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暇之时，读一阕词，清风流云，微波轻岚，唯美的词像动人的琴弦拨动着心绪，心底顿时涌动起一泓清泉，内心深处无言的情愫都在那泓泉里潋滟生姿。宋词很大，大到“气吞万里如虎”“八千里路云和月”“一蓑烟雨任平生”;宋词很小，小到“沧海的一粒粟，红尘的一粒尘，旷野的一粒种”，都从内心开出一朵花来。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劫，或情感，或事业，或生老病痛，宋词便是劫的窗，情思的出口。读宋词就仿佛在采撷一朵朵花，花团锦绣，盈满襟怀……待到读了《蒋勋说宋词》，突然觉得散落在记忆中的花朵成了花环，蒋勋便是那擅长编织的花匠，他从历史、美学、人生际遇、生活环境等角度把那些繁花盛朵串起来，缀成了一个缤纷的花环。他一边编织，一边抽丝剥茧地把我们带到那个烟波浩渺、文治辉煌的古宋朝代——词人墨客风流蕴藉，笔下生花;翩翩少年花前侧帽，柳边系马。
　　词进入知识分子的境界
　　蒋勋为宋词的繁盛做了最好的注脚：唐诗成就高到老百姓已高不可攀。凡是艺术形式意境高远之际、繁复到专业性很高时，它就远离了民间，是巅峰也是下坡的开始。到了巅峰，无路可走了，豪迈写不过李白，沉郁写不过杜甫，叙事的磅礴写不过白居易，只有峰回路转来到民间，创生出贴近老百姓的艺术形式——词。
　　蒋勋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写宋词：李煜是唐诗过渡到宋词的关键人物，王国维评价他“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让词进入了知识分子的境界。李煜前半生耽于淫乐，这种生活让他接触了词，早期多写艳情词。亡国后，背负着亡国之君的原罪感，他开始写家国之思，写生命从繁华到幻灭，当他把亡国的心境放进去后，力量出来了。“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意象在诗中反复，感叹时间的消逝、家国乡愁。他的《破阵子》“最是仓皇辞庙日……垂泪对宫娥”，流淌着真性情，颠覆了传统的文以载道。如果他说“垂泪对祖先”似乎还可被原谅，但他没有感知到家国，家国只是供他挥霍的富贵。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
　　这是李后主在美学上的极品，词作把他的亡国情感扩大成为生命繁华与幻灭之间的最高领悟，可以用作任何一种生命形式的告白。他怀念的不是故国，而是在思考人生。“天上人间”的结尾，是一个扩大，是夜晚惊醒那一刹那的生命感伤，是生命的最后谶语。
　　视野广大是一种能力，專注也是一种能力
　　谈到宋词的唯美缠绵，蒋勋说：唐朝是一个向外征服的时代，是向外的观察，譬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一切感官都很磅礴，精力非常旺盛。五代时天下大乱，蜀和南唐经济稳定富有，开始产生对细腻情感的一种眷恋，特别是文化中心的南移使得原有北方塞外的文学景象，慢慢转成江南的文学景象，烟雨蒙蒙，人的心境也开始缠绵，有一点耽溺与颓废的生态美学。
　　当我们看到五代词，从《花间集》再到北宋词，我们会抗拒，不喜欢颓废。晚唐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表现出一种极大的热情，他要把自己包裹起来，不断地吐丝，去追求，为生命流泪。而五代词常常抒发的是一种很炙热的火烧过后的冷灰之感，热烈的情感被拿走了。
　　读蒋勋的评说，感觉到一种酣畅淋漓：我们眷恋唐的开国气度与豪迈，那种旺盛的向外征服的生命力，而无法忍受宋朝收回来的内省、安静的力量。进入五代，闲情、惆怅、新愁，所有内在不可排解的落寞都浮现了。唐代也有愁，但被大的声音掩盖了，不会被自闭到孤独。李白“与尔同销万古愁”的愁在喝酒歌唱中挥霍掉了;他的“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的愁，在“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里排解了;白居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愁与人产生了对话关系。而五代是在极大的孤独里去凝视“愁”。“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是深层的独白、无谓的惆怅。“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衣服的每一处隙缝里都是风，是孤独，是淡淡的喜悦，幽幽的感伤。唐朝画面里都有人，宋朝时人走掉了，是“平芜近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
　　谈起宋词的“至广大”“近精微”，蒋勋说：宋朝可以愉快地去描绘生命里的小事件、小经验，没有大野心，其实能够看到更小的东西，也是需要野心的。“万物静观皆自得”，对自己生命有了自信，反而连激情都细水长流了。《寒食帖》里字错了，圈掉在旁边补上，这种率性而为的从容，没有丝毫恐惧感。宋太祖留下的遗诏“不可杀士大夫”，使文人得到充分的尊重。
　　宋词之美就在于享受生活中的平凡和安静
　　谈到宋词的平实，蒋勋从一个特别的角度别开生面地展开：从宗教上来讲，唐代的佛教追求菩萨的庄严华丽，宋代的罗汉却非常亲切平民，像夜市里人的样子，济公的形象就是在生活中修行。宋代从宗教到文学艺术都更贴近生活。
　　晏殊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感伤与温暖并存，意境从平淡中慢慢扩大。晏几道的“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对生命的指引性很高，在不同的生命状况里会有不同的领悟。诗是一个意象，“诗无达诂”，所有固定答案都是对诗的扼杀和伤害。
　　欧阳修把文以载道的意义扩大到平实，把文学从政治的使命感转换到生活。《醉翁亭记》中他没有歌功颂德，而是一派天真、一个爱喝酒的老翁。他把唐宋的文学经验转换到一个比较豁达的方向，悠游于生命的变化里。
　　欧阳修之后，苏轼创造的文学风格一扫唐代的“贵游文学”（追求贵族气的豪迈、华丽，一种大气、挥霍的美学感觉），很平实。“明月几时有”“多情应笑我”，世俗的语言直接入诗，开阔豁达，不拘泥于小事件，不耽溺其中，而是把它放大。有“墙里秋千墙外道”的俏皮与真性情，有“自喜渐不为人识”的自嘲，有“日啖荔枝三百颗”的自得，有“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从容自在，有“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通透。
　　蒋勋从人生际遇谈宋词，用悲悯的情怀讲柳永的故事，让人深为叹息：“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柳永的歌在民间流传甚广。落榜了，他说“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翌年他考取了，皇帝把他名字涂掉：“此人好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词去。”柳永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他没有用科举来决定生命的全部，他在民间被喜爱的程度惊人，死后民间有个节日叫“吊柳七”。作为一个正统不敢触碰的人物，他另类，有一点颠覆性，从自己的生命出走，辟开了一条新路，他将短小的小令发展出铺叙的“慢词”，音律缓慢，大气的铺排感影响到后来戏曲的发展。柳永词里有非常惊人的流浪意识，不知道生命要漂流到哪里。苏轼称赞他的“‘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大唐以下无人有此气魄。”并问“我的词跟柳永有何不同？”人曰：“你的词是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柳永的词是十七八岁的女孩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
　　当一种文学形式开始锤炼内在形式美时便是强弩之末
　　蒋勋认为，北宋与南宋词，最大的不同在秦观、周邦彦、李清照。词本身有音乐性，周邦彦和李清照非常精通音律，周邦彦本身是一个音乐家，他不仅填词可以填到音乐性极度准确，而且可以“自度新腔”。周邦彦和李清照在北宋末期执著于词必须跟音乐有复杂的配置关系。李清照批评苏轼不通音律，但苏东坡没想以音乐传世，他的词是阅读性的，使词脱离了音乐的束缚。李清照跨了南北宋，她的词婉约唯美，有时代的动荡，有事件性;而周邦彦是一个艺术形式上的完美主义者，通常在专业范围内讨论。
　　南宋的词更加追求形式美，姜夔的词极度优美，雕琢文字像雕精致的玉器，给人以晶莹剔透的美感。对此，蒋勋评价：在受压抑的时代，要么努力发出高亢之声，如陆游、辛弃疾;要么退下来经营自己生命的小空间。生命有时会有大时代的辽阔，像李白、苏轼、辛弃疾等，他们走出书斋，把生命置放在大山大河中，去历练出生命的情操。辛弃疾声音豪迈辽阔，却显凄厉，李白身后是强大的大唐，底气很厚，辛弃疾的底下是薄的，气不够便显凄厉。他不断以北伐为动力，发展出了非常动人的力量。而秦观、李清照、周邦彦只是在书斋中发出低微的眷恋和徘徊，文学便会受到限制。
　　一种文学方式，一旦过了开创性的年代，开始锤炼内在的形式美时，便是强弩之末，走向了没落。一种与表演艺术、音乐性结合的戏曲便出现了。
　　《蒋勋说宋词》沿着宋词的脉络一路走来，让人犹置石子小径，然而曲径通幽，眼前是开阔的，这是一本宋词的简史，如果说宋词是雕镂的沉香古董，蒋勋便是那雕刻的工匠，将一个个繁复的工艺展现给我们，让人恍然大悟间心生眷恋。《蒋勋说宋词》让我们爱上宋词，也让爱宋词的人懂得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