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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维经斯基是共产国际派遣至中国的执行委员，了解中国革命组织的情况并协助成立中国共产党。其在中国工作期间有贡献也有失误，辩证地看待贡献与失误，对维经斯基做出客观正确的评价。他的贡献在于：来到中国与革命积极分子沟通交流，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先进知识分子会面合作，在各地建立共产主义小组，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基础;注重青年和工人的宣传教育工作，推动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工人组织;积极推动工人运动等。其失误在于对中国国情了解不够深入，从而导致机会主义错误。
关键词：维经斯基;共产党;共产国际;贡献与失误
前言
维经斯基，又名查尔金，笔名为魏琴、卫金，作为使者在中国工作时用过名字吴廷康。维经斯基出生于俄国一个森林工厂管理人员的家庭，当过排字工人、会计，曾在美国和加拿大生活过一段时间，在美国加入了社会党。1918年春天至1919年春天，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回到俄国并加入了共产党。1920年，中国的“五四”运动引起了共产国际的关注和重视，“于是决定派遣维经斯基率代表团到中国，代表团成员有M·库兹涅佐娃、N·马马耶夫和翻译官杨明斋（俄籍华人，俄共党员）等人”[1]。维经斯基作为被派遣到中国的使者，意在完成共产国际所下达的使命并帮助中国革命。
一、维经斯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中的贡献
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开来，俄国革命的胜利使得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们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和曙光。自“五四”运动之后，陈独秀、李大钊等知识分子走在时代的前列，开始积极地宣传俄国的革命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于维经斯基来华的使命，有说“他们的赴华使命是了解中国国内情况和同中国革命组织建立联系”，有说“他们的任务应该是调查日本、朝鲜和中国的社会运动，物色社会主义者，倘若可能，则帮助建立共产主义组织。”从维经斯基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派遣初次访华到最后离开中国，他对中国革命所做出了许多贡献。维经斯基到达中国后，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进一步传播，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率领进步知识分子们成立革命组织，重视整个社会的宣传教育，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一）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
维经斯基认识到，俄国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处于半封建半殖民阶段的中国，一方面被封建残余捆住了革命的手脚，另一方面又饱受帝国主义的荼毒，国家和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作为旗帜带领中国前行。少部分知识分子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了宣传，但力量薄弱，难以实现大范围传播。因此维经斯基设法与中国的先进者们联系，共同合作以开展有组织的宣传教育工作，有针对性的建立起规模型的革命团体，推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进一步传播和革命力量的壮大。
1.与革命积极分子沟通，传播马克思主义
初次来华的维经斯基不懂中文，擅长俄语和英语，对中国的情况和形势还没有全面的了解和把握。他率领众人来到中国，第一个到达的地点是北京，在北京大学先接触到了与中国革命知识分子有着密切联系的俄籍教授柏烈伟，通过柏烈伟教授的牵线搭桥认识了当时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的先驱李大钊，并成功地与活跃的革命积极分子进行了交流，向众人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和当时俄国的具体形势。李大钊当时主张中国要走和俄国一样的道路，效仿俄国十月革命。因此维经斯基就十月革命的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与李大钊一行人展开了深入的交流，并谈论了关于成立共产党方面的事宜。在摸清中国当时各界思想情况之后，维经斯基发现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李大钊等人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社的宣传之下，在革命团体内部虽然有了广泛的传播，但是就整个社会而言，除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之外，还存在着五花八门鱼龙混杂的其他思想，例如无政府主义、基特尔主义、工团主义等。马克思主义思想没有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对革命的影响并不深刻，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还需进一步发展。筹备建党的工作也不能一蹴而就，而需分步骤、有条理地从各个方面逐步展开。维经斯基为了让马克思主义思想得到普及，向知識分子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各类著作，并致力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在维经斯基和李大钊等人的努力下，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广大青年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认同度也大大提高，在一定层面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埋下了希望的种子。
2.考察社会形势，帮助建立共产主义小组
在李大钊的介绍下，维经斯基前往上海结识了陈独秀，在一段时间的考察之后，维经斯基认识到上海的马克思主义势力较为散乱，组织力量薄弱。“刚转变到马克思主义立场的革命知识分子的小团体与社会还没有什么接触，也没有和工人建立联系。这个国家的共产主义性质及其发展前景，对于中国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也是十分茫然的。”[2]虽然有一群思想先进、头脑清醒的带头人，但是共产主义的开展工作仍然处于无计划、无头绪、无重点的“三无”状态。在共产国际的指引以及维经斯基的帮助下，经过几个月时间的精心筹备和策划，1920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等在上海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陈独秀为书记。对于上海成立的共产主义小组，维经斯基在中国的资料中描述的是成立上海共产党，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在其《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则谈到“杨奎松认为‘社会主义者同盟’、‘革命局’、‘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同一个组织。”[3]
据维经斯基本人于1920年8月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业局东方民族处的信写的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下设三个部，即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4]。这些都是维经斯基在上海停留时间的工作成果，效果显著。出版部主要负责印刷小册子，如《谁是共产党》、《共产党宣言》、《劳动界》等，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宣传工作，通过翻译和印刷一些著作让知识分子能够近距离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宣传报道部建立了华俄通讯社，由杨明斋负责，通讯社主要任务是在国内发布经过翻译的新闻，北京上海等地的实时情况也会第一时间传达到莫斯科。组织处主要是在学生中做宣传工作，引导学生的思想。 除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陈独秀和维经斯基等人的影响下，其他城市也相继成立了革命组织。“在一九二零年九月间，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了，组员八人，其中六个原是无政府主义者，包括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另外两个人是共产主义者，其中之一是李大钊，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也和北京的一样，是由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混合组成的。”[5]各地的革命力量进一步加强，革命的热情逐渐高涨，共产主义事业初现苗头。
3、推动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培养进步青年
维经斯基除了帮助建立起共产主义小组，还组织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社会主义青年团首先在上海建立（上海的青年组织到在一九二零——一九二一年间曾发展到二百人，一九二一年失去了相当数目）[6]，地址选在新渔阳里六号，在同地址还成立了外国语学社（1920年8月成立，1921年5月结束）。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外国语学社都是为了干部培养。维经斯基强调干部培养的重要性，通过组织性的宣传教育，让广大青年了解革命形势，不仅从知识层面接触和学习到各类丰富的知识，还能让青年有进一步走进实践参与革命的信心和决心。外国语学社由杨明斋总负责，维经斯基和其夫人教授俄语，由李汉俊、李达、李震瀛分别教授法文、日文、英文，青年在外国语学社能学到以往学不到的外语知识，除此之外，外国语学社成立后期还派遣一部分革命知识分子前往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
在对学生的教育中，鼓励学生思想活跃，同时又谨慎的防止学生出现思想偏差，维经斯基一方面强调“革命的学生必须在思想上同资产阶级团体、知识分子团体和商人团体彻底划清界限，因为这些团体是依靠民主美国反对日本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影响的”，[7]划清界限才能防止学生被不良思想误导，思想上团结起来共同对抗外来势力。另一方面指出学生中存在空想主义的情况，部分学生认为利用美国资本来发展中国民族资本，能够促进国家生产力的发展从而拯救中国于水深火热之中。这种带有明显空想性的思想不利于革命的开展，而且会直接影响到革命团体的独立性，因此需要及时指出问题并解决。通过对青年们多方面的培养，促使广大青年投入到革命事业中去，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添砖加瓦，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二）开展工人宣传工作，密切关注工人运动
工人是中国社会中人数庞大的群体，若能够组织起来参与到革命中，将发挥重要的作用。由于工人阶级普遍接受的教育较少，思想水平不高，对社会的现状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也没有清醒的认识，要使工人们的思想境界有所改观，就需要进步思想的引导。然而工人们不会自发地在头脑中产生先进的思想，需要从外部进行“灌输”，采取一定的方法对工人进行组织和教育。
1、利用报刊和工人组织，集中进行宣传学习
维经斯基利用报刊开展宣传工作，报刊内容部分是自己撰写的，还有美国报刊上的文章、国内揭露政治问题的文章以及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介绍其他国家阶级斗争的文章作为开展宣传工作的材料，以讲课的方式对学生团体讲授苏俄的情况，再由学生团体深入到工人群体中进行组织和宣传。“要领导中国的革命运动，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中走出，并且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带到工人中间去;必须首先建立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组织。”[8]从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中走出，从理论上升为实践，再由实践做理论宣传工作。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相继成立之后，《新青年》杂志继续作为宣传主阵地，《中国工人》周刊开始发行，有计划、有组织地及时将先进思想传播到工人中去，让工人阶级与革命活动相融。这是维经斯基所倡导的针对工人需要展开的教育工作。除此之外还有针对工人的组织工作，“通过把中国无产阶级聚集到工会、工人互助会、医疗储金会，工人俱乐部和学校等组织中来实现。”[9]将工人群众有组织地聚集并集中在一起，抓住宣传鼓动的有利时机，共同学习和解决问题。
2、关注工人运动，及时提出调整建议
在中国发起工人运动之后，维经斯基时刻关注工人运动的动向，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共产国际于1923年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进行指导，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应实现工農联盟，做好宣传工作以及解决好农民问题。共产国际还强调领导权应属于工人阶级，国内大规模的工人罢工让共产国际认识到了工人运动的力量和重要意义，共产国际指示到“巩固共产党，使其成为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公会中聚集工人阶级的力量，这就是共产党的首要任务”。[10]1924年，维经斯基认为在我国北方需要对工人进行思想渗透，特别是铁路工人和矿工，并提出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例如“北方国民党中央局工人部的问题、青年在政治工作中的任务和职责问题、组织委员会的正确宣传鼓动工作问题”[11]等。
3、强调工人运动的作用，正确评价工人阶级
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热情高涨，工人运动进入高潮，“维经斯基把工人运动的高涨看作中国政治生活中新产生的‘真正本质的因素’”[12]，工人阶级渐渐地对政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维经斯基认为工人阶级对中国的政治造成了双重影响，它既可以作为重组社会力量的构成因素而存在，也可以作为强大的民族力量聚集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由于工人阶级有团结在一起共同应对外来势力的可能，因此工人运动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中国无产阶级能够通过不断的奋斗和努力在民族独立战争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在扩大的工人运动中，工人阶级中存在的问题日益暴露出来，针对存在的问题，维经斯基做出思考并提出自己的意见。他认为要把注意力放在工会和把一切工人组织起来的工作上，除了优化工会管理组织结构、组织工人武装自卫队、及时传播经验，还应该依靠革命工人扩大党组织。
（三）促成国共两党合作，推动建立统一战线
维经斯基于1920年第一次见孙中山，通过与孙中山的谈话了解到军阀混战的情况和帝国主义的野心。1926年之后，北洋军阀分裂成两个派系，各地军阀为了争夺地盘抢夺土地连年混战，打倒军阀成为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面对内忧外患，单个组织集体的力量难以抵挡，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帮助和引导下，国民党与共产党实现了合作，共同开展革命。 1、认清国共两党关系，推动两党合作
维经斯基作为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相当于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传声筒”，维经斯基直接参与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相关指示的制订。当时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不利于中国革命，工人運动作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新生力量，这个新生力量较为薄弱，无力以单个团体的力量战胜强大的帝国主义势力。与此同时，国民党有反帝意图，孙中山的思想有了一定转变，试图在苏联的帮助下进行民族解放斗争。从整体的角度出发，共产国际提出“共产党员加入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政党的国民党中去，以这种形式结成民族统一战线”。
2、警醒共产党认清国民党右派，支持国民党左派
维经斯基建议中国共产党要起草一个针对国民党的宣言，号召国共两党在国民党一大制定的行动纲领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并强调要将国民党左派和右派划分清楚。右派在集结不利于统一战线的力量，正形成分裂势力，筹谋叛变计划，而国民党左派此时还不以为然。共产党要找寻右派背叛组织的蛛丝马迹，加紧与国民党左派的联系。就国民党右派的问题维经斯基认为“必须加强我们在国民党内的工作和国家政治生活各个领域中的工作，坚决揭露国民党右派，提出开除部分国民党员的问题，而不是党的分裂问题”。[13]鼓动共产党要站在国民左派的一边，共同反对右派的叛变行为。
3、强调共产党保持独立性，组织自由
在国共两党各作之中，维经斯基提出共产党要保持自身独立性的意见。“共产党员要在组织上有更多的独立性和在国民党内有行动自由”[14]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中与国民党合作，并不意味着依附于国民党或者事事听命于国民党。共产党仍然是独立的党组织，有自己的行动纲领和目标，有组织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
二、维经斯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中的失误
维经斯基在中国工作的一段时间，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行事，但作为有独立思想的个人，他也有自主行动的时候。而自主进行的行动有正确的、利于革命开展的，也有偏于轨道的，对此需要全面地看待。
（一）忽略中国实际，结合无政府主义者
维经斯基在革命团体的组织问题上与陈独秀见解不一。维经斯基主张将包括无政府主义在内的各革命团体组织在一起，而陈独秀反对集结无政府主义者，将无政府主义者排除在计划之外。维经斯基设法将中国的工人团体与无政府主义结合，在筹划建立各地的革命局时，曾想将各地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联合起来，陈独秀对此并不赞同。陈独秀不信任工人团体，只信任自己认同的个人。
早期的北京共产主义组织中大多数是无政府主义者，八人中有六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1920年，维经斯基指示斯托扬诺维奇等人前往广州，在这之前他们多多少少受到了广州当地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的影响，到达广州之后又接触了其他无政府主义者，并一同建立了由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占绝大多数的早期“共产党”组织，“而这时正在发行《广东群报》的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即后来的中共成员，因为主义不同没有参加”，[15]由此可见在革命知识分子中思想上存在较大的不同。在这之后，陈独秀来到广州，他不赞同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党组织，着手新的党组织建设并排除了原来的无政府主义者。这些行动使得维经斯基原本的计划受阻，但之后各地共产主义的快速发展让维经斯基不再纠结于无政府主义的问题。
关于维经斯基将无政府主义者联合起来的想法，是源于俄国的社会民主工党，社会民主工党是在众多革命团体结合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因此维经斯基认为中国也能像俄国的社会民主工党那样，能够将分散的革命组织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政党。但中国的实际情况并不具备将各个革命组织联合起来的条件，中俄的国情也大不相同，因此维经斯基这个想法虽然是好的，但是不适用于中国。
（二）犯机会主义错误，错估中国形势
1923年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共产主义做出了指示，其中包括领导权、土地革命等，但在实际开展工作中并没有被完全执行。维经斯基反思到，他和中共中央都犯了机会主义错误，没有正确地理解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要紧密结合，而不是单方面进行。
1925年前后，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着两种倾向，“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种倾向，以张国寿为代表，只注重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16]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影响了无产阶级独立自主、摆脱资产阶级的斗争。“五卅”运动之后，陈独秀对革命形势进行了错误估量，对工人阶级和革命前景持悲观态度，“他同维经斯基立刻修改修改以前坚决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政策，由此以至武汉时期就实行陈独秀主义之机会主义的实际政策”，[17]机会主义政策包含六项具体策略，而这些策略导致了后来上海和广东的失败。
小结
中国革命历经坎坷，赢得了诸多胜利也犯了许多错误，中国共产党从一个需要共产国际援助的年幼政党成长为能够根据本国国情独立制定政策的成熟政党。维经斯基作为共产国际派遣至中国的执行委员，对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由于维经斯基作为俄国人，来中国之前对中国的具体国情没有特别深入的了解，再加上错误思想的影响，有时会做出错误的决定从而导致工作失误。要以客观辩证的角度看待中国革命和维经斯基这个国际友人，失误在所难免，成就不可磨灭。
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援助下得以建立，中国的革命在共产国际的援助下得以开展，但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到革命的延续，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再到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中流砥柱都是伟大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牢牢把握国情才能走得长远，“只有走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道路，走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最终才能走得通、走得好。”[18]
注释
[1]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2]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1920-1935年）.M·C·贾比才等.中国社科1981.
[3]（日）石川祯浩，袁广泉.中国共产党成立史[M].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4]01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维经斯基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业局东方民族处的信.
[5]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一）第439页.
[6]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一）第422页
[7]01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维经斯基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业局东方民族处的信.
[8]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1920-1935年）.M·C·贾比才等.中国社科1981.
[9]01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维经斯基给中共中央的信.
[10]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11]01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维经斯基给拉斯柯尔尼科夫的信.
[12]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1920-1935年）.M·C·贾比才等.中国社科1981.
[13]01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维经斯基给加拉罕的信.
[14]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1920-1935年）.M·C·贾比才等.中国社科1981.
[15] （日）石川祯浩，袁广泉.中国共产党成立史[M].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1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8.
[17]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18]习近平.在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时的答问（2013年3月19日），人民日报，2013年3月20日.
作者简介
张文竹（1997-）女，汉族，四川省金堂县人，硕士研究生，单位：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关键词：维经斯基;共产党;共产国际;贡献与失误
前言
维经斯基，又名查尔金，笔名为魏琴、卫金，作为使者在中国工作时用过名字吴廷康。维经斯基出生于俄国一个森林工厂管理人员的家庭，当过排字工人、会计，曾在美国和加拿大生活过一段时间，在美国加入了社会党。1918年春天至1919年春天，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回到俄国并加入了共产党。1920年，中国的“五四”运动引起了共产国际的关注和重视，“于是决定派遣维经斯基率代表团到中国，代表团成员有M·库兹涅佐娃、N·马马耶夫和翻译官杨明斋（俄籍华人，俄共党员）等人”[1]。维经斯基作为被派遣到中国的使者，意在完成共产国际所下达的使命并帮助中国革命。
一、维经斯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中的贡献
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开来，俄国革命的胜利使得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们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和曙光。自“五四”运动之后，陈独秀、李大钊等知识分子走在时代的前列，开始积极地宣传俄国的革命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于维经斯基来华的使命，有说“他们的赴华使命是了解中国国内情况和同中国革命组织建立联系”，有说“他们的任务应该是调查日本、朝鲜和中国的社会运动，物色社会主义者，倘若可能，则帮助建立共产主义组织。”从维经斯基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派遣初次访华到最后离开中国，他对中国革命所做出了许多贡献。维经斯基到达中国后，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进一步传播，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率领进步知识分子们成立革命组织，重视整个社会的宣传教育，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一）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
维经斯基认识到，俄国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处于半封建半殖民阶段的中国，一方面被封建残余捆住了革命的手脚，另一方面又饱受帝国主义的荼毒，国家和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作为旗帜带领中国前行。少部分知识分子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了宣传，但力量薄弱，难以实现大范围传播。因此维经斯基设法与中国的先进者们联系，共同合作以开展有组织的宣传教育工作，有针对性的建立起规模型的革命团体，推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进一步传播和革命力量的壮大。
1.与革命积极分子沟通，传播马克思主义
初次来华的维经斯基不懂中文，擅长俄语和英语，对中国的情况和形势还没有全面的了解和把握。他率领众人来到中国，第一个到达的地点是北京，在北京大学先接触到了与中国革命知识分子有着密切联系的俄籍教授柏烈伟，通过柏烈伟教授的牵线搭桥认识了当时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的先驱李大钊，并成功地与活跃的革命积极分子进行了交流，向众人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和当时俄国的具体形势。李大钊当时主张中国要走和俄国一样的道路，效仿俄国十月革命。因此维经斯基就十月革命的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与李大钊一行人展开了深入的交流，并谈论了关于成立共产党方面的事宜。在摸清中国当时各界思想情况之后，维经斯基发现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李大钊等人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社的宣传之下，在革命团体内部虽然有了广泛的传播，但是就整个社会而言，除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之外，还存在着五花八门鱼龙混杂的其他思想，例如无政府主义、基特尔主义、工团主义等。马克思主义思想没有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对革命的影响并不深刻，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还需进一步发展。筹备建党的工作也不能一蹴而就，而需分步骤、有条理地从各个方面逐步展开。维经斯基为了让马克思主义思想得到普及，向知識分子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各类著作，并致力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在维经斯基和李大钊等人的努力下，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广大青年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认同度也大大提高，在一定层面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埋下了希望的种子。
2.考察社会形势，帮助建立共产主义小组
在李大钊的介绍下，维经斯基前往上海结识了陈独秀，在一段时间的考察之后，维经斯基认识到上海的马克思主义势力较为散乱，组织力量薄弱。“刚转变到马克思主义立场的革命知识分子的小团体与社会还没有什么接触，也没有和工人建立联系。这个国家的共产主义性质及其发展前景，对于中国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也是十分茫然的。”[2]虽然有一群思想先进、头脑清醒的带头人，但是共产主义的开展工作仍然处于无计划、无头绪、无重点的“三无”状态。在共产国际的指引以及维经斯基的帮助下，经过几个月时间的精心筹备和策划，1920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等在上海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陈独秀为书记。对于上海成立的共产主义小组，维经斯基在中国的资料中描述的是成立上海共产党，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在其《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则谈到“杨奎松认为‘社会主义者同盟’、‘革命局’、‘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同一个组织。”[3]
据维经斯基本人于1920年8月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业局东方民族处的信写的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下设三个部，即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4]。这些都是维经斯基在上海停留时间的工作成果，效果显著。出版部主要负责印刷小册子，如《谁是共产党》、《共产党宣言》、《劳动界》等，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宣传工作，通过翻译和印刷一些著作让知识分子能够近距离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宣传报道部建立了华俄通讯社，由杨明斋负责，通讯社主要任务是在国内发布经过翻译的新闻，北京上海等地的实时情况也会第一时间传达到莫斯科。组织处主要是在学生中做宣传工作，引导学生的思想。 除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陈独秀和维经斯基等人的影响下，其他城市也相继成立了革命组织。“在一九二零年九月间，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了，组员八人，其中六个原是无政府主义者，包括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另外两个人是共产主义者，其中之一是李大钊，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也和北京的一样，是由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混合组成的。”[5]各地的革命力量进一步加强，革命的热情逐渐高涨，共产主义事业初现苗头。
3、推动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培养进步青年
维经斯基除了帮助建立起共产主义小组，还组织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社会主义青年团首先在上海建立（上海的青年组织到在一九二零——一九二一年间曾发展到二百人，一九二一年失去了相当数目）[6]，地址选在新渔阳里六号，在同地址还成立了外国语学社（1920年8月成立，1921年5月结束）。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外国语学社都是为了干部培养。维经斯基强调干部培养的重要性，通过组织性的宣传教育，让广大青年了解革命形势，不仅从知识层面接触和学习到各类丰富的知识，还能让青年有进一步走进实践参与革命的信心和决心。外国语学社由杨明斋总负责，维经斯基和其夫人教授俄语，由李汉俊、李达、李震瀛分别教授法文、日文、英文，青年在外国语学社能学到以往学不到的外语知识，除此之外，外国语学社成立后期还派遣一部分革命知识分子前往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
在对学生的教育中，鼓励学生思想活跃，同时又谨慎的防止学生出现思想偏差，维经斯基一方面强调“革命的学生必须在思想上同资产阶级团体、知识分子团体和商人团体彻底划清界限，因为这些团体是依靠民主美国反对日本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影响的”，[7]划清界限才能防止学生被不良思想误导，思想上团结起来共同对抗外来势力。另一方面指出学生中存在空想主义的情况，部分学生认为利用美国资本来发展中国民族资本，能够促进国家生产力的发展从而拯救中国于水深火热之中。这种带有明显空想性的思想不利于革命的开展，而且会直接影响到革命团体的独立性，因此需要及时指出问题并解决。通过对青年们多方面的培养，促使广大青年投入到革命事业中去，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添砖加瓦，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二）开展工人宣传工作，密切关注工人运动
工人是中国社会中人数庞大的群体，若能够组织起来参与到革命中，将发挥重要的作用。由于工人阶级普遍接受的教育较少，思想水平不高，对社会的现状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也没有清醒的认识，要使工人们的思想境界有所改观，就需要进步思想的引导。然而工人们不会自发地在头脑中产生先进的思想，需要从外部进行“灌输”，采取一定的方法对工人进行组织和教育。
1、利用报刊和工人组织，集中进行宣传学习
维经斯基利用报刊开展宣传工作，报刊内容部分是自己撰写的，还有美国报刊上的文章、国内揭露政治问题的文章以及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介绍其他国家阶级斗争的文章作为开展宣传工作的材料，以讲课的方式对学生团体讲授苏俄的情况，再由学生团体深入到工人群体中进行组织和宣传。“要领导中国的革命运动，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中走出，并且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带到工人中间去;必须首先建立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组织。”[8]从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中走出，从理论上升为实践，再由实践做理论宣传工作。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相继成立之后，《新青年》杂志继续作为宣传主阵地，《中国工人》周刊开始发行，有计划、有组织地及时将先进思想传播到工人中去，让工人阶级与革命活动相融。这是维经斯基所倡导的针对工人需要展开的教育工作。除此之外还有针对工人的组织工作，“通过把中国无产阶级聚集到工会、工人互助会、医疗储金会，工人俱乐部和学校等组织中来实现。”[9]将工人群众有组织地聚集并集中在一起，抓住宣传鼓动的有利时机，共同学习和解决问题。
2、关注工人运动，及时提出调整建议
在中国发起工人运动之后，维经斯基时刻关注工人运动的动向，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共产国际于1923年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进行指导，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应实现工農联盟，做好宣传工作以及解决好农民问题。共产国际还强调领导权应属于工人阶级，国内大规模的工人罢工让共产国际认识到了工人运动的力量和重要意义，共产国际指示到“巩固共产党，使其成为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公会中聚集工人阶级的力量，这就是共产党的首要任务”。[10]1924年，维经斯基认为在我国北方需要对工人进行思想渗透，特别是铁路工人和矿工，并提出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例如“北方国民党中央局工人部的问题、青年在政治工作中的任务和职责问题、组织委员会的正确宣传鼓动工作问题”[11]等。
3、强调工人运动的作用，正确评价工人阶级
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热情高涨，工人运动进入高潮，“维经斯基把工人运动的高涨看作中国政治生活中新产生的‘真正本质的因素’”[12]，工人阶级渐渐地对政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维经斯基认为工人阶级对中国的政治造成了双重影响，它既可以作为重组社会力量的构成因素而存在，也可以作为强大的民族力量聚集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由于工人阶级有团结在一起共同应对外来势力的可能，因此工人运动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中国无产阶级能够通过不断的奋斗和努力在民族独立战争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在扩大的工人运动中，工人阶级中存在的问题日益暴露出来，针对存在的问题，维经斯基做出思考并提出自己的意见。他认为要把注意力放在工会和把一切工人组织起来的工作上，除了优化工会管理组织结构、组织工人武装自卫队、及时传播经验，还应该依靠革命工人扩大党组织。
（三）促成国共两党合作，推动建立统一战线
维经斯基于1920年第一次见孙中山，通过与孙中山的谈话了解到军阀混战的情况和帝国主义的野心。1926年之后，北洋军阀分裂成两个派系，各地军阀为了争夺地盘抢夺土地连年混战，打倒军阀成为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面对内忧外患，单个组织集体的力量难以抵挡，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帮助和引导下，国民党与共产党实现了合作，共同开展革命。 1、认清国共两党关系，推动两党合作
维经斯基作为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相当于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传声筒”，维经斯基直接参与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相关指示的制订。当时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不利于中国革命，工人運动作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新生力量，这个新生力量较为薄弱，无力以单个团体的力量战胜强大的帝国主义势力。与此同时，国民党有反帝意图，孙中山的思想有了一定转变，试图在苏联的帮助下进行民族解放斗争。从整体的角度出发，共产国际提出“共产党员加入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政党的国民党中去，以这种形式结成民族统一战线”。
2、警醒共产党认清国民党右派，支持国民党左派
维经斯基建议中国共产党要起草一个针对国民党的宣言，号召国共两党在国民党一大制定的行动纲领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并强调要将国民党左派和右派划分清楚。右派在集结不利于统一战线的力量，正形成分裂势力，筹谋叛变计划，而国民党左派此时还不以为然。共产党要找寻右派背叛组织的蛛丝马迹，加紧与国民党左派的联系。就国民党右派的问题维经斯基认为“必须加强我们在国民党内的工作和国家政治生活各个领域中的工作，坚决揭露国民党右派，提出开除部分国民党员的问题，而不是党的分裂问题”。[13]鼓动共产党要站在国民左派的一边，共同反对右派的叛变行为。
3、强调共产党保持独立性，组织自由
在国共两党各作之中，维经斯基提出共产党要保持自身独立性的意见。“共产党员要在组织上有更多的独立性和在国民党内有行动自由”[14]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中与国民党合作，并不意味着依附于国民党或者事事听命于国民党。共产党仍然是独立的党组织，有自己的行动纲领和目标，有组织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
二、维经斯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中的失误
维经斯基在中国工作的一段时间，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行事，但作为有独立思想的个人，他也有自主行动的时候。而自主进行的行动有正确的、利于革命开展的，也有偏于轨道的，对此需要全面地看待。
（一）忽略中国实际，结合无政府主义者
维经斯基在革命团体的组织问题上与陈独秀见解不一。维经斯基主张将包括无政府主义在内的各革命团体组织在一起，而陈独秀反对集结无政府主义者，将无政府主义者排除在计划之外。维经斯基设法将中国的工人团体与无政府主义结合，在筹划建立各地的革命局时，曾想将各地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联合起来，陈独秀对此并不赞同。陈独秀不信任工人团体，只信任自己认同的个人。
早期的北京共产主义组织中大多数是无政府主义者，八人中有六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1920年，维经斯基指示斯托扬诺维奇等人前往广州，在这之前他们多多少少受到了广州当地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的影响，到达广州之后又接触了其他无政府主义者，并一同建立了由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占绝大多数的早期“共产党”组织，“而这时正在发行《广东群报》的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即后来的中共成员，因为主义不同没有参加”，[15]由此可见在革命知识分子中思想上存在较大的不同。在这之后，陈独秀来到广州，他不赞同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党组织，着手新的党组织建设并排除了原来的无政府主义者。这些行动使得维经斯基原本的计划受阻，但之后各地共产主义的快速发展让维经斯基不再纠结于无政府主义的问题。
关于维经斯基将无政府主义者联合起来的想法，是源于俄国的社会民主工党，社会民主工党是在众多革命团体结合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因此维经斯基认为中国也能像俄国的社会民主工党那样，能够将分散的革命组织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政党。但中国的实际情况并不具备将各个革命组织联合起来的条件，中俄的国情也大不相同，因此维经斯基这个想法虽然是好的，但是不适用于中国。
（二）犯机会主义错误，错估中国形势
1923年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共产主义做出了指示，其中包括领导权、土地革命等，但在实际开展工作中并没有被完全执行。维经斯基反思到，他和中共中央都犯了机会主义错误，没有正确地理解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要紧密结合，而不是单方面进行。
1925年前后，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着两种倾向，“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种倾向，以张国寿为代表，只注重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16]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影响了无产阶级独立自主、摆脱资产阶级的斗争。“五卅”运动之后，陈独秀对革命形势进行了错误估量，对工人阶级和革命前景持悲观态度，“他同维经斯基立刻修改修改以前坚决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政策，由此以至武汉时期就实行陈独秀主义之机会主义的实际政策”，[17]机会主义政策包含六项具体策略，而这些策略导致了后来上海和广东的失败。
小结
中国革命历经坎坷，赢得了诸多胜利也犯了许多错误，中国共产党从一个需要共产国际援助的年幼政党成长为能够根据本国国情独立制定政策的成熟政党。维经斯基作为共产国际派遣至中国的执行委员，对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由于维经斯基作为俄国人，来中国之前对中国的具体国情没有特别深入的了解，再加上错误思想的影响，有时会做出错误的决定从而导致工作失误。要以客观辩证的角度看待中国革命和维经斯基这个国际友人，失误在所难免，成就不可磨灭。
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援助下得以建立，中国的革命在共产国际的援助下得以开展，但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到革命的延续，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再到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中流砥柱都是伟大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牢牢把握国情才能走得长远，“只有走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道路，走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最终才能走得通、走得好。”[18]
注释
[1]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2]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1920-1935年）.M·C·贾比才等.中国社科1981.
[3]（日）石川祯浩，袁广泉.中国共产党成立史[M].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4]01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维经斯基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业局东方民族处的信.
[5]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一）第439页.
[6]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一）第422页
[7]01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维经斯基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业局东方民族处的信.
[8]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1920-1935年）.M·C·贾比才等.中国社科1981.
[9]01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维经斯基给中共中央的信.
[10]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11]01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维经斯基给拉斯柯尔尼科夫的信.
[12]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1920-1935年）.M·C·贾比才等.中国社科1981.
[13]01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维经斯基给加拉罕的信.
[14]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1920-1935年）.M·C·贾比才等.中国社科1981.
[15] （日）石川祯浩，袁广泉.中国共产党成立史[M].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1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8.
[17]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18]习近平.在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时的答问（2013年3月19日），人民日报，2013年3月20日.
作者简介
张文竹（1997-）女，汉族，四川省金堂县人，硕士研究生，单位：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