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明一派”在岁末“为人民服务”了一把，在香港红磡体育馆连续开了4场个唱，从12月9号开始，12号已经烧到滚烫。香港妖娆人士黄耀明和他已经发福的昔日搭档刘以达，在重组后第一次现身红馆。
　　1985年组团，分分合合20载，“达明一派”一直以自己前卫的创意和独特的音乐风格独领香港乐坛风骚。黄耀明俊朗的外形，刘以达卓越的创作才能，在3个小时中浓缩展现，即使对于我这样不熟悉他们音乐的人来说，也不得不直呼过瘾。
　　红馆的舞台被安置成了恐龙骨架的构造。4只伸向观众席的手骨赫然屹立，层层叠叠的骨架在接下来的3个小时的表演中被当作了背景，不断有图片和MV的片断投影上来，居然有一种强烈的解构意味。或近或远，或明或暗，摇曳生姿，却又森森然然。20年的历练，一代人的回忆。为人民服务，为乐坛服务，为歌迷服务。
　　黄耀明的出场总是有那么些喧嚣的味道，一首“天问”奏响，只见他一头白色长假发，透明眼罩，严严实实地遮蔽着自己的面孔，从舞台下方乘着升降机渐渐出现。黑色的闪光帽子成为一个亮点。之后他甩掉了这些累赘，而以惊艳的闪亮服装亮相。
　　充斥着早期英伦摇滚和迷幻电子的意味，配合着中式乐器，“达明一派”一首首地唱着那些曾经让人心动的歌曲。无论是快节奏的“十个救火少年”或者抒情的“你还爱我吗”、“石头记”，每一首都会在全场的合唱中结束。整个红馆像一个大的KTV，而我们不用点歌，就可以随意放肆地唱到最high。
　　总有一段回忆的时光。于是他们选择了黄霑创作的“上海滩”，为了纪念这位狮子山下沧海一声笑的香港之光。黄耀明说起当初组团的情况，谈到“那个下午我在旧居烧信”的词作者何秀萍，谈到“禁色”、“石头记”的填词人陈少琪（是时陈正在台下起身接受全场的掌声）。而阿达总是背着吉他，一副要马上出征的样子。“达明一派”的成就，是一个时代有理想的音乐人的努力。在那个风花雪月的上个世纪80年代末，“达明一派”的出现无疑是一个颠覆，他们是悲观的，他们是逆主流而行的，明哥一头长发和迷离的眼神，阿达倔强的短发和一脸的执着，是一副反叛的姿态。阿达的音乐与明哥的歌声更是天衣无缝，对政治现象的讽刺，对同性爱的歌颂，对世纪末都市爱欲的描绘，为当时的流行音乐创作添加了几分清新、深度和另类。《石头记》、《你还爱我吗？》、《意难平》三张具有重要意义的唱片，成就了一个永不磨灭的传说。沉淀在乐迷心中的除了他们扣动心弦的音乐外，更重要的是经历了一场自省与觉醒之旅。较时下鱼龙混杂的流行音乐，他们的坚持无疑给热爱音乐的人们一个理想的印记，至于有没有，因人而异。
　　


　　现场有很多三、四十岁的乐迷，而这次的演唱会也没有像许冠杰的演唱会那样打出字幕。因为“达明一派”相信，来的都是喜欢他们的歌迷，都是熟悉他们每一首歌的歌迷，都是一起经历成长辛酸和愉悦的歌迷。
　　本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人山人海”这次也是费尽了心计，团员扮演成各种职业人士：警察、建筑工人、大厨、手术医生。每个角色的服装都是具有明显香港特色的，或者鲜亮的颜色或者笔挺的造型。唯一一个另类，算是当下红通通的少女组合at17的Ellen的修女装扮。据说第一场的嘉宾就是at17中Eman的哥哥林一峰。而作为最后一场的暖场嘉宾at17不甘示弱，现场清唱刘以达创作的“万人迷”和“流星”。
　　两个乐坛成熟男子和两个乐坛新晋女子，两个时代的表达，倒也配合得恰到好处。于细微处彰显“达明一派”对于音乐的理念，对于新人的提携，就像他们的宣传画册中说的：
　　“香港电车，始行于1904，到今天刚好百年。
　　沿着历史斑驳的轨道，穿越时间曲折之深邃，伸展出香港最悠长的一条生命线。不知不觉中，电车已成为最具香江特色的一道文化景观。
　　而成军于1984年的‘达明一派’，经过几番离合，历尽潮涨潮退，穿行20年后，亦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
　　那是香港流行音乐史上最澎湃的乐队时代，奔涌最前就是达明。”
　　“达明一派”已经成为一个香港的历史名词。二人这边厢混入浪迹尖东的黑衣少年，那边厢化作声色舞台上的白衣胜雪。对时政的关注，于岸边的沉思，注入淋漓的吉他扫出问天之愤怒，迸发耀眼的歌声唱出末世之悲情。不管路再弯烟雨再冷，绝尘而去直至豁达开明。即使达明解散，香港经济滑坡，唱片业陷入萎靡不振的泥沼，他们依然继续追寻。
　　作为2004年个唱的最后一场，12月12日那场他们加唱了5首歌，其中一首是重新填词的“排名不分先后左右忠奸”，将2004年的新闻人物串在一起，从内地到台湾到香港，从娱乐明星到政治人物。香港人的调侃滋味，就像随处可吃到的鱼蛋，弹弹糯糯，却又回味无穷。
　　“达明一派”，超越了一个简单的符号，成为一个时代的名词，是70年代出生人的一种集体记忆，是80年代香港人的集体烙印。于是，看达明，就像是看自己，体味他们的成长，回首我们的成长，在烟雾缭绕的红馆中，渐渐也分得不是那么清楚了。歌声依然，只是物是人非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