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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亚当很迷惘，迷惘得不知所措，因为他的邻居钱夏娃鼓动他起诉悉尼自来水厂。
按照中国古训，喝水是不能忘掉挖井人的，而赵亚当喝的不是井水，是自来水，当然他也不能忘掉悉尼自来水厂。去年悉尼部分地区水质被污染，据说是由于死狗在蓄水池中腐烂而引起的，因此一时间电台、电视、报纸等各种传媒竞相报道，最终除了花掉悉尼水厂一大笔广告费用用来警告市民将水煮开以外，还使得水壶制造商和矿泉水生产厂家大赚了一笔。
为了补偿用水客户的损失和不便，悉尼水厂还减免了部分水费。按理说整个事件到此应该告一个段落了，但是一家律师行却在报上刊登了广告征集因食污染水而造成损害客户进行集体诉讼。到诉讼正式开始约有400多人加入了原告行列，而赵亚当在苦思冥想之后，坚决废弃了旧道德思想对他的束缚毅然加入了钱夏娃的行列。
在400名受害者中，每个人的病例都不尽相同，钱夏娃的病症是呕吐，而赵亚当则不停上厕所，以至于有一段时间赵亚当真想干脆在厕所里搭个铺算了。
在水污染危机过后，某些受害者痊愈了，而某些受害者却仍然有后遗症，有的甚至要悉尼水厂供应他终身喝矿泉水的费用。
不论理论也好，事实也好，集体诉讼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即怎样将水污染和受害者的损伤连接起来。
在1998年7月至9月的水污染危机中，大约有350万人受到影响，悉尼水厂为此已支付了60方元给商家以赔偿煮水的燃料和人工费用。在这一前提下，现有的四百人，能否有代表性地将受食用水污染的这一整体受害人表现出来。如果能那么他们中的每个单个人的损害是否能认定和污染水有直接关联，即：赵亚当在厕所搭铺是否有另外可能，譬如，他喜欢新装修厕所的装潢，因为“新造茅坑三日香”而不是污染水作崇。
不幸的是，他们的律师无法证明这一关联，就连著名英皇御用大律师彼得·麦克兰也认为这一诉讼将无法证实这一关连。
诉讼失败了，但从道义上讲还是要吃水不忘自来水厂，他们能不让人腐烂在蓄水池中已经很不错了，我们应感激他们。
(本专栏所有文字均属文学作品，不作为任何法律建议，本作者对由于采用、比照或推理本作品中的任何事例所引起的任何后果不承担任何责任。)
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吴冬律师：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而钱夏娃和赵亚当遭遇的却是“一只死狗坏了悉尼的饮用水”，律师事务所作为法律的积极实践者，发动被水污染波及的悉尼市民发起集体诉讼，我们姑且将之称为“一只死狗引发的集体诉讼”。
让我们来具体分析案情，关于这起集体诉讼，可以从合同违约和侵权两个进路进行分析。首先从合同违约的角度来看，悉尼市民和自来水厂之间成立供用水合同关系，自来水厂在这一合同中的主要义务是按时、按质、按量的向市民供应自来水。所谓“按质”，无需多费思量，就是要保证供水水质的清洁、无污染。容忍死狗腐烂在蓄水池里并导致水质污染绝非一个遵守合同的企业应有的作为，只要是允许死狗进入蓄水池，就已经在事实上构成了违约。并且，从水质污染后悉尼自来水厂花钱消灾的行为来看，水厂也默认了自来水水质污染是因为水厂的缘故，可见自来水厂违约的事实已经不证自明。
其次，从侵权角度分析。侵权责任有如下的构成要件：第一，有损害的事实存在；第二，侵权人实施了损害行为；第三，产生了损害的结果；最后，损害的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钱夏娃及赵亚当们包括律师认为，自来水厂对蓄水池的清洁没有起到注意义务，因其过错导致水质污染而造成悉尼市民的各种病症，悉尼水厂已经对悉尼的市民构成了侵权。
明确了诉由，让我们再分别从违约和侵权两个角度来分析一下本案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如果以合同违约起诉，赵亚当和钱夏娃们需要证明因为自来水厂的违约行为给他们造成的损失。比如说，在水没有被污染之前，不需要加热就可以直接食用，但是因为死狗事件水质被污染以后，钱夏娃、赵亚当等就不得不将水煮开以后使用，由此造成诸多不便，其问的煤气费等也可以看作是因为违约造成的损失。
再从侵权角度分析举证责任。因为已经证明了水质污染是因为水厂的过错造成的，那么在这一起集体诉讼案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是，市民们如何证明其健康状况的变化和水质污染的关联性，即要证明市民生病和水质污染之间的因果关系，才能顺理成章的构成侵权。这确实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赵亚当有一个理由说其不停的上厕所是因为水质污染的缘故，就有一百个人提出一千、一万个可以合理解释的理由证明他不停的上厕所是由于其他的原因。而且，非常奇怪的是，悉尼市民因水质污染所遭遇的病症不尽相同，病症的“非典型性”，使病症和水质污染之间的因果关系更加难以认定了。这也是为什么连英皇御用大律师对此也无能为力，束手无策的原因。
本案虽然在澳洲败诉了，但是如果在中国诉讼的话，可能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为了平衡举证责任，我国的法律规定了“举证责任倒置”原则。所谓“举证责任倒置”，是指基于法律规定，通常情况下应当承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就某种事由不负担举证责任，而由他方当事人就某种事实存在或不存在承担举证责任，如果该方当事人不能就此举证证明，则推定原告的事实主张成立的一种举证责任分配制度。如果将本案理解为产品责任纠纷，那么根据我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悉尼水厂需要证明下列情形之一，才可以不承担责任：一是未将产品投入流通；二是产品投入流通时，引起损害的缺陷尚不存在；三是将产品投入流通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尚不能发现缺陷存在。
如果将这一事件理解为环境污染纠纷，则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规定了与本案有关的一种举证责任导致的情形，即“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所以，本案中，就应当由自来水厂来举证水质污染和居民的病症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或者其存在法定的免责事由。悉尼水厂的这一举证责任是异常艰巨的，在举证责任倒置以后，这也就成了悉尼水厂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如果悉尼水厂不能出色完成举证，就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满足钱夏娃和赵亚当等的诉讼请求。
所以，如果这起案件在中国诉讼，那么赵亚当和钱夏娃们还是有胜诉希望的。并且，如果以悉尼水厂侵权来起诉的话，赵亚当和钱夏娃们还可以向悉尼水厂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这是很容易想像和理解的，发生死狗事件后，赵亚当们很可能看到自来水就会想到死狗，就会下意识地产生各种不同的症状，此后饮水都心有余悸，显然是一种精神损害，而且会相伴一生。
虽然澳洲律师在这起诉讼中铩羽而归，但是澳洲律师组织集体诉讼的精神是值得钦佩的。20世纪9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在产品责任诉讼领域引入了集团诉讼制度，目的就是要通过增加产品责任诉讼，增加企业的违法成本。集体诉讼(class Actions)在法制发达国家，如美国、澳洲、英国、日本等国已经蔚然成风，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诉讼机制，并且集体诉讼无一不是由律师召集和发起的。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也允许律师就集团诉讼像社会公众发出征集广告，打破了原有的对法律职业的传统性限制。集体诉讼存在的意义也在于平衡社会弱势的个体和强势垄断集团之间的利益失衡，律师就像“强力胶”一样，将广大的受害公众粘合起来，组成一个众志成城的诉讼团体，来与垄断集团抗衡，以实现社会的公正和正义。
图：王俭编辑：孙薇薇
按照中国古训，喝水是不能忘掉挖井人的，而赵亚当喝的不是井水，是自来水，当然他也不能忘掉悉尼自来水厂。去年悉尼部分地区水质被污染，据说是由于死狗在蓄水池中腐烂而引起的，因此一时间电台、电视、报纸等各种传媒竞相报道，最终除了花掉悉尼水厂一大笔广告费用用来警告市民将水煮开以外，还使得水壶制造商和矿泉水生产厂家大赚了一笔。
为了补偿用水客户的损失和不便，悉尼水厂还减免了部分水费。按理说整个事件到此应该告一个段落了，但是一家律师行却在报上刊登了广告征集因食污染水而造成损害客户进行集体诉讼。到诉讼正式开始约有400多人加入了原告行列，而赵亚当在苦思冥想之后，坚决废弃了旧道德思想对他的束缚毅然加入了钱夏娃的行列。
在400名受害者中，每个人的病例都不尽相同，钱夏娃的病症是呕吐，而赵亚当则不停上厕所，以至于有一段时间赵亚当真想干脆在厕所里搭个铺算了。
在水污染危机过后，某些受害者痊愈了，而某些受害者却仍然有后遗症，有的甚至要悉尼水厂供应他终身喝矿泉水的费用。
不论理论也好，事实也好，集体诉讼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即怎样将水污染和受害者的损伤连接起来。
在1998年7月至9月的水污染危机中，大约有350万人受到影响，悉尼水厂为此已支付了60方元给商家以赔偿煮水的燃料和人工费用。在这一前提下，现有的四百人，能否有代表性地将受食用水污染的这一整体受害人表现出来。如果能那么他们中的每个单个人的损害是否能认定和污染水有直接关联，即：赵亚当在厕所搭铺是否有另外可能，譬如，他喜欢新装修厕所的装潢，因为“新造茅坑三日香”而不是污染水作崇。
不幸的是，他们的律师无法证明这一关联，就连著名英皇御用大律师彼得·麦克兰也认为这一诉讼将无法证实这一关连。
诉讼失败了，但从道义上讲还是要吃水不忘自来水厂，他们能不让人腐烂在蓄水池中已经很不错了，我们应感激他们。
(本专栏所有文字均属文学作品，不作为任何法律建议，本作者对由于采用、比照或推理本作品中的任何事例所引起的任何后果不承担任何责任。)
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吴冬律师：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而钱夏娃和赵亚当遭遇的却是“一只死狗坏了悉尼的饮用水”，律师事务所作为法律的积极实践者，发动被水污染波及的悉尼市民发起集体诉讼，我们姑且将之称为“一只死狗引发的集体诉讼”。
让我们来具体分析案情，关于这起集体诉讼，可以从合同违约和侵权两个进路进行分析。首先从合同违约的角度来看，悉尼市民和自来水厂之间成立供用水合同关系，自来水厂在这一合同中的主要义务是按时、按质、按量的向市民供应自来水。所谓“按质”，无需多费思量，就是要保证供水水质的清洁、无污染。容忍死狗腐烂在蓄水池里并导致水质污染绝非一个遵守合同的企业应有的作为，只要是允许死狗进入蓄水池，就已经在事实上构成了违约。并且，从水质污染后悉尼自来水厂花钱消灾的行为来看，水厂也默认了自来水水质污染是因为水厂的缘故，可见自来水厂违约的事实已经不证自明。
其次，从侵权角度分析。侵权责任有如下的构成要件：第一，有损害的事实存在；第二，侵权人实施了损害行为；第三，产生了损害的结果；最后，损害的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钱夏娃及赵亚当们包括律师认为，自来水厂对蓄水池的清洁没有起到注意义务，因其过错导致水质污染而造成悉尼市民的各种病症，悉尼水厂已经对悉尼的市民构成了侵权。
明确了诉由，让我们再分别从违约和侵权两个角度来分析一下本案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如果以合同违约起诉，赵亚当和钱夏娃们需要证明因为自来水厂的违约行为给他们造成的损失。比如说，在水没有被污染之前，不需要加热就可以直接食用，但是因为死狗事件水质被污染以后，钱夏娃、赵亚当等就不得不将水煮开以后使用，由此造成诸多不便，其问的煤气费等也可以看作是因为违约造成的损失。
再从侵权角度分析举证责任。因为已经证明了水质污染是因为水厂的过错造成的，那么在这一起集体诉讼案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是，市民们如何证明其健康状况的变化和水质污染的关联性，即要证明市民生病和水质污染之间的因果关系，才能顺理成章的构成侵权。这确实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赵亚当有一个理由说其不停的上厕所是因为水质污染的缘故，就有一百个人提出一千、一万个可以合理解释的理由证明他不停的上厕所是由于其他的原因。而且，非常奇怪的是，悉尼市民因水质污染所遭遇的病症不尽相同，病症的“非典型性”，使病症和水质污染之间的因果关系更加难以认定了。这也是为什么连英皇御用大律师对此也无能为力，束手无策的原因。
本案虽然在澳洲败诉了，但是如果在中国诉讼的话，可能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为了平衡举证责任，我国的法律规定了“举证责任倒置”原则。所谓“举证责任倒置”，是指基于法律规定，通常情况下应当承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就某种事由不负担举证责任，而由他方当事人就某种事实存在或不存在承担举证责任，如果该方当事人不能就此举证证明，则推定原告的事实主张成立的一种举证责任分配制度。如果将本案理解为产品责任纠纷，那么根据我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悉尼水厂需要证明下列情形之一，才可以不承担责任：一是未将产品投入流通；二是产品投入流通时，引起损害的缺陷尚不存在；三是将产品投入流通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尚不能发现缺陷存在。
如果将这一事件理解为环境污染纠纷，则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规定了与本案有关的一种举证责任导致的情形，即“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所以，本案中，就应当由自来水厂来举证水质污染和居民的病症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或者其存在法定的免责事由。悉尼水厂的这一举证责任是异常艰巨的，在举证责任倒置以后，这也就成了悉尼水厂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如果悉尼水厂不能出色完成举证，就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满足钱夏娃和赵亚当等的诉讼请求。
所以，如果这起案件在中国诉讼，那么赵亚当和钱夏娃们还是有胜诉希望的。并且，如果以悉尼水厂侵权来起诉的话，赵亚当和钱夏娃们还可以向悉尼水厂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这是很容易想像和理解的，发生死狗事件后，赵亚当们很可能看到自来水就会想到死狗，就会下意识地产生各种不同的症状，此后饮水都心有余悸，显然是一种精神损害，而且会相伴一生。
虽然澳洲律师在这起诉讼中铩羽而归，但是澳洲律师组织集体诉讼的精神是值得钦佩的。20世纪9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在产品责任诉讼领域引入了集团诉讼制度，目的就是要通过增加产品责任诉讼，增加企业的违法成本。集体诉讼(class Actions)在法制发达国家，如美国、澳洲、英国、日本等国已经蔚然成风，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诉讼机制，并且集体诉讼无一不是由律师召集和发起的。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也允许律师就集团诉讼像社会公众发出征集广告，打破了原有的对法律职业的传统性限制。集体诉讼存在的意义也在于平衡社会弱势的个体和强势垄断集团之间的利益失衡，律师就像“强力胶”一样，将广大的受害公众粘合起来，组成一个众志成城的诉讼团体，来与垄断集团抗衡，以实现社会的公正和正义。
图：王俭编辑：孙薇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