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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争端和“一带一路”政策的深入推进正在加速全球价值链的重构,如果说以往关于我国中小企业成长的讨论,更多的是基于全球价值链升级这一基本背景的话,那么未来研究将转向基于全球价值链重构这一新的背景来展开。中小企业需要寻求新的发展路径,从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困境中突围。
GVC与中小企业成长
GVC是什么
第三次工业革命以来,随着交通运输和信息沟通成本的降低,以及国际产业分工的细化,逐步形成了在垂直产业上分割和空间上分离的全球价值链( Global ValueCbain,GVC)。从纵向垂直产业分工来看,全球价值链是产品设计、研发、生产、销售、售后服务再到最后的回收利用等一系列环节的组合。每一环节所创造的附加价值不是均等的,研发设计和品牌创造的价值远高于中间的加工制造环节。从横向空间布局来看,由于各国比较优势的差异,不同国家占据着价值链不同的环节。根据驱动者的不同,全球价值链可以分为生产者驱动和购买者驱动。生产者驱动以研发和技术为核心,向前推动生产和销售环节。购买者驱动以品牌和销售渠道为核心,依靠庞大的市场需求和销售网络,向后拉动工业化生产。这两者的核心驱动力大多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他们要么通过核心技术,要么通过品牌优势占据着价值链两端,成为价值链的“链主”,控制价值链的布局和利益分配。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位于价值链的中低端,从事组装加工等环节(见图1)。
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的连接,发展中国家更是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实现了工业化发展和经济的快速增长。据麦肯锡公司发布的《转型中的全球化:贸易和价值链的未来》报告显示,当前全世界贸易总量的三分之二仍然是中间产品的贸易,而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间产品的贸易甚至一度占据了我国出口总量的近50%。这也凸显了全球价值链在中国企业参与全球竞争、提升国际竞争力当中的重要性。
GVC嵌入与中小企业快速发展
通过嵌入在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中,我国中小企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由于中小企业规模小、生产能力低、资金有限,全球贸易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应对能力差,参与全球贸易以往似乎都是大企业的“专利”。全球价值链为中小企业提供了参与全球贸易的机会,它们不需要生产整个终端产品,只需要具有某个中间生产环节的比较优势就能融入到全球生产网络中,参与国际竞争。通过进口中间品,再加工出口的“来料”和“进料”加工贸易,也成为中小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主要方式。凭借着改革开放的政策红利和要素成本优势,我国一大批制造型中小企业抓住了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和生产外包的重要发展机遇,接过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手中的“接力棒”,嵌入在美、德等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中,实现了爆发式增长。
以苹果手机产业链为例,消费者对iphone系列持续的疯狂追逐,不仅推动了这家企业市值和知名度的提升,也带动了一大批供应商企业的发展。在2019年苹果公司公布的全球200大供应商名单中,中国大陆和香港企业共有40家,占据苹果全球供应商数量的20%,涵盖电子元件、连接器、电池、外观件等各大零部件生产和组装加工。如瑞声科技、歌尔股份提供声学元件,京东方提供显示面板,而和硕科技为其代工组装。得益于苹果庞大出货量带来的巨额订单,这些企业实现了快速成长,成为苹果主导全球价值链的受益者,也奠定了它们在各自领域的行业地位。苹果公司在中国的供应商只是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在中国布局的一个缩影,实际上,众多中小企业正是通过嵌入在不同跨国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中实现了飞速发展。
GVC升级与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通过“来料加工”或“进料加工”等加工贸易形式嵌入全球价值链,相当一部分企业获得发展机会,但是这也使得企业被牢牢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限制了其长远发展,价值链升级的呼声越来越高。根据现有研究,GVC升级包括四种方式: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跨链升级。工艺流程升级旨在推动企业改善生产环节工艺、提升生产效率,而产品升级则要求企业引入新技术生产更为复杂、单位价值更高的产品。功能升级是企业重新调整在价值链环节中的位置,实现从低端环节向高端环节的跃升。作为一种更为独特的升级方式,跨链升级指的是企业从一条产业链转移到另一条产业链,如一直从事电子制造服务的Sanmina公司从代工电路板扩展到医疗设备和新能源领域。功能升级和跨链升级如图2所示。
通过跨国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和“接包”企业的学习效应,中小企业不断提升技术、管理能力、生产效率,同时也能生产更为复杂的产品,实现工艺流程和产品的升级。更重要的是,随着企业对研发和创新的关注和投入,通过并购国外技术先进或者品牌企业,不少企业华丽转身,实现了从“OEM(贴牌生产商)-ODM(原始设计制造商)-OBM(自主品牌制造商)”的升级,逐渐向具有行业影响力的领军企业迈进。在曾经闻名遐迩的“世界工厂”东莞,单纯OEM贴牌代工已不再是部分加工贸易企业的发展路径,实现“代工+设计”或“代工+品牌”两条腿走路成為许多企业的战略选择。据统计,东莞市ODM+OBM产品出口比重从2009年的40.8%提升至75.3%,并且已经有2000多家加工贸易企业拥有自主品牌。
国内企业价值链升级确实已有成效,但由于嵌入在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先天差距,发达国家凭借技术优势和市场优势将发展中国家的代工企业“俘获”在其网络治理关系中。通过嵌入在价值链中获得一定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但核心技术仍然牢牢掌握在发达国家跨国企业手中,代工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并没有获得高额回报。大量的国内外研究也明确指出,发展中国家其实很难在发达国家主导和控制的全球价值链中由低端向高端跃升,更不可能实现自动快速的竞争力升级,而且很可能掉入发达国家低端锁定与俘获的“陷阱”。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劳动力和要素成本的急剧上升,以越南、印度为代表的东南亚和南亚新兴发展中国家近几年迅速崛起,通过“革新开放”等一系列措施正在努力塑造“下一个中国奇迹”。中美贸易争端更直接导致双方投资和贸易受阻,进一步推动跨国企业对价值链的重新布局,中国的企业很可能被排除在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之外。在这一背景之下,中小企业面临的问题可能不是升级艰难,而是“无链可升”。 GVC重构,势不可挡
新时代,新变化与GVC重构
当前国际形势风云诡谲,一方面,受欧美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影响, “逆全球化”潮流不断涌现,全球经济陷入持续的结构性低迷,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升级、全球多边机制不振、区域、次区域合作趋势增强,贸易壁垒增加。全球主要经济体“再工业化”及高端制造业智能转型战略的实施,导致垂直专业化分工价值链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布局。另一方面,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和新型贸易方式(跨境电商、数字贸易)正在推动全球价值链的重构,同时也在改变国际分工与比较优势的格局。数字平台、物流、区块链等技术和工业互联网的发展可能会改变制造业生产方式,使全球价值链生产、交易环节发生结构性的变化。而跨境电商平台缩短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距离,减少了不必要的中间环节。据阿里巴巴与埃森哲公司( Accenture)发布的《2020全球跨境电商趋势报告》显示,2014-2020年跨境电商市场份额年复合增长率将达27.3%,市场规模达到9940亿美元。
新贸易形势和新技术的出现推动着全球价值链在垂直和水平两个维度上发生重构。从垂直维度上来看,伴随全球有效需求的减少,受领导厂商的挤压,生产力低、竞争力弱的供应商被排除出市场;而新技术的出现则缩短了生产和消费者的距离,缩短了一些不必要的中间环节。从水平维度上来看,受国家比较优势的变化的影响,原来依靠低劳动力成本嵌入到全球价值链中的国家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可能被排除在价值链之外,而新兴发展中国家凭借其成本要素优势加入到全球价值链中,导致全球价值链在空间布局发生重大变化,价值链低端制造环节从一国转移到另一国。当然,随着新兴经济体技术的进步,也可能发生高端价值链环节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全新产业布局。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构建以中国为核心的“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也成为空间布局调整,也是一种GVC重构类型。
“中间环节缩减”式重构
中间环节的缩减在两个方面,即水平重构和垂直重构。当全球需求下降,边缘供应商(生产能力较低,竞争力较弱)被挤出市场,这一种情形我们称之为发生水平重构。而垂直重构是指当市场规模收缩,现有供应商层级减少。中间环节的缩减从整体上表现出中间环节贸易的降低。根据麦肯锡《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19》,全球范围内商品生产价值链总额下降,从劳动力套利的商品贸易比重逐年降低,2018年这一比例降至18%。在中国,加工贸易曾经占据中国出口贸易的半壁江山,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加工贸易增长停滞不前,甚至呈现收缩趋势。从图3可以看出,国内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额差距越来越大,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长都要高于加工贸易进出口增长。一般贸易在进出口贸易中的比重越来越大,而加工贸易在2014年达到顶峰后,近5年一直徘徊不前。据统计,东莞市加工贸易比重也在持续下跌,近60%开展过加工贸易的外资企业将加工贸易转为了一般贸易。
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全球需求的减少导致生产的压缩。2008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萎靡不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放缓,来自发达国家的需求下降。领导厂商将需求下降的风险转移给供应商企业,供应商的利润进一步被压缩,生产能力和竞争力弱的供应商企业就被挤出市场,造成供应商数量的减少。根据《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19》,国际贸易仍未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2007年平均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为0.1343,而这个数字在2017年也只有0.1289)。全球经济的不景气给许多行业未来发展蒙上了阴影,为全球供应商带来了挑战。以汽车制造业为例,据Roland Berger的研究显示,2018年全球总体汽车产量低于2017年,2019年供应商的平均息税前利润率自过去七年来首次低于7%,反映了过去几年持续的营收增长和利润水平以至尾声,许多供应商目前正面临自由现金流恶化的问题。在服装制造行业,以Nike、adidas为代表的服装巨头为优化供应链、及时响应市场需求,加强了对供应商的管理。一方面缩减供应商数量,另一方面提高产品标准同时缩短供应期,致使许多中小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丧失机会。
第二,新一轮的技术革命(云计算、人工智能、3D打印)和新型贸易方式(跨境电商、数字贸易)改变原有的生产制造和销售环节,缩减了对中间加工环节的需求,缩短生产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例如3D打印技术将原材料直接转化为最终产品,减少了中间品和组装加工环节的需要,同时也改变原有价值链专业分工体系,使得生产更为分散化、更接近终端消费者。中间环节的缩减可能使得“U”型的微笑曲线变成“V”型的GVG(如图5所示)。此外,近年来市场对环境保护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因而对供应链的环境绩效越来越看重,挤压了部分厂商的生存空间,促进整个产业链条寻找新的发展机遇。耐克在2018年通过“耐克制造地图”披露供应商信息,无论是在废水处理还是大气污染排放方面,公司都嚴格监控供应商的生产行为。
“异地转移”式重构
这一类型的重构源自于国家比较优势变化。原来占据价值链低端的发展中国家要素成本,特别是劳动力成本上升,促使发达国家跨国企业对其产业进行重新布局,将价值链低端的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为低廉的国家。近十年来,中国的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持续攀升且工资的增速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速(见图4)。2014年波士顿咨询公司( BCG)在报告中比较了世界前25个出口经济体的制造业成本,如果将2014年美国制造业成本设定为100,考虑劳动、电力和天然气成本所占比重,中国的制造业成本指数为96,高于墨西哥( 91)、泰国(91)以及印度(87)等国家而接近美国(100)、韩国(102)等国水平。
中國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直接影响就是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重新布局,并且影响的行业广泛。Nike、adidas迪是最早一批“出走”中国,将生产工厂迁移至越南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跨国企业。此后,跨国企业陆陆续续关闭在中国的生产工厂,在越南投资建厂。2019年10月,三星关闭了在中国的最后一家手机生产工厂,其生产中心逐步迁往越南,越南也成为其全球战略的重要基地。在这一轮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中国本土的企业甚至也将生产工厂迁移至越南,如苹果的重要供应商歌尔股份,为苹果代工AirPods耳机,通过在越南投资建设生产工厂,以降低其生产成本。除此之外,贸易保护主义、“去全球化”的趋势,发达国家的中高端制造业回流,进一步挤压了我国产业的生存空间。
尽管大范围的国际产业转移还未发生,但是伴随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的逐步丧失,中美贸易争端带来的持续负面影响,加之东南亚国家与发达国家签订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这种趋势在未来可能会越来越明显。异地迁移的重构体现发达国家跨国企业在重新布局全球资源配置将中国排除在其价值链内的可能性,对嵌入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企业,特别是依赖国外订单生存的中小企业来说是致命的打击。
“区域价值链建立”式重构
全球价值链正朝着片段化、区域化的方向发展。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制造环节的中国企业很难通过全球价值链升级跨越到价值链高端环节。与嵌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不同,构建以中国为核心的“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旨在形成以中国企业为“链主”的GVC,为中国企业产业升级和向价值链高端进发提供了可行的途径。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产业互补, “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落后,但是具备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优势。中国将丧失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企业转移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集中力量发展价值链高端环节。目前,中国已经与“一带一路”沿线50多个国家签订了开展产能合作的框架协议或谅解备忘录,在“一带一路”沿线建立了多个产业园区建设,汇集中国优势产能、先进技术,推进产能合作和当地产业发展和完善。
中国在5G通信行业技术已经领先全球,在人工智能、云计算、工业互联网方面发展迅猛。《中国制造2025》明确将高端装备创新工程作为五大工程之一,并对高端装备的发展方向进行了进一步细化,明确我国下一步要集中资源,着力突破大型飞机、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等一批高端装备,在国际市场占据一席之地。通过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积累和沉淀,中国的制造业已经具备较为完善的生产体系,拥有一批自主品牌,具有自主研发设计能力。根据《2019中国智能制造研究报告》,中国智能制造整体市场已达千亿规模,在汽车、计算机通讯、家电制造业等行业成为智能制造的领导者,工业互联网的市场规模也呈上升趋势。
同时,我国长期推行“走出去”战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外投资、设厂。这大大地延伸了我国行业价值链条,为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争得了更多的话语权。以中铁、中电为代表的国有企业借助“一带一路”的市场机遇和国家对外援助政策,不断输出“中国标准”,提高了我国高端制造业的影响力。同时,一批优秀的民营企业利用自身资本优势并购国际企业,实现了市场份额的扩大和自身地位的升级。在未来我国产业政策的积极引导下,会与更多的国家建立长久互信,为区域价值链的构建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依靠中国企业的技术优势,集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要素成本优势,即可以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业化发展,也促进中国企业向价值链高端的攀升,以此形成新的产业分工体系。
GVC重构,中小企业突围之路
GVC重构要求中小企业寻求新的发展路径,从“被排除价值链之外”、 “被挤出市场”中冲出重围。面对中间环节缩减带来的压力,中小企业一方面可以借助跨境电商的力量直接面向海外市场,另一方面也可以借助科技革命所创造的新业态、新模式重构价值链。面对异地转移重构所带来的重大挑战,中小企业应在专业领域内深耕细作,努力发展价值链环节中不可或缺的“技术型代工”;同时,中小企业也可以发挥组织生产的优势,转攻国内价值链。而面对区域价值链活动的兴起,中小企业则应适应新兴发展中国家广阔的“蓝海”市场,以“一带一路”产业园区建设为契机,更好地利用要素成本优势。
开创蓝海,扬帆出海
全球价值链重构在水平和垂直两个方面带来双重挤压,中小企业与其在“红海”中奋力厮杀,不如转换目标市场维度,通过对海外特定细分市场需求的精准“把脉”,进行价值创新、开创“蓝海”。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手机市场就是这样的一片“蓝海”,相较于传统的对硬件配置、生态系统的关注,非洲市场对手机有着独特的需求。传音手机自成立之初就瞄准了这片市场,对当地客户痛点的把握和本土化的产品转化能力是传音的制胜法宝。非洲的移动运营商众多,不同运营商间的通话资费昂贵,对此传音推出双卡手机,解决了当时三星、诺基亚等品牌单卡手机解决不了的问题。一改以面部识别为基础的成像技术,根据黑人的面部特征,通过眼睛和牙齿来定位拍照,成为手机的一大卖点。针对非洲人能歌善舞的传统,传音手机略微扩大音量,另外还设计超长待机则解决了非洲电力短缺的问题。这一系列人性化的设计在当地得到了一致好评,充分提高了非洲顾客的粘性。考虑到通过差异化实现价值创新的同时,传音手机还做到了成本领先,创造价格优势,迎合了当地消费水平。这得益于企业创立之初对成本控制的重视,去掉高配硬件、高价材料、高端设计等不必要的增值环节,建立严格完整的内部质量认证体系,依靠其稳定庞大的订单量来削弱上游供应商的议价能力(见图6)。 如果说传音手机靠着对需求的准确把握和普遍可接受的价格站稳脚跟,那么特色的广告宣传和全方位的贴心售后则使其持续发力,一跃成为“非洲之王”。除了随处可见的广告牌,适应当地习俗而举办的各种规模运动会也是树立品牌形象的好时机。传音通过赞助体育活动,深入社区,融入当地氛围,在潜移默化中起到了宣传推广的作用,提高了商品的美誉度。质优价廉、方便快捷的售后服务,也打通了与客户之间的最后一公里距离。自主售后品牌Carlcare建立覆盖非洲50多个国家的1500多个服务中心,提供送修服务、上门服务、上门取件、快递寄修等多种服务类型,满足各种类型的顾客需求,在售后服务缺失的非洲市场一枝独秀。
顺势归来,打造品牌
面临国外订单减少,被“排除在价值链之外”的压力,代工企业可以凭借积累的优势,转向参与国内价值链活动。根据麦肯锡的《转型中的全球化:贸易和价值链的未来》报告,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可以从巨大的国内增长驱动因素(譬如城市化)中获益。中国的需求占全球消费的10%,中国也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消费国。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出口的重要目的地,大部分中国制造的产品被国内消化,2018年中国进口总额高达14.09万亿元。2007年,国内总产出的17%都用于出口,这个数字在2017年下降到9%,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国内市场的快速发展。在全球价值链变动过程中部分企业可能错失了国外发展的机遇,但是它们可以通过积极融入国内产业链条,利用既有条件,实现转型和继续发展。如何获得国内市场的认可,成为摆在这一部分企业面前的首要问题。电商平台和商家中市场资源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新的选择。
起家于为国外服装品牌代工的汉帛就是这样一家企业。不同于广告开路、线下铺货的传统模式,汉帛把互联网平台作为切入点,利用网络卖家已初具规模的客户资源,为其进行“代工”,进入国内市场,减少了前期不确定性的市场开发成本。汉帛充分发挥代工积累的生产能力优势,利用其整套生产工艺流程、组织管理经验、质量把控体系,在为商家提供大批量、高质量服装产品的同时,也降低了参与国内价值链生产的边际成本。除了提供高质量的“代工”服务,汉帛还为商家提供办公场所,搭建物流仓库,邀请会计师事务所和政府工商税务部门进驻,为商家提供便捷的一站式配套服务,吸引商家,留住商家,并逐渐以此为基础打造在国内的品牌形象。
同样起家于代工的纺织品企业孚日,也开始转向国内市场。相较于汉帛的主动转型,孚日受价值链异地迁移的影响,海外订单大量流失,不得已而转向国内市场。区别于汉帛利用商家资源进入国内市场的早期模式,孚日选择借助电商平台对消费需求的整合,直面消费市场,在减少中间流通环节的同时,借助平台的影响力,避免了消费者“不识君”的尴尬(见图7)。孚日以旗下的子品牌“洁玉”进驻拼多多的“新品牌计划”,开始进行C2B模式的探索。孚日发挥其代工所形成的生产优势,根据订单要求进行给个性化、小批量、多批次的生产。在拼多多旗舰店推出和出口订单“同线同质”的产品,受到消费者的一致好评。
跨境电商,直面市场
跨境电商的兴起,为中小企业走向海外,抵御价值链环节缩减带来的竞争压力,从加工贸易转为一般贸易提供了新的模式选择。据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发布的《2018年度中国跨境电商市场数据监测报告》,2018年中国跨境电商交易规模达9万亿元,同比增长11.6%。其中,出口跨境电商规模7.1万亿元,进口跨境电商规模1.9万亿元,依托跨境电商,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参与到全球贸易。在国内电商市场趋于饱和、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物美价廉的产品在海外市场还有着一定的竞争优势和生存空间。除了依靠跨境电商平台在资金、物流、渠道等方面提供的支持,如何从众多商家钟脱颖而出也成了困扰商家的难题。来自浙江嘉兴的欧绒莱( Orolay)用一款寒冬风靡全美的羽绒服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定位于应对极端天气的户外用品,北美的羽绒服大多重视的是面料材质、保暖性和功能性,缺乏对设计的关注。欧绒菜从此入手,在保证保暖和品质的基础上,加入时尚元素。通过亚马逊的平台直接对接用户,尝试性地推出产品之后,根据市场反应迅速、有针对性地调整设计。通过垂直整合的模式,提高供应链的反应速度,使得欧绒莱跨过中间的供应商,敏锐地捕捉到市场激增的需求和潮流的变化,把握住了不断变化的市场,同时又降低了中间环节的人工成本和转运费用。另外,价格的上的优势也是欧绒菜的制胜法宝。相较于加拿大鹅、Moncler等时尚品牌动辄数百上千美金的羽绒服,欧绒莱的定价多在100美金左右,而依旧有着被广泛认可的保暖效果和时尚风格,性价比极高。再加上美国气候的变冷和奢侈品消费观念的改变,使其成为越来越多美国人的选择。欧绒莱也以此为契机,开始在美国逐渐打造自己的品牌,为自身的发展注入持续的动力。
除了潮流时尚、高性价的羽绒服,欧绒莱的成功还归功于社交媒体效应。国外消费者特别是网红、名人在Instagram、Facebook上的“打卡种草”,杂志主编、撰稿人的宣传推广,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部分人群的消费,使得欧绒莱迅速火遍美国,斩获2018年亚马逊羽绒服和大衣类的销售冠军,被美国消费者称为“亚马逊外套( The AmazonCoat)”。
园区造船,企业组团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海外工业园区雨后春笋般涌现,为“走出去”的中小企业提供基础设施、金融服务、政策支持、法律指导,帮助中小企业规避经营风险,更好地利用当地要素成本的优势。中小企业组团,又可以获得园区大企业的带动支持,不失为走出国门,迈入海外市场的一种战略选择。
位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枢纽白俄罗斯的中白工业园就是其中的一个。该工业园区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精细化工、新材料等为产业定位,现已吸引华为、中兴、中石油阿索医疗设备、兰兹照明等中外大型企业入驻。白俄罗斯政府和工业园区也出台政策来吸引中小企业。优越的地理区域位置是工业园区选址的首要区位考量。中白工业园区临近机场、高速公路、铁路等交通线,方便中小企业原材料和产品的运输。工业园位于亚洲大陆桥沿线,商贸活动往来频繁,同时紧邻欧盟市场,为产品进入欧盟销售提供了便利。基础设施的配套为中小企业生产经营提供了良好支持。园区建设办公楼、标准化厂房,中小企业“拎包入住”,减少前期固定资产的投入,降低开发失败的风险,入园即可迅速展开生产活动,方便了生产组织活动的有序开展和生产效率的提高。
同时白俄罗斯政府为入驻企业提供十年的免税和持续数年的减税政策,放宽中小企业入驻的资金门槛,提供“一站式”的入园申请服务,为人员往来提供签证政策。园区法律、金融等服务体系的建立更是让初出国门的中小企业减少了后顾之忧,可以更好更快地融入当地市场。同时海外园区具有产业导向型,入驻企业多集中来自某几个行业。中小企业可以和园内大企业合作,或是“抱团取暖”,形成规模经济、发挥产业集聚带来的优势,降低“单打独斗”的失败风险。
结语
尽管全球价值链重构还没有在大范围内发生,但重构趋势不可避免,这一趋势对中小企业发展来说“危”、“机”并存。中小企业既可能因价值链收缩、空间布局调整,被挤出市场或直接被排除在价值链之外,也可能从被俘获、难以升级的价值链中另辟蹊径,开辟一条康庄大道。本文提出的四种全球价值链重构的突围之路为中小企业的下一轮快速增长提供了新的发展对策。
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项目批准号:18ZDA057)和國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项目批准号:71902103)支持
GVC与中小企业成长
GVC是什么
第三次工业革命以来,随着交通运输和信息沟通成本的降低,以及国际产业分工的细化,逐步形成了在垂直产业上分割和空间上分离的全球价值链( Global ValueCbain,GVC)。从纵向垂直产业分工来看,全球价值链是产品设计、研发、生产、销售、售后服务再到最后的回收利用等一系列环节的组合。每一环节所创造的附加价值不是均等的,研发设计和品牌创造的价值远高于中间的加工制造环节。从横向空间布局来看,由于各国比较优势的差异,不同国家占据着价值链不同的环节。根据驱动者的不同,全球价值链可以分为生产者驱动和购买者驱动。生产者驱动以研发和技术为核心,向前推动生产和销售环节。购买者驱动以品牌和销售渠道为核心,依靠庞大的市场需求和销售网络,向后拉动工业化生产。这两者的核心驱动力大多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他们要么通过核心技术,要么通过品牌优势占据着价值链两端,成为价值链的“链主”,控制价值链的布局和利益分配。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位于价值链的中低端,从事组装加工等环节(见图1)。
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的连接,发展中国家更是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实现了工业化发展和经济的快速增长。据麦肯锡公司发布的《转型中的全球化:贸易和价值链的未来》报告显示,当前全世界贸易总量的三分之二仍然是中间产品的贸易,而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间产品的贸易甚至一度占据了我国出口总量的近50%。这也凸显了全球价值链在中国企业参与全球竞争、提升国际竞争力当中的重要性。
GVC嵌入与中小企业快速发展
通过嵌入在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中,我国中小企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由于中小企业规模小、生产能力低、资金有限,全球贸易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应对能力差,参与全球贸易以往似乎都是大企业的“专利”。全球价值链为中小企业提供了参与全球贸易的机会,它们不需要生产整个终端产品,只需要具有某个中间生产环节的比较优势就能融入到全球生产网络中,参与国际竞争。通过进口中间品,再加工出口的“来料”和“进料”加工贸易,也成为中小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主要方式。凭借着改革开放的政策红利和要素成本优势,我国一大批制造型中小企业抓住了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和生产外包的重要发展机遇,接过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手中的“接力棒”,嵌入在美、德等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中,实现了爆发式增长。
以苹果手机产业链为例,消费者对iphone系列持续的疯狂追逐,不仅推动了这家企业市值和知名度的提升,也带动了一大批供应商企业的发展。在2019年苹果公司公布的全球200大供应商名单中,中国大陆和香港企业共有40家,占据苹果全球供应商数量的20%,涵盖电子元件、连接器、电池、外观件等各大零部件生产和组装加工。如瑞声科技、歌尔股份提供声学元件,京东方提供显示面板,而和硕科技为其代工组装。得益于苹果庞大出货量带来的巨额订单,这些企业实现了快速成长,成为苹果主导全球价值链的受益者,也奠定了它们在各自领域的行业地位。苹果公司在中国的供应商只是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在中国布局的一个缩影,实际上,众多中小企业正是通过嵌入在不同跨国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中实现了飞速发展。
GVC升级与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通过“来料加工”或“进料加工”等加工贸易形式嵌入全球价值链,相当一部分企业获得发展机会,但是这也使得企业被牢牢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限制了其长远发展,价值链升级的呼声越来越高。根据现有研究,GVC升级包括四种方式: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跨链升级。工艺流程升级旨在推动企业改善生产环节工艺、提升生产效率,而产品升级则要求企业引入新技术生产更为复杂、单位价值更高的产品。功能升级是企业重新调整在价值链环节中的位置,实现从低端环节向高端环节的跃升。作为一种更为独特的升级方式,跨链升级指的是企业从一条产业链转移到另一条产业链,如一直从事电子制造服务的Sanmina公司从代工电路板扩展到医疗设备和新能源领域。功能升级和跨链升级如图2所示。
通过跨国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和“接包”企业的学习效应,中小企业不断提升技术、管理能力、生产效率,同时也能生产更为复杂的产品,实现工艺流程和产品的升级。更重要的是,随着企业对研发和创新的关注和投入,通过并购国外技术先进或者品牌企业,不少企业华丽转身,实现了从“OEM(贴牌生产商)-ODM(原始设计制造商)-OBM(自主品牌制造商)”的升级,逐渐向具有行业影响力的领军企业迈进。在曾经闻名遐迩的“世界工厂”东莞,单纯OEM贴牌代工已不再是部分加工贸易企业的发展路径,实现“代工+设计”或“代工+品牌”两条腿走路成為许多企业的战略选择。据统计,东莞市ODM+OBM产品出口比重从2009年的40.8%提升至75.3%,并且已经有2000多家加工贸易企业拥有自主品牌。
国内企业价值链升级确实已有成效,但由于嵌入在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先天差距,发达国家凭借技术优势和市场优势将发展中国家的代工企业“俘获”在其网络治理关系中。通过嵌入在价值链中获得一定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但核心技术仍然牢牢掌握在发达国家跨国企业手中,代工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并没有获得高额回报。大量的国内外研究也明确指出,发展中国家其实很难在发达国家主导和控制的全球价值链中由低端向高端跃升,更不可能实现自动快速的竞争力升级,而且很可能掉入发达国家低端锁定与俘获的“陷阱”。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劳动力和要素成本的急剧上升,以越南、印度为代表的东南亚和南亚新兴发展中国家近几年迅速崛起,通过“革新开放”等一系列措施正在努力塑造“下一个中国奇迹”。中美贸易争端更直接导致双方投资和贸易受阻,进一步推动跨国企业对价值链的重新布局,中国的企业很可能被排除在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之外。在这一背景之下,中小企业面临的问题可能不是升级艰难,而是“无链可升”。 GVC重构,势不可挡
新时代,新变化与GVC重构
当前国际形势风云诡谲,一方面,受欧美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影响, “逆全球化”潮流不断涌现,全球经济陷入持续的结构性低迷,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升级、全球多边机制不振、区域、次区域合作趋势增强,贸易壁垒增加。全球主要经济体“再工业化”及高端制造业智能转型战略的实施,导致垂直专业化分工价值链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布局。另一方面,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和新型贸易方式(跨境电商、数字贸易)正在推动全球价值链的重构,同时也在改变国际分工与比较优势的格局。数字平台、物流、区块链等技术和工业互联网的发展可能会改变制造业生产方式,使全球价值链生产、交易环节发生结构性的变化。而跨境电商平台缩短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距离,减少了不必要的中间环节。据阿里巴巴与埃森哲公司( Accenture)发布的《2020全球跨境电商趋势报告》显示,2014-2020年跨境电商市场份额年复合增长率将达27.3%,市场规模达到9940亿美元。
新贸易形势和新技术的出现推动着全球价值链在垂直和水平两个维度上发生重构。从垂直维度上来看,伴随全球有效需求的减少,受领导厂商的挤压,生产力低、竞争力弱的供应商被排除出市场;而新技术的出现则缩短了生产和消费者的距离,缩短了一些不必要的中间环节。从水平维度上来看,受国家比较优势的变化的影响,原来依靠低劳动力成本嵌入到全球价值链中的国家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可能被排除在价值链之外,而新兴发展中国家凭借其成本要素优势加入到全球价值链中,导致全球价值链在空间布局发生重大变化,价值链低端制造环节从一国转移到另一国。当然,随着新兴经济体技术的进步,也可能发生高端价值链环节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全新产业布局。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构建以中国为核心的“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也成为空间布局调整,也是一种GVC重构类型。
“中间环节缩减”式重构
中间环节的缩减在两个方面,即水平重构和垂直重构。当全球需求下降,边缘供应商(生产能力较低,竞争力较弱)被挤出市场,这一种情形我们称之为发生水平重构。而垂直重构是指当市场规模收缩,现有供应商层级减少。中间环节的缩减从整体上表现出中间环节贸易的降低。根据麦肯锡《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19》,全球范围内商品生产价值链总额下降,从劳动力套利的商品贸易比重逐年降低,2018年这一比例降至18%。在中国,加工贸易曾经占据中国出口贸易的半壁江山,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加工贸易增长停滞不前,甚至呈现收缩趋势。从图3可以看出,国内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额差距越来越大,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长都要高于加工贸易进出口增长。一般贸易在进出口贸易中的比重越来越大,而加工贸易在2014年达到顶峰后,近5年一直徘徊不前。据统计,东莞市加工贸易比重也在持续下跌,近60%开展过加工贸易的外资企业将加工贸易转为了一般贸易。
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全球需求的减少导致生产的压缩。2008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萎靡不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放缓,来自发达国家的需求下降。领导厂商将需求下降的风险转移给供应商企业,供应商的利润进一步被压缩,生产能力和竞争力弱的供应商企业就被挤出市场,造成供应商数量的减少。根据《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19》,国际贸易仍未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2007年平均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为0.1343,而这个数字在2017年也只有0.1289)。全球经济的不景气给许多行业未来发展蒙上了阴影,为全球供应商带来了挑战。以汽车制造业为例,据Roland Berger的研究显示,2018年全球总体汽车产量低于2017年,2019年供应商的平均息税前利润率自过去七年来首次低于7%,反映了过去几年持续的营收增长和利润水平以至尾声,许多供应商目前正面临自由现金流恶化的问题。在服装制造行业,以Nike、adidas为代表的服装巨头为优化供应链、及时响应市场需求,加强了对供应商的管理。一方面缩减供应商数量,另一方面提高产品标准同时缩短供应期,致使许多中小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丧失机会。
第二,新一轮的技术革命(云计算、人工智能、3D打印)和新型贸易方式(跨境电商、数字贸易)改变原有的生产制造和销售环节,缩减了对中间加工环节的需求,缩短生产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例如3D打印技术将原材料直接转化为最终产品,减少了中间品和组装加工环节的需要,同时也改变原有价值链专业分工体系,使得生产更为分散化、更接近终端消费者。中间环节的缩减可能使得“U”型的微笑曲线变成“V”型的GVG(如图5所示)。此外,近年来市场对环境保护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因而对供应链的环境绩效越来越看重,挤压了部分厂商的生存空间,促进整个产业链条寻找新的发展机遇。耐克在2018年通过“耐克制造地图”披露供应商信息,无论是在废水处理还是大气污染排放方面,公司都嚴格监控供应商的生产行为。
“异地转移”式重构
这一类型的重构源自于国家比较优势变化。原来占据价值链低端的发展中国家要素成本,特别是劳动力成本上升,促使发达国家跨国企业对其产业进行重新布局,将价值链低端的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为低廉的国家。近十年来,中国的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持续攀升且工资的增速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速(见图4)。2014年波士顿咨询公司( BCG)在报告中比较了世界前25个出口经济体的制造业成本,如果将2014年美国制造业成本设定为100,考虑劳动、电力和天然气成本所占比重,中国的制造业成本指数为96,高于墨西哥( 91)、泰国(91)以及印度(87)等国家而接近美国(100)、韩国(102)等国水平。
中國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直接影响就是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重新布局,并且影响的行业广泛。Nike、adidas迪是最早一批“出走”中国,将生产工厂迁移至越南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跨国企业。此后,跨国企业陆陆续续关闭在中国的生产工厂,在越南投资建厂。2019年10月,三星关闭了在中国的最后一家手机生产工厂,其生产中心逐步迁往越南,越南也成为其全球战略的重要基地。在这一轮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中国本土的企业甚至也将生产工厂迁移至越南,如苹果的重要供应商歌尔股份,为苹果代工AirPods耳机,通过在越南投资建设生产工厂,以降低其生产成本。除此之外,贸易保护主义、“去全球化”的趋势,发达国家的中高端制造业回流,进一步挤压了我国产业的生存空间。
尽管大范围的国际产业转移还未发生,但是伴随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的逐步丧失,中美贸易争端带来的持续负面影响,加之东南亚国家与发达国家签订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这种趋势在未来可能会越来越明显。异地迁移的重构体现发达国家跨国企业在重新布局全球资源配置将中国排除在其价值链内的可能性,对嵌入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企业,特别是依赖国外订单生存的中小企业来说是致命的打击。
“区域价值链建立”式重构
全球价值链正朝着片段化、区域化的方向发展。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制造环节的中国企业很难通过全球价值链升级跨越到价值链高端环节。与嵌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不同,构建以中国为核心的“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旨在形成以中国企业为“链主”的GVC,为中国企业产业升级和向价值链高端进发提供了可行的途径。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产业互补, “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落后,但是具备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优势。中国将丧失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企业转移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集中力量发展价值链高端环节。目前,中国已经与“一带一路”沿线50多个国家签订了开展产能合作的框架协议或谅解备忘录,在“一带一路”沿线建立了多个产业园区建设,汇集中国优势产能、先进技术,推进产能合作和当地产业发展和完善。
中国在5G通信行业技术已经领先全球,在人工智能、云计算、工业互联网方面发展迅猛。《中国制造2025》明确将高端装备创新工程作为五大工程之一,并对高端装备的发展方向进行了进一步细化,明确我国下一步要集中资源,着力突破大型飞机、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等一批高端装备,在国际市场占据一席之地。通过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积累和沉淀,中国的制造业已经具备较为完善的生产体系,拥有一批自主品牌,具有自主研发设计能力。根据《2019中国智能制造研究报告》,中国智能制造整体市场已达千亿规模,在汽车、计算机通讯、家电制造业等行业成为智能制造的领导者,工业互联网的市场规模也呈上升趋势。
同时,我国长期推行“走出去”战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外投资、设厂。这大大地延伸了我国行业价值链条,为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争得了更多的话语权。以中铁、中电为代表的国有企业借助“一带一路”的市场机遇和国家对外援助政策,不断输出“中国标准”,提高了我国高端制造业的影响力。同时,一批优秀的民营企业利用自身资本优势并购国际企业,实现了市场份额的扩大和自身地位的升级。在未来我国产业政策的积极引导下,会与更多的国家建立长久互信,为区域价值链的构建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依靠中国企业的技术优势,集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要素成本优势,即可以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业化发展,也促进中国企业向价值链高端的攀升,以此形成新的产业分工体系。
GVC重构,中小企业突围之路
GVC重构要求中小企业寻求新的发展路径,从“被排除价值链之外”、 “被挤出市场”中冲出重围。面对中间环节缩减带来的压力,中小企业一方面可以借助跨境电商的力量直接面向海外市场,另一方面也可以借助科技革命所创造的新业态、新模式重构价值链。面对异地转移重构所带来的重大挑战,中小企业应在专业领域内深耕细作,努力发展价值链环节中不可或缺的“技术型代工”;同时,中小企业也可以发挥组织生产的优势,转攻国内价值链。而面对区域价值链活动的兴起,中小企业则应适应新兴发展中国家广阔的“蓝海”市场,以“一带一路”产业园区建设为契机,更好地利用要素成本优势。
开创蓝海,扬帆出海
全球价值链重构在水平和垂直两个方面带来双重挤压,中小企业与其在“红海”中奋力厮杀,不如转换目标市场维度,通过对海外特定细分市场需求的精准“把脉”,进行价值创新、开创“蓝海”。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手机市场就是这样的一片“蓝海”,相较于传统的对硬件配置、生态系统的关注,非洲市场对手机有着独特的需求。传音手机自成立之初就瞄准了这片市场,对当地客户痛点的把握和本土化的产品转化能力是传音的制胜法宝。非洲的移动运营商众多,不同运营商间的通话资费昂贵,对此传音推出双卡手机,解决了当时三星、诺基亚等品牌单卡手机解决不了的问题。一改以面部识别为基础的成像技术,根据黑人的面部特征,通过眼睛和牙齿来定位拍照,成为手机的一大卖点。针对非洲人能歌善舞的传统,传音手机略微扩大音量,另外还设计超长待机则解决了非洲电力短缺的问题。这一系列人性化的设计在当地得到了一致好评,充分提高了非洲顾客的粘性。考虑到通过差异化实现价值创新的同时,传音手机还做到了成本领先,创造价格优势,迎合了当地消费水平。这得益于企业创立之初对成本控制的重视,去掉高配硬件、高价材料、高端设计等不必要的增值环节,建立严格完整的内部质量认证体系,依靠其稳定庞大的订单量来削弱上游供应商的议价能力(见图6)。 如果说传音手机靠着对需求的准确把握和普遍可接受的价格站稳脚跟,那么特色的广告宣传和全方位的贴心售后则使其持续发力,一跃成为“非洲之王”。除了随处可见的广告牌,适应当地习俗而举办的各种规模运动会也是树立品牌形象的好时机。传音通过赞助体育活动,深入社区,融入当地氛围,在潜移默化中起到了宣传推广的作用,提高了商品的美誉度。质优价廉、方便快捷的售后服务,也打通了与客户之间的最后一公里距离。自主售后品牌Carlcare建立覆盖非洲50多个国家的1500多个服务中心,提供送修服务、上门服务、上门取件、快递寄修等多种服务类型,满足各种类型的顾客需求,在售后服务缺失的非洲市场一枝独秀。
顺势归来,打造品牌
面临国外订单减少,被“排除在价值链之外”的压力,代工企业可以凭借积累的优势,转向参与国内价值链活动。根据麦肯锡的《转型中的全球化:贸易和价值链的未来》报告,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可以从巨大的国内增长驱动因素(譬如城市化)中获益。中国的需求占全球消费的10%,中国也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消费国。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出口的重要目的地,大部分中国制造的产品被国内消化,2018年中国进口总额高达14.09万亿元。2007年,国内总产出的17%都用于出口,这个数字在2017年下降到9%,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国内市场的快速发展。在全球价值链变动过程中部分企业可能错失了国外发展的机遇,但是它们可以通过积极融入国内产业链条,利用既有条件,实现转型和继续发展。如何获得国内市场的认可,成为摆在这一部分企业面前的首要问题。电商平台和商家中市场资源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新的选择。
起家于为国外服装品牌代工的汉帛就是这样一家企业。不同于广告开路、线下铺货的传统模式,汉帛把互联网平台作为切入点,利用网络卖家已初具规模的客户资源,为其进行“代工”,进入国内市场,减少了前期不确定性的市场开发成本。汉帛充分发挥代工积累的生产能力优势,利用其整套生产工艺流程、组织管理经验、质量把控体系,在为商家提供大批量、高质量服装产品的同时,也降低了参与国内价值链生产的边际成本。除了提供高质量的“代工”服务,汉帛还为商家提供办公场所,搭建物流仓库,邀请会计师事务所和政府工商税务部门进驻,为商家提供便捷的一站式配套服务,吸引商家,留住商家,并逐渐以此为基础打造在国内的品牌形象。
同样起家于代工的纺织品企业孚日,也开始转向国内市场。相较于汉帛的主动转型,孚日受价值链异地迁移的影响,海外订单大量流失,不得已而转向国内市场。区别于汉帛利用商家资源进入国内市场的早期模式,孚日选择借助电商平台对消费需求的整合,直面消费市场,在减少中间流通环节的同时,借助平台的影响力,避免了消费者“不识君”的尴尬(见图7)。孚日以旗下的子品牌“洁玉”进驻拼多多的“新品牌计划”,开始进行C2B模式的探索。孚日发挥其代工所形成的生产优势,根据订单要求进行给个性化、小批量、多批次的生产。在拼多多旗舰店推出和出口订单“同线同质”的产品,受到消费者的一致好评。
跨境电商,直面市场
跨境电商的兴起,为中小企业走向海外,抵御价值链环节缩减带来的竞争压力,从加工贸易转为一般贸易提供了新的模式选择。据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发布的《2018年度中国跨境电商市场数据监测报告》,2018年中国跨境电商交易规模达9万亿元,同比增长11.6%。其中,出口跨境电商规模7.1万亿元,进口跨境电商规模1.9万亿元,依托跨境电商,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参与到全球贸易。在国内电商市场趋于饱和、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物美价廉的产品在海外市场还有着一定的竞争优势和生存空间。除了依靠跨境电商平台在资金、物流、渠道等方面提供的支持,如何从众多商家钟脱颖而出也成了困扰商家的难题。来自浙江嘉兴的欧绒莱( Orolay)用一款寒冬风靡全美的羽绒服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定位于应对极端天气的户外用品,北美的羽绒服大多重视的是面料材质、保暖性和功能性,缺乏对设计的关注。欧绒菜从此入手,在保证保暖和品质的基础上,加入时尚元素。通过亚马逊的平台直接对接用户,尝试性地推出产品之后,根据市场反应迅速、有针对性地调整设计。通过垂直整合的模式,提高供应链的反应速度,使得欧绒莱跨过中间的供应商,敏锐地捕捉到市场激增的需求和潮流的变化,把握住了不断变化的市场,同时又降低了中间环节的人工成本和转运费用。另外,价格的上的优势也是欧绒菜的制胜法宝。相较于加拿大鹅、Moncler等时尚品牌动辄数百上千美金的羽绒服,欧绒莱的定价多在100美金左右,而依旧有着被广泛认可的保暖效果和时尚风格,性价比极高。再加上美国气候的变冷和奢侈品消费观念的改变,使其成为越来越多美国人的选择。欧绒莱也以此为契机,开始在美国逐渐打造自己的品牌,为自身的发展注入持续的动力。
除了潮流时尚、高性价的羽绒服,欧绒莱的成功还归功于社交媒体效应。国外消费者特别是网红、名人在Instagram、Facebook上的“打卡种草”,杂志主编、撰稿人的宣传推广,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部分人群的消费,使得欧绒莱迅速火遍美国,斩获2018年亚马逊羽绒服和大衣类的销售冠军,被美国消费者称为“亚马逊外套( The AmazonCoat)”。
园区造船,企业组团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海外工业园区雨后春笋般涌现,为“走出去”的中小企业提供基础设施、金融服务、政策支持、法律指导,帮助中小企业规避经营风险,更好地利用当地要素成本的优势。中小企业组团,又可以获得园区大企业的带动支持,不失为走出国门,迈入海外市场的一种战略选择。
位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枢纽白俄罗斯的中白工业园就是其中的一个。该工业园区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精细化工、新材料等为产业定位,现已吸引华为、中兴、中石油阿索医疗设备、兰兹照明等中外大型企业入驻。白俄罗斯政府和工业园区也出台政策来吸引中小企业。优越的地理区域位置是工业园区选址的首要区位考量。中白工业园区临近机场、高速公路、铁路等交通线,方便中小企业原材料和产品的运输。工业园位于亚洲大陆桥沿线,商贸活动往来频繁,同时紧邻欧盟市场,为产品进入欧盟销售提供了便利。基础设施的配套为中小企业生产经营提供了良好支持。园区建设办公楼、标准化厂房,中小企业“拎包入住”,减少前期固定资产的投入,降低开发失败的风险,入园即可迅速展开生产活动,方便了生产组织活动的有序开展和生产效率的提高。
同时白俄罗斯政府为入驻企业提供十年的免税和持续数年的减税政策,放宽中小企业入驻的资金门槛,提供“一站式”的入园申请服务,为人员往来提供签证政策。园区法律、金融等服务体系的建立更是让初出国门的中小企业减少了后顾之忧,可以更好更快地融入当地市场。同时海外园区具有产业导向型,入驻企业多集中来自某几个行业。中小企业可以和园内大企业合作,或是“抱团取暖”,形成规模经济、发挥产业集聚带来的优势,降低“单打独斗”的失败风险。
结语
尽管全球价值链重构还没有在大范围内发生,但重构趋势不可避免,这一趋势对中小企业发展来说“危”、“机”并存。中小企业既可能因价值链收缩、空间布局调整,被挤出市场或直接被排除在价值链之外,也可能从被俘获、难以升级的价值链中另辟蹊径,开辟一条康庄大道。本文提出的四种全球价值链重构的突围之路为中小企业的下一轮快速增长提供了新的发展对策。
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项目批准号:18ZDA057)和國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项目批准号:71902103)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