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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石器时代占据人类演化历史99.9%以上,是人类社会走向黎明前的“黑暗时刻”,也是一切现代技术要素孕育的源头,今天的镰刀、斧头,锥子、砍刀都能在人类古老的石器技术中寻找到源头。伴随着人类的每一次进化,石器技术也开始了漫长的演进之路,为我们后世各种器物奠定了技术基础。
人猿分离大约发生在距今700万年,对撒海尔人乍得种的研究表明,它们已经可以直立行走。直立行走是人类进化的里程碑,解放双手改变了我们的体质和骨骼特征,为后来制作较为复杂的工具奠定了基础。漫长的人类演化过程中保留下来的有机质工具寥寥无几,现在能够看到的多数是各类石质工具,其耐风化、难腐蚀所以长久地保存下来。石器演化的道路也不是直线进化式,同古人类的进化一样,呈现多线条、具有连续性、复杂化等特征。
理想的石器技术演化模式如克拉克在《世界史前史概要》(World Prehistory:An Outline)一书中的描述,包括奥杜威技术(Mode 1)、阿舍利技术(Mode 2)、莫斯特技术(Mode 3)、旧石器晚期石叶技术(Mode 4)、中石器时代细石叶技术(Mode 5),5种技术模式呈特点明显的阶段性、系统性演替。
工具的制造和使用对人类演化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发现最早的石器是距今330万年出土于非洲肯尼亚西土卡纳附近Lomekwi 3地点的石制品,2015年《自然》杂志报道了这一改写人类历史的成果。遗址出土石制品显示出十分原始的打制特征,表现出的打击与摔砸的技术特点显示古人类一定的计划性和预见性。这一遗址的发现将人类确切制造并使用工具的历史向前推进了约70万年,将其命名为“Lomekwian”以标识已知考古记录的一个新开端。
奥杜威技术
从距今大约260万年开始,石器开始进入“规模量化”生产阶段。这一阶段石器制造只是数量的提升,尚未开始标准化生产。石制品的主要特點是以砾石、岩块等为原料,经过简单打制,形成以石核、石片为主体的一套石制品组合。这套组合包括与初级剥片产品共生的简单石核类产品,如砍砸器、盘状器、多面体石核等以及石片类产品,石片很少经过二次修理,随意修理的石片类产品包括刮削器等类型,部分石核类产品可以作为重型切割或锤击类工具。剥片技术包括锤击法、砸击法和碰砧法,以锤击法为主。奥杜威技术的打制流程简单,反映了人类石器打制技术萌芽阶段的特点。早期的奥杜威工业主要发现于东非大裂谷,代表性遗址有Gona、Middle Awash、West Turkana、Hadar、Koobi Fora、Fejej、Omo、Kanjera等,年代距今260万—250万年。
阿舍利技术
大约从距今176 万年开始,阿舍利技术首先在东非出现,标志石器技术进入模式2阶段。阿舍利技术应该是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前的第一个标准化生产阶段,早期代表性遗址有肯尼亚图尔卡纳湖以西的科基赛雷(Kokiselei 4)遗址和埃塞俄比亚孔索(Konso)遗址。稍晚在南非的斯泰克方丹(Sterkfontein)和斯瓦特科兰斯(Swartkrans)遗址也发现了目前在非洲以外发现的100万年以前的阿舍利遗址,数量稀少,仅在西亚和南亚有所发现,东亚、东南亚以及整个欧洲地区尚没有发现确凿的100万年前的阿舍利技术,中国境内的阿舍利技术主要分布在百色盆地、洛南盆地和丹江口库区。距今30万年开始,阿舍利技术开始逐渐淡出历史的舞台,并与后期的莫斯特技术融合。
阿舍利技术常见的器物组合是手斧、手镐和薄刃斧。手斧是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标志性器物,是远古人类技术与智能发展的里程碑,对旧石器时代晚期两面器技术有深远影响。手斧一般经两面打制加工,两侧边进行修理,形成锋利刃缘,且呈中线基本对称的心型外形。手镐是对尖部进行加工修理,形成具有三棱形尖以满足挖掘的作用,左右两侧及两面一般较少加工处理。薄刃斧作为这一组合的重要器型,一般以长石片为毛坯加工而成,其远端刃为使用刃口,一般为较宽的横向或斜向刃缘。手斧、手镐和薄刃斧这些大型工具很可能兼具切割、砍伐、挖掘等多种功能,并作为组合配套使用。
莫斯特技术
莫斯特技术出现于距今30万—25 万年,延续至距今约4万年,这一时期是欧洲旧石器早期向旧石器中期过渡的阶段,即模式3阶段。这一技术以高度预制的勒瓦娄哇(Levallois)石核以及较高比例的勒瓦娄哇石片石器为主要代表,其特点是复杂、高效的剥片策略,传统的阿舍利技术开始被以勒瓦娄哇石片为毛坯制作的各式精致边刮器、锯齿刃器、单面或两面加工的莫斯特尖状器、小型两面器、带尖的装柄工具以及娴熟的硬锤和软锤技术所代替,反映了这一时期古人类更复杂的认知、行为能力。
莫斯特技术主要分布在欧亚大陆西侧,包括欧洲、西亚、中亚等地区。1960 年代,法国史前学家博尔德(F. Bordes)根据石制品剥片技术和石器类型,将莫斯特组合分为5种类型:典型的莫斯特,以较低比例的刮削器为代表;锯齿型莫斯特,以较高比例的锯齿刃器、凹缺器为代表;基纳(Quina)莫斯特,以加工程度较高、具多层修疤的刮削器为代表;费拉西(Ferrassie)莫斯特,以较高比例的勒瓦娄哇制品、较高比例的刮削器为代表;阿舍利传统莫斯特,以两面器为代表。典型莫斯特文化遗存目前在中国发现较少,仅见于几个少数遗址,如内蒙古金斯泰洞穴遗址、新疆通天洞遗址。
石叶技术
距今4万年左右,石叶技术开始占据石器演进历史的舞台。石叶技术在旧石器中期,甚至在欧洲、非洲、近东地区的旧石器早期就已经出现,但真正作为一种主导技术体系则是从距今4万年左右开始。这一技术的主要特征是精致的预制石核与定向剥片技术,石器形态规范、精致,是石器制作技术的又一巅峰,也曾被学者认为是现代人行为及技术标识。现阶段各地区的考古材料表明,石叶制品可由多种技术产生,但最主要的是棱柱状石核石叶技术和勒瓦娄哇石叶技术。柱状石核剥取石叶,剥片主要采取硬锤技术、软锤技术和间接打击法或者压制技术;勒瓦娄哇技术剥取石叶,剥片主要使用硬锤技术。
目前中国境内发现含石叶技术的遗址较少,有宁夏水洞沟遗址、西藏尼阿底遗址和河南西施遗址,前者主要是以勒瓦娄哇技术获取石叶,后两者主要是以棱柱状石核剥取石叶。
细石叶技术
伴随着石叶技术的发展,晚更新世晚期也就是末次盛冰期前后,全球石器技术的发展趋向细石器化,是目前已知旧石器时代石器技术演化阶段中最具有普遍性的文化现象,石器技术开始进入模式5阶段,并一直持续至全新世,一些地区延续时间甚至更晚。细石器技术是晚更新时晚期古人类适应极端环境的产物,这一技术的出现极大地提高了人群的流动性,使生计方式多样化,降低生存风险,获得优质资源。这种技术强化对某些资源的利用可能也是促使早期农业和家畜起源的重要因素。
细石器在不同地域也表现出不同形态,在欧亚草原东部、东亚、东北亚和西北美地区,主要以细石叶及相关制品为主;非洲、欧洲和西亚和南亚等地主要是几何形细石器;在中国表现为以细石核、细石叶、端刮器、刮削器、琢背石刀、两面器等为代表的遗存,并主要分布在中国北方地区。
石器技术历经了漫长的演化历史,每一次演进都伴随着人类智能的提高。石器技术演进模式复杂多样,五种技术模式并非直线进化,有的区域呈连续演进附带镶嵌的演进模式,旧的技术传统尚未消逝,新的技术就已经传播开来,或者新的技术承袭了旧的技术因素,如阿舍利传统莫斯特和勒瓦娄哇技术石叶;有的区域一种石器技术可以从旧石器早期一直持续到旧石器晚期,石器技术整体保持稳定;有的技术模式有各自区域的演化特点,并非因袭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技术标准。石器技术的演化具有区域不平衡性、滞后性和复杂性,要从多方面综合分析,不能陷入直线进化的窠臼。
(作者为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馆员)
人猿分离大约发生在距今700万年,对撒海尔人乍得种的研究表明,它们已经可以直立行走。直立行走是人类进化的里程碑,解放双手改变了我们的体质和骨骼特征,为后来制作较为复杂的工具奠定了基础。漫长的人类演化过程中保留下来的有机质工具寥寥无几,现在能够看到的多数是各类石质工具,其耐风化、难腐蚀所以长久地保存下来。石器演化的道路也不是直线进化式,同古人类的进化一样,呈现多线条、具有连续性、复杂化等特征。
理想的石器技术演化模式如克拉克在《世界史前史概要》(World Prehistory:An Outline)一书中的描述,包括奥杜威技术(Mode 1)、阿舍利技术(Mode 2)、莫斯特技术(Mode 3)、旧石器晚期石叶技术(Mode 4)、中石器时代细石叶技术(Mode 5),5种技术模式呈特点明显的阶段性、系统性演替。
工具的制造和使用对人类演化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发现最早的石器是距今330万年出土于非洲肯尼亚西土卡纳附近Lomekwi 3地点的石制品,2015年《自然》杂志报道了这一改写人类历史的成果。遗址出土石制品显示出十分原始的打制特征,表现出的打击与摔砸的技术特点显示古人类一定的计划性和预见性。这一遗址的发现将人类确切制造并使用工具的历史向前推进了约70万年,将其命名为“Lomekwian”以标识已知考古记录的一个新开端。
奥杜威技术
从距今大约260万年开始,石器开始进入“规模量化”生产阶段。这一阶段石器制造只是数量的提升,尚未开始标准化生产。石制品的主要特點是以砾石、岩块等为原料,经过简单打制,形成以石核、石片为主体的一套石制品组合。这套组合包括与初级剥片产品共生的简单石核类产品,如砍砸器、盘状器、多面体石核等以及石片类产品,石片很少经过二次修理,随意修理的石片类产品包括刮削器等类型,部分石核类产品可以作为重型切割或锤击类工具。剥片技术包括锤击法、砸击法和碰砧法,以锤击法为主。奥杜威技术的打制流程简单,反映了人类石器打制技术萌芽阶段的特点。早期的奥杜威工业主要发现于东非大裂谷,代表性遗址有Gona、Middle Awash、West Turkana、Hadar、Koobi Fora、Fejej、Omo、Kanjera等,年代距今260万—250万年。
阿舍利技术
大约从距今176 万年开始,阿舍利技术首先在东非出现,标志石器技术进入模式2阶段。阿舍利技术应该是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前的第一个标准化生产阶段,早期代表性遗址有肯尼亚图尔卡纳湖以西的科基赛雷(Kokiselei 4)遗址和埃塞俄比亚孔索(Konso)遗址。稍晚在南非的斯泰克方丹(Sterkfontein)和斯瓦特科兰斯(Swartkrans)遗址也发现了目前在非洲以外发现的100万年以前的阿舍利遗址,数量稀少,仅在西亚和南亚有所发现,东亚、东南亚以及整个欧洲地区尚没有发现确凿的100万年前的阿舍利技术,中国境内的阿舍利技术主要分布在百色盆地、洛南盆地和丹江口库区。距今30万年开始,阿舍利技术开始逐渐淡出历史的舞台,并与后期的莫斯特技术融合。
阿舍利技术常见的器物组合是手斧、手镐和薄刃斧。手斧是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标志性器物,是远古人类技术与智能发展的里程碑,对旧石器时代晚期两面器技术有深远影响。手斧一般经两面打制加工,两侧边进行修理,形成锋利刃缘,且呈中线基本对称的心型外形。手镐是对尖部进行加工修理,形成具有三棱形尖以满足挖掘的作用,左右两侧及两面一般较少加工处理。薄刃斧作为这一组合的重要器型,一般以长石片为毛坯加工而成,其远端刃为使用刃口,一般为较宽的横向或斜向刃缘。手斧、手镐和薄刃斧这些大型工具很可能兼具切割、砍伐、挖掘等多种功能,并作为组合配套使用。
莫斯特技术
莫斯特技术出现于距今30万—25 万年,延续至距今约4万年,这一时期是欧洲旧石器早期向旧石器中期过渡的阶段,即模式3阶段。这一技术以高度预制的勒瓦娄哇(Levallois)石核以及较高比例的勒瓦娄哇石片石器为主要代表,其特点是复杂、高效的剥片策略,传统的阿舍利技术开始被以勒瓦娄哇石片为毛坯制作的各式精致边刮器、锯齿刃器、单面或两面加工的莫斯特尖状器、小型两面器、带尖的装柄工具以及娴熟的硬锤和软锤技术所代替,反映了这一时期古人类更复杂的认知、行为能力。
莫斯特技术主要分布在欧亚大陆西侧,包括欧洲、西亚、中亚等地区。1960 年代,法国史前学家博尔德(F. Bordes)根据石制品剥片技术和石器类型,将莫斯特组合分为5种类型:典型的莫斯特,以较低比例的刮削器为代表;锯齿型莫斯特,以较高比例的锯齿刃器、凹缺器为代表;基纳(Quina)莫斯特,以加工程度较高、具多层修疤的刮削器为代表;费拉西(Ferrassie)莫斯特,以较高比例的勒瓦娄哇制品、较高比例的刮削器为代表;阿舍利传统莫斯特,以两面器为代表。典型莫斯特文化遗存目前在中国发现较少,仅见于几个少数遗址,如内蒙古金斯泰洞穴遗址、新疆通天洞遗址。
石叶技术
距今4万年左右,石叶技术开始占据石器演进历史的舞台。石叶技术在旧石器中期,甚至在欧洲、非洲、近东地区的旧石器早期就已经出现,但真正作为一种主导技术体系则是从距今4万年左右开始。这一技术的主要特征是精致的预制石核与定向剥片技术,石器形态规范、精致,是石器制作技术的又一巅峰,也曾被学者认为是现代人行为及技术标识。现阶段各地区的考古材料表明,石叶制品可由多种技术产生,但最主要的是棱柱状石核石叶技术和勒瓦娄哇石叶技术。柱状石核剥取石叶,剥片主要采取硬锤技术、软锤技术和间接打击法或者压制技术;勒瓦娄哇技术剥取石叶,剥片主要使用硬锤技术。
目前中国境内发现含石叶技术的遗址较少,有宁夏水洞沟遗址、西藏尼阿底遗址和河南西施遗址,前者主要是以勒瓦娄哇技术获取石叶,后两者主要是以棱柱状石核剥取石叶。
细石叶技术
伴随着石叶技术的发展,晚更新世晚期也就是末次盛冰期前后,全球石器技术的发展趋向细石器化,是目前已知旧石器时代石器技术演化阶段中最具有普遍性的文化现象,石器技术开始进入模式5阶段,并一直持续至全新世,一些地区延续时间甚至更晚。细石器技术是晚更新时晚期古人类适应极端环境的产物,这一技术的出现极大地提高了人群的流动性,使生计方式多样化,降低生存风险,获得优质资源。这种技术强化对某些资源的利用可能也是促使早期农业和家畜起源的重要因素。
细石器在不同地域也表现出不同形态,在欧亚草原东部、东亚、东北亚和西北美地区,主要以细石叶及相关制品为主;非洲、欧洲和西亚和南亚等地主要是几何形细石器;在中国表现为以细石核、细石叶、端刮器、刮削器、琢背石刀、两面器等为代表的遗存,并主要分布在中国北方地区。
石器技术历经了漫长的演化历史,每一次演进都伴随着人类智能的提高。石器技术演进模式复杂多样,五种技术模式并非直线进化,有的区域呈连续演进附带镶嵌的演进模式,旧的技术传统尚未消逝,新的技术就已经传播开来,或者新的技术承袭了旧的技术因素,如阿舍利传统莫斯特和勒瓦娄哇技术石叶;有的区域一种石器技术可以从旧石器早期一直持续到旧石器晚期,石器技术整体保持稳定;有的技术模式有各自区域的演化特点,并非因袭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技术标准。石器技术的演化具有区域不平衡性、滞后性和复杂性,要从多方面综合分析,不能陷入直线进化的窠臼。
(作者为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