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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回国绝不是去种苹果树的”
时间的钟摆缓缓地从太平洋此岸的中国，甩向彼岸的美国，然后又从美国摆回中国。这一来一回，从1935，年至1955年，整整花费了二十个春秋。
1955年10月9日，新华社从广州发出的电讯《钱学森到达广州》，是钱学森归国之后的第一篇报道。电讯中称钱学森是“从美国归来的著名的中国科学家钱学森”，用了这么一段简短的文字，首次向中国广大读者介绍钱学森从1935年至1955年在美国的经历：
钱学森在1935年去美国研究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得加利福尼亚工学院博士学位，曾历任这个学校的讲师、副教授、教授及超音速实验室主任等职务。1949年起，他是这个学校古根罕姆喷气推进研究中心的负责人。1950年钱学森离美返国时，曾被美国当局留难并非法逮捕，并被拘禁了十五天以后才给予释放。但此后钱学森便一直被禁止离开美国。当钱学森在今年九月十七日和他夫人以及物理学家李整武博士夫妇等乘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船离开洛杉矶回国时，美国移民局和联邦调查局曾搜了他的行李和监视着他的离开。
跟钱学森一起回到中国的，有他的夫人、歌唱家蒋英以及七岁的儿子钱永刚、五岁的女儿钱永真。
我有幸在30年前的1979年结识出差来沪的钱学森。那时候，他穿一身军装。彼此落座之后，他摘下军帽，露出宽广丰满而白净细嫩的天庭，书生气质，温文尔雅。一双眼睛，射出睿智的目光。虽说他出生在上海，由于三岁时便随父亲前往北京，所以满口京腔。那个夜晚，应他之约作了长谈，使我初识这位中国的“航天元帅”、“火箭王”的风采。此后，我跟钱学森有过多次工作上的交流。时光飞逝。如今钱学森已经是98岁耄耋长者，而钱永刚也过了退休年龄。近日，有机会一次次采访钱永刚教授，他的回忆把我带到那难忘的岁月。我发现，钱永刚与当年的钱学森相貌酷似，简直可以说是钱学森的“拷贝”。钱永刚也像钱学森那么健谈，跟我无拘无束地聊他的“老爷子”的传奇经历……
钱学森回国所乘坐的“克利夫兰总统号”(President Cleveland)邮船，是一艘客货两用轮船，同时兼营邮政业务，所以被称为邮轮。克利夫兰总统号是来往于中美之间的轮船之一，由于许多中国名人乘坐过这艘邮轮，诸如胡适、张爱玲、李小龙以及科学家华罗庚、郭永怀、朱光亚等等，使这艘邮轮留存在中国人的记忆之中。钱学森所乘坐的是克利夫兰总统号第六十个航次。
身为加州理工学院教授的钱学森，住在洛杉矶的巴萨迪那市(Pasadena)校区。巴萨迪那市位于洛杉矶市东北方约十英里处。通常，洛杉矶有着洛杉矶市与大洛杉矶之别：所谓洛杉矶市，即City of Los Angeles，简称L.A.，是美国第二大城市，拥有近400万人口。所谓大洛杉矶，是指大洛杉矶地区，包括洛杉矶县、奥兰治县、河滨县等5个郡131个城市，巴萨迪那市就是其中一个城市。巴萨迪那市闻名于世，是因为加州理工学院坐落在这座小城。小城居民中的很多人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
克利夫兰总统号始发地为旧金山，途经洛杉矶，然后经停夏威夷的檀香山、日本横滨、菲律宾马尼拉，最后到达香港九龙，整个航程为21天。钱学森离开洛杉矶那天，当地出版的《巴萨迪那晨报》上印着特大字号的通栏标题——《火箭专家钱学森今天返回红色中国》。这下子，使钱学森成了新闻人物，不仅方方面面的朋友前来送别钱学森，而且众多记者赶往码头采访钱学森。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在9月17日虽然没有到码头上送行，但是他却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钱学森回国绝不是去种苹果树的。”
钱学森回中国，当然不是“去种苹果树的”。
1955年1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大陈岛在内的所有浙江沿海岛屿。美国会参议院紧急通过《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提出“台湾海峡安全受到威胁”，他们有权使用原子弹。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与刚从台湾访问归来的国务卿杜勒斯谈话之后，1955年3月16日，在电视讲话中宣称：“难道原子弹不能像其他常规武器一样使用吗?”“核武器不仅是战略武器，也可以用于战术目的。”言外之意，要对红色中国进行一场核战争。
面对美国的核讹诈，毛泽东的回答是：发展我们自己的原子弹。
在钱学森归来之前，国家领导人已经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这位著名的导弹专家。
经过漫长的航行，1955年10月8日早上，克利夫兰总统号到达香港九龙。港英当局以所谓“押解过境”的名义。把钱学森一家送到深圳罗湖口岸。
那时候，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与中国深圳只隔着一条宽不过50米的深圳河。架在深圳河之上的罗湖桥，成为香港与中国内地的通道。当时的桥面由粗木铺成，桥的两端分别由中英两方的军、警把守，严格地检查着过往旅客的证件。桥的这头，飘扬着中国的五星红旗，桥的那头飘扬着英国的米字旗。
当天中午，钱学森一家跨过罗湖桥，朱兆祥专程从北京赶来在桥头迎接。朱兆祥当时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筹备负责人，受国务院陈毅副总理的派遣，作为中国科学院的代表，专程赶往罗湖桥头迎接钱学森一家。朱兆祥不认识钱学森，当时还特地去上海拜访了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老先生，拿到钱学森一家的照片。朱兆祥和钱学森紧紧握手的一刹那，钱学森百感交集，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
在如今已经解密的档案中，有一份朱兆祥在1955年10月16日从浙江加急发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并转外交部的电报，这份电报同时抄报周恩来总理办公室。这份题为《钱学森等已抵深圳》的电报，真实记录了钱学森刚回国时的情况：“钱学森8日已抵深圳，当晚抵广州，游览一日后赴上海。”电报说，钱学森归国途中，除了在檀香山、马尼拉、香港等地受记者包围外，美国当局未加阻碍，“可能由于近期美国对此态度略有改变，扣留不成，就讨好些，故未留难。”电报称，“钱学森等留学人员经历了五年的软禁和特务跟踪的不自由生活到深圳后，他们相互恭喜，如履新生。对于归国的留学生们，国内公共场所的整洁和招待人员的效率都使他们感到兴奋，感到祖国进步的神速。到广州后，他们急着上书店买《宪法》、《五年计划》等阅读。”钱学森说：“在美国估计有四千留学生，绝大部分愿意回国，但都有各种顾虑，如恐怕提出申请美国不准因而影响职业和生活，也有人旅费不够，希望政府给他们旅费补助，这样一定可以争取很多人回国。”
钱永刚说，他的爷爷——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先生，当时住在上海愚园路一幢三层的红砖楼房里。10月10日，钱学森一家离开广州，乘火车前往上海，10月12日上午抵达上海。钱学森与父亲相见，分外欣喜。特别高兴的是，翌日——10月13日，正是钱永刚的生日。全家庆贺。为了便于钱学森回家看望，朱兆祥安排钱学森一家住在附近的宾馆。钱学森一家，步行几分钟，就可以到父亲那里吃饭。到了宾馆之后，钱学森就接到电话，提醒“钱先生，请坐车，务请注意安全”。不言而喻，刚刚回国的钱学森，受到中国有关部门的严密保护。即便是这 几分钟的路，也务必请钱学森乘坐为他提供的专车，以保障他的安全。
钱永刚还记得，10月28日，全家抵达北京，人住北京饭店256、257房间。北京饭店离王府井的东安市场仅一箭之遥，钱学森带着全家步行去逛东安市场。他们一回到北京饭店，又接到电话：“钱先生，请坐车，务请注意安全。”
11月23日，钱学森到了哈尔滨，希望能够去哈尔滨军工学院看望朋友，陈赓院长乘坐专机从北京赶来。陈赓大将当时是中央军委分管作战的副总参谋长。陈赓对钱学森说。国防部长彭德怀托他问一句：“中国能不能搞导弹?”钱学森回答：“能!”彭德怀知道以后，说道：“就是当掉裤子，也要上导弹!”这是因为在朝鲜战争中，彭德怀深感中国与美国的科技差距，在现代化战争中没有导弹绝对不行，而打蒋介石的时候，他还没有这种感受。
从此，钱学森献身于新中国的“两弹一星”这一宏伟的事业。“两弹一星”最初是指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两弹”中的一弹原子弹，后来演变为原子弹和氢弹的合称。“两弹一星”的实现，是中国国力迅速崛起的标志。国外评论家指出，“钱学森的归来，使红色中国的‘两弹一星’提前了20年”。当然，更准确地讲，钱学森的贡献主要是在导弹和人造卫星。
“怀疑的乌云扫过我的头上”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竟然被美国“驱逐(deport)出境”，这令人愤懑的一幕虽然发生在1955年，但是起因在1950年。
自从1934年钱学森毕业于国立交通大学，考取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于1935年来到美国留学后，他本来就没有打算在美国工作一辈子。诚如钱学森自己所说：
我于1935年去美国，1955年回国，在美国待了20年。20年中，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有想过这一辈子要在那里呆下去。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在美国，一个人参加工作，总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人保险公司，以备晚年退休之后用。在美国期间，有人好几次问我存了保险金没有，我说一美元也不存。他们听了感到奇怪。其实，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到1949年底，我得知新中国成立，认为机会到了，应该回祖国去。
当时，数学家华罗庚从美国回到新中国，在通过罗湖口岸前夕，发表了一封《告留美同学的公开信》，使钱学森为之动容：“中国在迅速进步着。1949年的胜利，比一年前人们所预料的要大得多，快得多……朋友们，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建立我们的工作基础，为了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
不过，那时候钱学森在美国还有诸多未了的工作，他并没有打算马上回国。恰恰就在这想走而未走的当口，一件意想不到的突然事件降临了。那是1950年6月6日，钱学森正在洛杉矶加州理工学院的办公室里工作，两个陌生人进来了。对方一脸严肃，出示了联邦调查局的证件。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他们宣称，有足够的证据表明，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党员，早在1939年就成为美国共产党帕萨迪那第122教授小组的成员。他们对钱学森进行盘问。尤其是盘问他与他的朋友马林纳、威因鲍姆的关系。尽管钱学森坚决否认自己是美国共产党党员，他们仍不以为然。
当时，正处于冷战的严峻岁月。1950年2月9日，威斯康辛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在西弗吉尼亚威灵市的共和党妇女团体集会上，发表了惊人的演说，矛头直指民主党人、国务卿艾奇逊。麦卡锡扬言，手中握有“一份205人的名单”，“这些人全都是共产党和间谍网的成员”，“国务卿知道名单上这些人都是共产党员，但这些人至今仍在草拟和制定国务院的政策”。麦卡锡的演说，如同一颗猛烈的炸弹在美国政坛爆炸。尽管麦卡锡夸大其词，在人们的追问下把“秘密名单”上的共产党员从205人减到81人，最后减到57人。然而，在麦卡锡的大声鼓噪之下，美国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清共运动”，从美国国务院扩大到方方面面，尤其是军事机要部门。麦卡锡因此一举成名，他的反共排外的政治主张被称为“麦卡锡主义”。美国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也都被列进了黑名单。
黑名单不断扩大，联邦调查局把目光投向了钱学森。钱学森在美国参与研制导弹、制定美军尖端武器发展规划等，均属美国国防，而钱学森的好友之中，马林纳、威因鲍姆等都是美共党员。钱学森曾经参加过威因鲍姆领导的学习小组，一起学习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尽管那个学习小组并非美共组织，钱学森却被认定是美共党员。于是，钱学森也被列入黑名单。马林纳是钱学森多年的老朋友，担任加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实验室执行主任，而威因鲍姆是喷射推进实验室的研究员。
就在联邦调查局派员盘问钱学森的当天，加州理工学院校方接到美国第六军团本部的秘密信件，要求校方从此严禁钱学森从事任何与美国军事机密相关的研究工作，吊销了钱学森的安全认可证。钱学森是在1942年经他的导师冯·卡门的推荐，经过美国宪兵总司令部人事安全主管巴陀上校的安全审核，于该年12月1日得到安全认可证的。这样，钱学森从事美国军事机密研究工作已经长达八年。到了1950年，钱学森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大部分与美国军事有关，没有安全认可证，意味着钱学森再也无法做他已经从事多年、驾轻就熟、成绩斐然的工作。
别以为只有在中国“文革”时期有那么多的冤假错案，在美国也有冤假错案。作为一位正直的科学家，平白蒙冤，钱学森深感人格遭到莫大的侮辱，自尊心蒙受极大伤害。也就在这个时候，父亲钱均夫从上海来信，说是胃部要动大手术。这双重的原因，促使钱学森下定决心，马上离开美国，回到自己的祖国。
山雨欲来风满楼。6月16日，威因鲍姆在家中被捕，而马林纳由于已经在1947年远赴法国巴黎工作，联邦调查局鞭长莫及。由于威因鲍姆进入喷射推进实验室是钱学森推荐的，于是联邦调查局缠上了钱学森。6月19日，当联邦调查局干员再度“光临”的时候，钱学森把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声明交给他们。钱学森在声明中写道：“当年我成为一位受欢迎的客人的情境已经不再了，一片怀疑的乌云扫过我的头上，因此，我所能做的事就是离开。”钱学森告诉来人，这份声明已经同时交给加州理工学院工学院院长林德菲以及教务长华森，因为这份声明也是钱学森决定辞去加州理工学院一切工作的辞呈。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就在钱学森递交那份离开美国的声明之后一周，太平洋彼岸的朝鲜战火顿起，麦卡锡主义借助于朝鲜战争的爆发在美国国内甚嚣尘上。195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并决定以武力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美国第七舰队向台湾海峡出动。钱学森加快了离开美国的步伐。
那时候中美之间没有外交关系，只有美国驶往香港的轮 船，也有不多的美国飞往香港的航班。在8月31日，美国邮船“威尔逊总统号”从旧金山经停洛杉矶驶往香港，原本是钱学森的最佳选择，但是船票早已经预订一空，机票也是一票难求。无可奈何，急于离开美国的钱学森，预定了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8月28日从加拿大首都渥太华飞往香港的机票。由于夫人蒋英分娩不久，生下女儿钱永真，她只能和儿子钱永刚一起稍晚离开美国。
钱学森进入了“紧急状态”，他在办公室里收拾好书籍、手稿、笔记本等等，在家中收拾好细软。他委托一家名叫白金斯的打包公司打包。按照当时美国的习惯，准备托运的行李要由托运者先把物品装入一个个防水的纸箱里，然后由打包公司运走，在他们的仓库里装入结实的大木箱，以防在长途运输中损坏。在装好大木箱之后，打包公司把木箱运往码头，交付轮船运至香港，再从香港转运到上海。
对于如此优秀的学者的离去，美国的知识界抱不平者有，惋惜者有，挽留者有。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是最突出的一位。他深为钱学森扼腕而叹。
杜布里奇是一位物理学家，身材瘦削，长着一副娃娃脸，人们用这样的话形容他：“生活简朴，精力充沛，一味渴望从事重要工作。”杜布里奇从1947年起出任加州理工学院院长之后，由于工作出色，担任院长长达22年之久。
杜布里奇出大力挽留钱学森，原因有三：
一是杜布里奇本人富有正义感，向来公开反对各种政治迫害。
二是他深知钱学森是难得的优秀科学家。1948年10月，他亲自致函当时在麻省理工学院任职的钱学森，请他回到加州理工学院。钱学森接受了他的邀请。1949年初夏，钱学森和冯·卡门一起返回加州理工学院，钱学森出任该院喷气推进中心(JPL)主任，学院还授予他以美国火箭先驱戈达德命名的讲座教授荣誉称号。从此，钱学森在帕沙迪那加州理工学院附近安家。
三是杜布里奇跟白宫关系密切。他兼任白宫科学咨询委员会主席。这个委员会专门就科技问题向政府提供建议。
他一面尽力挽留钱学森，一面运用自己的影响，希望华盛顿相关部门举行一次听证会，以求拂去钱学森头上那“一片怀疑的乌云”，重新发给钱学森安全认可证，让钱学森安心地在加州理工学院从事原先的研究工作。尽管华盛顿方面表示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党员的“证据不足”，但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杜布里奇写道：“这简直是再荒谬不过的事，一个伟大的火箭及喷射推进专家，在这个国家里，无法在他所选择的领域中得到工作的机会，因而逼使他回到红色中国，让他的才干在共产政权中施展。”经杜布里奇再三坚持，华盛顿决定在8月23日举行听证会。钱学森面对院长杜布里奇的一片善意，却之不恭，何况在离开美国之前能够澄清种种不实之词，也是值得的。于是，钱学森在8月21日从洛杉矶飞往华盛顿。
杜布里奇建议钱学森，在华盛顿，应当首先拜访美国海军部副部长丹尼尔-金贝尔先生。钱学森所从事的研究，跟海军关系不大。为什么杜布里奇要钱学森去找金贝尔呢?原来，金贝尔此前曾经担任喷射工程公司执行副总裁兼总经理，曾经深入了解过钱学森的学术成就，评价说“钱学森是美国最优秀的火箭专家之一”。杜布里奇的目的显而易见，想借助于金贝尔在华盛顿进行疏通，帮助钱学森重新获得安全认可证，这样可以达到挽留钱学森的目的。
当钱学森出现在金贝尔的办公室，金贝尔显得非常客气。然而，他却是一位“太极拳”高手。他劝钱学森去找律师波特，以便在听证会上为他辩护。
钱学森在到达华盛顿的第二天——8月22日，拜访了波特律师。波特听了钱学森的陈述，认为明天就举行听证会显然太仓促，他必须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准备，建议推迟听证会。钱学森同意了波特的意见。实际上，推迟听证会等于取消听证会。钱学森已经订好8月28日的回国机票，六天之后就要离开美国。
8月23日，钱学森再度来到金贝尔的办公室，告诉他由于美国无理取消他的安全认可证，他决定离开美国，返回中国。金贝尔一听。露出了他的真面目。他对钱学森说：“你不能走，你太有价值了!”他劝钱学森三思而行。钱学森在尴尬的、不愉快的气氛中，结束了与金贝尔的谈话。
时间紧迫。离他从渥太华飞往香港的时间只有五天，何况他还必须留出时间从洛杉矶飞往渥太华。当天下午，钱学森就乘飞机急急赶回洛杉矶。
经过六小时的飞行，当钱学森刚下飞机，美国移民局的一位官员已经在洛杉矶机场恭候多时。他交给钱学森一纸限制出境的公文：“禁止离开美国!”
钱学森无比震惊，也无比愤懑。
美国移民局的动作如此迅速，不言而喻是金贝尔在幕后操纵。
后来才知道，正是由于金贝尔太知道钱学森的价值，所以他在钱学森离开他的办公室之后，马上致电美国司法部。
后来才知道，金贝尔在电话中说了一句“名言”：
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
“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这就是金贝尔对钱学森的价值的最精确计算。金贝尔深知“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句话的真谛。
后来才知道。金贝尔是一个相当仇视新中国，而跟台湾关系密切的人物，所以他才会说“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
后来才知道，钱学森经过五年的漫长抗争，终于回到北京，金贝尔又说了一句“名言”：
放钱学森回中国是美国做过的最愚蠢的事。
中国“原子弹之父”幸运“漏网”
后来才知道，钱学森要求返回中国，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高度注意，由此关注起“类钱学森”式的中国留学生。
就在钱学森遭到“禁足”之后的第八天——8月31日，美国邮船“威尔逊总统号”从旧金山途经洛杉矶驶往香港。在这艘邮船上，有一百多位中国旅客，内中大都是留学生、学者，既有后来成为“中国原子弹之父”的邓稼先，也有后来对中国核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赵忠尧教授，还有钱学森的学生罗时钧。罗时钧就读于加州理工学院时，在钱学森指导下获得了博士学位。在洛杉矶码头，美国移民局官员登船，盘问赵忠尧教授并搜查了他的行李。
“威尔逊总统号”按照既定的航程，在停靠夏威夷檀香山之后，便驶向下一站——日本横滨。中国留学生们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因为离开夏威夷，意味着离开了美国。
9月12日清早，船抵日本横滨。这时，船上响起广播，说是由于有的客人在横滨下船了，要调整房间，要求以下三名旅客带随身行李，搬到指定的房间……
调整房间。这本是很正常的事情。这三位旅客都带着随身行李，到了指定房间。谁知，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官员正在那里等候，来一个，扣一个!
这三名旅客，都是来自加州理工学院，即赵忠尧教授和中国留学生罗时钧、沈善炯。沈善炯在1950年获得加州理工学院生物学博士学位。
赵忠尧于1927年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1930年获理学博士学位。1948年，身在美国的他，当选当时中国的中央研 究院院士。美国情报部门在注意起钱学森之后，也注意起赵忠尧，他们知道赵忠尧同样曾经在美国核心机密科学部门工作。尽管美国移民局在洛杉矶码头盘问时抓不住赵忠尧的把柄，在赵忠尧离开洛杉矶之后，美国中央情报局三度发出电报，要追截赵忠尧。终于，中央情报局在日本截捕了赵忠尧。
庆幸的是邓稼先。邓稼先没有被列上黑名单的原因有二：一是他很年轻，比赵忠尧小22岁，比钱学森小13岁，不像钱学森、赵忠尧那样“树大招风”；二是他在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物理系上学，没有跟加州理工学院沾边。8月20日邓稼先获得普渡大学博士学位，赶紧前往旧金山，在旧金山登上威尔逊总统号邮轮，途经洛杉矶回国。
据罗时钧后来回忆说，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官员手里拿着名单，向那三名被扣押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说道：“你们看这船上有一百多个中国人，有哈佛的、麻省理工的，为什么偏偏找加州理工学院的?钱学森，你们都知道的!”
接着，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宣布，摆在他们面前的有三条路：要么回美国去，要么去台湾所谓“中华民国”，如果都不去，那就在日本坐牢!
三个人都没有做选择，于是都被押解下船。他们被投进东京下野的巢鸭监狱，那是曾经囚禁日本战犯的监狱。他们被关进巢鸭监狱时，被剃成光头。
据说是为了防止把臭虫带进监狱，他们的身上被洒满刺鼻的农药“六六六”黄色粉末。
当时，中日之间没有外交关系，驻日本的是所谓“中华民国”的使馆。他们派人到巢鸭监狱，劝说赵忠尧等去台湾。当时担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曾发电报给赵忠尧：“望兄来台共事，以防不测。”赵忠尧回电说：“我回大陆之意已决。”
195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报道：美政府阻挠我留美教授学生归国，钱学森等被非法扣留，归国学生发表声明抗议美帝暴行。
为了援救被扣押在美国的钱学森、在日本的赵忠尧等中国科学家和留学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严正声明。1948年夏就已经从法国回到北京的钱三强，还请他的老师、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主席约里奥·居里出面，谴责美国政府的无理行径。
经过三个月的关押，美国政府迫于无奈，终于在1950年11月底释放赵忠尧等人，他们途经香港回到了祖国。
从赵忠尧事件可以看出，倘若钱学森跟赵忠尧一起乘船离开美国，也会在日本被投进监牢。然而，钱学森连乘飞机也“插翅难飞”，除了被限制出境之外，新的厄运朝他袭来……
托运的行李被细细“研究”
钱学森从华盛顿回到洛杉矶。他既然被限制出境，只能退掉飞机票，并从海关取回原本打算托运到香港的八大箱行李。他是在飞往华盛顿那天，把需要打包的物品交给了打包公司。当时，打包公司派人从钱学森办公室运走了书籍、手稿、笔记本等等，存放在打包公司的仓库里，在那儿装入八只木箱，然后由他们运往轮船码头。如果钱学森能够顺利地在8月28日从渥太华飞往香港的话，那么这批行李正好在8月31日搭上赵忠尧他们乘坐的威尔逊总统号邮轮运往香港。
钱学森从海关得到的答复是料想不到的：“钱先生，您的行李被依法扣查了!”
当钱学森问为什么的时候，海关语出惊人，称钱学森托运的行李中有美国机密文件，因而违反了美国的“出口控制法、中立法和间谍法”。
如果说涉及前两项法规，那还算一般，而违反“间谍法”则意味着问题相当严重了。
其实，钱学森在办公室整理文件时，已经注意涉及机密的文件，并把这些文件全部锁在办公室的一个文件柜里，并把钥匙交给了同事克拉克·米立肯教授。
事后，钱学森才得知，当时的他已经处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监控之中。就在他8月21日飞往华盛顿的时候，嗅觉异常灵敏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就着手“研究”起钱学森准备托运的八箱行李。“据说”是白金斯的打包公司的工人在打包时，发现钱学森托运的文件有“机密”、“极机密”字样，于是报告了打包公司的老板，而老板则马上报告美国联邦调查局。这“据说”，不知道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制造的由头呢，还是那位打包工人本身就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工。
有了这么一个“据说”的由头，联邦调查局会同海关、美国空军调查官员以及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在8月21日、22日齐聚在白金斯打包公司的仓库里，细细“研究”起钱学森托运的行李，重点是其中的“文字性东西”。这时候，钱学森正在华盛顿跟海军部副部长丹尼尔·金贝尔先生交谈呢!
“研究”钱学森的托运物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内中有众多的藏书、手稿、文件，还有九大本剪报。剪报是钱学森多年养成的工作习惯，看到有参考价值的文章，就从报纸上剪下来，整整齐齐贴在剪报本上，按内容分类。钱学森这些“文字性东西”，有英文，也有中文、德文、俄文，内容则涉及方方面面，不用说读懂这么多文件非常费事，即便是大致了解一下是什么内容，也够他们忙一阵子。
美国联邦调查局在“研究”中发现，其中甚至有关于美国原子能方面的详尽剪报。美国联邦调查局感到不解，钱学森的专业是火箭，并不是原子能，他为什么那样关注美国的原子能研究?这会不会是一种“间谍”行为?后来他们“研究”了钱学森方方面面的剪报之后，终于认定，这是一位高层次的科学家的广博学识的体现。只有达到像钱学森那样的学问层次，才会对众多的科学前沿的研究都给予关注。
不过，不管怎么说，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研究”精神还是令人“敬佩”的。他们居然把钱学森这些“文字性东西”用微缩胶卷拍摄下来，拍了一万两千多张!他们还把这些文件编成详细的目录……
为了给限制钱学森离开美国找一个“合乎逻辑”的理由，联邦调查局终于决定在钱学森的八大箱行李上做文章。由于联邦调查局的“放话”，洛杉矶的报纸《洛杉矶时报》、《明镜》等以大字标题报道，“在钱学森回中国的行李中查获秘密资料”。
钱学森据理力争。钱学森在报纸上发表声明：
我想带走的只是一些个人的笔记，其中多数是一些我上课的讲义，以及未来我研究所需要的资料。我一点也不打算带走任何一点机密，或者试图以任何不被接受的方式离开美国。
钱学森还针对报道中宣称他的行李中夹带“密码”、“蓝图”进行了说明：“这里头没有重要书籍、密码书籍或者蓝图，那只是一些草图、一些对数表，不过这可能被误认为是密码或暗号。”
牢狱之灾突然降临
钱学森的处境越来越险恶。奇耻大辱的一天终于到来。
那是1950年9月7日傍晚，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们包围了位于洛杉矶巴萨迪那的钱学森住宅。联邦调查局的探员朱尔和洛杉矶移民归化局的稽查比尔·凯沙摁响了门铃。他们腰间佩着手枪，还拿着手铐，表明来者不善。钱学森夫人开门之后，探员进入住宅，向钱学森出示了逮捕证。
朱尔后来回忆说：
我很清楚那天的情形。钱夫人来开门的时候，手里抱着孩子。我说要见她的丈夫。不久，钱氏走出来。奇怪得很，他一点 也没有激动的表情。但是，在他的脸上可以察觉到，他似乎对自己说：“好吧，这事终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钱学森夫人手里抱着的孩子，是出生只有两个月的女儿钱永真。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只有两岁。
这逮捕证早在几天前就已经开好。大约美国联邦调查局一时还不敢对这位颇负盛名的火箭专家下手。9月7日钱学森一直在家，没有出门，美国联邦调查局以为钱学森要到什么地方躲起来。由于洛杉矶离墨西哥不远，而从美国进入墨西哥很方便，因此美国联邦调查局甚至怀疑钱学森逃到墨西哥，从那里想方设法回到中国。于是，他们决定赶紧对钱学森采取行动。当他们进入钱学森家，看见钱学森正镇定自若地待在家中，倒是有点吃惊。显而易见，他们关于钱学森“逃跑”的判断完全是空穴来风。
来人对钱学森进行了审讯。他们盘问钱学森的问题，依然是关于是不是共产党员。不过，这一回跟6月6日的盘问不同：那一次联邦调查局的官员突然闯进钱学森办公室，审问钱学森是不是在1939年加入美国共产党，而这一回则审问钱学森在1947年进入美国的时候，是否隐瞒了共产党员的身份。
其实。这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的切入角度。美国是一个反共的国家。当时美国的签证申请表上，明确写着“精神病患者，毒品犯……及共产党员不得入境”，倘若隐瞒了共产党员身份获得美国签证进入美国，那就要犯欺骗美国政府罪或递解出境，或逮捕入狱(这一规定直至1990年才作了修改)。
钱学森在1935年从中国到美国留学，那时候他才24岁，似乎不可能是共产党员。钱学森在1947年暑假，回中国探亲，并在上海与蒋英结婚，然后返回美国。既然美国联邦调查局认定钱学森在1939年加入美国共产党，那么钱学森就犯了“在1947年进入美国的时候隐瞒共产党员的身份”的“罪行”，犯了“欺骗美国政府罪”。于是，就可以逮捕钱学森，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此外，联邦调查局在“研究”了钱学森打算托运到中国的行李之后，认定内中有美国“军事机密”文件，所以钱学森又有“间谍”之嫌，即盗取美国的军事机密，同样“罪行严重”。
钱学森依然坚持否认他是美国共产党党员，否认他托运的行李中有任何美国军事机密文件。
“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在联邦调查局官员面前，钱学森属于弱势群体，辩白、抗议都无济于事。
钱学森被带上车，押走了。
对钱学森的迫害，逐步升级：从最初的吊销安全认可证到不准离开美国，又从海关扣查行李到下令逮捕。
关于钱学森被关进什么监狱，流传甚广的“版本”是说被关进“恶魔岛”监狱。“恶魔岛”(Alcatraz Island)，直译应为“鹈鹕岛”，是位于旧金山著名景点渔人码头不远处的一座小岛。1859年美军在岛上修筑了碉堡，1907年成为军事监狱，1934年这里修建了联邦监狱，关押过黑手党头目Al Capone等一百多名要犯，直至1963年监狱从这里撤离。如今，这里是金门国家公园，成为观光景点。由于“恶魔岛”监狱名声在外，许多人就产生“合理联想”。钱学森当年一定关押在这里。
其实，钱学森被关在洛杉矶以南一个叫特米诺岛(Terminal Island)的联邦调查局的监狱里。特米诺岛，又称“响尾蛇岛”，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岛。岛上原本有一座废弃了的石油钻井架，钻井架附近有几间简易房。后来被联邦调查局看中，扩建为监狱。
特米诺监狱跟“恶魔岛”监狱一样四周是海。选择小岛作为监狱，是便于与外界隔绝，防止犯人逃跑。特米诺监狱的牢房又暗又潮湿又拥挤。牢房里常常响起西班牙语声，因为这里关押的大都是墨西哥的越境犯。
总算还好，考虑到钱学森是著名科学家，联邦调查局没有把他跟那些越境犯关押在一起，而是关进一间单人牢房，有单独的卫浴设备，生活条件还可以。夫人蒋英获准每天可以前来探望。然而，如钱学森出狱后对一位记者所说：
我被禁止和任何人交谈，夜里，守卫每十五分钟就来亮一次灯，使我没法好好休息，这样的痛苦经历使我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瘦了三十磅!
钱学森一下子瘦了那么多，还在于遭受沉重的心理打击。作为一位著名的教授，钱学森蒙受不白的牢狱之灾，心灵遭到的煎熬，远远超过皮肉之苦。
时间的钟摆缓缓地从太平洋此岸的中国，甩向彼岸的美国，然后又从美国摆回中国。这一来一回，从1935，年至1955年，整整花费了二十个春秋。
1955年10月9日，新华社从广州发出的电讯《钱学森到达广州》，是钱学森归国之后的第一篇报道。电讯中称钱学森是“从美国归来的著名的中国科学家钱学森”，用了这么一段简短的文字，首次向中国广大读者介绍钱学森从1935年至1955年在美国的经历：
钱学森在1935年去美国研究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得加利福尼亚工学院博士学位，曾历任这个学校的讲师、副教授、教授及超音速实验室主任等职务。1949年起，他是这个学校古根罕姆喷气推进研究中心的负责人。1950年钱学森离美返国时，曾被美国当局留难并非法逮捕，并被拘禁了十五天以后才给予释放。但此后钱学森便一直被禁止离开美国。当钱学森在今年九月十七日和他夫人以及物理学家李整武博士夫妇等乘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船离开洛杉矶回国时，美国移民局和联邦调查局曾搜了他的行李和监视着他的离开。
跟钱学森一起回到中国的，有他的夫人、歌唱家蒋英以及七岁的儿子钱永刚、五岁的女儿钱永真。
我有幸在30年前的1979年结识出差来沪的钱学森。那时候，他穿一身军装。彼此落座之后，他摘下军帽，露出宽广丰满而白净细嫩的天庭，书生气质，温文尔雅。一双眼睛，射出睿智的目光。虽说他出生在上海，由于三岁时便随父亲前往北京，所以满口京腔。那个夜晚，应他之约作了长谈，使我初识这位中国的“航天元帅”、“火箭王”的风采。此后，我跟钱学森有过多次工作上的交流。时光飞逝。如今钱学森已经是98岁耄耋长者，而钱永刚也过了退休年龄。近日，有机会一次次采访钱永刚教授，他的回忆把我带到那难忘的岁月。我发现，钱永刚与当年的钱学森相貌酷似，简直可以说是钱学森的“拷贝”。钱永刚也像钱学森那么健谈，跟我无拘无束地聊他的“老爷子”的传奇经历……
钱学森回国所乘坐的“克利夫兰总统号”(President Cleveland)邮船，是一艘客货两用轮船，同时兼营邮政业务，所以被称为邮轮。克利夫兰总统号是来往于中美之间的轮船之一，由于许多中国名人乘坐过这艘邮轮，诸如胡适、张爱玲、李小龙以及科学家华罗庚、郭永怀、朱光亚等等，使这艘邮轮留存在中国人的记忆之中。钱学森所乘坐的是克利夫兰总统号第六十个航次。
身为加州理工学院教授的钱学森，住在洛杉矶的巴萨迪那市(Pasadena)校区。巴萨迪那市位于洛杉矶市东北方约十英里处。通常，洛杉矶有着洛杉矶市与大洛杉矶之别：所谓洛杉矶市，即City of Los Angeles，简称L.A.，是美国第二大城市，拥有近400万人口。所谓大洛杉矶，是指大洛杉矶地区，包括洛杉矶县、奥兰治县、河滨县等5个郡131个城市，巴萨迪那市就是其中一个城市。巴萨迪那市闻名于世，是因为加州理工学院坐落在这座小城。小城居民中的很多人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
克利夫兰总统号始发地为旧金山，途经洛杉矶，然后经停夏威夷的檀香山、日本横滨、菲律宾马尼拉，最后到达香港九龙，整个航程为21天。钱学森离开洛杉矶那天，当地出版的《巴萨迪那晨报》上印着特大字号的通栏标题——《火箭专家钱学森今天返回红色中国》。这下子，使钱学森成了新闻人物，不仅方方面面的朋友前来送别钱学森，而且众多记者赶往码头采访钱学森。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在9月17日虽然没有到码头上送行，但是他却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钱学森回国绝不是去种苹果树的。”
钱学森回中国，当然不是“去种苹果树的”。
1955年1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大陈岛在内的所有浙江沿海岛屿。美国会参议院紧急通过《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提出“台湾海峡安全受到威胁”，他们有权使用原子弹。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与刚从台湾访问归来的国务卿杜勒斯谈话之后，1955年3月16日，在电视讲话中宣称：“难道原子弹不能像其他常规武器一样使用吗?”“核武器不仅是战略武器，也可以用于战术目的。”言外之意，要对红色中国进行一场核战争。
面对美国的核讹诈，毛泽东的回答是：发展我们自己的原子弹。
在钱学森归来之前，国家领导人已经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这位著名的导弹专家。
经过漫长的航行，1955年10月8日早上，克利夫兰总统号到达香港九龙。港英当局以所谓“押解过境”的名义。把钱学森一家送到深圳罗湖口岸。
那时候，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与中国深圳只隔着一条宽不过50米的深圳河。架在深圳河之上的罗湖桥，成为香港与中国内地的通道。当时的桥面由粗木铺成，桥的两端分别由中英两方的军、警把守，严格地检查着过往旅客的证件。桥的这头，飘扬着中国的五星红旗，桥的那头飘扬着英国的米字旗。
当天中午，钱学森一家跨过罗湖桥，朱兆祥专程从北京赶来在桥头迎接。朱兆祥当时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筹备负责人，受国务院陈毅副总理的派遣，作为中国科学院的代表，专程赶往罗湖桥头迎接钱学森一家。朱兆祥不认识钱学森，当时还特地去上海拜访了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老先生，拿到钱学森一家的照片。朱兆祥和钱学森紧紧握手的一刹那，钱学森百感交集，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
在如今已经解密的档案中，有一份朱兆祥在1955年10月16日从浙江加急发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并转外交部的电报，这份电报同时抄报周恩来总理办公室。这份题为《钱学森等已抵深圳》的电报，真实记录了钱学森刚回国时的情况：“钱学森8日已抵深圳，当晚抵广州，游览一日后赴上海。”电报说，钱学森归国途中，除了在檀香山、马尼拉、香港等地受记者包围外，美国当局未加阻碍，“可能由于近期美国对此态度略有改变，扣留不成，就讨好些，故未留难。”电报称，“钱学森等留学人员经历了五年的软禁和特务跟踪的不自由生活到深圳后，他们相互恭喜，如履新生。对于归国的留学生们，国内公共场所的整洁和招待人员的效率都使他们感到兴奋，感到祖国进步的神速。到广州后，他们急着上书店买《宪法》、《五年计划》等阅读。”钱学森说：“在美国估计有四千留学生，绝大部分愿意回国，但都有各种顾虑，如恐怕提出申请美国不准因而影响职业和生活，也有人旅费不够，希望政府给他们旅费补助，这样一定可以争取很多人回国。”
钱永刚说，他的爷爷——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先生，当时住在上海愚园路一幢三层的红砖楼房里。10月10日，钱学森一家离开广州，乘火车前往上海，10月12日上午抵达上海。钱学森与父亲相见，分外欣喜。特别高兴的是，翌日——10月13日，正是钱永刚的生日。全家庆贺。为了便于钱学森回家看望，朱兆祥安排钱学森一家住在附近的宾馆。钱学森一家，步行几分钟，就可以到父亲那里吃饭。到了宾馆之后，钱学森就接到电话，提醒“钱先生，请坐车，务请注意安全”。不言而喻，刚刚回国的钱学森，受到中国有关部门的严密保护。即便是这 几分钟的路，也务必请钱学森乘坐为他提供的专车，以保障他的安全。
钱永刚还记得，10月28日，全家抵达北京，人住北京饭店256、257房间。北京饭店离王府井的东安市场仅一箭之遥，钱学森带着全家步行去逛东安市场。他们一回到北京饭店，又接到电话：“钱先生，请坐车，务请注意安全。”
11月23日，钱学森到了哈尔滨，希望能够去哈尔滨军工学院看望朋友，陈赓院长乘坐专机从北京赶来。陈赓大将当时是中央军委分管作战的副总参谋长。陈赓对钱学森说。国防部长彭德怀托他问一句：“中国能不能搞导弹?”钱学森回答：“能!”彭德怀知道以后，说道：“就是当掉裤子，也要上导弹!”这是因为在朝鲜战争中，彭德怀深感中国与美国的科技差距，在现代化战争中没有导弹绝对不行，而打蒋介石的时候，他还没有这种感受。
从此，钱学森献身于新中国的“两弹一星”这一宏伟的事业。“两弹一星”最初是指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两弹”中的一弹原子弹，后来演变为原子弹和氢弹的合称。“两弹一星”的实现，是中国国力迅速崛起的标志。国外评论家指出，“钱学森的归来，使红色中国的‘两弹一星’提前了20年”。当然，更准确地讲，钱学森的贡献主要是在导弹和人造卫星。
“怀疑的乌云扫过我的头上”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竟然被美国“驱逐(deport)出境”，这令人愤懑的一幕虽然发生在1955年，但是起因在1950年。
自从1934年钱学森毕业于国立交通大学，考取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于1935年来到美国留学后，他本来就没有打算在美国工作一辈子。诚如钱学森自己所说：
我于1935年去美国，1955年回国，在美国待了20年。20年中，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有想过这一辈子要在那里呆下去。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在美国，一个人参加工作，总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人保险公司，以备晚年退休之后用。在美国期间，有人好几次问我存了保险金没有，我说一美元也不存。他们听了感到奇怪。其实，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到1949年底，我得知新中国成立，认为机会到了，应该回祖国去。
当时，数学家华罗庚从美国回到新中国，在通过罗湖口岸前夕，发表了一封《告留美同学的公开信》，使钱学森为之动容：“中国在迅速进步着。1949年的胜利，比一年前人们所预料的要大得多，快得多……朋友们，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建立我们的工作基础，为了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
不过，那时候钱学森在美国还有诸多未了的工作，他并没有打算马上回国。恰恰就在这想走而未走的当口，一件意想不到的突然事件降临了。那是1950年6月6日，钱学森正在洛杉矶加州理工学院的办公室里工作，两个陌生人进来了。对方一脸严肃，出示了联邦调查局的证件。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他们宣称，有足够的证据表明，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党员，早在1939年就成为美国共产党帕萨迪那第122教授小组的成员。他们对钱学森进行盘问。尤其是盘问他与他的朋友马林纳、威因鲍姆的关系。尽管钱学森坚决否认自己是美国共产党党员，他们仍不以为然。
当时，正处于冷战的严峻岁月。1950年2月9日，威斯康辛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在西弗吉尼亚威灵市的共和党妇女团体集会上，发表了惊人的演说，矛头直指民主党人、国务卿艾奇逊。麦卡锡扬言，手中握有“一份205人的名单”，“这些人全都是共产党和间谍网的成员”，“国务卿知道名单上这些人都是共产党员，但这些人至今仍在草拟和制定国务院的政策”。麦卡锡的演说，如同一颗猛烈的炸弹在美国政坛爆炸。尽管麦卡锡夸大其词，在人们的追问下把“秘密名单”上的共产党员从205人减到81人，最后减到57人。然而，在麦卡锡的大声鼓噪之下，美国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清共运动”，从美国国务院扩大到方方面面，尤其是军事机要部门。麦卡锡因此一举成名，他的反共排外的政治主张被称为“麦卡锡主义”。美国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也都被列进了黑名单。
黑名单不断扩大，联邦调查局把目光投向了钱学森。钱学森在美国参与研制导弹、制定美军尖端武器发展规划等，均属美国国防，而钱学森的好友之中，马林纳、威因鲍姆等都是美共党员。钱学森曾经参加过威因鲍姆领导的学习小组，一起学习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尽管那个学习小组并非美共组织，钱学森却被认定是美共党员。于是，钱学森也被列入黑名单。马林纳是钱学森多年的老朋友，担任加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实验室执行主任，而威因鲍姆是喷射推进实验室的研究员。
就在联邦调查局派员盘问钱学森的当天，加州理工学院校方接到美国第六军团本部的秘密信件，要求校方从此严禁钱学森从事任何与美国军事机密相关的研究工作，吊销了钱学森的安全认可证。钱学森是在1942年经他的导师冯·卡门的推荐，经过美国宪兵总司令部人事安全主管巴陀上校的安全审核，于该年12月1日得到安全认可证的。这样，钱学森从事美国军事机密研究工作已经长达八年。到了1950年，钱学森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大部分与美国军事有关，没有安全认可证，意味着钱学森再也无法做他已经从事多年、驾轻就熟、成绩斐然的工作。
别以为只有在中国“文革”时期有那么多的冤假错案，在美国也有冤假错案。作为一位正直的科学家，平白蒙冤，钱学森深感人格遭到莫大的侮辱，自尊心蒙受极大伤害。也就在这个时候，父亲钱均夫从上海来信，说是胃部要动大手术。这双重的原因，促使钱学森下定决心，马上离开美国，回到自己的祖国。
山雨欲来风满楼。6月16日，威因鲍姆在家中被捕，而马林纳由于已经在1947年远赴法国巴黎工作，联邦调查局鞭长莫及。由于威因鲍姆进入喷射推进实验室是钱学森推荐的，于是联邦调查局缠上了钱学森。6月19日，当联邦调查局干员再度“光临”的时候，钱学森把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声明交给他们。钱学森在声明中写道：“当年我成为一位受欢迎的客人的情境已经不再了，一片怀疑的乌云扫过我的头上，因此，我所能做的事就是离开。”钱学森告诉来人，这份声明已经同时交给加州理工学院工学院院长林德菲以及教务长华森，因为这份声明也是钱学森决定辞去加州理工学院一切工作的辞呈。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就在钱学森递交那份离开美国的声明之后一周，太平洋彼岸的朝鲜战火顿起，麦卡锡主义借助于朝鲜战争的爆发在美国国内甚嚣尘上。195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并决定以武力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美国第七舰队向台湾海峡出动。钱学森加快了离开美国的步伐。
那时候中美之间没有外交关系，只有美国驶往香港的轮 船，也有不多的美国飞往香港的航班。在8月31日，美国邮船“威尔逊总统号”从旧金山经停洛杉矶驶往香港，原本是钱学森的最佳选择，但是船票早已经预订一空，机票也是一票难求。无可奈何，急于离开美国的钱学森，预定了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8月28日从加拿大首都渥太华飞往香港的机票。由于夫人蒋英分娩不久，生下女儿钱永真，她只能和儿子钱永刚一起稍晚离开美国。
钱学森进入了“紧急状态”，他在办公室里收拾好书籍、手稿、笔记本等等，在家中收拾好细软。他委托一家名叫白金斯的打包公司打包。按照当时美国的习惯，准备托运的行李要由托运者先把物品装入一个个防水的纸箱里，然后由打包公司运走，在他们的仓库里装入结实的大木箱，以防在长途运输中损坏。在装好大木箱之后，打包公司把木箱运往码头，交付轮船运至香港，再从香港转运到上海。
对于如此优秀的学者的离去，美国的知识界抱不平者有，惋惜者有，挽留者有。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是最突出的一位。他深为钱学森扼腕而叹。
杜布里奇是一位物理学家，身材瘦削，长着一副娃娃脸，人们用这样的话形容他：“生活简朴，精力充沛，一味渴望从事重要工作。”杜布里奇从1947年起出任加州理工学院院长之后，由于工作出色，担任院长长达22年之久。
杜布里奇出大力挽留钱学森，原因有三：
一是杜布里奇本人富有正义感，向来公开反对各种政治迫害。
二是他深知钱学森是难得的优秀科学家。1948年10月，他亲自致函当时在麻省理工学院任职的钱学森，请他回到加州理工学院。钱学森接受了他的邀请。1949年初夏，钱学森和冯·卡门一起返回加州理工学院，钱学森出任该院喷气推进中心(JPL)主任，学院还授予他以美国火箭先驱戈达德命名的讲座教授荣誉称号。从此，钱学森在帕沙迪那加州理工学院附近安家。
三是杜布里奇跟白宫关系密切。他兼任白宫科学咨询委员会主席。这个委员会专门就科技问题向政府提供建议。
他一面尽力挽留钱学森，一面运用自己的影响，希望华盛顿相关部门举行一次听证会，以求拂去钱学森头上那“一片怀疑的乌云”，重新发给钱学森安全认可证，让钱学森安心地在加州理工学院从事原先的研究工作。尽管华盛顿方面表示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党员的“证据不足”，但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杜布里奇写道：“这简直是再荒谬不过的事，一个伟大的火箭及喷射推进专家，在这个国家里，无法在他所选择的领域中得到工作的机会，因而逼使他回到红色中国，让他的才干在共产政权中施展。”经杜布里奇再三坚持，华盛顿决定在8月23日举行听证会。钱学森面对院长杜布里奇的一片善意，却之不恭，何况在离开美国之前能够澄清种种不实之词，也是值得的。于是，钱学森在8月21日从洛杉矶飞往华盛顿。
杜布里奇建议钱学森，在华盛顿，应当首先拜访美国海军部副部长丹尼尔-金贝尔先生。钱学森所从事的研究，跟海军关系不大。为什么杜布里奇要钱学森去找金贝尔呢?原来，金贝尔此前曾经担任喷射工程公司执行副总裁兼总经理，曾经深入了解过钱学森的学术成就，评价说“钱学森是美国最优秀的火箭专家之一”。杜布里奇的目的显而易见，想借助于金贝尔在华盛顿进行疏通，帮助钱学森重新获得安全认可证，这样可以达到挽留钱学森的目的。
当钱学森出现在金贝尔的办公室，金贝尔显得非常客气。然而，他却是一位“太极拳”高手。他劝钱学森去找律师波特，以便在听证会上为他辩护。
钱学森在到达华盛顿的第二天——8月22日，拜访了波特律师。波特听了钱学森的陈述，认为明天就举行听证会显然太仓促，他必须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准备，建议推迟听证会。钱学森同意了波特的意见。实际上，推迟听证会等于取消听证会。钱学森已经订好8月28日的回国机票，六天之后就要离开美国。
8月23日，钱学森再度来到金贝尔的办公室，告诉他由于美国无理取消他的安全认可证，他决定离开美国，返回中国。金贝尔一听。露出了他的真面目。他对钱学森说：“你不能走，你太有价值了!”他劝钱学森三思而行。钱学森在尴尬的、不愉快的气氛中，结束了与金贝尔的谈话。
时间紧迫。离他从渥太华飞往香港的时间只有五天，何况他还必须留出时间从洛杉矶飞往渥太华。当天下午，钱学森就乘飞机急急赶回洛杉矶。
经过六小时的飞行，当钱学森刚下飞机，美国移民局的一位官员已经在洛杉矶机场恭候多时。他交给钱学森一纸限制出境的公文：“禁止离开美国!”
钱学森无比震惊，也无比愤懑。
美国移民局的动作如此迅速，不言而喻是金贝尔在幕后操纵。
后来才知道，正是由于金贝尔太知道钱学森的价值，所以他在钱学森离开他的办公室之后，马上致电美国司法部。
后来才知道，金贝尔在电话中说了一句“名言”：
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
“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这就是金贝尔对钱学森的价值的最精确计算。金贝尔深知“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句话的真谛。
后来才知道。金贝尔是一个相当仇视新中国，而跟台湾关系密切的人物，所以他才会说“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
后来才知道，钱学森经过五年的漫长抗争，终于回到北京，金贝尔又说了一句“名言”：
放钱学森回中国是美国做过的最愚蠢的事。
中国“原子弹之父”幸运“漏网”
后来才知道，钱学森要求返回中国，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高度注意，由此关注起“类钱学森”式的中国留学生。
就在钱学森遭到“禁足”之后的第八天——8月31日，美国邮船“威尔逊总统号”从旧金山途经洛杉矶驶往香港。在这艘邮船上，有一百多位中国旅客，内中大都是留学生、学者，既有后来成为“中国原子弹之父”的邓稼先，也有后来对中国核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赵忠尧教授，还有钱学森的学生罗时钧。罗时钧就读于加州理工学院时，在钱学森指导下获得了博士学位。在洛杉矶码头，美国移民局官员登船，盘问赵忠尧教授并搜查了他的行李。
“威尔逊总统号”按照既定的航程，在停靠夏威夷檀香山之后，便驶向下一站——日本横滨。中国留学生们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因为离开夏威夷，意味着离开了美国。
9月12日清早，船抵日本横滨。这时，船上响起广播，说是由于有的客人在横滨下船了，要调整房间，要求以下三名旅客带随身行李，搬到指定的房间……
调整房间。这本是很正常的事情。这三位旅客都带着随身行李，到了指定房间。谁知，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官员正在那里等候，来一个，扣一个!
这三名旅客，都是来自加州理工学院，即赵忠尧教授和中国留学生罗时钧、沈善炯。沈善炯在1950年获得加州理工学院生物学博士学位。
赵忠尧于1927年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1930年获理学博士学位。1948年，身在美国的他，当选当时中国的中央研 究院院士。美国情报部门在注意起钱学森之后，也注意起赵忠尧，他们知道赵忠尧同样曾经在美国核心机密科学部门工作。尽管美国移民局在洛杉矶码头盘问时抓不住赵忠尧的把柄，在赵忠尧离开洛杉矶之后，美国中央情报局三度发出电报，要追截赵忠尧。终于，中央情报局在日本截捕了赵忠尧。
庆幸的是邓稼先。邓稼先没有被列上黑名单的原因有二：一是他很年轻，比赵忠尧小22岁，比钱学森小13岁，不像钱学森、赵忠尧那样“树大招风”；二是他在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物理系上学，没有跟加州理工学院沾边。8月20日邓稼先获得普渡大学博士学位，赶紧前往旧金山，在旧金山登上威尔逊总统号邮轮，途经洛杉矶回国。
据罗时钧后来回忆说，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官员手里拿着名单，向那三名被扣押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说道：“你们看这船上有一百多个中国人，有哈佛的、麻省理工的，为什么偏偏找加州理工学院的?钱学森，你们都知道的!”
接着，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宣布，摆在他们面前的有三条路：要么回美国去，要么去台湾所谓“中华民国”，如果都不去，那就在日本坐牢!
三个人都没有做选择，于是都被押解下船。他们被投进东京下野的巢鸭监狱，那是曾经囚禁日本战犯的监狱。他们被关进巢鸭监狱时，被剃成光头。
据说是为了防止把臭虫带进监狱，他们的身上被洒满刺鼻的农药“六六六”黄色粉末。
当时，中日之间没有外交关系，驻日本的是所谓“中华民国”的使馆。他们派人到巢鸭监狱，劝说赵忠尧等去台湾。当时担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曾发电报给赵忠尧：“望兄来台共事，以防不测。”赵忠尧回电说：“我回大陆之意已决。”
195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报道：美政府阻挠我留美教授学生归国，钱学森等被非法扣留，归国学生发表声明抗议美帝暴行。
为了援救被扣押在美国的钱学森、在日本的赵忠尧等中国科学家和留学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严正声明。1948年夏就已经从法国回到北京的钱三强，还请他的老师、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主席约里奥·居里出面，谴责美国政府的无理行径。
经过三个月的关押，美国政府迫于无奈，终于在1950年11月底释放赵忠尧等人，他们途经香港回到了祖国。
从赵忠尧事件可以看出，倘若钱学森跟赵忠尧一起乘船离开美国，也会在日本被投进监牢。然而，钱学森连乘飞机也“插翅难飞”，除了被限制出境之外，新的厄运朝他袭来……
托运的行李被细细“研究”
钱学森从华盛顿回到洛杉矶。他既然被限制出境，只能退掉飞机票，并从海关取回原本打算托运到香港的八大箱行李。他是在飞往华盛顿那天，把需要打包的物品交给了打包公司。当时，打包公司派人从钱学森办公室运走了书籍、手稿、笔记本等等，存放在打包公司的仓库里，在那儿装入八只木箱，然后由他们运往轮船码头。如果钱学森能够顺利地在8月28日从渥太华飞往香港的话，那么这批行李正好在8月31日搭上赵忠尧他们乘坐的威尔逊总统号邮轮运往香港。
钱学森从海关得到的答复是料想不到的：“钱先生，您的行李被依法扣查了!”
当钱学森问为什么的时候，海关语出惊人，称钱学森托运的行李中有美国机密文件，因而违反了美国的“出口控制法、中立法和间谍法”。
如果说涉及前两项法规，那还算一般，而违反“间谍法”则意味着问题相当严重了。
其实，钱学森在办公室整理文件时，已经注意涉及机密的文件，并把这些文件全部锁在办公室的一个文件柜里，并把钥匙交给了同事克拉克·米立肯教授。
事后，钱学森才得知，当时的他已经处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监控之中。就在他8月21日飞往华盛顿的时候，嗅觉异常灵敏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就着手“研究”起钱学森准备托运的八箱行李。“据说”是白金斯的打包公司的工人在打包时，发现钱学森托运的文件有“机密”、“极机密”字样，于是报告了打包公司的老板，而老板则马上报告美国联邦调查局。这“据说”，不知道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制造的由头呢，还是那位打包工人本身就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工。
有了这么一个“据说”的由头，联邦调查局会同海关、美国空军调查官员以及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在8月21日、22日齐聚在白金斯打包公司的仓库里，细细“研究”起钱学森托运的行李，重点是其中的“文字性东西”。这时候，钱学森正在华盛顿跟海军部副部长丹尼尔·金贝尔先生交谈呢!
“研究”钱学森的托运物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内中有众多的藏书、手稿、文件，还有九大本剪报。剪报是钱学森多年养成的工作习惯，看到有参考价值的文章，就从报纸上剪下来，整整齐齐贴在剪报本上，按内容分类。钱学森这些“文字性东西”，有英文，也有中文、德文、俄文，内容则涉及方方面面，不用说读懂这么多文件非常费事，即便是大致了解一下是什么内容，也够他们忙一阵子。
美国联邦调查局在“研究”中发现，其中甚至有关于美国原子能方面的详尽剪报。美国联邦调查局感到不解，钱学森的专业是火箭，并不是原子能，他为什么那样关注美国的原子能研究?这会不会是一种“间谍”行为?后来他们“研究”了钱学森方方面面的剪报之后，终于认定，这是一位高层次的科学家的广博学识的体现。只有达到像钱学森那样的学问层次，才会对众多的科学前沿的研究都给予关注。
不过，不管怎么说，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研究”精神还是令人“敬佩”的。他们居然把钱学森这些“文字性东西”用微缩胶卷拍摄下来，拍了一万两千多张!他们还把这些文件编成详细的目录……
为了给限制钱学森离开美国找一个“合乎逻辑”的理由，联邦调查局终于决定在钱学森的八大箱行李上做文章。由于联邦调查局的“放话”，洛杉矶的报纸《洛杉矶时报》、《明镜》等以大字标题报道，“在钱学森回中国的行李中查获秘密资料”。
钱学森据理力争。钱学森在报纸上发表声明：
我想带走的只是一些个人的笔记，其中多数是一些我上课的讲义，以及未来我研究所需要的资料。我一点也不打算带走任何一点机密，或者试图以任何不被接受的方式离开美国。
钱学森还针对报道中宣称他的行李中夹带“密码”、“蓝图”进行了说明：“这里头没有重要书籍、密码书籍或者蓝图，那只是一些草图、一些对数表，不过这可能被误认为是密码或暗号。”
牢狱之灾突然降临
钱学森的处境越来越险恶。奇耻大辱的一天终于到来。
那是1950年9月7日傍晚，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们包围了位于洛杉矶巴萨迪那的钱学森住宅。联邦调查局的探员朱尔和洛杉矶移民归化局的稽查比尔·凯沙摁响了门铃。他们腰间佩着手枪，还拿着手铐，表明来者不善。钱学森夫人开门之后，探员进入住宅，向钱学森出示了逮捕证。
朱尔后来回忆说：
我很清楚那天的情形。钱夫人来开门的时候，手里抱着孩子。我说要见她的丈夫。不久，钱氏走出来。奇怪得很，他一点 也没有激动的表情。但是，在他的脸上可以察觉到，他似乎对自己说：“好吧，这事终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钱学森夫人手里抱着的孩子，是出生只有两个月的女儿钱永真。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只有两岁。
这逮捕证早在几天前就已经开好。大约美国联邦调查局一时还不敢对这位颇负盛名的火箭专家下手。9月7日钱学森一直在家，没有出门，美国联邦调查局以为钱学森要到什么地方躲起来。由于洛杉矶离墨西哥不远，而从美国进入墨西哥很方便，因此美国联邦调查局甚至怀疑钱学森逃到墨西哥，从那里想方设法回到中国。于是，他们决定赶紧对钱学森采取行动。当他们进入钱学森家，看见钱学森正镇定自若地待在家中，倒是有点吃惊。显而易见，他们关于钱学森“逃跑”的判断完全是空穴来风。
来人对钱学森进行了审讯。他们盘问钱学森的问题，依然是关于是不是共产党员。不过，这一回跟6月6日的盘问不同：那一次联邦调查局的官员突然闯进钱学森办公室，审问钱学森是不是在1939年加入美国共产党，而这一回则审问钱学森在1947年进入美国的时候，是否隐瞒了共产党员的身份。
其实。这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的切入角度。美国是一个反共的国家。当时美国的签证申请表上，明确写着“精神病患者，毒品犯……及共产党员不得入境”，倘若隐瞒了共产党员身份获得美国签证进入美国，那就要犯欺骗美国政府罪或递解出境，或逮捕入狱(这一规定直至1990年才作了修改)。
钱学森在1935年从中国到美国留学，那时候他才24岁，似乎不可能是共产党员。钱学森在1947年暑假，回中国探亲，并在上海与蒋英结婚，然后返回美国。既然美国联邦调查局认定钱学森在1939年加入美国共产党，那么钱学森就犯了“在1947年进入美国的时候隐瞒共产党员的身份”的“罪行”，犯了“欺骗美国政府罪”。于是，就可以逮捕钱学森，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此外，联邦调查局在“研究”了钱学森打算托运到中国的行李之后，认定内中有美国“军事机密”文件，所以钱学森又有“间谍”之嫌，即盗取美国的军事机密，同样“罪行严重”。
钱学森依然坚持否认他是美国共产党党员，否认他托运的行李中有任何美国军事机密文件。
“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在联邦调查局官员面前，钱学森属于弱势群体，辩白、抗议都无济于事。
钱学森被带上车，押走了。
对钱学森的迫害，逐步升级：从最初的吊销安全认可证到不准离开美国，又从海关扣查行李到下令逮捕。
关于钱学森被关进什么监狱，流传甚广的“版本”是说被关进“恶魔岛”监狱。“恶魔岛”(Alcatraz Island)，直译应为“鹈鹕岛”，是位于旧金山著名景点渔人码头不远处的一座小岛。1859年美军在岛上修筑了碉堡，1907年成为军事监狱，1934年这里修建了联邦监狱，关押过黑手党头目Al Capone等一百多名要犯，直至1963年监狱从这里撤离。如今，这里是金门国家公园，成为观光景点。由于“恶魔岛”监狱名声在外，许多人就产生“合理联想”。钱学森当年一定关押在这里。
其实，钱学森被关在洛杉矶以南一个叫特米诺岛(Terminal Island)的联邦调查局的监狱里。特米诺岛，又称“响尾蛇岛”，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岛。岛上原本有一座废弃了的石油钻井架，钻井架附近有几间简易房。后来被联邦调查局看中，扩建为监狱。
特米诺监狱跟“恶魔岛”监狱一样四周是海。选择小岛作为监狱，是便于与外界隔绝，防止犯人逃跑。特米诺监狱的牢房又暗又潮湿又拥挤。牢房里常常响起西班牙语声，因为这里关押的大都是墨西哥的越境犯。
总算还好，考虑到钱学森是著名科学家，联邦调查局没有把他跟那些越境犯关押在一起，而是关进一间单人牢房，有单独的卫浴设备，生活条件还可以。夫人蒋英获准每天可以前来探望。然而，如钱学森出狱后对一位记者所说：
我被禁止和任何人交谈，夜里，守卫每十五分钟就来亮一次灯，使我没法好好休息，这样的痛苦经历使我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瘦了三十磅!
钱学森一下子瘦了那么多，还在于遭受沉重的心理打击。作为一位著名的教授，钱学森蒙受不白的牢狱之灾，心灵遭到的煎熬，远远超过皮肉之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