小平脱口而出：“去华尔街。”“周末的华尔街没有人啊。”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美国通”唐明照提醒道。“没有人也可以看看嘛。”小平说。当年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人眼里，“华尔街”可以说是最反动的金融寡头大本营，是罪恶之源的代名词。第一次到美国，仅有这么一次观光机会，邓小平却执意要去看华尔街，这让当时中国代表团的人都感到愕然。
后来我听陪同邓小平去华尔街的人说，在观看过程中，邓小平的话不多，但在当时，像“一定要出去看看，才能了解外面的世界”“美国这个国家历史不长，对它的发展我们要好好研究”这样的话，从其他领导人那里是不会听到的。这让我觉得邓小平这个人很有个性，他的思路和一般人不一样。
（摘自《作家文摘》）
1965年8月，我被安排到外交部翻译室，给国家领导人做翻译。我给毛主席当过几次翻译，给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做翻译的次数更多一些。
那时候我才20多岁，很幸运能给我国一些杰出的领导人做翻译，在伟人身边或直接或间接地做一些工作，这对我后来的外交生涯有很大的影响。
毛泽东：“凡是搞
大国主义的人，我都
主张整一整。”
1965年10月22日，毛主席接见刚果（布拉柴维尔）的总统马桑巴-代巴的夫人。此前一年中国与刚果（布）建交，中国一直在财力物力上对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两国友好往来频繁。
马桑巴-代巴夫人到中国后，受到毛主席的接见。那天，我陪外宾从钓鱼台来到中南海，进的是新华门。那时我还年轻，只有26岁，又是第一次给中国人民心目中的最高领袖当翻译，内心一个劲儿地念叨：不要太激动，要镇静，要好好翻译。但当毛主席出现在会见厅时，我还是感觉很激动、紧张，心怦怦直跳。
好在我在布达佩斯时有过不少在国际会议上做翻译的历练，而且这次会面是礼节性的，内容不太多，难度也不大，我的现场表现还行。我记得毛泽东主席身材魁梧，脸色很好，他说话时湖南口音很重，但我基本上听懂了。
有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问我：“你姓什么啊？”我说我姓吴。毛主席说：“姓吴？”我说：“口天吴。”“你这个国家早亡了，”毛主席哈哈一笑，“吴国嘛！”
我第二次给毛主席做翻译是1967年10月，毛主席会见刚果（布）的总理努马扎莱。这一年，我国驻刚果（布）使馆的代办举行国庆会，在同刚果（布）政府打交道的时候颐指气使、很傲慢，瞧不起刚果（布），引起了刚果（布）领导人和政府的不满。这件事情后来被毛主席知道了，很生气。毛主席在会见努马扎莱时向对方表示了歉意，并严厉批评了中国代办的大国主义做法。毛主席说：“凡是搞大国主义的人，我都主张整一整。不管他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毛主席对大国主义深恶痛绝，我终生难忘。
还有几次毛主席会见外宾，由齐宗华翻译，我见习。在几次与毛主席的接触中，我感觉毛主席深思飘逸，语言特别生动。他常常寓庄于谐地说出一些意味深长富含哲理的话。
毛主席见到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一个一个取得独立的时候非常高兴，坚决支持他们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认为非洲很有希望。他在会见非洲朋友时很开心，对他们观察得很仔细，看到他们黑黝黝的皮肤说是“有色金属”。有色金属比普通金属更稀有贵重。
周恩来：“你要别人尊重你，你首先要尊重别人。”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兼任了很长时间的外交部长，他非常懂外交，是我们中国当代外交之父。1965-1971年间，我曾若干次在周总理接待外宾的场合担任翻译工作，有过不少接触。周总理尊重对方、平等待人的观念和态度让人印象深刻。他曾经说过：“你要别人尊重你，你首先要尊重别人。尊重是相互的。”
外宾来的时候，总理会到门口迎接；外宾走的时候，他又一直送到门口。这个门口有的时候不是会见厅的门口，而是人民大会堂的门口。
周总理会见外宾的衣服就那么几套，但从来都是干净整洁的。有几次，我们到了接见外宾的现场，明明看见总理也来了，眨眼间又不见了。原来总理到旁边的小屋子里刮胡子去了。这样稍微整理一番，再出来时整个人就更精神了。
我第一次给周恩来总理当翻译，是会见非洲一个国家的代表团。外宾还没有来，也许是为了让我能放松一些，总理问道：“你是什么地方人？”听我回答说是南京人，总理说：“哎哟，又是江浙一带的人。”外交部里的干部祖籍江浙一带的比较多。
和周总理在一起，有些人经常会感到紧张，因为他有时会突然提一些问题。一次，他突然问：“诺曼底登陆是哪月哪号啊？”当时在座的人都答不出准确日子。周总理问我，我也答不上来。当时礼宾司副司长韩叙也在场，立即打电话去问，随之得到答案：“是1944年6月6日。”周总理立刻表扬了他，说：“韩叙就这点好，他能勤问。不知道的就要问。”
周总理从不强加于人，而且非常讨厌大国沙文主义，发现国内的同志稍有此种倾向，就会立即指出。比如，与外国人会面，礼宾司的同志来通报，说我们中方的人都到齐了，是不是叫外宾哪？总理一听，眼睛马上就瞪起来了：“什么叫，请！”
我最难忘的一次是在1968年10月，周总理会见刚果（布）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拉乌尔。那是我第一次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谈中为周总理做翻译，也是翻译时间最长的一次，从晚上11点一直翻到第二天凌晨5点，整整6个小时。那一晚翻译很辛苦，但我完全被周总理深邃的见解和有说服力的言谈所感染，竟然越翻译越精神，中间一次厕所也没上。送走外宾后，周总理依然不知疲倦、神采奕奕，还在电梯里亲切地夸奖我：“这么长时间，你辛苦了！你这个人很精干！”
邓小平：“没有虐待你们吧？”
1974年4月，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召开，这是联合国成立29年来第一次举行专门会议，讨论反对发达国家的剥削掠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问题。中国政府对这次会议十分重视，毛泽东亲点邓小平率团出席，并在联大发言。此前一年邓小平刚刚复出，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他到联合国的那些日子，就下榻在林肯汽车旅馆改造的中国代表团驻地，住在第十层。
有一次中国代表团请来参加大会的阿尔巴尼亚外交部长吃午饭，我当翻译。餐桌上，我觉得邓小平的言谈很风趣。饭吃到最后，邓小平对阿尔巴尼亚人说：“今天的饭菜怎么样？没有虐待你们吧？”阿外长马上说：“没有，没有，非常好。”我当时有点愣，不知道邓小平为什么要这么说。过了很多年以后，我了解了更多中阿关系的情况，这才知道，当时两国关系已经出现一些裂痕，对中国不能满足其无限制的援助要求，阿领导人已经开始抱怨。
邓小平在联合国时主持开过几次会，我只参加过一两次，一个很深的印象是邓小平主持开会效率很高。有什么主要情况大家讲一讲，他不喜欢听车轱辘话，不喜欢拖泥带水。会开到一定时候，邓小平就说：“好，今天就这样吧！”
特别联大会议前后开了三周，邓小平在纽约只停留了一周多，日程排得很满，先后与四五十位外长会面晤谈。4月13日是个星期六，没有会，大家征求邓小平的意见，到纽约的什么地方看看？邓小平脱口而出：“去华尔街。”“周末的华尔街没有人啊。”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美国通”唐明照提醒道。“没有人也可以看看嘛。”小平说。当年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人眼里，“华尔街”可以说是最反动的金融寡头大本营，是罪恶之源的代名词。第一次到美国，仅有这么一次观光机会，邓小平却执意要去看华尔街，这让当时中国代表团的人都感到愕然。
后来我听陪同邓小平去华尔街的人说，在观看过程中，邓小平的话不多，但在当时，像“一定要出去看看，才能了解外面的世界”“美国这个国家历史不长，对它的发展我们要好好研究”这样的话，从其他领导人那里是不会听到的。这让我觉得邓小平这个人很有个性，他的思路和一般人不一样。
（摘自《作家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