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庆幸，这辈子有个终身的称号：作家！
　　虽然还不到盖棺论定的时候，可也是尘埃落定了。
　　年轻时，对作家这个职业崇尚得要死，经过十年的卧薪尝胆，加上破釜沉舟，最终是越甲吞吴，秦关属楚，攀上了中国作家的最高层次。在一个地级市里不说是独一无二，也算是凤毛麟角了，因此，上了电视，也上了日报新闻，让我虚荣地活了几天。别人的祝贺，一声“作家”，听得十分的惬意。
　　然而没几天，新鲜感便没了。成了作家，日子依旧，收入依旧，社会的声望依旧，老婆的目光依旧。能当饭吃吗？不能，还得每天早七晚五地干，还是要让老婆鞍前马后地支唤：“能耐什么！一没挣到盖房的钱，二没能安排儿女工作，三没照顾到亲朋戚友，四沒改善家人生活……看人家一个小科长，房子盖起了，车子开上了，老婆孩子安排妥了，亲属也跟着风光了，还作家呢！”
　　孩子在走投无路时，回来跟我说：“爸爸，还是教我写东西吧。”我极其无奈也极其矛盾地说：“不，孩子，还是干别的吧。”当然，孩子这时已不再是孩子了，因为我的奋斗，早期忽略了对他的培养，前程也被耽误了。于是，孩子义无反顾地干起了与文学不沾边的营生，跟着他妈一头钻进了钱眼子去了。只有我还在八尺斗室里闭门造车，终日神经质一样东巡西睃，不时地发些豆腐块，凑足了百多篇，结集出版了一本集子，正儿八经地给认识的人与不认识的人签赠：××先生雅正！
　　有一天经过一个废旧收购部，偶然有所发现：签着我的大名，让“××先生雅正”的那本书居然静卧在那里，我像拾起自己的孩子一样，将尘土拂去，怀抱了回来，从此发誓，再不签赠，除非是真正爱书之人！
　　也自此，作家这个词失去了光环，对外，我不再有勇气报出自己是个作家，就连别人称呼我，也想找个地洞钻进去。有一次在一个座谈会上，一位小领导点名：“作家你来带头发个言。”我却在心里跟他急了：“凭什么叫我作家！”
　　我曾下了一百次决心，不写了，改行赚钱去。
　　先是开个饮食店，这是个吹糠见米的生意，早上买菜，晚上资金回笼。一个月下来，除了人工、房租、水电、工商、税务、原料、燃料，甚至垃圾等费用，不但没有赚头，还要从存折里抽钱来发工资。于是我改行开药房，最终还是亏了。在打算再改行的时候，我向老婆讨教。老婆说：“你要做生意，得先养条狗，最好是狼狗。”
　　我问这是什么歪理？老婆说：“得让狗将你的良心叼走。”回头看，这还真是条真理！确实，做饮食时，曾有人向我推销过地沟油，那油比花生油便宜多了，可我不干。开药房时，也有人来推销假药，那药的价格还不到市面上的十分之一，可我也不干。
　　狗没养成，良心还在胸里。老婆说：“桐油笼还是装桐油吧。”
　　于是又是写。你还别说，经过了一番折腾，再提笔时，文章要比以前老辣了，用行家的话说是炉火纯青了。于是便有了继续写下去的勇气，一篇一篇地写，一篇一篇地发，写着，发着，便到了甲子回头了。
　　虽然两袖清风，一身寒酸，却也落得个功德圆满，全身而退。有时偶尔出去蹭个饭局，赚点小酒喝喝，捡包香烟烧烧，回来写日记，用年四旺的“狠斗私字一闪念”来审视，便说今晚出去“腐败”了。然而，这又能腐败到哪里去？回头看，没有钱也有没有钱的安乐，没有权也有没有权的好处。因为没有行政权，便没有跑官的人向我投送“炸药包”，晚上不怕警车鸣叫;因为没有人事安排权，也就没有女公务员投我怀抱，上网也不怕有“艳照门”;因为没有项目审批权，就没有老板请我去香港澳门，就不会落下难言之隐。
　　想着想着，读小学三年级的小孙女拿着作文本跑过来说：“爷爷，学校叫我谈理想，你说我将来当个什么好？”
　　我几乎不假思索便说：“当作家！”
　　小孙女的小嘴一嘟：“当作家有什么好？”
　　我说：“当作家有什么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