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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总体性思想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对于政党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很多思想家，诸如卢卡奇、马尔库塞阿尔都塞等，在马克思总体性思想的基础上，结合现代西方文化发展的新形势，并且融合了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思维范式，较为集中和系统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思想，这也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总体性依据，形成了内在的逻辑体系。
关键词：总体性思想;全面从严治党;西方马克思主义
“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基本经验，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中的重要原则。在改革开放以后，“从严治党”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被提出来，党的十八大一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从严治党”由一种管党治党思想上升为管党治党理论体系，发展成为在“四个全面”总体性目标下的总体性党建命题——“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可以说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思想理论，基于总体性的视角来探究从严治党的一系列问题，并且基于“四个全面”的战略目标，形成了全新的党建理论，推进了政治生活的新生态。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思想逻辑起点
总体性思想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克思的方法论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总体性思想源于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的内在矛盾，即以“逻各斯”精神为指归的客体性原则和以“努斯”精神为指归的主体性原则的矛盾。客体性原则和主体性原则的分裂以及由此引起的人的生存方式的自我分裂，往往导致人的物化和神化。为了克服人的自我分裂，维护人之为人的存在，一些哲学家常常从特定的角度出发，提出和论证总体性思想。
（一）卢卡奇总体性思想——总体性辩证法
在传统的哲学教科书体系中，马克思总体性范畴的地位并未得到恢复，其真正意义上得以恢复得益于卢卡奇。马克思的总体性是在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对于黑格尔思想的改造，以此来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而卢卡奇则是强调了马克思总体性辩证法是马克思的正统思想，并且从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体的总体性哲學问题进行恢复。
卢卡奇从主客体相互统一的辩证法出发，认为总体性就是关于人的存在的辩证法，而无产阶级就是主客体辩证统一的总体性的存在。
卢卡奇的总体性首先是具体的总体性。“总体性范畴，总体之于部分的完全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汲取的方法论的精华，并把它出色的改造成一门崭新学科的基础。”[1]p30强调整体对部分的优先性和决定性，同时，也不能因为强调同一性而忽略各个部分的差异性和关联性，“总体的范畴绝不是把它的各种因素化为一种无差别的一致性、化为同一性”。[1]p15总体性还是多样性的统一，“只有在这样的联系中把社会生活孤立的事实看作历史过程的各个方面，并且把这些方面结合到总体性中去，关于事实的认识才能有希望变成现实的认识。”[1]p10总体性是具体的总体性，就是个部分要素的统一，部分只有在总体性关联中才有意义，离开了统一体的单独的部分是没有意义的。
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发达工业社会技术理性和商品生产的急剧增长，以及由此而生的拜物教倾向，将人物化，使人丧失了主体性，从而总体性也就不复存在。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认为阶级意识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保持自己纯洁性、方向性、革命性的关键一环，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即理论与现实的分离、总体与部分的分离的条件下，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可能性尚处于抽象性的潜在状态，而不具备现实性。这种张力的消除需要重新恢复马克思主义总体性辩证法。
（二）阿尔都塞的总体性思想——结构主义总体性
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中提出了他的总体性思想。他认为，总体性是社会组织结构的各个要素之间，要素和结构之间，结构和结构之间的一种因果关系。体现为“结构不是外在的、强加的，而是出现于或者内在于事物的‘要素—效果’之中的原因;结构并不完全出现在这些‘要素—效果’的任何一个之中，而只存在于这些‘要素—效果’及其关系的总体之中。”[2]p494总体性是因果关系结构的总体性，在社会结构中表现为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法律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相统一的社会有机整体。总体性是与局部性相对应来说的，总体性对局部性具有统摄和决定作用，局部性对总体性有依赖关系，同时也具有独立性，是在总体性条件下的独立性。
这种结构主义总体性在社会历史领域表现为这样的一种功能关系。首先，因为社会结构是诸多要素结构组成的总体性结构，因而历史是多元化的，是多重矛盾存在的，但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历史结构的主导性矛盾，其他的矛盾关系从属于他。其次，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或者说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的，意识形态具有独立性，能够对经济基础产生影响，但是必须要以承认经济基础对意识形态具有决定作用为前提，“无论在开始或在结尾，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经济因素，从来都不是单独起作用的”。
（三）马尔库塞的总体性思想——极权主义批判
在马尔库塞看来，人应当是肯定向度和否定向度统一的总体性存在，即是肯定社会现实并与现实社会保持一致的向度和否定、批判和超越现实的向度统一的总体性存在。
马尔库塞认为，“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即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扩展”是“发达工业社会极权主义”内在逻辑。单向度的社会造就只有物质生活、没有精神生活，只有享受物质满足、没有精神超越的单向度人。技术理性对社会生活的操控，使人、自然、社会陷入全面异化状态。马尔库塞对发达工业社会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整体性批判，为解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迷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参考。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发展的今天，如何规避技术理性对人批判性、否定性、超越性思维的消弭，为人的解放和社会的发展提供更大的动力支持成为对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巨大的考验，如何保证科学技术的工具性为人类服务，协调好科学技术与人、自然、社会的关系问题，关系到人在物质、精神、道德、生命等层面的整体生成性，这应该是政党建设理应关注的重要现实问题之一。 二、全面从严治党的总体性依据
马克思，恩格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宏观角度来研究共产党的建设和发展，并以总体性的思考主导和推动共产党的建设和发展。一方面，综合分析整个世界史的发展过程，揭示历史上主要阶级的生存条件，批判历史上主要思想学派的理论主张，提出了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来讲所存在的一系列优势，并且提出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为了与强大的资本主义阵营进行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敦促“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并以各国成立的党的集团为中心，积极推进建立由中央政府主导的系统性党组织。同时强调“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3]p435，从而为党建提出了总体性原则。
毛泽东从近现代中国革命、建设和发展的整体视域审视党的建设，立足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阐明了党的阶级属性和宗旨主张;在布局上要求从思想、组织、作风和廉政等全面推动党的建设;在实践上要求全体党员全面了解社会发展实际、全面认知中国的历史变迁和全面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精髓，强调“每个党员、每个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或行动，都必须以全黨利益为出发点，绝对不许可违反这个原则”[4]p821，坚决批判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等背离全面整体观的错误的党建思想等，从而为党建提供总体性建构框架。
邓小平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整体视域审视党的建设，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党的根本任务，长远地规划了党的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和组织建设，主张党的建设走向法制化和制度化，“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5]p146，从而确立了从严治党的未来总体走向。
习近平立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论和整体观，认识到从严治党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它是由若干个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部分，依照内在规律而组成的结构体。每个部分的功能和属性的蜕化或革新都会引起整个结构体的功能和属性的相应蜕化或革新。为了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并获得生存能力和条件以确保组织健康有序发展，不断增强每个部分的适应功能及其相互之间融合程度并确保每个部分的内在属性保持不变，从而提升结构体的整体功效和保持其纯洁属性就显得非常关键，否则整个结构体会面临分裂甚至质变。因此，习近平系统地认识和总结国内外关于从严治党的经验教训，整体全面把握了新时代中国发展面临的新情况，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断。
三、“总体性”思想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的理论逻辑
党建工作属于一项系统化工程，包含了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而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全面从严治党从根本上来讲也属于一项系统化工程。
（一）全面从严治党是基于组织理论，实现党内思想统一
卢卡奇提出的组织建设问题，强调组织的中介作用，解决的是党内思想统一问题，这以理论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认识和克服第二国际内部右派修正主义、中派机会主义的消极影响。在卢卡奇看来，组织可以成为解决政治问题的关键。政党组织的功能在于一方面强调党内思想的统一性，摆脱各种思想争端，避免出现派别斗争;另一方面有利于把思想更好的落实到实践中去，避免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形式与内容的分离。在《民主化进程》一书中，卢卡奇通过对资本主义民主腐朽本质的批判，对苏联模式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建设错误的指责，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民主化进程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腐败构成以及如何反腐进行了理性而辩证的思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以中央八项规定为肇始，以作风建设为突破口，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抓手，以反腐倡廉为动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思想在实践中不断成熟”[6]p223。全面从严治党正是在我党治国理政的新形势下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全面从严治党，核心问题是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重点从严治吏、正风反腐、严明党纪，目标是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6]p223这一战略举措以“全面”作为基础，在覆盖领域上形成了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的“五位一体”的党建总布局，体现了我党对党的建设规律的新探索。
（二）全面从严治党是基于结构性总体，推进各方面的整体协调
基于阿尔都塞的结构要素和结构之间，结构和结构之间的一种因果关系，可以将全面从严治党看作是各个结构要素之间的关系。
从结构要素与结构之间的关联性来看，总体并非是各个零散的部分机械相加，而是这些部分之间的关系总和，最终形成的有机统一的整体。基于此，可以看出，全面从严治党中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之间是相互关联的总体，其中的每一项工程都是全面从严治党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就是在党的思想建设上要从严、在党的组织建设上要从严、在党的作风建设上要从严、在党的反腐倡廉上从严，在党的制度建设上也要从严，从严要贯穿于党的建设的全过程，贯穿于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从严不是某一个地方从严。全面从严治党不是只抓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上或是制度建设上某一方面或几方面从严，而是将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统一到从严治党的这个整体中来，以整体的角度来看待和推动从严治党的落实，党的建设的五大方面的内容系统推进，五个方面整体协调，形成管党治党，从严治党的合力。
从结构和结构之间的关联性来看，全面从严治党是“四个全面”战略部署中的重要一环，对其进行分析的时候，需要把握其与“四个全面”之间的内在联系。
全面从严治党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都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对于保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目标的实现和任务的完成都具有关键意义。一方面，不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是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都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必须坚持走中国道路，要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即坚持党的领导，确保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因此，全面从严治党为“四个全面”提供了政治保障。另一方面，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中国一切问题的解决，都是在党领导下实现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都需要一支清正廉洁、务实胜任的干部队伍。只有全面从严治党，党才能承担起顶层设计、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职责。只有全面从严治党，引导党员干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才具有号召力、凝聚力，才能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因此，全面从严治党还为“四个全面”的实现提供了主体力量：中国共产党。 （三）全面从严治党是基于自我批评，革新自我完善的过程
马尔库塞说，资本主义社会，把人贬斥到成为机器的附件，被它的节奏与需求所统治。人被物奴化了，成为消费品的奴隶，细思极恐。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步步为营、层层深入，享乐主义之风被不断清除，积极健康的享乐观在全社会逐步养成。
习近平认为国内外环境始终保持着不断变化发展，时刻给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了新的历史课题和新的挑战。他指出：“新形势下，我们党的自身建设面临一些列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落实党要管党、从嚴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迫切。”[6]p3
面对正在进行的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习近平反复强调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增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自觉，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6]5
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开展对党的建设各个领域的全面审视、净化、革新和完善。它要求全体党员要不断自我审视与反思，提高自身思想觉悟、政治素养和执政能力，自觉保持党的优良作风，遵守党的纪律，不断革新完善领导方式、工作方法和服务方式，承担起历史和人民赋予的神圣职责和重要使命。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和自我提高的根本途径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我们党通过坚持民主集中制、严明党的纪律、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来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是最主动、最有效的”[6]30。
注释
[1]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张西平译，1989年版.
[2]衣俊卿等《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参考文献
[1]罗星.新中国70年来党内监督理论与实践的发展[J].广西社会科学， 2020（03）：36-42.
[2]彭冰冰.总体性方法论：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逻辑[J].桂海论丛，2016 （02）：93-97.
[3]欧阳谦.卢卡奇的总体性思想辨析[J].教学与研究，2012（04）：64-71.
[4]周叶中.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体系化的思考[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70）：5-10.
[5]董琦琦.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总体性精神的追忆与重塑[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3（03）：34-39.
[6]黄继锋.总体性辩证法——结构辩证法——内在关系辩证法——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辩证法的三种解释比较[J].理论视野，2011（02）：40-43.
作者简介
程小慧（1994—），女，陕西商洛人，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关键词：总体性思想;全面从严治党;西方马克思主义
“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基本经验，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中的重要原则。在改革开放以后，“从严治党”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被提出来，党的十八大一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从严治党”由一种管党治党思想上升为管党治党理论体系，发展成为在“四个全面”总体性目标下的总体性党建命题——“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可以说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思想理论，基于总体性的视角来探究从严治党的一系列问题，并且基于“四个全面”的战略目标，形成了全新的党建理论，推进了政治生活的新生态。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思想逻辑起点
总体性思想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克思的方法论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总体性思想源于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的内在矛盾，即以“逻各斯”精神为指归的客体性原则和以“努斯”精神为指归的主体性原则的矛盾。客体性原则和主体性原则的分裂以及由此引起的人的生存方式的自我分裂，往往导致人的物化和神化。为了克服人的自我分裂，维护人之为人的存在，一些哲学家常常从特定的角度出发，提出和论证总体性思想。
（一）卢卡奇总体性思想——总体性辩证法
在传统的哲学教科书体系中，马克思总体性范畴的地位并未得到恢复，其真正意义上得以恢复得益于卢卡奇。马克思的总体性是在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对于黑格尔思想的改造，以此来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而卢卡奇则是强调了马克思总体性辩证法是马克思的正统思想，并且从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体的总体性哲學问题进行恢复。
卢卡奇从主客体相互统一的辩证法出发，认为总体性就是关于人的存在的辩证法，而无产阶级就是主客体辩证统一的总体性的存在。
卢卡奇的总体性首先是具体的总体性。“总体性范畴，总体之于部分的完全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汲取的方法论的精华，并把它出色的改造成一门崭新学科的基础。”[1]p30强调整体对部分的优先性和决定性，同时，也不能因为强调同一性而忽略各个部分的差异性和关联性，“总体的范畴绝不是把它的各种因素化为一种无差别的一致性、化为同一性”。[1]p15总体性还是多样性的统一，“只有在这样的联系中把社会生活孤立的事实看作历史过程的各个方面，并且把这些方面结合到总体性中去，关于事实的认识才能有希望变成现实的认识。”[1]p10总体性是具体的总体性，就是个部分要素的统一，部分只有在总体性关联中才有意义，离开了统一体的单独的部分是没有意义的。
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发达工业社会技术理性和商品生产的急剧增长，以及由此而生的拜物教倾向，将人物化，使人丧失了主体性，从而总体性也就不复存在。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认为阶级意识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保持自己纯洁性、方向性、革命性的关键一环，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即理论与现实的分离、总体与部分的分离的条件下，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可能性尚处于抽象性的潜在状态，而不具备现实性。这种张力的消除需要重新恢复马克思主义总体性辩证法。
（二）阿尔都塞的总体性思想——结构主义总体性
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中提出了他的总体性思想。他认为，总体性是社会组织结构的各个要素之间，要素和结构之间，结构和结构之间的一种因果关系。体现为“结构不是外在的、强加的，而是出现于或者内在于事物的‘要素—效果’之中的原因;结构并不完全出现在这些‘要素—效果’的任何一个之中，而只存在于这些‘要素—效果’及其关系的总体之中。”[2]p494总体性是因果关系结构的总体性，在社会结构中表现为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法律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相统一的社会有机整体。总体性是与局部性相对应来说的，总体性对局部性具有统摄和决定作用，局部性对总体性有依赖关系，同时也具有独立性，是在总体性条件下的独立性。
这种结构主义总体性在社会历史领域表现为这样的一种功能关系。首先，因为社会结构是诸多要素结构组成的总体性结构，因而历史是多元化的，是多重矛盾存在的，但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历史结构的主导性矛盾，其他的矛盾关系从属于他。其次，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或者说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的，意识形态具有独立性，能够对经济基础产生影响，但是必须要以承认经济基础对意识形态具有决定作用为前提，“无论在开始或在结尾，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经济因素，从来都不是单独起作用的”。
（三）马尔库塞的总体性思想——极权主义批判
在马尔库塞看来，人应当是肯定向度和否定向度统一的总体性存在，即是肯定社会现实并与现实社会保持一致的向度和否定、批判和超越现实的向度统一的总体性存在。
马尔库塞认为，“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即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扩展”是“发达工业社会极权主义”内在逻辑。单向度的社会造就只有物质生活、没有精神生活，只有享受物质满足、没有精神超越的单向度人。技术理性对社会生活的操控，使人、自然、社会陷入全面异化状态。马尔库塞对发达工业社会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整体性批判，为解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迷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参考。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发展的今天，如何规避技术理性对人批判性、否定性、超越性思维的消弭，为人的解放和社会的发展提供更大的动力支持成为对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巨大的考验，如何保证科学技术的工具性为人类服务，协调好科学技术与人、自然、社会的关系问题，关系到人在物质、精神、道德、生命等层面的整体生成性，这应该是政党建设理应关注的重要现实问题之一。 二、全面从严治党的总体性依据
马克思，恩格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宏观角度来研究共产党的建设和发展，并以总体性的思考主导和推动共产党的建设和发展。一方面，综合分析整个世界史的发展过程，揭示历史上主要阶级的生存条件，批判历史上主要思想学派的理论主张，提出了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来讲所存在的一系列优势，并且提出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为了与强大的资本主义阵营进行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敦促“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并以各国成立的党的集团为中心，积极推进建立由中央政府主导的系统性党组织。同时强调“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3]p435，从而为党建提出了总体性原则。
毛泽东从近现代中国革命、建设和发展的整体视域审视党的建设，立足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阐明了党的阶级属性和宗旨主张;在布局上要求从思想、组织、作风和廉政等全面推动党的建设;在实践上要求全体党员全面了解社会发展实际、全面认知中国的历史变迁和全面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精髓，强调“每个党员、每个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或行动，都必须以全黨利益为出发点，绝对不许可违反这个原则”[4]p821，坚决批判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等背离全面整体观的错误的党建思想等，从而为党建提供总体性建构框架。
邓小平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整体视域审视党的建设，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党的根本任务，长远地规划了党的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和组织建设，主张党的建设走向法制化和制度化，“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5]p146，从而确立了从严治党的未来总体走向。
习近平立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论和整体观，认识到从严治党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它是由若干个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部分，依照内在规律而组成的结构体。每个部分的功能和属性的蜕化或革新都会引起整个结构体的功能和属性的相应蜕化或革新。为了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并获得生存能力和条件以确保组织健康有序发展，不断增强每个部分的适应功能及其相互之间融合程度并确保每个部分的内在属性保持不变，从而提升结构体的整体功效和保持其纯洁属性就显得非常关键，否则整个结构体会面临分裂甚至质变。因此，习近平系统地认识和总结国内外关于从严治党的经验教训，整体全面把握了新时代中国发展面临的新情况，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断。
三、“总体性”思想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的理论逻辑
党建工作属于一项系统化工程，包含了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而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全面从严治党从根本上来讲也属于一项系统化工程。
（一）全面从严治党是基于组织理论，实现党内思想统一
卢卡奇提出的组织建设问题，强调组织的中介作用，解决的是党内思想统一问题，这以理论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认识和克服第二国际内部右派修正主义、中派机会主义的消极影响。在卢卡奇看来，组织可以成为解决政治问题的关键。政党组织的功能在于一方面强调党内思想的统一性，摆脱各种思想争端，避免出现派别斗争;另一方面有利于把思想更好的落实到实践中去，避免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形式与内容的分离。在《民主化进程》一书中，卢卡奇通过对资本主义民主腐朽本质的批判，对苏联模式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建设错误的指责，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民主化进程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腐败构成以及如何反腐进行了理性而辩证的思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以中央八项规定为肇始，以作风建设为突破口，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抓手，以反腐倡廉为动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思想在实践中不断成熟”[6]p223。全面从严治党正是在我党治国理政的新形势下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全面从严治党，核心问题是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重点从严治吏、正风反腐、严明党纪，目标是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6]p223这一战略举措以“全面”作为基础，在覆盖领域上形成了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的“五位一体”的党建总布局，体现了我党对党的建设规律的新探索。
（二）全面从严治党是基于结构性总体，推进各方面的整体协调
基于阿尔都塞的结构要素和结构之间，结构和结构之间的一种因果关系，可以将全面从严治党看作是各个结构要素之间的关系。
从结构要素与结构之间的关联性来看，总体并非是各个零散的部分机械相加，而是这些部分之间的关系总和，最终形成的有机统一的整体。基于此，可以看出，全面从严治党中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之间是相互关联的总体，其中的每一项工程都是全面从严治党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就是在党的思想建设上要从严、在党的组织建设上要从严、在党的作风建设上要从严、在党的反腐倡廉上从严，在党的制度建设上也要从严，从严要贯穿于党的建设的全过程，贯穿于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从严不是某一个地方从严。全面从严治党不是只抓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上或是制度建设上某一方面或几方面从严，而是将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统一到从严治党的这个整体中来，以整体的角度来看待和推动从严治党的落实，党的建设的五大方面的内容系统推进，五个方面整体协调，形成管党治党，从严治党的合力。
从结构和结构之间的关联性来看，全面从严治党是“四个全面”战略部署中的重要一环，对其进行分析的时候，需要把握其与“四个全面”之间的内在联系。
全面从严治党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都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对于保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目标的实现和任务的完成都具有关键意义。一方面，不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是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都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必须坚持走中国道路，要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即坚持党的领导，确保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因此，全面从严治党为“四个全面”提供了政治保障。另一方面，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中国一切问题的解决，都是在党领导下实现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都需要一支清正廉洁、务实胜任的干部队伍。只有全面从严治党，党才能承担起顶层设计、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职责。只有全面从严治党，引导党员干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才具有号召力、凝聚力，才能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因此，全面从严治党还为“四个全面”的实现提供了主体力量：中国共产党。 （三）全面从严治党是基于自我批评，革新自我完善的过程
马尔库塞说，资本主义社会，把人贬斥到成为机器的附件，被它的节奏与需求所统治。人被物奴化了，成为消费品的奴隶，细思极恐。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步步为营、层层深入，享乐主义之风被不断清除，积极健康的享乐观在全社会逐步养成。
习近平认为国内外环境始终保持着不断变化发展，时刻给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了新的历史课题和新的挑战。他指出：“新形势下，我们党的自身建设面临一些列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落实党要管党、从嚴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迫切。”[6]p3
面对正在进行的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习近平反复强调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增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自觉，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6]5
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开展对党的建设各个领域的全面审视、净化、革新和完善。它要求全体党员要不断自我审视与反思，提高自身思想觉悟、政治素养和执政能力，自觉保持党的优良作风，遵守党的纪律，不断革新完善领导方式、工作方法和服务方式，承担起历史和人民赋予的神圣职责和重要使命。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和自我提高的根本途径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我们党通过坚持民主集中制、严明党的纪律、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来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是最主动、最有效的”[6]30。
注释
[1]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张西平译，1989年版.
[2]衣俊卿等《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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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程小慧（1994—），女，陕西商洛人，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