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年来，很多曾经熟稔和珍视的，或是某种习俗、一些技艺，或是某种情景和气氛、一些信仰和感情，在不经意间从郎德人的生活中渐行渐远。
不再唱起的情歌
郎德情歌：“我们好比一片树叶，不晓得被哪样风吹到你家大门口，请你不要把我们扫出去，麻烦你把我们扫进来，扫进你家灶膛，我们煮饭给你吃，我们好比一颗石子，不晓得被哪样水；中到你家大门口，请你不要把我们踢出去，麻烦你把我们踢进来，踢进你家院坝，我们铺路让你踩。”
“没办法，时代变化了，年轻人现在都不欣赏传统情歌了，你不管唱得多好，他们都听不懂，更别说学唱了。”陈玉良是郎德第一批进入芦笙队的人，也是远近有名的木匠，对苗歌一直有种特殊感情，他和妻子就是唱了情歌以后才走到一起的。在他们的记忆里，唱歌不是表演而是苗家的一种交流方式，很多人不太会说话但能唱很多歌，可旅游以后就只唱《敬酒歌》了，情歌很少有人再提起，更别说那些讲述苗族迁徙历史的古歌。“那些歌有魔力的，比如唱到从小没有父母、如何受苦，能把对方唱哭，唱的人也会哭，两个人就交心了，慢慢就能走到一起。”陈玉良说着把目光投向妻子，唱起他们初相识时唱过的一首歌。媳妇已经四十多岁，利索爽利，这时候却难得的羞涩起来。“那些讲我们渡了多少条河，走了多少山路来到这儿的古歌，连我们都已经不会唱了，那里头其实都是我们这一族的历史……”
因为曲调较慢、动作幅度较小，能让老一辈郎德人“一听到就心软，就忍不住要跳舞”的老芦笙曲和舞蹈也跟情歌，古歌一样被“淘汰”出旅游表演，濒临失传。事实上无论是情歌、芦笙，还是其他的“老传统”，能不能保留，如何保留往往取决于市场口味。村民们说：“游客喜欢的，我们本来不会的也要学。不适合表演或者客人不喜欢的，年轻人不愿意学，慢慢就失传了。就像高排芦笙，我们寨子原本没有，就是从其他寨子学来的。”姑娘小伙子们都出去打工，那种男女青年逢年过节唱情歌跳芦笙、交朋友谈恋爱的氛围“整个没有了”。传统手工艺也出现“选择性传承”。以前的妇女纺纱、织布、刺绣、蜡染样样会，搞旅游以后一般只学刺绣，也只学那些花工少的，客人喜欢的图案，一些传统绣法，图案逐渐失传了。
说起这种变化，寨老陈正清也很无奈：“我们年轻那会儿，姑娘不会绣花就嫁不出去，我老伴十一二岁就开始学了。现在儿媳妇会一点点，但不如老太绣得好。我们也都晓得不能失落了老东西，但是现在绣花实在不划算，花一年时间才绣成一件，千把块钱就卖了。”
潘胜莲今年35岁，是“外来媳妇”里很精明能干的一个，小时候从未学过女红，嫁到郎德后看到刺绣能卖钱才开始学，可后来发现可以从外面进货后就不再学了。她说：“我不学了，也不会教我姑娘做这些，太费工，不值钱，能把东西卖出去就行，不用自己动手做。”
更让老人们担忧的是，郎德的年轻小伙很多不会干农活，从十多岁就开始外出打工的陈胜明说：“我上初中以后就没有干过农活。老人天天上坡，才知道地里要干什么，我们一会出去打工，一会回来，不晓得该干嘛。年轻人越来越懒，成天在河滩上玩。而且我们这儿讲究的是，最精明最聪明的孩子才出去打工赚钱，在家务农读书的都是脑瓜子笨的，人家会笑话。”
被边缘的鬼师
在信仰“万物有灵”的传统苗族社会，代表人与天地鬼神沟通的“鬼师”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郎德在旅游开发初期，鬼师就被老支书陈正涛拉来当“指挥长”，出面重新解释祖先的规定，对解除村民恐惧大胆打破习俗起过关键作用。现任鬼师陈俊章是这位“指挥长”的侄子。“鬼师的本事不是教的，是生来的就有的。”他说。“指挥长”去世后，陈俊章成为郎德大鬼师。
陈俊章家住在郎德最边远的角落，只有七八户人的“小寨”。“寨里的大事，十三年一次的鼓藏节，一年一次的吃喜藏、每年三月的白虎藏，鬼师都必须在场。有个灾啊病的，也要请鬼师做法事，做一回要一升米、120块钱。不过，现在看的人少了……”
郎德人普遍认为“现在的鬼比以前少得多”。村民们的解释是“以前鬼很多，现在少了，因为我们这里修路，放的炮太多，把鬼吓跑到不通公路的偏僻地方去了。”村干部的说法则是，一方面村民生活水平提高灾病少了，二是人们的文化水平提高，迷信少了。
鬼师家有五口人，田、地都不足一亩，因为看鬼师的人越来越少，收入难以为继，现任鬼师陈俊章不得不加入“打工潮”，到广东干了几年建筑工，后来又在附近城镇做过木匠。
直到最近两年，经济状况才有所好转。“村里有人家不种田，将田租给我家种，租种了四亩田，粮食就够吃了。”之前鬼师和“小寨”的村民基本不参加旅游接待，因为路远，但是现在他们也天天来，有时候中午饭都没空回家吃，就饿着。
陈俊章不会吹芦笙也不会跳舞，只能“陪场”，并和村民一样要服从管理，和已去世的“指挥长”相比，他感觉自己地位在下降。“他(鬼师)那一套现在没有几个人相信服气了。”村干部说。
随着鬼师的边缘化，村民们不再“迷信”，同时一些过去人们不敢触碰的“祖先的规矩”不断被打破，向旅游开发让步。以前郎德人忌讳外人在自家“男女住一个房”，据说不仅会给自家带来灾祸，还会殃及寨子，如果哪家出了这种事，需要向全寨人道歉并处以罚款，就算是自家来的亲戚也不行，必须男女分开住。因此，即使住宿接待利润最大，郎德人还是会把那些坚持要住在一起的情侣或夫妻“拒之门外”。但是最近一次访问郎德时，听说有些人家已悄悄地打破这个禁忌，更多的人家则打算另建新房，“反正不是自己的房子了，游客想干什么都行。”
老人们的威信也在不知不觉中淡化了。“以前年轻人有什么做得不对的，老人一讲就改了，现在的人不听话，变得自私和狡猾了。”老人们都这么说。对寨子里总是出现的违规卖东西、兜售拉客等“不守规矩”的行为，老人们“看不惯”，但也没有办法。老支书说：“卖东西都是年轻人的事情，老人管不住了，他们也不听寨老的话了。”
“得救”还是“被毁”?
都说旅游是一柄双刃剑。对郎德，有人惊叹其因旅游而“得救”，亦有很多人叹息：郎德因旅游而“被毁”。
一位朋友去郎德做调查回来就不住抱怨：“太吵了，比贵阳还吵，每天都有好几个团队去，每天要表演五六场，一天到晚都是吵吵嚷嚷的，一点以前安静寨子的样子都没有了。”
有人批评郎德严重商业化，苗家人不再质朴：“他们满脑子想的都是赚钱。去请鬼师，唱古歌听，他说，可以啊，拿钱就唱。”“工艺品价钱很高，还都是从凯里市场上批发来的假冒货，原先那种走村串寨收来的真东西没有了，自家做的也很少。”
有人在郎德被“骗”。一位香港游客为从郎德买到一件所谓“老绣衣”而兴奋不已，出售衣服的郎德女人还告诉她：“这是我妈妈留给我的。”令她感动不已。回到贵阳后却被懂行的朋友告知，只是批发来的机器绣的绣品，所谓“妈妈留给我的”只不过是一句被当地妇女反复使用的 “推销词”。
有人批评郎德搞“假民俗”，比如歌舞表演里面的“锦鸡舞”就是从外面移植进来的。还有人批评郎德唱歌跳舞越来越程式化，不是真情实感的表达……
雷山县苗族文化研究所的李国章认为：“说郎德民俗是假民俗的，那是外人的看法，苗族人自己不这样看。郎德现在表演的民俗，除了上刀山下火海是从湘西学来的外，其余都是祖先传下来的。旅游表演再天天跳，那是找钱谋生，和上坡干活没有区别：但到苗族自己的节日，他们仍然是发自内心的快乐，节日时候的歌舞跟表演是两回事，内涵完全不同。”
郎德的老奶奶们也说：“以前(唱歌跳舞)好在过年过节可以休息，唱得好的大家可以欣赏，很开心很享受；现在是能吸引客人，挣钱。以前高兴，现在也高兴。游客挺好的，能讲普通话的就和他们说话，不会讲的就笑，反正挺高兴的。”
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向来被视为“两难”。世界旅游组织所做的一项调查评估认为，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例可以做到完美兼顾的。“假若有，那简直是个奇迹。”一位资深国际旅游学家说。
将郎德推上旅游之路的吴正光认为，郎德就是那个兼顾保护与开发的“奇迹”。他说，与附近苗寨相比，郎德上寨在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同时，较好地保持了村寨自然生态和民居格局。“没有一栋砖房或洋楼，仍然清一色的木结构吊脚楼。更不大兴土木，刻意修建什么‘接待站’、‘陈列室’、‘资料中心’之类的洋设施。”
同时，吴正光认为，通过全民参与的歌舞表演吸引游客获利，刺激起村民传承民族文化的兴趣，民族文化反而更加繁荣昌盛。他举例说“开始接待旅游团队的1987年，全寨仅有18套盛装银饰，而如今拥有120多套，平均每户至少一套。男童唱苗歌、吹芦笙，更是无人不通，无所不能。妇女争相提高编织、刺绣等技艺。”
2009年春，凯里到雷山的公路封闭重修，包括郎德在内的整个巴拉河沿岸旅游村寨与外界交通中断。
“快一年了，一个团队都没有，不用天天唱歌跳舞抢工分，寨子好久没有这样安静过了。这种情况20多年来是第一次。”会计陈光胜说：“团队多的时候老想什么时候才得休息，这回休息得够了。高兴，但又有点不习惯。”
一年没有游客，对郎德而言，意味着平均每户损失了上万元的收入。一些“底子薄”的人家断了来源，经济马上“吃紧”，只能再次外出打工。不过，更多的郎德人家在抓紧时机整修房屋。以干活精细、花格子窗漂亮出名的报德村木匠说，从今年初开始，他在郎德的活就没断过。“一家赶一家地做，连家都回不了，都是装修客房。”杨阿勇家原来就开家庭旅馆接待，这次在原来木房子的基础上又把屋后一片稻田平了，接出一截，从原来的10问客房扩建到20多个。“我还上凯里买了新床垫，床单也要换成宾馆里面那种白的，看起卫生。”杨阿勇说，这轮扩建加装修，她总共投入了6-7万元。
“以前天天有游客，想搞也没办法搞，这回可以好好整一下。”陈国荣说。
刚刚立起四间大房的陈民军也打算按农家旅馆的标准搞装修。“以前我家老房子太窄，一直没机会搞农家乐，又没时间起新房子，太吃亏了。现在起这个房子，起码司以装出20来间客房。”
“休客”前，郎德旅游刚刚被2008年的奥运圣火“烧”得空前旺盛，让村民们对公路开通后的行市普遍看好，很多家庭都把多年参加旅游攒下的积蓄投入到接待设施的扩张和改善中。“万一游客不来，这些钱不就打水漂了?”我故意给他们“泼冷水”。他们总是漫不经心地笑笑说：“那我们就自己享受嘛。”
在郎德采访的三天里，刚巧遇上寨子里有一家人娶媳妇，“我们苗家的规矩，一家来客，就是全寨人的客，大家要轮流招呼。现在寨子大了，搞改革，只要一个房族的人家轮流请就行了。”那天我们接连吃了4家，从早到晚没停过。每家都备了长桌席，拿出最好的莱，端出最好的酒，一边喝，一边就尽情唱歌、跳板凳舞。女人们纷纷说“寨子里好久没有这样热闹的场面了，要是不修路，起码有一半人要去搞接待，办什么喜事都没有气氛。”
长桌席上见到会计陈光胜，照例还是探讨一番村寨发展大计。说到发展，这个郎德文化人有很多想法，也有很多迷茫：“我们现在的旅游搞得太浅，也比较笨，费力，还是要想办法恢复和深挖我们的传统文化。过去20多年，我们丢了一些东西，也有好多东西没有发掘出来。但是具体又不晓得咋个搞，寨子里又缺人才。”他说，“我们这段时间开过好几次会，议来议去，还是找不到方向。”
夜里，我梦中醒来，还听到女人们的阵阵欢歌笑语和在木楼上跳舞的整齐节拍。她们在唱苗家的《敬酒歌》，也唱《世上只有妈妈好》和《社会主义好》。也许这就是学者们说的“从内心流淌出来的喜悦”吧。
不再唱起的情歌
郎德情歌：“我们好比一片树叶，不晓得被哪样风吹到你家大门口，请你不要把我们扫出去，麻烦你把我们扫进来，扫进你家灶膛，我们煮饭给你吃，我们好比一颗石子，不晓得被哪样水；中到你家大门口，请你不要把我们踢出去，麻烦你把我们踢进来，踢进你家院坝，我们铺路让你踩。”
“没办法，时代变化了，年轻人现在都不欣赏传统情歌了，你不管唱得多好，他们都听不懂，更别说学唱了。”陈玉良是郎德第一批进入芦笙队的人，也是远近有名的木匠，对苗歌一直有种特殊感情，他和妻子就是唱了情歌以后才走到一起的。在他们的记忆里，唱歌不是表演而是苗家的一种交流方式，很多人不太会说话但能唱很多歌，可旅游以后就只唱《敬酒歌》了，情歌很少有人再提起，更别说那些讲述苗族迁徙历史的古歌。“那些歌有魔力的，比如唱到从小没有父母、如何受苦，能把对方唱哭，唱的人也会哭，两个人就交心了，慢慢就能走到一起。”陈玉良说着把目光投向妻子，唱起他们初相识时唱过的一首歌。媳妇已经四十多岁，利索爽利，这时候却难得的羞涩起来。“那些讲我们渡了多少条河，走了多少山路来到这儿的古歌，连我们都已经不会唱了，那里头其实都是我们这一族的历史……”
因为曲调较慢、动作幅度较小，能让老一辈郎德人“一听到就心软，就忍不住要跳舞”的老芦笙曲和舞蹈也跟情歌，古歌一样被“淘汰”出旅游表演，濒临失传。事实上无论是情歌、芦笙，还是其他的“老传统”，能不能保留，如何保留往往取决于市场口味。村民们说：“游客喜欢的，我们本来不会的也要学。不适合表演或者客人不喜欢的，年轻人不愿意学，慢慢就失传了。就像高排芦笙，我们寨子原本没有，就是从其他寨子学来的。”姑娘小伙子们都出去打工，那种男女青年逢年过节唱情歌跳芦笙、交朋友谈恋爱的氛围“整个没有了”。传统手工艺也出现“选择性传承”。以前的妇女纺纱、织布、刺绣、蜡染样样会，搞旅游以后一般只学刺绣，也只学那些花工少的，客人喜欢的图案，一些传统绣法，图案逐渐失传了。
说起这种变化，寨老陈正清也很无奈：“我们年轻那会儿，姑娘不会绣花就嫁不出去，我老伴十一二岁就开始学了。现在儿媳妇会一点点，但不如老太绣得好。我们也都晓得不能失落了老东西，但是现在绣花实在不划算，花一年时间才绣成一件，千把块钱就卖了。”
潘胜莲今年35岁，是“外来媳妇”里很精明能干的一个，小时候从未学过女红，嫁到郎德后看到刺绣能卖钱才开始学，可后来发现可以从外面进货后就不再学了。她说：“我不学了，也不会教我姑娘做这些，太费工，不值钱，能把东西卖出去就行，不用自己动手做。”
更让老人们担忧的是，郎德的年轻小伙很多不会干农活，从十多岁就开始外出打工的陈胜明说：“我上初中以后就没有干过农活。老人天天上坡，才知道地里要干什么，我们一会出去打工，一会回来，不晓得该干嘛。年轻人越来越懒，成天在河滩上玩。而且我们这儿讲究的是，最精明最聪明的孩子才出去打工赚钱，在家务农读书的都是脑瓜子笨的，人家会笑话。”
被边缘的鬼师
在信仰“万物有灵”的传统苗族社会，代表人与天地鬼神沟通的“鬼师”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郎德在旅游开发初期，鬼师就被老支书陈正涛拉来当“指挥长”，出面重新解释祖先的规定，对解除村民恐惧大胆打破习俗起过关键作用。现任鬼师陈俊章是这位“指挥长”的侄子。“鬼师的本事不是教的，是生来的就有的。”他说。“指挥长”去世后，陈俊章成为郎德大鬼师。
陈俊章家住在郎德最边远的角落，只有七八户人的“小寨”。“寨里的大事，十三年一次的鼓藏节，一年一次的吃喜藏、每年三月的白虎藏，鬼师都必须在场。有个灾啊病的，也要请鬼师做法事，做一回要一升米、120块钱。不过，现在看的人少了……”
郎德人普遍认为“现在的鬼比以前少得多”。村民们的解释是“以前鬼很多，现在少了，因为我们这里修路，放的炮太多，把鬼吓跑到不通公路的偏僻地方去了。”村干部的说法则是，一方面村民生活水平提高灾病少了，二是人们的文化水平提高，迷信少了。
鬼师家有五口人，田、地都不足一亩，因为看鬼师的人越来越少，收入难以为继，现任鬼师陈俊章不得不加入“打工潮”，到广东干了几年建筑工，后来又在附近城镇做过木匠。
直到最近两年，经济状况才有所好转。“村里有人家不种田，将田租给我家种，租种了四亩田，粮食就够吃了。”之前鬼师和“小寨”的村民基本不参加旅游接待，因为路远，但是现在他们也天天来，有时候中午饭都没空回家吃，就饿着。
陈俊章不会吹芦笙也不会跳舞，只能“陪场”，并和村民一样要服从管理，和已去世的“指挥长”相比，他感觉自己地位在下降。“他(鬼师)那一套现在没有几个人相信服气了。”村干部说。
随着鬼师的边缘化，村民们不再“迷信”，同时一些过去人们不敢触碰的“祖先的规矩”不断被打破，向旅游开发让步。以前郎德人忌讳外人在自家“男女住一个房”，据说不仅会给自家带来灾祸，还会殃及寨子，如果哪家出了这种事，需要向全寨人道歉并处以罚款，就算是自家来的亲戚也不行，必须男女分开住。因此，即使住宿接待利润最大，郎德人还是会把那些坚持要住在一起的情侣或夫妻“拒之门外”。但是最近一次访问郎德时，听说有些人家已悄悄地打破这个禁忌，更多的人家则打算另建新房，“反正不是自己的房子了，游客想干什么都行。”
老人们的威信也在不知不觉中淡化了。“以前年轻人有什么做得不对的，老人一讲就改了，现在的人不听话，变得自私和狡猾了。”老人们都这么说。对寨子里总是出现的违规卖东西、兜售拉客等“不守规矩”的行为，老人们“看不惯”，但也没有办法。老支书说：“卖东西都是年轻人的事情，老人管不住了，他们也不听寨老的话了。”
“得救”还是“被毁”?
都说旅游是一柄双刃剑。对郎德，有人惊叹其因旅游而“得救”，亦有很多人叹息：郎德因旅游而“被毁”。
一位朋友去郎德做调查回来就不住抱怨：“太吵了，比贵阳还吵，每天都有好几个团队去，每天要表演五六场，一天到晚都是吵吵嚷嚷的，一点以前安静寨子的样子都没有了。”
有人批评郎德严重商业化，苗家人不再质朴：“他们满脑子想的都是赚钱。去请鬼师，唱古歌听，他说，可以啊，拿钱就唱。”“工艺品价钱很高，还都是从凯里市场上批发来的假冒货，原先那种走村串寨收来的真东西没有了，自家做的也很少。”
有人在郎德被“骗”。一位香港游客为从郎德买到一件所谓“老绣衣”而兴奋不已，出售衣服的郎德女人还告诉她：“这是我妈妈留给我的。”令她感动不已。回到贵阳后却被懂行的朋友告知，只是批发来的机器绣的绣品，所谓“妈妈留给我的”只不过是一句被当地妇女反复使用的 “推销词”。
有人批评郎德搞“假民俗”，比如歌舞表演里面的“锦鸡舞”就是从外面移植进来的。还有人批评郎德唱歌跳舞越来越程式化，不是真情实感的表达……
雷山县苗族文化研究所的李国章认为：“说郎德民俗是假民俗的，那是外人的看法，苗族人自己不这样看。郎德现在表演的民俗，除了上刀山下火海是从湘西学来的外，其余都是祖先传下来的。旅游表演再天天跳，那是找钱谋生，和上坡干活没有区别：但到苗族自己的节日，他们仍然是发自内心的快乐，节日时候的歌舞跟表演是两回事，内涵完全不同。”
郎德的老奶奶们也说：“以前(唱歌跳舞)好在过年过节可以休息，唱得好的大家可以欣赏，很开心很享受；现在是能吸引客人，挣钱。以前高兴，现在也高兴。游客挺好的，能讲普通话的就和他们说话，不会讲的就笑，反正挺高兴的。”
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向来被视为“两难”。世界旅游组织所做的一项调查评估认为，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例可以做到完美兼顾的。“假若有，那简直是个奇迹。”一位资深国际旅游学家说。
将郎德推上旅游之路的吴正光认为，郎德就是那个兼顾保护与开发的“奇迹”。他说，与附近苗寨相比，郎德上寨在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同时，较好地保持了村寨自然生态和民居格局。“没有一栋砖房或洋楼，仍然清一色的木结构吊脚楼。更不大兴土木，刻意修建什么‘接待站’、‘陈列室’、‘资料中心’之类的洋设施。”
同时，吴正光认为，通过全民参与的歌舞表演吸引游客获利，刺激起村民传承民族文化的兴趣，民族文化反而更加繁荣昌盛。他举例说“开始接待旅游团队的1987年，全寨仅有18套盛装银饰，而如今拥有120多套，平均每户至少一套。男童唱苗歌、吹芦笙，更是无人不通，无所不能。妇女争相提高编织、刺绣等技艺。”
2009年春，凯里到雷山的公路封闭重修，包括郎德在内的整个巴拉河沿岸旅游村寨与外界交通中断。
“快一年了，一个团队都没有，不用天天唱歌跳舞抢工分，寨子好久没有这样安静过了。这种情况20多年来是第一次。”会计陈光胜说：“团队多的时候老想什么时候才得休息，这回休息得够了。高兴，但又有点不习惯。”
一年没有游客，对郎德而言，意味着平均每户损失了上万元的收入。一些“底子薄”的人家断了来源，经济马上“吃紧”，只能再次外出打工。不过，更多的郎德人家在抓紧时机整修房屋。以干活精细、花格子窗漂亮出名的报德村木匠说，从今年初开始，他在郎德的活就没断过。“一家赶一家地做，连家都回不了，都是装修客房。”杨阿勇家原来就开家庭旅馆接待，这次在原来木房子的基础上又把屋后一片稻田平了，接出一截，从原来的10问客房扩建到20多个。“我还上凯里买了新床垫，床单也要换成宾馆里面那种白的，看起卫生。”杨阿勇说，这轮扩建加装修，她总共投入了6-7万元。
“以前天天有游客，想搞也没办法搞，这回可以好好整一下。”陈国荣说。
刚刚立起四间大房的陈民军也打算按农家旅馆的标准搞装修。“以前我家老房子太窄，一直没机会搞农家乐，又没时间起新房子，太吃亏了。现在起这个房子，起码司以装出20来间客房。”
“休客”前，郎德旅游刚刚被2008年的奥运圣火“烧”得空前旺盛，让村民们对公路开通后的行市普遍看好，很多家庭都把多年参加旅游攒下的积蓄投入到接待设施的扩张和改善中。“万一游客不来，这些钱不就打水漂了?”我故意给他们“泼冷水”。他们总是漫不经心地笑笑说：“那我们就自己享受嘛。”
在郎德采访的三天里，刚巧遇上寨子里有一家人娶媳妇，“我们苗家的规矩，一家来客，就是全寨人的客，大家要轮流招呼。现在寨子大了，搞改革，只要一个房族的人家轮流请就行了。”那天我们接连吃了4家，从早到晚没停过。每家都备了长桌席，拿出最好的莱，端出最好的酒，一边喝，一边就尽情唱歌、跳板凳舞。女人们纷纷说“寨子里好久没有这样热闹的场面了，要是不修路，起码有一半人要去搞接待，办什么喜事都没有气氛。”
长桌席上见到会计陈光胜，照例还是探讨一番村寨发展大计。说到发展，这个郎德文化人有很多想法，也有很多迷茫：“我们现在的旅游搞得太浅，也比较笨，费力，还是要想办法恢复和深挖我们的传统文化。过去20多年，我们丢了一些东西，也有好多东西没有发掘出来。但是具体又不晓得咋个搞，寨子里又缺人才。”他说，“我们这段时间开过好几次会，议来议去，还是找不到方向。”
夜里，我梦中醒来，还听到女人们的阵阵欢歌笑语和在木楼上跳舞的整齐节拍。她们在唱苗家的《敬酒歌》，也唱《世上只有妈妈好》和《社会主义好》。也许这就是学者们说的“从内心流淌出来的喜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