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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中年，怀旧的心情就越来越重，常常想起老家那些枯萎的老树、去逝的老人……
尤其是二叔。
在我曾经装订的记忆档案里，二叔个头不高，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爱憎分明，做事风风火火，说话掷地有声，是个急性子人。在那苦难当头的旧社会，二叔是乡村方寸土地上，读过高小，识字最多的人。解放后，当过生产队记分员、会计、队长，算是我家祖辈最大的“官”。因而，村里不论红白喜事、赡养父母、家庭不和、邻里纠纷、牛吃庄稼、马踏地等，大事小事，少不了他同场。好事请他主持，坏事请他摆平，矛盾请他化解。在乡亲们的眼里，二叔是个响当当的人物。而且也是我从小就最钦佩、最敬重的人。
二叔经常用“人有三穷三富，马有九瘦九肥”这两句话叙述家史：在我爷爷辈上，家里养着几匹大骡子，煮着一灶酒，驮到狗街、猫街、马街、黑井卖，在村里是数一数二的人家。由于家境的宽裕，爷爷奶奶从小就对长子的父亲娇生惯养，百般宠爱放纵，使得父亲十多岁就染上鴉片，成天不干活，摇骰子赌博，养成了好吃懒做的恶习，还经常偷家里的东西变卖，换鸦片吸。结婚以后，娶进门的婆娘管不住父亲，还经常挨父亲打骂，不到一年，身怀有孕的婆娘就吊脖子死了。后来，出身贫寒的母亲，由于父母包办，在别人的撮合下，不幸踩入了婚姻的陷阱，堂堂一个大姑娘，被“二婚”的父亲娶进了家。
母亲来到我家，几年后，相继有了大哥、大姐。可已为人父的父亲还是恶习不改，不务正业，偷偷摸摸吸鸦片，摇骰子赌博。好在有爷爷奶奶庇护母亲，日子才酸酸甜甜勉强过着。没过几年，爷爷奶奶相继过世，母亲管不住父亲，厚厚的家底天长日久，就像放回水里的冰块返本还原，被父亲坐吃山空。
解放以后，我家被划为贫下中农。和全村人一样，要养家糊口，必须靠苦工分，分粮、分红。由于国家禁止吸鸦片，父亲黄皮寡瘦，像个病人，干不了重活，挣不到高工分，只能当饲养员——放牛。于是，本来只能做椽棒的母亲，如孩子过早地挑起大人的担子，背起大人的包袱，不得不当顶梁柱用，支撑起了全家人生存的大厦。
母亲毕竟是个女人，整天起早贪黑地干活，脚不着地的奔波，始终很难扭转家境的困窘，还常常挨父亲骂，遭父亲打，便提出要和父亲离婚。母亲越这样要求，父亲骂声越大，拳头越重。二叔看不过意，跑过来先是臭骂父亲：“大哥你吃粮不管事，还打人骂人，你手摸良心想想，像大嫂这样点着火把都找不到的婆娘哪里有，狠就来骂我、打我嘛……”。父亲自知屁股里有屎，败下阵来，走开了。二叔又转过身来劝慰母亲：“大嫂，都是我大哥这个不昌盛的错，你现在靠不住他，以后可以望儿女过，孩子都大了，我会好好批评大哥改正呢，莫离了，莫离了……”。母亲在二叔的劝说下，又只好抹抹眼泪，如盼望雨后天晴，苦苦地维持着全家人的生活。
母亲是个不幸的人，如山羊逃不脱狼贪婪的目光，小鸡逃不脱老鹰的魔爪一样，时时都面临着父亲的威胁。二叔对父亲的“批评教育”过一段时间又不管用了，父亲又借酒发疯，开始打骂母亲，还胡说母亲与二叔私通，要杀了母亲。二叔听到吵架声，跑过来手拿钳子教训父亲：“大哥你这嚼牙巴骨呢，今天我摘了你的门牙，好好一个家，被你搞得乌烟瘴气呢……”。父亲自知理亏，见二叔要动真格，耷拉着脑袋跪在地上：“二兄弟，我错了，我说的是醉话，以后我改……以后我改……”。接着，二叔又转过话题劝说母亲：“大嫂，人正不怕影子歪，只要我在，大哥不敢动你半根毫毛，既然他已认错，毛主席都说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莫闹了……莫闹了……”。母亲又一次抹抹眼泪，梦想着走出黑暗，就是黎明，仍苦苦地维系着全家人的生活。
母亲的婚姻是悲哀的。与父亲阴差阳错的结合，根本就没有享受过什么叫爱情，如关在同一厩里的驴和马，牛和羊，鸡和猪，雄性不管怎样可恨，总是能够用强悍占有懦弱的雌性，让雌性被迫无耐地怀孕、产子、下蛋、哺育。二哥、三哥、二姐和我，就是这样来到人间，像群跟着母鸡刨食的小鸡，风里来、雨里去，在母亲呵护的翅膀下长大的。家里的油盐柴米、穿衣吃饭，病痛冷暖，上学读书，结婚娶嫁，一切全都落在母亲的身上。而当雌性把自己的亲生骨肉含辛茹苦养育成熟之后，对于自己来说，面临的可能是遗弃。
我九岁那年，头上的哥哥姐姐们，娶的娶、嫁的嫁，都有了儿女，婆媳妯娌之间的摩擦越来越多。在二叔的主持下，原来的大家庭分成几家，各立门户，我和母亲拥有几样破旧的家具什物，一间低矮昏暗的小屋，构成了人生的第一个“家”。父亲没人要，单人独户一家。而父亲却常来骚扰我和母亲。二叔依然会跑来像个长辈似的教训父亲：“大嫂的筷子又没担在你碗边上，脚都伸进棺材半支的人了，还死不悔改……”。依然不停地安慰母亲：“俗话说树大分枝，人大分家，大嫂你把他们拉扯成人，不简单了，就剩小六这老儿子，只要有我在，兄弟会帮你呢……”。母亲依然抹着眼泪，不折不挠地领着貌似奶孙辈的我苦苦地生活着。
母亲是个苦命的女人。如一只在深山老林的十字路口走错路的羊，一路奔波，一直寻找，始终走不出人生那片遮天蔽日的密林，苦苦挣扎着、拉扯着我们长大。转眼，已从桃花鲜艳的村姑变成了干枯的老树，我十三、四岁时，她已接近六十岁，青春的憧憬被岁月的年轮辗压成灰烬，如那些被山风吹落的树叶，飘得很远、很远。可在我的心里，母亲始终是一株霜雪冻不倒的庄稼，一块无私奉献的土地，一棵火烧不死的芭蕉，一株割不绝的韭菜，一池挑不干的龙水，顽强地走在人生的沼泽地上，不停地跋涉，寻找人生的彼岸，不是自己活着，而是为了我的存在而痛苦地活着。
年幼无知的我，却让母亲操碎了心。因为不懂事，肚子饿，有时偷吃人家的水果、包谷、红薯、蕃茄、青笋，或是捞鱼摸虾、捉雀打鸟；或是跟别家的孩子顶嘴打架，常有人跑上门来论理讨说法，索要赔偿，惹得母亲用吆鸡棍、扫把追着教训我。二叔总会来劝母亲：“大嫂，娃娃不懂事，偷点东西吃不犯法，打伤了，出个三长两短不好，以后我来教育他，莫打了、莫打了……”。好几次，二叔的出现，总是让我免受皮肉之苦。 最难忘的是那年夏天，我们一群娃娃在去找猪草的路上，路过一个小水坝，看见泡田栽秧的水已接近坝底，并有鱼不时浮出水面，在我这个“娃娃头子”指挥下，一群娃娃赤裸裸的像些鸭子，扑进水里，追逐戏水，用篮撮鱼。因水浅，几个回合，就被我们搅成泥浆，一条大鱼追得筋疲力尽，撮到了手，爬上岸，我们猫玩老鼠似的在草坪上你摸我捏，惊喜了半天，正商量着把死去的鱼偷偷拿回家打牙祭。此刻，生产队的放水员不知从哪儿冒出来，肩上的锄头往我们面前“哐”的一放，便骂：“你几个小短命的，谁叫你们来偷大集体的鱼，晓得吗？这是破坏社会主义，斗死你们……”。
一阵刑讯逼供似的审问，骇得我满裤裆尿，只好低头认错，我们一个个比麂子还跑得快，溜回了家。我惶恐地躲进了二叔家的牛厩楼上，像只被獵狗追撵的兔子，蜷缩在草堆里，不敢动荡。
傍晚，我“领导”的“偷鱼事件”如决堤的水，在村里传开。透过草楼的窗户，我看见放水员正在举着那条大鱼，站在晒场上，开会似的围着很多人，议论纷纷，斥责我们的罪过，有的说要批判家长，教育娃娃，有的说要加倍罚款，矛头都指向我。身为生产队长的二叔却从人群中站了出来，对着众人说：“娃娃不懂事，既然已经犯了，该罚就罚，集体的财产不能破坏，确实该教育的要教育”。说话听音，乡亲们看在二叔的份上，同意罚我家八角钱。只见母亲哭着下跪，向乡亲们认了错，为我交了罚款，便羞愧地跑回家，拿着棍子遍村遍巷唤着我的乳名找我。我只有哭泣，不敢答应，不敢露面。
透过草楼的窗户，我看见那条大鱼，被乡亲们摸来摸去，个个都想吃，却出不上队委会打趸估的价，最后还是二叔出了两块钱买回了家。
透过草楼的窗户，我听到二叔刮鱼鳞壳、洗鱼、破肚、宰鱼的声音，鱼的香味也由远而近朝草楼飘来。
透过草楼的窗户，我又看见二叔端着牛料从牛厩走来，喂完料，二叔上楼拿牛草，无意中发现了哭哭涕涕的我，便说：“小六啊，小六，你妈到处找你呢，下来、下来”。
听到二叔喊我，母亲也知道了，拿着棍子，喊着我的乳名，骂着跑来。我急中生智，一闪抱住了二叔的腿，躲到了二叔背后。二叔一边劝母亲，一边叫我认错，我哭哭涕涕讲了事情发生的经过，又软口软舌的认了错。才逃过一难，平息了“偷鱼风波”，二叔把我和母亲叫去吃饭，让我尝到了一口鱼汤、一砣鱼肉。那鱼肉、鱼汤一直在我腹中，多少年没有被消化似的，香到现在。
二叔家和我家仅一墙之隔，听得见两家人说话，闻得见两家的饭菜香，有好吃的，二叔家总会匀出一点叫我去拿。所以，我最喜欢去二叔家玩。二叔还是重复着那句老话：“人有三穷三富，马有九瘦九肥，腌菜罐总会有发水的时候，……”。并不断地鼓励我：“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你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像我一样当大官……”。
二叔爱看书，看的都是烟盒大的《毛主席语录》，砖头厚的《毛泽东著作》的“红色书”。时不时领着我念几段，或叫我们背几句，教育我也几乎是引用《毛主席语录》里的话。二叔“当官”也关照过我家不少，比如让父亲放牛，让母亲上晒场打粮，让我家享受贫困户的救济，使我有衣穿、有饭吃，一直像头二叔手下饲养的小猪、小牛，得以顺利成长。我工作以后，父亲已经离世，每年上坟，二叔总要带着我去父亲的坟前祭奠，跪在父亲的坟前祈祷：“大哥、大哥，起来吃饭喽，今天小六和我来看你，你在阴间一定要好好保举小六，将功补过，……”。
每次回去，二叔总忘不了问我母亲的情况，再三叮嘱我，要好好善待母亲：“你妈一生命苦，没过上好日子，现在熬出头了，你要好好招呼她，让她多享几年福”。
当我把几件衣服，或是几样水果、糖果、几块钱送给二叔时，他总是拒绝：“你在外面紧，要买房子，要供娃娃读书，还要养你妈，小六啊小六，我们空脚白手没东西给你，全家都享你的福，以后莫拿回来了、莫拿回来了……”。
令我遗憾的是，自己还来不及报答二叔，他就走向了人间的另一个世界。那天，我在国外出差，接到二叔不幸的电话，恨不能包机返程。结果，那一次欧美之行，原设想是很愉快的事，却成了我揪心的苦旅。回来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为生前没有带二叔到楚雄、昆明转转，或是来城里和我生活一段时间，让他也沾沾我的光，听他讲讲毛主席语录，而深感内疚。
现在我才发现，在我心灵高处站着两个人，一个是母亲，一个是二叔。是二叔拉开了我心灵的窗帘，让我看到了人生的阳光，是二叔还给了我丢失的钥匙，让我开启幸福的大门。总想着要为二叔做点什么。想来想去，我只好按照乡俗，把二叔的坟筑得比祖辈的还高。
选自李光彪散文集《母亲的气味》
尤其是二叔。
在我曾经装订的记忆档案里，二叔个头不高，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爱憎分明，做事风风火火，说话掷地有声，是个急性子人。在那苦难当头的旧社会，二叔是乡村方寸土地上，读过高小，识字最多的人。解放后，当过生产队记分员、会计、队长，算是我家祖辈最大的“官”。因而，村里不论红白喜事、赡养父母、家庭不和、邻里纠纷、牛吃庄稼、马踏地等，大事小事，少不了他同场。好事请他主持，坏事请他摆平，矛盾请他化解。在乡亲们的眼里，二叔是个响当当的人物。而且也是我从小就最钦佩、最敬重的人。
二叔经常用“人有三穷三富，马有九瘦九肥”这两句话叙述家史：在我爷爷辈上，家里养着几匹大骡子，煮着一灶酒，驮到狗街、猫街、马街、黑井卖，在村里是数一数二的人家。由于家境的宽裕，爷爷奶奶从小就对长子的父亲娇生惯养，百般宠爱放纵，使得父亲十多岁就染上鴉片，成天不干活，摇骰子赌博，养成了好吃懒做的恶习，还经常偷家里的东西变卖，换鸦片吸。结婚以后，娶进门的婆娘管不住父亲，还经常挨父亲打骂，不到一年，身怀有孕的婆娘就吊脖子死了。后来，出身贫寒的母亲，由于父母包办，在别人的撮合下，不幸踩入了婚姻的陷阱，堂堂一个大姑娘，被“二婚”的父亲娶进了家。
母亲来到我家，几年后，相继有了大哥、大姐。可已为人父的父亲还是恶习不改，不务正业，偷偷摸摸吸鸦片，摇骰子赌博。好在有爷爷奶奶庇护母亲，日子才酸酸甜甜勉强过着。没过几年，爷爷奶奶相继过世，母亲管不住父亲，厚厚的家底天长日久，就像放回水里的冰块返本还原，被父亲坐吃山空。
解放以后，我家被划为贫下中农。和全村人一样，要养家糊口，必须靠苦工分，分粮、分红。由于国家禁止吸鸦片，父亲黄皮寡瘦，像个病人，干不了重活，挣不到高工分，只能当饲养员——放牛。于是，本来只能做椽棒的母亲，如孩子过早地挑起大人的担子，背起大人的包袱，不得不当顶梁柱用，支撑起了全家人生存的大厦。
母亲毕竟是个女人，整天起早贪黑地干活，脚不着地的奔波，始终很难扭转家境的困窘，还常常挨父亲骂，遭父亲打，便提出要和父亲离婚。母亲越这样要求，父亲骂声越大，拳头越重。二叔看不过意，跑过来先是臭骂父亲：“大哥你吃粮不管事，还打人骂人，你手摸良心想想，像大嫂这样点着火把都找不到的婆娘哪里有，狠就来骂我、打我嘛……”。父亲自知屁股里有屎，败下阵来，走开了。二叔又转过身来劝慰母亲：“大嫂，都是我大哥这个不昌盛的错，你现在靠不住他，以后可以望儿女过，孩子都大了，我会好好批评大哥改正呢，莫离了，莫离了……”。母亲在二叔的劝说下，又只好抹抹眼泪，如盼望雨后天晴，苦苦地维持着全家人的生活。
母亲是个不幸的人，如山羊逃不脱狼贪婪的目光，小鸡逃不脱老鹰的魔爪一样，时时都面临着父亲的威胁。二叔对父亲的“批评教育”过一段时间又不管用了，父亲又借酒发疯，开始打骂母亲，还胡说母亲与二叔私通，要杀了母亲。二叔听到吵架声，跑过来手拿钳子教训父亲：“大哥你这嚼牙巴骨呢，今天我摘了你的门牙，好好一个家，被你搞得乌烟瘴气呢……”。父亲自知理亏，见二叔要动真格，耷拉着脑袋跪在地上：“二兄弟，我错了，我说的是醉话，以后我改……以后我改……”。接着，二叔又转过话题劝说母亲：“大嫂，人正不怕影子歪，只要我在，大哥不敢动你半根毫毛，既然他已认错，毛主席都说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莫闹了……莫闹了……”。母亲又一次抹抹眼泪，梦想着走出黑暗，就是黎明，仍苦苦地维系着全家人的生活。
母亲的婚姻是悲哀的。与父亲阴差阳错的结合，根本就没有享受过什么叫爱情，如关在同一厩里的驴和马，牛和羊，鸡和猪，雄性不管怎样可恨，总是能够用强悍占有懦弱的雌性，让雌性被迫无耐地怀孕、产子、下蛋、哺育。二哥、三哥、二姐和我，就是这样来到人间，像群跟着母鸡刨食的小鸡，风里来、雨里去，在母亲呵护的翅膀下长大的。家里的油盐柴米、穿衣吃饭，病痛冷暖，上学读书，结婚娶嫁，一切全都落在母亲的身上。而当雌性把自己的亲生骨肉含辛茹苦养育成熟之后，对于自己来说，面临的可能是遗弃。
我九岁那年，头上的哥哥姐姐们，娶的娶、嫁的嫁，都有了儿女，婆媳妯娌之间的摩擦越来越多。在二叔的主持下，原来的大家庭分成几家，各立门户，我和母亲拥有几样破旧的家具什物，一间低矮昏暗的小屋，构成了人生的第一个“家”。父亲没人要，单人独户一家。而父亲却常来骚扰我和母亲。二叔依然会跑来像个长辈似的教训父亲：“大嫂的筷子又没担在你碗边上，脚都伸进棺材半支的人了，还死不悔改……”。依然不停地安慰母亲：“俗话说树大分枝，人大分家，大嫂你把他们拉扯成人，不简单了，就剩小六这老儿子，只要有我在，兄弟会帮你呢……”。母亲依然抹着眼泪，不折不挠地领着貌似奶孙辈的我苦苦地生活着。
母亲是个苦命的女人。如一只在深山老林的十字路口走错路的羊，一路奔波，一直寻找，始终走不出人生那片遮天蔽日的密林，苦苦挣扎着、拉扯着我们长大。转眼，已从桃花鲜艳的村姑变成了干枯的老树，我十三、四岁时，她已接近六十岁，青春的憧憬被岁月的年轮辗压成灰烬，如那些被山风吹落的树叶，飘得很远、很远。可在我的心里，母亲始终是一株霜雪冻不倒的庄稼，一块无私奉献的土地，一棵火烧不死的芭蕉，一株割不绝的韭菜，一池挑不干的龙水，顽强地走在人生的沼泽地上，不停地跋涉，寻找人生的彼岸，不是自己活着，而是为了我的存在而痛苦地活着。
年幼无知的我，却让母亲操碎了心。因为不懂事，肚子饿，有时偷吃人家的水果、包谷、红薯、蕃茄、青笋，或是捞鱼摸虾、捉雀打鸟；或是跟别家的孩子顶嘴打架，常有人跑上门来论理讨说法，索要赔偿，惹得母亲用吆鸡棍、扫把追着教训我。二叔总会来劝母亲：“大嫂，娃娃不懂事，偷点东西吃不犯法，打伤了，出个三长两短不好，以后我来教育他，莫打了、莫打了……”。好几次，二叔的出现，总是让我免受皮肉之苦。 最难忘的是那年夏天，我们一群娃娃在去找猪草的路上，路过一个小水坝，看见泡田栽秧的水已接近坝底，并有鱼不时浮出水面，在我这个“娃娃头子”指挥下，一群娃娃赤裸裸的像些鸭子，扑进水里，追逐戏水，用篮撮鱼。因水浅，几个回合，就被我们搅成泥浆，一条大鱼追得筋疲力尽，撮到了手，爬上岸，我们猫玩老鼠似的在草坪上你摸我捏，惊喜了半天，正商量着把死去的鱼偷偷拿回家打牙祭。此刻，生产队的放水员不知从哪儿冒出来，肩上的锄头往我们面前“哐”的一放，便骂：“你几个小短命的，谁叫你们来偷大集体的鱼，晓得吗？这是破坏社会主义，斗死你们……”。
一阵刑讯逼供似的审问，骇得我满裤裆尿，只好低头认错，我们一个个比麂子还跑得快，溜回了家。我惶恐地躲进了二叔家的牛厩楼上，像只被獵狗追撵的兔子，蜷缩在草堆里，不敢动荡。
傍晚，我“领导”的“偷鱼事件”如决堤的水，在村里传开。透过草楼的窗户，我看见放水员正在举着那条大鱼，站在晒场上，开会似的围着很多人，议论纷纷，斥责我们的罪过，有的说要批判家长，教育娃娃，有的说要加倍罚款，矛头都指向我。身为生产队长的二叔却从人群中站了出来，对着众人说：“娃娃不懂事，既然已经犯了，该罚就罚，集体的财产不能破坏，确实该教育的要教育”。说话听音，乡亲们看在二叔的份上，同意罚我家八角钱。只见母亲哭着下跪，向乡亲们认了错，为我交了罚款，便羞愧地跑回家，拿着棍子遍村遍巷唤着我的乳名找我。我只有哭泣，不敢答应，不敢露面。
透过草楼的窗户，我看见那条大鱼，被乡亲们摸来摸去，个个都想吃，却出不上队委会打趸估的价，最后还是二叔出了两块钱买回了家。
透过草楼的窗户，我听到二叔刮鱼鳞壳、洗鱼、破肚、宰鱼的声音，鱼的香味也由远而近朝草楼飘来。
透过草楼的窗户，我又看见二叔端着牛料从牛厩走来，喂完料，二叔上楼拿牛草，无意中发现了哭哭涕涕的我，便说：“小六啊，小六，你妈到处找你呢，下来、下来”。
听到二叔喊我，母亲也知道了，拿着棍子，喊着我的乳名，骂着跑来。我急中生智，一闪抱住了二叔的腿，躲到了二叔背后。二叔一边劝母亲，一边叫我认错，我哭哭涕涕讲了事情发生的经过，又软口软舌的认了错。才逃过一难，平息了“偷鱼风波”，二叔把我和母亲叫去吃饭，让我尝到了一口鱼汤、一砣鱼肉。那鱼肉、鱼汤一直在我腹中，多少年没有被消化似的，香到现在。
二叔家和我家仅一墙之隔，听得见两家人说话，闻得见两家的饭菜香，有好吃的，二叔家总会匀出一点叫我去拿。所以，我最喜欢去二叔家玩。二叔还是重复着那句老话：“人有三穷三富，马有九瘦九肥，腌菜罐总会有发水的时候，……”。并不断地鼓励我：“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你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像我一样当大官……”。
二叔爱看书，看的都是烟盒大的《毛主席语录》，砖头厚的《毛泽东著作》的“红色书”。时不时领着我念几段，或叫我们背几句，教育我也几乎是引用《毛主席语录》里的话。二叔“当官”也关照过我家不少，比如让父亲放牛，让母亲上晒场打粮，让我家享受贫困户的救济，使我有衣穿、有饭吃，一直像头二叔手下饲养的小猪、小牛，得以顺利成长。我工作以后，父亲已经离世，每年上坟，二叔总要带着我去父亲的坟前祭奠，跪在父亲的坟前祈祷：“大哥、大哥，起来吃饭喽，今天小六和我来看你，你在阴间一定要好好保举小六，将功补过，……”。
每次回去，二叔总忘不了问我母亲的情况，再三叮嘱我，要好好善待母亲：“你妈一生命苦，没过上好日子，现在熬出头了，你要好好招呼她，让她多享几年福”。
当我把几件衣服，或是几样水果、糖果、几块钱送给二叔时，他总是拒绝：“你在外面紧，要买房子，要供娃娃读书，还要养你妈，小六啊小六，我们空脚白手没东西给你，全家都享你的福，以后莫拿回来了、莫拿回来了……”。
令我遗憾的是，自己还来不及报答二叔，他就走向了人间的另一个世界。那天，我在国外出差，接到二叔不幸的电话，恨不能包机返程。结果，那一次欧美之行，原设想是很愉快的事，却成了我揪心的苦旅。回来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为生前没有带二叔到楚雄、昆明转转，或是来城里和我生活一段时间，让他也沾沾我的光，听他讲讲毛主席语录，而深感内疚。
现在我才发现，在我心灵高处站着两个人，一个是母亲，一个是二叔。是二叔拉开了我心灵的窗帘，让我看到了人生的阳光，是二叔还给了我丢失的钥匙，让我开启幸福的大门。总想着要为二叔做点什么。想来想去，我只好按照乡俗，把二叔的坟筑得比祖辈的还高。
选自李光彪散文集《母亲的气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