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并非因为他们在某一方面或某一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而是在于他们永远闪耀着人性和人格光辉的精神内质。
　　
　　1898年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疯狂捕杀“新党”，“钦犯”梁启超在日本公使林权助的全力相救下，逃亡到日本，避免了和谭嗣同一起到刑场高吟“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为避内地耳目，他改取日本名字吉田晋，并很快学会了日语。从此，梁启超在日本一住就是13年。这期间，他和日本政、商界人士交往甚密，并博览群书，大量阅读日本人译著的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社会学等书籍。他曾不止一次地对日本友人表示：日本是我的第二故乡！
　　直到辛亥革命风云乍起，他才带着“天若佑中国，我行岂徒然”的豪情返回中国。他回国下榻的第一站，就是日本驻奉天(今沈阳)领事馆，可见他与日本人的关系非同一般。
　　然而，1915年，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对其皇帝梦的支持，准备接受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梁启超在获知消息后，义愤填膺，通过《京报》、《国民报》等报刊接连发表了《中日最近交涉评议》、《中日时局与鄙人之言论》等8篇战斗檄文，对袁政府发出严厉警告，并痛斥日本的侵华罪行，尖锐指出：日本此举是企图趁欧美因战争而无暇东顾之机，“谋蹙我于死地”，这是典型的侵略！并强调中国几千年来素有反侵略的传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日本必须撤回那些“伤害我主权为我所不能堪”的条款！
　　梁启超的言行让日本一些人感到恐慌和不解。因为日本文化非常强调“报恩”，在他们看来，“恩”是债务，必须偿还。日本当局在派人对梁启超进行“种种运动”遭到严词拒绝后，不由恼羞成怒，通过报纸污蔑梁启超接受了德国的贿赂(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属于“协约国”，德国属于“同盟国”。中国在战争后期加入了“协约国”，对德宣战)，很多日本报纸也指责他“忘恩负义”。梁启超则对此进行了坦荡的反驳，他指出：维护国家民族的权益是我的权利和义务。我难道因为曾受日本保护十余年，就可以放弃对国家的责任吗？难道日本一些人要我“日思引外人以扰乱祖国而始为报恩”吗？作为“言论界之骄子”，梁启超的文章引起了巨大反响。“二十一条”最终未能付诸实施，梁启超功不可没。
　　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是我国古建筑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曾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等设计，他与日本更是恩怨“纠缠”。
　　1901年4月20日梁思成出生于日本东京，11岁时回国。日本的水土哺育了幼年的他，他对日本也怀有很深的感情，对其各地的风情、地貌、建筑等情况都相当了解。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时任东北大学建筑系系主任和教授的梁思成收到日方主办的“东亚共荣协会”的请柬，邀他出席会议。他严词拒绝，随后带领全家南下。1944年夏天，一排竹筏把梁思成送到重庆朝天门码头。这次他不是躲难，更不是逃生，而是受盟军司令部邀请而来。当时，盟军准备轰炸敌占区，请梁思成建议要保护敌占区的哪些古建筑。梁思成立即向盟军司令部递交了一张圈了红圈的有明确保护标记的图纸。
　　随后，梁思成又说，还有两个城市我也希望能够保护，但这两个城市不在中国。美国人当时觉得奇怪，便问他是哪两个城市，梁思成说：日本的京都和奈良。他对京都、奈良十分熟悉，对那里的文物古迹怀有深厚的感情。对于梁思成的这一建议，盟军司令部感到非常意外，没有当即作出回应。
　　1945年夏，美、英等国在太平洋上集结了两百万军队，对日本进行持续轰炸。在日军的顽强抵抗下，日本几乎所有的城市都被美军空投的炸弹炸得满目疮痍。据说，当年日本人认为京都、奈良必定被炸，为了保护城内最重要的古迹，甚至把著名的京都御所的整个木长廊都拆了。然而让日本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美机铺天盖地的轰炸中，唯独京都、奈良奇迹般地始终未遭到真正意义上的空袭，遍布于二座城内的宫殿、古寺、古塔等古建筑在战火之中得以原样保存。
　　多年后，日本朝野得知京都、奈良大量国宝文物得以保存下来的真正原因后，对梁思成的“报恩”深表感激，称赞他为“古都的恩人”。
　　一次，梁思成之子梁从诫在日本讲台上说道：“我父亲做出这个建议是不容易的，我们家有两个人直接死在抗日前线。”台下的日本听众听了梁从诫的陈述，肃然起敬，鸦雀无声。
　　梁启超父子对日本前后态度的转变，均从民族大义出发，从人类文明承传发展的高度出发，远远超越了个人恩怨，甚至超越了民族情感，可歌可泣，彪炳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