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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一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央首长的保健医生，首要纪律就是“保密”两字。笔者为撰写长篇报告文学《宋庆龄与她的保健医生》，在采访曾先后担任过聂荣臻、刘少奇、朱德、罗荣桓、宋庆龄的保健医生顾承敏的时候，深为当年这一代肩负着特殊使命的保健医生的保密历程与故事所感动。现摘要披露如下。
一、特别强调的就是保密纪律
新中国第一任中央首长的保健医生力伯畏，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从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的。毕业后，她就被分配到了军委卫生部傅连暲副部长的办公室，开始了从事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医疗保健工作的生涯，并亲历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医疗保健机构的整个创始过程。那时还没有成立中央保健委员会，更没有中央保健局，中央军委卫生部办公室是它的前身，它的工作地点在北京城东弓弦胡同2号，直接受中央军委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领导。外界不了解中央保健委员会，办公室为了工作方便，对外就称傅连暲办公室。
党和国家领导人保健工作的制度和规范，是在保健的实践过程中逐渐完善的。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保健医生基地的中央保健委员会的第一任领导傅连暲，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医疗保健工作要求很严格，每当有新的医务人员来到中央保健委员会，他都要亲自与之谈话，除了把保健工作中的一些基本要求、保健对象的一些基本情况向对方认真地交代外，特别强调的就是保密纪律：例如担任首长医疗保健工作的医务人员，平时尽量不写信，更不允许在信件中提及自己的工作情况；不允许和与工作无关的人员来往；不允许私自到保健对象家去串门；原来的保健对象改变后，不允许再私自与之联系；不允许与首长照相。当时跟随首长外出，一看见有人拿着相机给首长照相，她们就要及时地躲开镜头。保健医生到首长家探访、治疗等，保密纪律也有规定：首长家的住址、电话，只能记在脑子里，不能写下来；不许问任何与医疗无关的事；在首长家里听到的话，不许在外传播。在首长家进行治疗时，往往要摊开一些医疗器械，在摊摆这些物品时，作为保健医生与护士，必须离首长的办公桌远远的；不得已要放在首长的办公桌上时，不许偷看放在桌上的文稿、文件。
二、首先要了解被邀请专家或教授的政治立场和态度
在这方面，傅连暲为中央保健委员会的医务人员做出了很好的表率。一次，他到彭德怀家中探访，刚谈了一会儿，叶剑英也来到彭德怀家里。傅连暲看见，他是来与彭德怀商量军机要务的，就起身告辞。彭德怀说：“你着急走什么，我们谈话，你这样的老同志听听有什么关系？”但他还是借故要看别的人，匆忙离开了。此外，傅连暲还规定：中央保健委员会办公室里所有有文字的纸，都不能带出去，有些与工作有关的文字，看完了以后，就要马上烧掉，不能随便扔；每个医务人员要用的东西，不得放在外面，离开时要锁起来等。连医务人员在首长家的举止、礼貌，傅连暲都注意到了。这些看似琐碎的小事情，却关系到保健工作者的修养、礼节和风貌，也会间接地影响到医疗对象的心情。所以傅连暲总是这样面面俱到，毫不疏漏。
保健医生出诊回来，都要及时把出诊的情况，向傅连暲作汇报，他往往对汇报加以点评，提出哪件做得对，哪件做得不对。后来，中央保健局成立，力伯畏担任了中央保健局医疗科副科长。向新来的保健医护人员交代纪律的人，便由傅连暲变成了力伯畏。每当傅连暲抽不出身直接听取汇报时，保健医生就将出诊的情况，先向力伯畏反映，再由她转告傅连暲。
正是通过这种不断地点评与汇报，使保健医生们逐渐积累了为中央首长保健的工作经验，后经力伯畏整理后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套路，继而再修订为健全的制度。
有时遇上一些疑难杂症，保健医生无能医治时，就得请相关专家教授来为保健对象诊断。请专家或教授给中央首长看病的程序大致是这样的：由保健医生先向军委卫生部申请，军委卫生部认可后，保健医生就根据这位领导人的症状，通过他们的个人关系，首先了解相关被请医疗专家或教授的医术及个人情况。经过了解，确定请某位专家或教授后，保健医生就向这位被邀请对象打招呼，预约门诊时间。但并不告知被诊治的人的姓名，而且预约的时间也都是在医院下班之后。当时了解专家或教授的情况时，最主要的一点，就是首先要了解专家或教授的政治立场和态度，如是否有违进步倾向等。为了中央领导人的安全，这方面的工作都进行得非常谨慎。
据力伯畏和顾承敏医生回忆，那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去得比较多的是北京医院或协和医院。确定就诊时间后，保健医生总是先到医院门诊大楼前的台阶那边等着，看见首长的汽车来了，就迎过去，然后带着来人就诊。后来，医院的门卫都认识她们了，一看见她们来了，就知道过一会儿准有坐车的人来看病。中央首长到医院看病时，门口一般要填写《出入证》。保健医生只好填写“力伯畏等二人”或“顾承敏等二人”，以避免暴露首长的身份。
中央领导人到医院问诊治疗，无论是在病历上还是在处方笺上，姓名一栏里填写的都是假名。据力伯畏回忆，像毛泽东的名字，沿用的是他在转战陕北时的假名“李得胜”，所在单位填写的是“劳动大学”。
三、因保密纪律的制约，她竟拒绝了周恩来的要求
那次，力伯畏在陪同宋庆龄出国访问斯里兰卡时，是先乘坐飞机来到巴基斯坦的达卡市的，然后与周恩来与陈毅会合后，再一同并机飞向锡兰首都进行访问。力伯畏记得当时专机的客舱里有一张桌子，途中，周恩来总理就坐在桌子的一侧，与宋庆龄说话。宋庆龄则一直让力伯畏坐在她身边陪着。
当飞机即将到达锡兰的首都科伦坡的时候，周恩来忽然想起了什么，就笑着对坐在宋庆龄身边的力伯畏建议道：“小力，等会儿下飞机时，你搀一下宋副主席。”
力伯畏听了总理的建议后，竟想也没想地回答说：“总理，我不能搀的。”
原来，力伯畏当时的第一反应是立即想到了她刚进中央保健委员会时，傅连暲向她宣布的那条“在公开场合下不能挨首长太近，不能被拍上镜头”的纪律，她知道等会儿首长们在下飞机时，守候在机场上迎接的锡兰的新闻界等记者们肯定要对着首长们进行摄影的，她唯恐自己因此破坏了保密纪律，在一边搀扶时也被人家一起装进了镜头中。 结果，飞机在科伦坡机场降落后，周恩来总理就只好亲自搀扶着宋庆龄一起走下了飞机。
许多年以后，力伯畏回想起此事时，仍深深自责着，她埋怨自己做事太刻板：“吴旭君担任毛主席的护士长和他老人家在一起的时候，不是也总搀扶着毛主席的吗？可我那时怎么就那么笨呢？既然总理都这样要求你了，你还要一丝不苟地按规定做，我这样实在是太死板、太教条了！”
所以，直到如今回忆起那段难忘的辉煌的往事时，力伯畏总为自己拿不出一张当年自己为宋庆龄做保健医生时的合影照而后悔。
此外，力伯畏在担任中央首长保健医生的期间，心中也有着难言的苦楚。力伯畏与张履谦结婚的那天，家人和亲友为她和张履谦在外面举行了婚礼。当时，力伯畏因保密纪律需要，把新家都搬入了中南海。所以，她的前来贺喜的家人和亲友们因都不知道他们的新房安在哪里而不能进中南海看新房。力伯畏每次回到新房时，新房里总是静悄悄的，就连她住处的左邻右舍，也是在好久之后才知道她已结婚了。“知道我结婚的人不知道我住哪儿；知道我住哪儿的人，却不知道我已结婚了。”对此，力伯畏感叹不已。
严格遵守组织纪律的力伯畏，直到后来搬出了中南海，也没能让家人和亲友进入中南海，看到她安在中南海中的新房。
1966年，力伯畏的第二个孩子的产期快到了。可宋庆龄那里离不开保健医生，由谁来接替自己的工作呢？力伯畏经过认真筛选与反复斟酌，终于选中了早在1952年就调到中央保健委员会工作、并已先后曾担任过聂荣臻、刘少奇、朱德、罗荣桓等中央首长的保健医生、时为北京医院内科副主任的40岁的顾承敏。
顾承敏是位很有经验也很敬业的医生，而且力伯畏觉得她们两个在对待事业的态度上有点相像。于是，大腹便便的她就马上找到顾承敏，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顾承敏。在征得顾承敏医生本人的同意后，她才向中央保健局的领导作了汇报。
从此，顾承敏接替了力伯畏的岗位，在宋庆龄身边担任了长达15年的保健医生的工作。
顾承敏出生于1926年6月，在贝满女子中学毕业后，即以优异的成绩于1945年考入了北京大学医学院（即后来的北京医科大学）医疗系（六年制），于1951年毕业。其时，新中国刚成立，国家急需大批优秀的人材，早在1946年在校求学时就秘密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的顾承敏很快就成为了党和国家培养的对象。1952年底，经过组织考察与锻炼后的顾承敏即被卫生部调到中央保健委员会，安排在傅连暲部长的办公室工作。从此，开始了她长达35年的不乏神秘色彩的中央首长的医疗保健工作，也开始了她为之奋斗与努力了一辈子的中央领导的医疗保健事业。当时，傅连暲部长向她交待的作为一名中央高级首长的保健医生所必须谨记与遵守的工作性质、任务及应有的保健规则、注意事项等纪律，使她至今仍记忆犹新，尤其是傅连暲部长关于保密纪律的强调。当时，作为一名年仅26岁的新中国第一代负有特殊使命的医务工作者，顾承敏的心中只感到无比的神圣与庄严，她暗暗发誓一定要恪尽天职，不负使命，赤胆忠心、全力以赴地为那些已为新中国的成立披肝沥胆、浴血奋战的奠基人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减少与减轻病魔对他们健康的侵扰与损害。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顾承敏不但这么想了，还用自己行动去努力实践了。这是后话。
四、女儿竟不认识她这个做妈妈的了
这一个个戎马一生的开国元老们，当年为了开创新中国而赴汤蹈火、万死不辞，饱经枪林弹雨的生死考验；如今，他们又为了建设一个新的祖国而废寝忘食、披肝沥胆，再一次勇对病魔恶症的摧残与折磨，这种公而无私的高风亮节，一次次感动着顾承敏，并成为了她人生前进道路上的动力与楷模。所以，她先后在两个孩子刚满月不久的时候，就无私地把孩子们都全天寄养在托儿所、幼儿园里，以致她在得便抽空前去托儿所看望女儿时，女儿竟不认识她这个做妈妈的了，哭着连连后退，不要她这个“陌生人”抱了呢！后来，孩子长大了，上小学了，她们夫妇俩就干脆把两个孩子全托在北京医院下属的育英小学。
为了保密工作这铁的纪律，除了孩子外，就连丈夫也在无形中被她疏远了。顾承敏医生的丈夫章以浩，是北京医院从事生物制品研究（疫苗接种）的医生，早年他俩一起求学于吴阶平教授的门下，是顾承敏的同事和同学。自从爱人开始担任着中央首长的保健医生后，他对妻子的行踪就无从知晓了，始终不清楚她在哪位中央首长身边工作？在哪个时间段去了哪里？什么时候回家？甚至连爱人出差出远门，去了哪里也不知道。在妻子从事保健医生这整整的35年中，除了妻子暂时回到医院保健部门上班外，他对妻子的行踪是一向捉摸不定的；他始终默默无闻、甘心情愿地一个人担当起既是父亲又是母亲的双重职责。
在担任宋庆龄保健医生期间，顾承敏曾多次陪伴宋庆龄外出活动，有时甚至是出国访问，而且一去就是十天半月。这一切，都因保密纪律所囿，顾承敏始终没有告诉丈夫章以浩，这位幕后英雄是直到妻子归国后才有所知道的。
宋庆龄回上海时，作为保健医生与护士的顾承敏与吴庆年，要根据规定，一路上护送宋庆龄同行，在抵达上海后，与上海的同行们实行交接班。届时，上海华东医院院长王赞舜、保健医生胡允平及两位护士（胡之前是张惠医生，后来她因调往北京医院而改为胡允平）接到通知准时前往机场接应宋庆龄的专机抵达。同样，当宋庆龄从上海返回北京时，上海的保健医护人员也要随机一路护送，在北京机场与顾承敏等医护保健人员作交接班。
然而，交接班后，交班的一方还得根据规定，须在接班一方的城市再住上几天。一般住几天呢？此事在《宋庆龄年谱》中有披露。例如1969年10月16日上午，顾承敏与吴庆年护送宋庆龄乘坐周恩来的专机抵达上海后，直到当月25日返回北京。因为返京时，宋庆龄曾“请回京的保健医生、护士长带给邓颖超一封信、100只螃蟹、一包紫苏；带给军代表一封信、30只螃蟹及一架从隋家取回的照相机。”可见，当时顾承敏她们在上海一共居住了九天。这规定也是保密纪律的需要。 保密工作是所有中央首长的保健医护人员必须遵守的最为重要的纪律，除了保健对象的健康情况，只能以单线的形式向主管领导单独汇报外，就连两地的保健医护人员交接班时，也都得严守保密纪律，互不通气。当然，更不能向家属与亲人泄漏。作为中央首长保健基地的北京医院与上海华东医院的两地领导，都对此纪律心知肚明，严格遵守，谁也不会，也从没有见谁因此而打听问讯过。就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气势汹汹的“革命造反派”们，也不清楚，因为从来没有任何知情者向他们透露过，哪怕是在政治高压的态势下。
在担任宋庆龄专职保健医生时，顾承敏医生始终牢记着“低调做事，不事张扬”与“不得与中央首长合影”的纪律。但顾承敏既有着她的原则性，也有着一定的灵活性，好几次在宋庆龄的邀请下，她还是非常幸运地与宋庆龄一起合影，从而留下了几张珍贵的照片。不过，照片到手后，她还是秘密地珍藏在家中，从不敢出示给外人看，不让人家知道她违反了保健医生的保密纪律。直到事隔三四十年后的今天，笔者采访她时，她才不无自豪地提供给笔者。
确实，作为一名党和国家的保健医生，她（他）所要为保健对象保密的事情还真不少，尤其是当她（他）充分获得了保健对象的信任之后。
五、一封绝密的加急挂号信
1976年10月中旬，正在北京医院高干保健部上班的顾承敏医生忽然收到了从上海寄来的一封有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与“沪，淮海中路1843号林泰”双落款的加急挂号信。她一看信封上那熟悉的笔迹与“林泰”两字就知道，这是宋庆龄的化名，是宋庆龄亲笔写给她的信。因为以往宋庆龄也常有便函寄给她的，但那都是秘书张珏代笔后，宋庆龄最后签名的。如今，宋庆龄竟然在10月8日刚回上海没几天，亲笔写信给自己，估计信中的内容很重要。这不，在此信的信封正面，宋庆龄不但亲笔在左侧竖着写下了“急密件”三字，还在信封的反面左右封口上，分别贴上了写有“密封”两字的大红的专用封口条呢！
连忙关上办公室的门打开一看，里面果然是宋庆龄的亲笔信，写在同样是上面印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台头的公用信笺上。全文如下：
“顾大夫：
你好！隋永清在北京时就医，诊断为半月板受伤，需要动手术；但是由于时间过短，需要观察。现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并经陈中伟大夫等会诊，认为必须动手术。因此，特地给你写信，请向北京医院联系，让永清到你处进行手术治疗。盼回信。
此致
敬礼
宋庆龄
1976—10—10”
信不长，仅一面，但不难看出在字里行间洋溢着宋庆龄对养女隋永清的殷切关爱与急切的心情。而宋庆龄信中所说的“半月板”，则是膝关节的俗称。当时，身为舞蹈演员的隋永清在一次下部队演出时，不慎摔伤膝盖半月板。
顾承敏医生当即根据宋庆龄的指示，进行紧急落实：她一边安排隋永清在北京医院住院，一边邀请相关专家教授亲自为她做手术。手术很成功，伤口痊愈后，隋永清又恢复如初，可以自由行走了。对此，宋庆龄很满意，向顾承敏医生表示了她的感谢之情。
1981年5月19日上午，聂荣臻元帅前往北京寓所探视病危中的宋庆龄。见到曾为自己服务过的保健医生，聂荣臻元帅感到分外亲切。在聂帅的示意下，顾承敏上前挽住步履蹒跚的聂帅，一起来到宋庆龄的病榻前，双双凝望着昏迷中的宋庆龄，久久伫立无语。临走时，聂荣臻轻轻地吩咐顾承敏说：“她清醒时，告诉她我来看过她。她为人民做过很多贡献，希望她好好养病，祝她早日恢复健康。”顾承敏听了，只会含泪默默点头。
2011年底，时年85岁的顾承敏仍顾虑于当年的保密纪律，始终不写回忆录，拒绝任何人采访，直到笔者在长达一年的动员与鼓励下，她才欣然接受笔者的采访呢。
这就是中央首长保健医生这项特殊工作的特殊性！而这特殊性的最大体现，就是它的保密性。
（作者简介：汤雄，中国作协江苏分会会员（11610），国家二级作家。1979开始业余文学创作，在《北京文学》《小说界》《雨花》《少年文艺》《儿童文学》等发表小说散文剧本共计一千万字：散文集《天堂风情》、中篇小说集《泪洒早晨》《炫动少年短篇小说集四部曲》、微型小说集《喋血斗狗记》；长篇报告文学《中国黑车调查》《宋庆龄与她的三个女佣》《宋庆龄与她的卫士长》《宋庆龄与她的秘书们》《宋庆龄与她的生活侍从》；长篇小说《上海的豪门红颜》《蒋介石与他的侧室姚阿巧》《喋血阳澄湖》《CS反恐少年》《孤岛海灯——海灯法师在苏州西山岛石公寺十年》等20部专著。有长篇小说《黑枭红颜》在湖北省文联《今古传奇》杂志2003年度举办的“十万元征长篇小说”活动中获一等奖；《江河生死行》获中国文联2011年举办的第三届中国故事节金奖；中篇小说《插班生》获2012年“冰心新作奖”。）
一、特别强调的就是保密纪律
新中国第一任中央首长的保健医生力伯畏，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从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的。毕业后，她就被分配到了军委卫生部傅连暲副部长的办公室，开始了从事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医疗保健工作的生涯，并亲历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医疗保健机构的整个创始过程。那时还没有成立中央保健委员会，更没有中央保健局，中央军委卫生部办公室是它的前身，它的工作地点在北京城东弓弦胡同2号，直接受中央军委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领导。外界不了解中央保健委员会，办公室为了工作方便，对外就称傅连暲办公室。
党和国家领导人保健工作的制度和规范，是在保健的实践过程中逐渐完善的。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保健医生基地的中央保健委员会的第一任领导傅连暲，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医疗保健工作要求很严格，每当有新的医务人员来到中央保健委员会，他都要亲自与之谈话，除了把保健工作中的一些基本要求、保健对象的一些基本情况向对方认真地交代外，特别强调的就是保密纪律：例如担任首长医疗保健工作的医务人员，平时尽量不写信，更不允许在信件中提及自己的工作情况；不允许和与工作无关的人员来往；不允许私自到保健对象家去串门；原来的保健对象改变后，不允许再私自与之联系；不允许与首长照相。当时跟随首长外出，一看见有人拿着相机给首长照相，她们就要及时地躲开镜头。保健医生到首长家探访、治疗等，保密纪律也有规定：首长家的住址、电话，只能记在脑子里，不能写下来；不许问任何与医疗无关的事；在首长家里听到的话，不许在外传播。在首长家进行治疗时，往往要摊开一些医疗器械，在摊摆这些物品时，作为保健医生与护士，必须离首长的办公桌远远的；不得已要放在首长的办公桌上时，不许偷看放在桌上的文稿、文件。
二、首先要了解被邀请专家或教授的政治立场和态度
在这方面，傅连暲为中央保健委员会的医务人员做出了很好的表率。一次，他到彭德怀家中探访，刚谈了一会儿，叶剑英也来到彭德怀家里。傅连暲看见，他是来与彭德怀商量军机要务的，就起身告辞。彭德怀说：“你着急走什么，我们谈话，你这样的老同志听听有什么关系？”但他还是借故要看别的人，匆忙离开了。此外，傅连暲还规定：中央保健委员会办公室里所有有文字的纸，都不能带出去，有些与工作有关的文字，看完了以后，就要马上烧掉，不能随便扔；每个医务人员要用的东西，不得放在外面，离开时要锁起来等。连医务人员在首长家的举止、礼貌，傅连暲都注意到了。这些看似琐碎的小事情，却关系到保健工作者的修养、礼节和风貌，也会间接地影响到医疗对象的心情。所以傅连暲总是这样面面俱到，毫不疏漏。
保健医生出诊回来，都要及时把出诊的情况，向傅连暲作汇报，他往往对汇报加以点评，提出哪件做得对，哪件做得不对。后来，中央保健局成立，力伯畏担任了中央保健局医疗科副科长。向新来的保健医护人员交代纪律的人，便由傅连暲变成了力伯畏。每当傅连暲抽不出身直接听取汇报时，保健医生就将出诊的情况，先向力伯畏反映，再由她转告傅连暲。
正是通过这种不断地点评与汇报，使保健医生们逐渐积累了为中央首长保健的工作经验，后经力伯畏整理后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套路，继而再修订为健全的制度。
有时遇上一些疑难杂症，保健医生无能医治时，就得请相关专家教授来为保健对象诊断。请专家或教授给中央首长看病的程序大致是这样的：由保健医生先向军委卫生部申请，军委卫生部认可后，保健医生就根据这位领导人的症状，通过他们的个人关系，首先了解相关被请医疗专家或教授的医术及个人情况。经过了解，确定请某位专家或教授后，保健医生就向这位被邀请对象打招呼，预约门诊时间。但并不告知被诊治的人的姓名，而且预约的时间也都是在医院下班之后。当时了解专家或教授的情况时，最主要的一点，就是首先要了解专家或教授的政治立场和态度，如是否有违进步倾向等。为了中央领导人的安全，这方面的工作都进行得非常谨慎。
据力伯畏和顾承敏医生回忆，那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去得比较多的是北京医院或协和医院。确定就诊时间后，保健医生总是先到医院门诊大楼前的台阶那边等着，看见首长的汽车来了，就迎过去，然后带着来人就诊。后来，医院的门卫都认识她们了，一看见她们来了，就知道过一会儿准有坐车的人来看病。中央首长到医院看病时，门口一般要填写《出入证》。保健医生只好填写“力伯畏等二人”或“顾承敏等二人”，以避免暴露首长的身份。
中央领导人到医院问诊治疗，无论是在病历上还是在处方笺上，姓名一栏里填写的都是假名。据力伯畏回忆，像毛泽东的名字，沿用的是他在转战陕北时的假名“李得胜”，所在单位填写的是“劳动大学”。
三、因保密纪律的制约，她竟拒绝了周恩来的要求
那次，力伯畏在陪同宋庆龄出国访问斯里兰卡时，是先乘坐飞机来到巴基斯坦的达卡市的，然后与周恩来与陈毅会合后，再一同并机飞向锡兰首都进行访问。力伯畏记得当时专机的客舱里有一张桌子，途中，周恩来总理就坐在桌子的一侧，与宋庆龄说话。宋庆龄则一直让力伯畏坐在她身边陪着。
当飞机即将到达锡兰的首都科伦坡的时候，周恩来忽然想起了什么，就笑着对坐在宋庆龄身边的力伯畏建议道：“小力，等会儿下飞机时，你搀一下宋副主席。”
力伯畏听了总理的建议后，竟想也没想地回答说：“总理，我不能搀的。”
原来，力伯畏当时的第一反应是立即想到了她刚进中央保健委员会时，傅连暲向她宣布的那条“在公开场合下不能挨首长太近，不能被拍上镜头”的纪律，她知道等会儿首长们在下飞机时，守候在机场上迎接的锡兰的新闻界等记者们肯定要对着首长们进行摄影的，她唯恐自己因此破坏了保密纪律，在一边搀扶时也被人家一起装进了镜头中。 结果，飞机在科伦坡机场降落后，周恩来总理就只好亲自搀扶着宋庆龄一起走下了飞机。
许多年以后，力伯畏回想起此事时，仍深深自责着，她埋怨自己做事太刻板：“吴旭君担任毛主席的护士长和他老人家在一起的时候，不是也总搀扶着毛主席的吗？可我那时怎么就那么笨呢？既然总理都这样要求你了，你还要一丝不苟地按规定做，我这样实在是太死板、太教条了！”
所以，直到如今回忆起那段难忘的辉煌的往事时，力伯畏总为自己拿不出一张当年自己为宋庆龄做保健医生时的合影照而后悔。
此外，力伯畏在担任中央首长保健医生的期间，心中也有着难言的苦楚。力伯畏与张履谦结婚的那天，家人和亲友为她和张履谦在外面举行了婚礼。当时，力伯畏因保密纪律需要，把新家都搬入了中南海。所以，她的前来贺喜的家人和亲友们因都不知道他们的新房安在哪里而不能进中南海看新房。力伯畏每次回到新房时，新房里总是静悄悄的，就连她住处的左邻右舍，也是在好久之后才知道她已结婚了。“知道我结婚的人不知道我住哪儿；知道我住哪儿的人，却不知道我已结婚了。”对此，力伯畏感叹不已。
严格遵守组织纪律的力伯畏，直到后来搬出了中南海，也没能让家人和亲友进入中南海，看到她安在中南海中的新房。
1966年，力伯畏的第二个孩子的产期快到了。可宋庆龄那里离不开保健医生，由谁来接替自己的工作呢？力伯畏经过认真筛选与反复斟酌，终于选中了早在1952年就调到中央保健委员会工作、并已先后曾担任过聂荣臻、刘少奇、朱德、罗荣桓等中央首长的保健医生、时为北京医院内科副主任的40岁的顾承敏。
顾承敏是位很有经验也很敬业的医生，而且力伯畏觉得她们两个在对待事业的态度上有点相像。于是，大腹便便的她就马上找到顾承敏，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顾承敏。在征得顾承敏医生本人的同意后，她才向中央保健局的领导作了汇报。
从此，顾承敏接替了力伯畏的岗位，在宋庆龄身边担任了长达15年的保健医生的工作。
顾承敏出生于1926年6月，在贝满女子中学毕业后，即以优异的成绩于1945年考入了北京大学医学院（即后来的北京医科大学）医疗系（六年制），于1951年毕业。其时，新中国刚成立，国家急需大批优秀的人材，早在1946年在校求学时就秘密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的顾承敏很快就成为了党和国家培养的对象。1952年底，经过组织考察与锻炼后的顾承敏即被卫生部调到中央保健委员会，安排在傅连暲部长的办公室工作。从此，开始了她长达35年的不乏神秘色彩的中央首长的医疗保健工作，也开始了她为之奋斗与努力了一辈子的中央领导的医疗保健事业。当时，傅连暲部长向她交待的作为一名中央高级首长的保健医生所必须谨记与遵守的工作性质、任务及应有的保健规则、注意事项等纪律，使她至今仍记忆犹新，尤其是傅连暲部长关于保密纪律的强调。当时，作为一名年仅26岁的新中国第一代负有特殊使命的医务工作者，顾承敏的心中只感到无比的神圣与庄严，她暗暗发誓一定要恪尽天职，不负使命，赤胆忠心、全力以赴地为那些已为新中国的成立披肝沥胆、浴血奋战的奠基人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减少与减轻病魔对他们健康的侵扰与损害。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顾承敏不但这么想了，还用自己行动去努力实践了。这是后话。
四、女儿竟不认识她这个做妈妈的了
这一个个戎马一生的开国元老们，当年为了开创新中国而赴汤蹈火、万死不辞，饱经枪林弹雨的生死考验；如今，他们又为了建设一个新的祖国而废寝忘食、披肝沥胆，再一次勇对病魔恶症的摧残与折磨，这种公而无私的高风亮节，一次次感动着顾承敏，并成为了她人生前进道路上的动力与楷模。所以，她先后在两个孩子刚满月不久的时候，就无私地把孩子们都全天寄养在托儿所、幼儿园里，以致她在得便抽空前去托儿所看望女儿时，女儿竟不认识她这个做妈妈的了，哭着连连后退，不要她这个“陌生人”抱了呢！后来，孩子长大了，上小学了，她们夫妇俩就干脆把两个孩子全托在北京医院下属的育英小学。
为了保密工作这铁的纪律，除了孩子外，就连丈夫也在无形中被她疏远了。顾承敏医生的丈夫章以浩，是北京医院从事生物制品研究（疫苗接种）的医生，早年他俩一起求学于吴阶平教授的门下，是顾承敏的同事和同学。自从爱人开始担任着中央首长的保健医生后，他对妻子的行踪就无从知晓了，始终不清楚她在哪位中央首长身边工作？在哪个时间段去了哪里？什么时候回家？甚至连爱人出差出远门，去了哪里也不知道。在妻子从事保健医生这整整的35年中，除了妻子暂时回到医院保健部门上班外，他对妻子的行踪是一向捉摸不定的；他始终默默无闻、甘心情愿地一个人担当起既是父亲又是母亲的双重职责。
在担任宋庆龄保健医生期间，顾承敏曾多次陪伴宋庆龄外出活动，有时甚至是出国访问，而且一去就是十天半月。这一切，都因保密纪律所囿，顾承敏始终没有告诉丈夫章以浩，这位幕后英雄是直到妻子归国后才有所知道的。
宋庆龄回上海时，作为保健医生与护士的顾承敏与吴庆年，要根据规定，一路上护送宋庆龄同行，在抵达上海后，与上海的同行们实行交接班。届时，上海华东医院院长王赞舜、保健医生胡允平及两位护士（胡之前是张惠医生，后来她因调往北京医院而改为胡允平）接到通知准时前往机场接应宋庆龄的专机抵达。同样，当宋庆龄从上海返回北京时，上海的保健医护人员也要随机一路护送，在北京机场与顾承敏等医护保健人员作交接班。
然而，交接班后，交班的一方还得根据规定，须在接班一方的城市再住上几天。一般住几天呢？此事在《宋庆龄年谱》中有披露。例如1969年10月16日上午，顾承敏与吴庆年护送宋庆龄乘坐周恩来的专机抵达上海后，直到当月25日返回北京。因为返京时，宋庆龄曾“请回京的保健医生、护士长带给邓颖超一封信、100只螃蟹、一包紫苏；带给军代表一封信、30只螃蟹及一架从隋家取回的照相机。”可见，当时顾承敏她们在上海一共居住了九天。这规定也是保密纪律的需要。 保密工作是所有中央首长的保健医护人员必须遵守的最为重要的纪律，除了保健对象的健康情况，只能以单线的形式向主管领导单独汇报外，就连两地的保健医护人员交接班时，也都得严守保密纪律，互不通气。当然，更不能向家属与亲人泄漏。作为中央首长保健基地的北京医院与上海华东医院的两地领导，都对此纪律心知肚明，严格遵守，谁也不会，也从没有见谁因此而打听问讯过。就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气势汹汹的“革命造反派”们，也不清楚，因为从来没有任何知情者向他们透露过，哪怕是在政治高压的态势下。
在担任宋庆龄专职保健医生时，顾承敏医生始终牢记着“低调做事，不事张扬”与“不得与中央首长合影”的纪律。但顾承敏既有着她的原则性，也有着一定的灵活性，好几次在宋庆龄的邀请下，她还是非常幸运地与宋庆龄一起合影，从而留下了几张珍贵的照片。不过，照片到手后，她还是秘密地珍藏在家中，从不敢出示给外人看，不让人家知道她违反了保健医生的保密纪律。直到事隔三四十年后的今天，笔者采访她时，她才不无自豪地提供给笔者。
确实，作为一名党和国家的保健医生，她（他）所要为保健对象保密的事情还真不少，尤其是当她（他）充分获得了保健对象的信任之后。
五、一封绝密的加急挂号信
1976年10月中旬，正在北京医院高干保健部上班的顾承敏医生忽然收到了从上海寄来的一封有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与“沪，淮海中路1843号林泰”双落款的加急挂号信。她一看信封上那熟悉的笔迹与“林泰”两字就知道，这是宋庆龄的化名，是宋庆龄亲笔写给她的信。因为以往宋庆龄也常有便函寄给她的，但那都是秘书张珏代笔后，宋庆龄最后签名的。如今，宋庆龄竟然在10月8日刚回上海没几天，亲笔写信给自己，估计信中的内容很重要。这不，在此信的信封正面，宋庆龄不但亲笔在左侧竖着写下了“急密件”三字，还在信封的反面左右封口上，分别贴上了写有“密封”两字的大红的专用封口条呢！
连忙关上办公室的门打开一看，里面果然是宋庆龄的亲笔信，写在同样是上面印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台头的公用信笺上。全文如下：
“顾大夫：
你好！隋永清在北京时就医，诊断为半月板受伤，需要动手术；但是由于时间过短，需要观察。现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并经陈中伟大夫等会诊，认为必须动手术。因此，特地给你写信，请向北京医院联系，让永清到你处进行手术治疗。盼回信。
此致
敬礼
宋庆龄
1976—10—10”
信不长，仅一面，但不难看出在字里行间洋溢着宋庆龄对养女隋永清的殷切关爱与急切的心情。而宋庆龄信中所说的“半月板”，则是膝关节的俗称。当时，身为舞蹈演员的隋永清在一次下部队演出时，不慎摔伤膝盖半月板。
顾承敏医生当即根据宋庆龄的指示，进行紧急落实：她一边安排隋永清在北京医院住院，一边邀请相关专家教授亲自为她做手术。手术很成功，伤口痊愈后，隋永清又恢复如初，可以自由行走了。对此，宋庆龄很满意，向顾承敏医生表示了她的感谢之情。
1981年5月19日上午，聂荣臻元帅前往北京寓所探视病危中的宋庆龄。见到曾为自己服务过的保健医生，聂荣臻元帅感到分外亲切。在聂帅的示意下，顾承敏上前挽住步履蹒跚的聂帅，一起来到宋庆龄的病榻前，双双凝望着昏迷中的宋庆龄，久久伫立无语。临走时，聂荣臻轻轻地吩咐顾承敏说：“她清醒时，告诉她我来看过她。她为人民做过很多贡献，希望她好好养病，祝她早日恢复健康。”顾承敏听了，只会含泪默默点头。
2011年底，时年85岁的顾承敏仍顾虑于当年的保密纪律，始终不写回忆录，拒绝任何人采访，直到笔者在长达一年的动员与鼓励下，她才欣然接受笔者的采访呢。
这就是中央首长保健医生这项特殊工作的特殊性！而这特殊性的最大体现，就是它的保密性。
（作者简介：汤雄，中国作协江苏分会会员（11610），国家二级作家。1979开始业余文学创作，在《北京文学》《小说界》《雨花》《少年文艺》《儿童文学》等发表小说散文剧本共计一千万字：散文集《天堂风情》、中篇小说集《泪洒早晨》《炫动少年短篇小说集四部曲》、微型小说集《喋血斗狗记》；长篇报告文学《中国黑车调查》《宋庆龄与她的三个女佣》《宋庆龄与她的卫士长》《宋庆龄与她的秘书们》《宋庆龄与她的生活侍从》；长篇小说《上海的豪门红颜》《蒋介石与他的侧室姚阿巧》《喋血阳澄湖》《CS反恐少年》《孤岛海灯——海灯法师在苏州西山岛石公寺十年》等20部专著。有长篇小说《黑枭红颜》在湖北省文联《今古传奇》杂志2003年度举办的“十万元征长篇小说”活动中获一等奖；《江河生死行》获中国文联2011年举办的第三届中国故事节金奖；中篇小说《插班生》获2012年“冰心新作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