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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农民工都处于“政治边缘人”的地位，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本文通过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社会经济地位、社会交往、组织化、政治参与意识、社会认同这五个方面的因素对农民工在流入地的政治参与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地位变量最能解释农民工在流入地政治参与行为的差异，其次是组织化变量，接下来是政治参与意识变量和社会认同变量，社会交往变量对农民工在流入地政治参与行为差异的解释能力最弱。
〔关键词〕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组织化；政治参与
〔中图分类号〕 C91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8-2689（2010）04-0044-08
农民工①是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而出现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城市繁荣和农村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李培林等人认为，中国在改革和发展中产生的大量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农民工，通过推动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为中国的市场化转型和现代化发挥了重要而特有的作用。[1]据专家估计，农民工每年给城市经济创造1-2万亿元人民币的GDP增量，并为农村增加5000-6000亿元人民币的收入，[2]可见农民工对城市和农村的发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农民工在对城市和农村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其参与政治的权利却日益走向边缘化，不管在城市还是在农村他们都是“政治边缘人”。
社会学家英克尔斯认为，“政治现代化是经济与社会现代化不可缺少的条件，一个国家的人民能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常常被看作是现代化的一种特色。无论从客观的社会经济地位特征来判断，还是从主观的心理态度来评判，个人在获得现代性后，必定会变成活跃的积极参与国家事务的公民。”[3](61)亨廷顿认为，“在现代国家中，政治参与扩大的主要转折点是农村民众可介入国家政治。实现政治稳定的关键是能否动员农村民众在承认现存政治体系而非反对它的条件下参与政治，”[4](74)农民工作为农民群体中的精英分子，他们的政治参与对于政治稳定无疑具有重要作用。农民工起着联结城乡的纽带作用，不仅对城市地区的政治现代化发挥重大影响，同时也在农村地区的政治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一、研究回顾
国内外很多学者对政治参与进行了相关研究。Lawrence A.Scaff认为，“在我们的政治意识和行为上有两种不同的观念。简单的说，一种观念强调的想法是：为了提升‘公共产品’应该在日常生活中共享，在互惠的基础上行动。另外一种观念把参与看作是交换的行动，是实现获得权力从而增加实现私人利益的可能性的手段”。[5](449)维巴、尼和金在他们的比较政治研究中最初对共产党社会的政治参与进行过研究,他们把南斯拉夫的政治参与分为四种形式:公共活动、自我管理、个别接触以及投票。[6]亨廷顿认为，“达到更高水平的政治参与有两条截然不同的渠道：流动渠道和组织渠道。流动渠道的次序是：社会—经济地位低下；个人努力争取流动；社会—经济地位提高；政治功效感增强、政治知识增多并更明了地感知政治与个人利益的关系；更高水平的政治参与；偶尔涉入组织。与此不同，组织渠道的次序是：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群体（阶层、社区或邻里）的同一性及隔离状态；群体与外部势力冲突；群体意识和内部团结增强；涉入组织；然后是政治参与”。[7](100-101)
国内外很多学者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研究。Arthur H.Miller等人指出，“不同群体之间不同的政治参与一般都用可利用的资源理论来解释。更多的资源，被假定为会促使人们参与更多的政治活动。但是，在美国社会一些弱势群体政治参与的水平远远高于人们仅仅根据社会经济地位做出的估计。人们对此做出的解释是：群体成员对他们作为被剥夺群体的自我意识推动了政治参与”。[8](494)Lisa M.Martinez对非传统政治的参与及其决定因素进行了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公民权和经济社会地位也会影响政治参与的可能性，这一点说明这些因素不仅仅会型塑传统政治行为，还会型塑非传统政治参与”。[9](135)David L.Leal对在美国的非美国公民的拉丁人的政治参与程度进行了研究，“那些更懂政治、计划加入美国籍、有更强的民族一致性、更熟悉英语、比较年轻的移民更有可能参与政治。在对非美国公民人口的政治参与的预测上，传统的社会经济地位测量和在美国居住时间长短并没有显著影响”。[10](353)
亨廷顿在《难以抉择》一书中，对社会经济地位与政治参与的关系进行了讨论，他指出，地位变量通过态度变量而和参与发生联系。事实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解释政治参与的差异的原因时，涉入组织比社会-经济地位可能更重要。[7](91-93)国外有学者从民族角度对政治参与态度进行了相关研究。一般认为，一旦融入美国社会，一个人的民族特性就与他的政治态度和行为基本无关。但Dale C.Nelson却发现情况并不是这样的，他对纽约六个民族群体的研究得出结论：“认为不考虑融入状况、在城市的居住长短、教育水平或社会经济流动的民族群体成员，在政治态度和参与上仍然会在民族群体之间有很多差异”。[12](26)Wayne A.Cornelius认为，“一般而言，如果把流动人口作为特殊的居住社区的成员来研究，就有可能对流动人口的政治态度理解的更多。”[13](72)
根据以上国内外学者对农民工在流入地的政治参与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的回顾，我们可以发现：（1）针对农民工内部的分化研究较少，而理论和经验研究表明农民工群体内部在政治参与上有很大的差异。我们正是要对农民工群体内部的这种政治参与上的差异进行考察，探究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2）相关研究大多是从理论层面探讨了政治参与的涵义、参与类型、参与途径、参与的意义及问题与对策等，普遍将农民工在流入地政治参与差异的影响因素归因于一些宏观因素，微观层面的实证考察相对较少。
我们是从社会经济地位、社会交往、组织化、政治参与意识和社会认同这五个角度来探究农民工在流入地政治参与差异的影响因素，通过找出对农民工在流入地的政治参与差异存在显著影响的因素，来提升农民工在流入地的政治参与，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这正是本文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所在。
二、研究假设及变量的选择
本研究的主题是农民工在流入地政治参与行为的差异受多种因素影响，假设是农民工的社会经济地位、社会交往、组织化、政治参与意识和社会认同情况会影响其在流入地的政治参与行为①。由此，课题组衍生出了以下五个更加具体的研究假设：
假设一：农民工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其在流入地的政治参与行为有正向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政治参与观认为，人们之所以参与政治，是出于切实的物质利益方面的考虑，而不是出自“本能”、“理智”这样的精神原因。[14]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通常很少参与政治，因为参与政治似乎与他们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无关，也无助于解决他们的主要问题。课题组用四个指标来衡量农民工的社会经济地位，包括职业②、月收入、工资水平能否保障生活、居住条件满意程度。
假设二：农民工的社会交往情况对其在流入地的政治参与行为有正向的影响。农民工在流入地扩大交往圈，增加与流入地居民和其他外来人口的社会交往，积累更多的社会资本，这个过程顺利与否会影响其在流入地的政治参与。课题组用两个指标来衡量农民工的社会交往情况，包括与打工地居民交往情况和与外来打工人口交往情况。
假设三：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对其在流入地的政治参与行为有正向的影响。“组织化是现代社会的突出特征。在任何国家,政治参与一般都需要通过一定的组织渠道。通过组织载体,可以把各个利益主体在公共问题上分散的、模糊不清的个别意志和行为,转化为明确的、共同的组织意志和集体行动,从而影响政府决策和其他公共管理活动”。[15](107)课题组用两个指标来衡量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包括参加组织情况和加入工会情况。
假设四：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意识对其在流入地的政治参与行为有正向的影响。英克尔斯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制度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3](4)课题组用三个指标来衡量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意识，包括受到同等对待的情况、成立维权组织的必要性和参加选举的意愿。
假设五：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情况对其在流入地的政治参与行为有正向的影响。社会学家埃利亚斯提出了“内局群体”与“外局群体”的概念，所谓“内局群体”是居于内核、把持文化表达的群体，而“外局群体”是处于边缘、接受并巩固文化表达所体现出来的权力关系的群体。[16]农民工群体在流入地就是一个“外局群体”，处于边缘地位，没有话语权，对城市社会没有认同感。课题组用四个指标来衡量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情况，包括打工地是否有家的感觉、当地居民的态度、当地政府的态度和对打工地的价值观念、生活习惯的赞同程度。
三、数据与变量的转换
（一）数据
本文是基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与中共泗水县委合作的课题“流动人口与小城镇发展研究”的调查数据进行撰写的，课题的问卷调查于2009年1月在山东泗水县的73个村庄展开。泗水位于山东省中南部，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外出务工人口占全县总人口比重相当高，其研究结论从全国层面上来说有一定的特殊性和典型性。考虑到目前在全国层次上农民工总体缺乏精确的统计数据，分布也很难找到规律性，因此我们首先选用了分层抽样方法，以泗水县居民平均收入为标准，高收入、中等收入、低收入的乡镇各选了两个，在这些乡镇当中我们本着随机抽取、相对集中的原则，选择了一些外出务工人员相对较多的村庄开展了问卷调查。最后我们在这6个乡镇当中选择了73个村庄，①共回收问卷1405份，其中有效问卷1315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3.6%。
（二）样本的基本情况
我们的调查对象以男性为主，占总体80.5%的比例；年龄以青壮年为主；调查对象的受教育程度以初中居多，有876人，占到了总体的67.9%；大部分调查对象已经结婚，占到了总体72.0%的比例；外出打工1-3年的调查对象最多，共有605人，占了总体的46.9%。样本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三）变量转换
课题组根据前面的研究假设引出本文的自变量，并根据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数据的处理要求对变量进行了转换，转换结果见表2。对于因变量，课题组也进行了变量转换，将回答“全部参加过”和“部分参加过”者赋值为1，回答“从没参加过”者赋值为0。这样，“政治参与行为”就是一个只有0和1两个取值的二值变量。
四、模型、结果与分析
为了更好的说明农民工的社会经济地位、社会交往、组织化、政治参与意识、社会认同这些变量分别如何作用于在流入地的政治参与行为，我们在有统计控制的条件下来使用Logistic回归。在Logistic回归分析中，我们建立了五个模型，逐一加入控制变量。从Nagelkerke R2的变化以及卡方检验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社会经济地位变量最能解释农民工在流入地政治参与行为的差异，其次是组织化变量，接下来是政治参与意识变量和社会认同变量，社会交往变量对农民工在流入地政治参与行为差异的解释能力最弱。
在模型1中，只有农民工的社会经济地位变量进入了模型，整个模型的Nagelkerke R2为0.113，说明经济层面适应变量能够解释结果的11.3%。从各个显著的变量来看，职业、居住满意程度这两个因素的作用是正向的，月收入这个因素的作用是负向的。虽然能否保障生活这个因素对农民工在流入地的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其作用方向是正向的。卡方检验显著，假设一得到部分证实。
第一，中中层和中上层职业这两个因素在0.001水平上显著，对农民工在流入地的政治参与行为存在正向的影响。从分析结果可见所从事的职业地位越高的农民工在流入地参与政治的可能性越大。
第二，月收入在1001—2000元这个因素在0.01水平上显著，月收入在2000元以上这个因素在0.10水平上显著，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月收入越高的农民工在流入地参与政治的可能性反而越小。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到底是哪些原因导致了这一现象？课题组认为，这也许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方面，从农民工在流出地与流入地的地位比较来分析，对于高收入的农民工来说，他们在流出地与流入地地位的差异使得他们对流出地更加有认同感，从而减少了他们在流入地的政治参与行为。另一方面，从农民工对现状的满意程度来看，对于高收入的农民工来说，他们对现状满意度高一些，从而通过政治途径改变现状的意愿较弱。
第三，居住满意程度这个变量是在0.001水平上显著，对农民工在流入地的政治参与行为存在正向的影响。可见随着农民工对居住条件满意度的提升，其在流入地的参与政治的可能性也相应增大。
在模型2中加入了农民工社会交往变量，整个模型的Nagelkerke R2为0.122，说明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交往变量能够解释结果的12.2%。与模型1比较而言，模型2的解释能力提高很少，这说明社会交往对农民工在流入地的政治参与行为的解释能力很弱。与打工人口的交往情况这个因素对农民工在流入地的政治参与行为存在显著性影响，其作用是负向的；与当地居民的交往情况这个因素对农民工在流入地的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其作用方向是正向的。卡方检验只在0.10水平上显著，假设二得到部分证实。
与打工人口偶尔交往这个因素在0.05水平上显著，与打工人口经常交往这个因素在0.01水平上显著，这两个因素对农民工在流入地的政治参与行为都存在负向的影响。同时我们也看到与当地居民有交往的农民工，其参与政治活动的可能性要大于不与当地居民交往的农民工。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与当地居民的交往会促进农民工在流入地的政治参与，而与打工人口的交往则会阻碍农民工在流入地的政治参与。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现象？课题组认为，与当地居民的交往有利于农民工扩展社会资本，融入当地社会，从而增加参与政治活动的途径；而与打工人口的交往则会使得农民工群体与当地社会的群体边界更加固化，不利于农民工更多的参与到当地社会的政治活动当中去。
在模型3中加入了组织化变量，整个模型的Nagelkerke R2为0.222，说明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交往以及组织化变量能够解释结果的22.2%。与模型2比较而言，在模型3中职业变量的显著性水平明显下降，偶尔与打工人口交往这个因素的显著性水平有所上升。还有一点明显的变化是与当地居民经常交往这个因素在模型2中的作用是正向的，而在模型3中的作用是负向的，组织化变量的引入使得这个因素的作用方向发生了变化，这意味着与当地居民经常交往这个因素对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中一部分可以通过组织化得到解释。参加组织和加入工会这两个因素的作用都是正向的。卡方检验显著，因此假设三得到证实。
［９］Lisa M.Martinez，Yes We Can:Latino Participation in Unconventional Politics[J]. Social Forces ，2005，84(1).
［10］David L.Le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by Latino Non-Citizens in the United States[J].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2002, 32(2).
［12］Dale C. Nelson. Assimilation, Acculturation & Political Participation[J]. Polity ,1982,15(1).
［13］Wayne A. Cornelius 1975，Politics and the Migrant Poor in Mexico City[J].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4］蔡华杰.对农民工政治参与意识的透析[J].社科纵横,2006,(4).
［15］赵排风.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问题研究[J].河南社会科学,2008,(4).
［16］杨善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7］科恩.论民主[M].聂崇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责任编辑：齐家）
Hovering between Integration and Isolation
——Study on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f Peasant Workers'
Differen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Inflow Areas
CHEN Xu-feng，TIAN Zhi-feng，QIAN Min-hui
（Sociology Depart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Both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peasant workers are in a “political marginal man” status. Generally speaking,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peasant workers is few, but for different peasant workers, their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is different, and such difference is affected by various factors. This paper,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analyzes the impact of factors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social interaction, organizational, sense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social recognition 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inflow areas. The results imply that the variable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explains the difference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 best, followed by variables of organizational, sense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social recognition; the variable of social interaction explains the difference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 worst.
Key words：peasant workers; socio-economic status; organization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关键词〕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组织化；政治参与
〔中图分类号〕 C91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8-2689（2010）04-0044-08
农民工①是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而出现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城市繁荣和农村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李培林等人认为，中国在改革和发展中产生的大量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农民工，通过推动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为中国的市场化转型和现代化发挥了重要而特有的作用。[1]据专家估计，农民工每年给城市经济创造1-2万亿元人民币的GDP增量，并为农村增加5000-6000亿元人民币的收入，[2]可见农民工对城市和农村的发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农民工在对城市和农村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其参与政治的权利却日益走向边缘化，不管在城市还是在农村他们都是“政治边缘人”。
社会学家英克尔斯认为，“政治现代化是经济与社会现代化不可缺少的条件，一个国家的人民能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常常被看作是现代化的一种特色。无论从客观的社会经济地位特征来判断，还是从主观的心理态度来评判，个人在获得现代性后，必定会变成活跃的积极参与国家事务的公民。”[3](61)亨廷顿认为，“在现代国家中，政治参与扩大的主要转折点是农村民众可介入国家政治。实现政治稳定的关键是能否动员农村民众在承认现存政治体系而非反对它的条件下参与政治，”[4](74)农民工作为农民群体中的精英分子，他们的政治参与对于政治稳定无疑具有重要作用。农民工起着联结城乡的纽带作用，不仅对城市地区的政治现代化发挥重大影响，同时也在农村地区的政治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一、研究回顾
国内外很多学者对政治参与进行了相关研究。Lawrence A.Scaff认为，“在我们的政治意识和行为上有两种不同的观念。简单的说，一种观念强调的想法是：为了提升‘公共产品’应该在日常生活中共享，在互惠的基础上行动。另外一种观念把参与看作是交换的行动，是实现获得权力从而增加实现私人利益的可能性的手段”。[5](449)维巴、尼和金在他们的比较政治研究中最初对共产党社会的政治参与进行过研究,他们把南斯拉夫的政治参与分为四种形式:公共活动、自我管理、个别接触以及投票。[6]亨廷顿认为，“达到更高水平的政治参与有两条截然不同的渠道：流动渠道和组织渠道。流动渠道的次序是：社会—经济地位低下；个人努力争取流动；社会—经济地位提高；政治功效感增强、政治知识增多并更明了地感知政治与个人利益的关系；更高水平的政治参与；偶尔涉入组织。与此不同，组织渠道的次序是：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群体（阶层、社区或邻里）的同一性及隔离状态；群体与外部势力冲突；群体意识和内部团结增强；涉入组织；然后是政治参与”。[7](100-101)
国内外很多学者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研究。Arthur H.Miller等人指出，“不同群体之间不同的政治参与一般都用可利用的资源理论来解释。更多的资源，被假定为会促使人们参与更多的政治活动。但是，在美国社会一些弱势群体政治参与的水平远远高于人们仅仅根据社会经济地位做出的估计。人们对此做出的解释是：群体成员对他们作为被剥夺群体的自我意识推动了政治参与”。[8](494)Lisa M.Martinez对非传统政治的参与及其决定因素进行了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公民权和经济社会地位也会影响政治参与的可能性，这一点说明这些因素不仅仅会型塑传统政治行为，还会型塑非传统政治参与”。[9](135)David L.Leal对在美国的非美国公民的拉丁人的政治参与程度进行了研究，“那些更懂政治、计划加入美国籍、有更强的民族一致性、更熟悉英语、比较年轻的移民更有可能参与政治。在对非美国公民人口的政治参与的预测上，传统的社会经济地位测量和在美国居住时间长短并没有显著影响”。[10](353)
亨廷顿在《难以抉择》一书中，对社会经济地位与政治参与的关系进行了讨论，他指出，地位变量通过态度变量而和参与发生联系。事实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解释政治参与的差异的原因时，涉入组织比社会-经济地位可能更重要。[7](91-93)国外有学者从民族角度对政治参与态度进行了相关研究。一般认为，一旦融入美国社会，一个人的民族特性就与他的政治态度和行为基本无关。但Dale C.Nelson却发现情况并不是这样的，他对纽约六个民族群体的研究得出结论：“认为不考虑融入状况、在城市的居住长短、教育水平或社会经济流动的民族群体成员，在政治态度和参与上仍然会在民族群体之间有很多差异”。[12](26)Wayne A.Cornelius认为，“一般而言，如果把流动人口作为特殊的居住社区的成员来研究，就有可能对流动人口的政治态度理解的更多。”[13](72)
根据以上国内外学者对农民工在流入地的政治参与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的回顾，我们可以发现：（1）针对农民工内部的分化研究较少，而理论和经验研究表明农民工群体内部在政治参与上有很大的差异。我们正是要对农民工群体内部的这种政治参与上的差异进行考察，探究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2）相关研究大多是从理论层面探讨了政治参与的涵义、参与类型、参与途径、参与的意义及问题与对策等，普遍将农民工在流入地政治参与差异的影响因素归因于一些宏观因素，微观层面的实证考察相对较少。
我们是从社会经济地位、社会交往、组织化、政治参与意识和社会认同这五个角度来探究农民工在流入地政治参与差异的影响因素，通过找出对农民工在流入地的政治参与差异存在显著影响的因素，来提升农民工在流入地的政治参与，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这正是本文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所在。
二、研究假设及变量的选择
本研究的主题是农民工在流入地政治参与行为的差异受多种因素影响，假设是农民工的社会经济地位、社会交往、组织化、政治参与意识和社会认同情况会影响其在流入地的政治参与行为①。由此，课题组衍生出了以下五个更加具体的研究假设：
假设一：农民工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其在流入地的政治参与行为有正向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政治参与观认为，人们之所以参与政治，是出于切实的物质利益方面的考虑，而不是出自“本能”、“理智”这样的精神原因。[14]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通常很少参与政治，因为参与政治似乎与他们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无关，也无助于解决他们的主要问题。课题组用四个指标来衡量农民工的社会经济地位，包括职业②、月收入、工资水平能否保障生活、居住条件满意程度。
假设二：农民工的社会交往情况对其在流入地的政治参与行为有正向的影响。农民工在流入地扩大交往圈，增加与流入地居民和其他外来人口的社会交往，积累更多的社会资本，这个过程顺利与否会影响其在流入地的政治参与。课题组用两个指标来衡量农民工的社会交往情况，包括与打工地居民交往情况和与外来打工人口交往情况。
假设三：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对其在流入地的政治参与行为有正向的影响。“组织化是现代社会的突出特征。在任何国家,政治参与一般都需要通过一定的组织渠道。通过组织载体,可以把各个利益主体在公共问题上分散的、模糊不清的个别意志和行为,转化为明确的、共同的组织意志和集体行动,从而影响政府决策和其他公共管理活动”。[15](107)课题组用两个指标来衡量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包括参加组织情况和加入工会情况。
假设四：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意识对其在流入地的政治参与行为有正向的影响。英克尔斯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制度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3](4)课题组用三个指标来衡量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意识，包括受到同等对待的情况、成立维权组织的必要性和参加选举的意愿。
假设五：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情况对其在流入地的政治参与行为有正向的影响。社会学家埃利亚斯提出了“内局群体”与“外局群体”的概念，所谓“内局群体”是居于内核、把持文化表达的群体，而“外局群体”是处于边缘、接受并巩固文化表达所体现出来的权力关系的群体。[16]农民工群体在流入地就是一个“外局群体”，处于边缘地位，没有话语权，对城市社会没有认同感。课题组用四个指标来衡量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情况，包括打工地是否有家的感觉、当地居民的态度、当地政府的态度和对打工地的价值观念、生活习惯的赞同程度。
三、数据与变量的转换
（一）数据
本文是基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与中共泗水县委合作的课题“流动人口与小城镇发展研究”的调查数据进行撰写的，课题的问卷调查于2009年1月在山东泗水县的73个村庄展开。泗水位于山东省中南部，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外出务工人口占全县总人口比重相当高，其研究结论从全国层面上来说有一定的特殊性和典型性。考虑到目前在全国层次上农民工总体缺乏精确的统计数据，分布也很难找到规律性，因此我们首先选用了分层抽样方法，以泗水县居民平均收入为标准，高收入、中等收入、低收入的乡镇各选了两个，在这些乡镇当中我们本着随机抽取、相对集中的原则，选择了一些外出务工人员相对较多的村庄开展了问卷调查。最后我们在这6个乡镇当中选择了73个村庄，①共回收问卷1405份，其中有效问卷1315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3.6%。
（二）样本的基本情况
我们的调查对象以男性为主，占总体80.5%的比例；年龄以青壮年为主；调查对象的受教育程度以初中居多，有876人，占到了总体的67.9%；大部分调查对象已经结婚，占到了总体72.0%的比例；外出打工1-3年的调查对象最多，共有605人，占了总体的46.9%。样本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三）变量转换
课题组根据前面的研究假设引出本文的自变量，并根据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数据的处理要求对变量进行了转换，转换结果见表2。对于因变量，课题组也进行了变量转换，将回答“全部参加过”和“部分参加过”者赋值为1，回答“从没参加过”者赋值为0。这样，“政治参与行为”就是一个只有0和1两个取值的二值变量。
四、模型、结果与分析
为了更好的说明农民工的社会经济地位、社会交往、组织化、政治参与意识、社会认同这些变量分别如何作用于在流入地的政治参与行为，我们在有统计控制的条件下来使用Logistic回归。在Logistic回归分析中，我们建立了五个模型，逐一加入控制变量。从Nagelkerke R2的变化以及卡方检验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社会经济地位变量最能解释农民工在流入地政治参与行为的差异，其次是组织化变量，接下来是政治参与意识变量和社会认同变量，社会交往变量对农民工在流入地政治参与行为差异的解释能力最弱。
在模型1中，只有农民工的社会经济地位变量进入了模型，整个模型的Nagelkerke R2为0.113，说明经济层面适应变量能够解释结果的11.3%。从各个显著的变量来看，职业、居住满意程度这两个因素的作用是正向的，月收入这个因素的作用是负向的。虽然能否保障生活这个因素对农民工在流入地的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其作用方向是正向的。卡方检验显著，假设一得到部分证实。
第一，中中层和中上层职业这两个因素在0.001水平上显著，对农民工在流入地的政治参与行为存在正向的影响。从分析结果可见所从事的职业地位越高的农民工在流入地参与政治的可能性越大。
第二，月收入在1001—2000元这个因素在0.01水平上显著，月收入在2000元以上这个因素在0.10水平上显著，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月收入越高的农民工在流入地参与政治的可能性反而越小。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到底是哪些原因导致了这一现象？课题组认为，这也许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方面，从农民工在流出地与流入地的地位比较来分析，对于高收入的农民工来说，他们在流出地与流入地地位的差异使得他们对流出地更加有认同感，从而减少了他们在流入地的政治参与行为。另一方面，从农民工对现状的满意程度来看，对于高收入的农民工来说，他们对现状满意度高一些，从而通过政治途径改变现状的意愿较弱。
第三，居住满意程度这个变量是在0.001水平上显著，对农民工在流入地的政治参与行为存在正向的影响。可见随着农民工对居住条件满意度的提升，其在流入地的参与政治的可能性也相应增大。
在模型2中加入了农民工社会交往变量，整个模型的Nagelkerke R2为0.122，说明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交往变量能够解释结果的12.2%。与模型1比较而言，模型2的解释能力提高很少，这说明社会交往对农民工在流入地的政治参与行为的解释能力很弱。与打工人口的交往情况这个因素对农民工在流入地的政治参与行为存在显著性影响，其作用是负向的；与当地居民的交往情况这个因素对农民工在流入地的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其作用方向是正向的。卡方检验只在0.10水平上显著，假设二得到部分证实。
与打工人口偶尔交往这个因素在0.05水平上显著，与打工人口经常交往这个因素在0.01水平上显著，这两个因素对农民工在流入地的政治参与行为都存在负向的影响。同时我们也看到与当地居民有交往的农民工，其参与政治活动的可能性要大于不与当地居民交往的农民工。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与当地居民的交往会促进农民工在流入地的政治参与，而与打工人口的交往则会阻碍农民工在流入地的政治参与。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现象？课题组认为，与当地居民的交往有利于农民工扩展社会资本，融入当地社会，从而增加参与政治活动的途径；而与打工人口的交往则会使得农民工群体与当地社会的群体边界更加固化，不利于农民工更多的参与到当地社会的政治活动当中去。
在模型3中加入了组织化变量，整个模型的Nagelkerke R2为0.222，说明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交往以及组织化变量能够解释结果的22.2%。与模型2比较而言，在模型3中职业变量的显著性水平明显下降，偶尔与打工人口交往这个因素的显著性水平有所上升。还有一点明显的变化是与当地居民经常交往这个因素在模型2中的作用是正向的，而在模型3中的作用是负向的，组织化变量的引入使得这个因素的作用方向发生了变化，这意味着与当地居民经常交往这个因素对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中一部分可以通过组织化得到解释。参加组织和加入工会这两个因素的作用都是正向的。卡方检验显著，因此假设三得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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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齐家）
Hovering between Integration and Isolation
——Study on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f Peasant Workers'
Differen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Inflow Areas
CHEN Xu-feng，TIAN Zhi-feng，QIAN Min-hui
（Sociology Depart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Both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peasant workers are in a “political marginal man” status. Generally speaking,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peasant workers is few, but for different peasant workers, their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is different, and such difference is affected by various factors. This paper,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analyzes the impact of factors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social interaction, organizational, sense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social recognition 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inflow areas. The results imply that the variable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explains the difference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 best, followed by variables of organizational, sense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social recognition; the variable of social interaction explains the difference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 worst.
Key words：peasant workers; socio-economic status; organization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