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农历四月,父亲出生在清徐县西谷乡东罗白村一个靠几亩薄地维持生活的穷苦农民家里。父亲排行老三,村里人都叫他温三货。爷爷一心想让三儿子出人头地,在父亲7岁那年,把他送进小学读书,取名温克让。后来温氏家族修祠堂、改家谱,温家三兄弟按照家谱的“新”字辈,分别改为温新维、温新国、温新民,父亲叫温新民。
　　父亲半天劳动半天读书,但成绩却特别优秀,学校常常奖励纸和笔给他。父亲写得一手好字,过年过节老师就领着父亲给村里写对联,挣上一两个铜板或纸币,父亲就到集市上买自己喜欢的书来读。
　　 父亲在本村有个结拜兄弟叫马守魁,我和哥哥都叫他二猴伯伯。二猴伯伯家里富足,又是独子,他的父母觉得一个孩子很孤独、不好养,索性让父亲住在他家,两个孩子一起上下学。高小毕业以后,二猴伯伯考上了太原第一师范学校,父亲也考取了,但家庭条件不允许他去上学,就留在学校打杂。每一学期结束后,二猴伯伯回到村里,他们就住在学校,父亲就把二猴伯伯学完的课本要过来自学。
　　
　　校长原是地下党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11月,日军占领了太原,清徐、太谷、徐沟县城同时也被占领。
　　1938年,我抗日地下党组织成员以教员的身份,在汾河以东一带广泛开展抗日救国工作。当时父亲在东罗白村学校任教,由于父亲经常阅读进步书籍,热心抗日的宣传教育工作,很快就引起了学校地下党组织的注意。1940年2月,我父亲被县民主抗日政府吸收为抗日教员,并成为当时那一带第一批被派往山里根据地第八军分区(设在交城县神堂坪村)集训的教员。
　　父亲为了有合法的身份做掩护,认真研究教学,当年就经省政府教育考核定为甲等教员,获得了伪政权从事教育工作的资格和认可。1941年,我父亲被伪省政府委任为东罗白村学校校长,取代了地主出身的伪校长,成为当时全县最年轻的校长。1943年,父亲因教出的学生考到省市县学校者居多,被省里评为优秀特级教师,由伪省长王襄亲自颁发奖状。这使从事地下工作的父亲又多了一层护身符。父亲很快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把自己的家作为地下党组织的联络工作站。
　　1940年至1946年的6年时间里,父亲频繁穿梭于敌占区和根据地之间,从根据地带回党中央领导敌占区人民开展抗日斗争的最新指示精神和工作任务。
　　在从事地下工作期间,父亲先后在杨房营、东罗白、孟封、碱场营、上三阎等村任教,并担任教导主任、校长职务。
　　他在学生和有为青年中秘密组织“读书会”,把从山里带回来的进步书刊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介绍给大家。他还来往于孟封、徐沟、杨房营、东罗白一带,通过办夜校、举办运动会、交流教学经验等多种形式,秘密开展党的宣传活动。
　　刚开始,不少老百姓认为共产党的主张虽然不错,但人数太少,力量太薄弱,很难形成气候,经父亲组织教员们耐心讲解和宣传,他们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和前途,踊跃参加革命。一天,有位叫赵广余的小学生,在一位村民的大门上用粉笔写上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父亲看了很是欣慰,但考虑到敌占区对敌斗争的复杂性,从爱护的角度批评了他,以后父亲把他送走,投奔了“晋绥联防军随营学校”,赵广余从此参加了革命。
　　在孟封、碱场营、杨房营和东罗白村一带,有几十人被父亲陆续动员上山参加了革命。1945年春,父亲奉命进山,在经过碱场营时,一位进步青年非要跟他上山,父亲考虑他从小死了父亲,母亲历尽艰辛把他带大,又是独子,不同意。他硬是缠着父亲,无奈之中父亲只好带着他去见他母亲,征得他母亲的同意后,他高兴地随着父亲走出了家门。当时这一代的老百姓流传着这么一句话,要想上山参加革命就找温新民,大伙亲切地称父亲为活动在平川里的“山大王”。
　　
　　锄奸
　　
　　魏华玉曾和我父亲在一起上过学,并同时被我党组织培养吸纳为抗日教员。他上山投奔八路军后不久就动摇了,回到村里成了日本人的耳目,变成了可耻的叛徒,帮助敌人收集情报,搜杀我地下工作人员,对我地下党组织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1942年初,父亲接到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年三十晚上配合县区武工队除掉叛徒。父亲立刻进行侦察,并向县区大队锄奸队详细汇报了叛徒在村里居住的具体位置和周边环境,制订了锄奸方案。父亲的主要任务是牵制叛徒。
　　年三十晚上,父亲根据魏华玉平时游手好闲、懒惰散漫的特点,刚吃过晚饭就找了两个教员,约刚刚吃过饺子,穿上新衣服准备出门的叛徒魏华玉到学校打牌。打到二更天时,魏华玉赢了不少钱,兴致正浓,父亲考虑到时间差不多了,武工队恐怕已经到位,就说:“明天是大年初一,一大早就要拜年,谁家还没有点事呢,我们就此散了吧,改日再玩儿。”并敦促魏华玉赶紧回家。父亲远远地尾随其后,观察他进了家门。叛徒魏华玉刚进外院,就被我武工队员一举抓获,随后在将其押至柳湾村的半路上,塞进盐坊上废弃的盐井里,为民除了害。
　　交城人张彪,地主出身,1937年到1941年间曾两次参加革命,然而两次都成了可耻的叛徒,并在清源日本特务队当了便衣,残害了不少地下工作者。他曾混入清徐抗日民主政府,在清二区当过助理员,后又调到晋绥八分区工作。他所熟悉的孟封、徐沟、东罗白村一带属党的地下活动中心,由孟鲁青、苗庆滋和父亲三人负责。张彪的叛变对他们三人威胁最大,尤其是父亲负责联络工作,与他有过频繁交往,当时他所在的清源县日伪情报班汉奸们叫喊着要捉拿父亲,但碍于父亲持有省政府委任状的东罗白村校长的职务,暂时没敢轻易动手。奶奶知道这个消息后很着急,就用两个白洋打了两只小孩的手镯交给父亲,说:“张彪的老婆梅儿不是你的学生嘛,听说她生完孩子快过满月了,你把手镯送去,堵住他的嘴,省得他告密。”父亲立刻将这一紧急情况向我公安局长进行了详细汇报,党组织派出以榆太路西县委书记为首的锄奸小分队执行锄奸任务,并指示我父亲配合行动。
　　张彪的家住在敌人据点孟封镇,跟敌人的碉堡在同一道街上,张彪的家在南边,家眷住在粮店后院,朝北斜对面不足5米远就是玉皇阁敌人碉堡。父亲负责侦察地形和撤离路线、保证叛徒在家。
　　1942年深秋的一个下午,父亲打着到孟封学校交流教学经验的幌子,带着手镯孤身一人来到张彪家,正好叛徒在家。父亲一进屋就对张彪说:“听说你要抓我,我来了。”张彪说:“哪里!哪里!我可没想要抓你,是你们村的魏华玉要害你。”当时叛徒的丈母娘在家里伺候女儿坐月子,在一边急着插话说:“你可不敢害人,丧了良心,人家他们都是好人。”父亲跟他套了一会儿近乎,恭喜他孩子满月,逗了逗孩子,把手镯放在小孩儿枕边,基本情况掌握后就迅速撤了出来。第二天,县区锄奸三人小分队根据父亲提供的情况和草图,在碱场营党组织的帮助下,黄昏时分夹杂在收秋的农民中,避开西门岗哨的盘查,顺利潜入敌据点孟封镇,用刺刀结果了叛徒的性命。对面玉皇阁敌人碉堡警备队长潘生荣得到消息后,气得暴跳如雷,大喊大叫:“八路军太胆大,竟敢到我们鼻子底下杀人。”派出警备队把孟封镇翻了个底朝天,结果一无所获。
　　
　　上山打游击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蒋介石政府积极反共,在清太徐等地,他们一方面诱惑各村干部、民兵到阎军据点自白,另一方面大肆镇压我倾向革命的激进分子。地下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地下工作已无法正常进行。
　　1946年初,国民党阎锡山第七十一师沈瑞的部队对我晋中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扫荡进攻。父亲接到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为保存革命力量,连夜动员组织孟封、碱场营、杨房营、东罗白村一带所有从事革命活动的人员进山坚持斗争。从此父亲对敌斗争转为公开。
　　父亲离家一走就是三年。三年时间里,父亲先担任晋绥地委干训队二纵队中队长,负责组织干部集训;后担任西阳曲第二区区长,带着武装工作队队员清剿匪徒。
　　父亲上山的第二天,抱着孩子的母亲被国民党第七十一师师长叫到村公所问话,师长说:“听说你的丈夫到山里投奔了八路。”母亲镇定自如地说:“我们这个村里大部分人都在东北的海拉尔做生意,他告诉我他去那里做生意了,难道说在半路又投奔了八路?这我就不知道了,师长消息灵通,还请师长有了他的消息告我一声。”阎军师长见问不出什么,就要求找保人,母亲环视了一下周围说:“要找保人我也得回村里才能找得到。”这时母亲怀里的二姐突然哇哇大哭起来,阎军师长很不耐烦地朝妈妈摆摆手,妈妈抱着二姐三脚两步迅速离开,总算是虚惊一场。
　　父亲的祖籍是清徐县温南社村,老辈时因为家乡发大水,逃难到东罗白村安了家,因此东罗白村仅有我父亲一家姓温。为使家庭免遭阎军残害,父亲上山后就改名任秀。“秀”字取自于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石秀,父亲认为石秀有勇有谋,利索能干且武功超群,非常崇拜他,便取了他名字中的“秀”字跟任务的“任”合并为“任秀”。全国解放以后,“任秀”的名字已经在山里和区县远近闻名,他舍不得再改回去,就一直延用至今。他的儿女、孙子以后也都沿用了“任”姓。
　　1949年5月,父亲配合我军主力部队打进太原,在省伪政府公文包内发现一份1947年线人密报的情报,情报说:“匪二区长任秀系清徐县东罗白村人,带领兵马数人在棋子山一带活动。”据母亲回忆,1947年的秋天,阎军曾来到东罗白村搜捕“任秀”家属,村里人都不知道父亲改名,大家说村里姓马王张赵魏的居多,虽然也有个别稀有姓氏,但就是没有姓任的。伪村长和阎军头子认为是情报有误,很快撤离了。
　　太原解放以后,父亲曾任阳曲县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等职。1959年6月,调任山西科学分院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后又调华北原子能研究所任副所长。
　　1962年,父亲参加了华北工业卫生研究所(现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的筹建工作,后任华北第七研究所(现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副书记、副所长、纪委书记等职,1983年8月光荣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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