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马会的多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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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和中国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以两岸领导人的身份在新加坡举行历史性会谈,在两岸关系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不仅一举结束了两岸在任领导人从未举行直接会晤的历史,还有望以此模式为今后两岸领导人实现定期会晤奠定基础。
  舆论普遍认为,两岸在党对党洽谈之外,另辟两岸政府领导人会谈模式,为日后与民进党政府领导人会谈埋下了伏笔,从而使政党轮替对两岸交往与交流的冲击降到最低。在民进党一时难以放弃“台独”党纲的情势下,避免了因为和民进党缺乏党对党交流平台,而让两岸政治层面交流陷于停滞乃至倒退。
  这将使两岸互动得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选举政治和政党政治的绑架和干扰,从而进入某种意义上的常态化,也即不论谁上台,在一个中国的大框架下,都可以谈。这将使两岸议题的操弄不再像以前那样具有轰动效应,也将在某种程度上给对岸的政治人物解套,避免其陷入前倨后恭的尴尬,也即选举前为博眼球和选票不惜放各种狠话,选举后出于现实政治考量而又不得不觅求各种沟通渠道。
  从1992年新加坡汪(道涵)辜(振甫)会谈,到胡(锦涛)连(战)会,再到习马会,两岸的沟通层级不断提升,平台不断扩大,这反映了两岸的经贸往来日益扩大,政经关系日益加深,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的现实。不管曾经经历多少风风雨雨,两岸不断融合的大趋势是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
  两岸关系近20年的起起伏伏也充分表明,有效的沟通平台是减少误判、管控台海局势、维持台海稳定的重要基础。台海局势曾经的风高浪急,台独势力的兴风作浪是主因。在守住“反独”底线的基础上,推进全方位、多层级的交流与交往,是构建台海安全网和稳定器的有效途径。有效的沟通渠道和交往平台,意味着有效的发力管道和管控机制。
  全方位、多层级的交流与交往,也将有效防止外部势力对台海局势的上下其手。曾几何时,面对民进党政府的种种“出格”行为,美国方面曾多次打着帮大陆进行“管控”的名义试图“合法”介入台海关系。
  此外,台湾岛内政治生态的丕变,也给两岸新交往模式的启动提出了客观要求。去年“四合一”选举和“五都选举”中柯文哲现象的出现,以及太阳花运动的影响力,都表明台湾岛内政治演进出现了某种去政党化政治的倾向。此前借力于党际交流平台和工商界团体交往机制等传统的外围对台工作模式,便显得有所不足,甚至力有未逮。文化促统,经贸促统,终究要回归政治层面。两岸直接展开政府间会谈,可以截弯取直,更好地回应岛内民意诉求,从而为实现台海两岸利益最大化开辟快车道。
  此次会谈定义为两岸领导人会谈,并互称先生,展现了极高的政治智慧。此前双方更青睐的党对党谈判模式,是特定历史情境下的产物,是为避免涉及行政层级问题而采用的一种模式,同时也含有避免陷入“一中一台”和“两国论”话语陷阱的政治考量。此次的两岸领导人会谈,可以视为各自表述一个中国的两岸政治实体的领导人的会谈,既一举破解“一中一台”和“两国论”的话语陷阱,也超越了“中央VS地方”的话语意涵,避免给岛内政治势力以“矮化台湾”的口实。
  此次大陆以“以大事小”的姿态促成两岸政府领导人直接交往的破冰之旅,打破了两岸领导人面对面交流的政治禁忌,对深化台海两岸政经往来,巩固台海和平双赢大局,必将发挥极大的推动作用,后续效应值得高度期待。
  毋庸讳言,两岸关系的突破与南海情势的发展有着某种微妙的关系。台海稳,则南海大半可安。双方此前在钓鱼岛问题上的默契已充分表明,一个和平与繁荣的亚太,符合两岸的共同利益,也是两岸的共同诉求。
  无论岛内族群关系如何变化,身份认同政治如何演进,血浓于水的民族情怀始终是主流,代表着历史大势。在重大历史关头,对民族大义的珍视,终究会超越一时一地的短期政治考量。这也是两岸领导人能够放下各种歧见,突破重重阻力,实现历史性会谈的动力所在。
  实现台海长期和平,打造两岸生命共同体,本身就是对亚太和平的巨大贡献。而此一生命共同体持续发展与繁荣的溢出效应,必将对亚太的发展与繁荣发挥巨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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