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集作为文人的聚会，不仅对文化艺术的交流传播产生了积极作用，而且产生了数量众多的优秀作品—诗文、书法、绘画等等。其中一些作品流传后世，为人所宝藏。在领略前人的风流仪态之中，沉浸追摹，因因成习，并成为中国人文化精神滥觞的所在。
　　文人雅集，或因山水，或因佳节，或因宴饮，或因旨趣，不一而足。在广阔的中国文化长河中，风雅更是代表了一种人生态度，一种行为方式，一种万变不离其宗的精神气韵。
　　兰亭宴饮
　　文人雅集自汉代的“梁苑之游”开端，魏晋时期以“邺下之游”、“金谷宴集”、“竹林之游”和“兰亭雅集”最为著名。唐宋时期则有“平山堂雅集”、“西园雅集”。元明清时期由于平民社会的发展以及文人的增多，走向了社会化、组织化正规社团与松散的文人聚会并存态势，典型如明代复社。此外，文人雅集，自宋代结社之风盛行后，呈专门化倾向。如明代的诗社、茶社、琴社、书画社等等。凡有涉风雅，都可结社。如清末被誉为“天下第一名社”的西泠印社，此种以兴趣门类结社的雅集形式，就有了行业协会性质，带有学术性研究的意味。
　　雅集当雅，故清朝施清在《芸窗雅事》一文中，列举了文人们喜爱的二十一种雅事：“溪下揉琴、听松涛鸟韵、法名人画片、调鹤、临《十七帖》数行、矶头把钓、水边林下得佳句、与英雄评较古今人物、试泉茶、泛舟梅竹屿、卧听钟罄声、注《黄庭》《楞严》《参同解》、焚香著书、栽兰菊蒲芝参苓数本、醉穿花影月影、坐子午、啸、弈、载酒问奇字、放生、同佳客理管弦、试骑射剑术。”文人之相聚，优游山林，聚谈诗文，习书作画 ……由此展开了一场场自由的“神游”，与此有别于正式的、庙堂的社会活动。在这些“神游”中，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文人们把平日里收藏把玩的“名人画卷、法书”等书画拿出来与同好共同赏玩。既是共同玩赏，那么必然少不了在赏玩品评前人书画作品的基础上进行创作，而也正因此产生了数量众多的书画佳作，其中许多成为令后人高山仰止的传世佳作。
　　古之雅集，以兰亭为最。“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文人雅士们一觞一咏，畅叙幽情，留下诸多作品，唯有《兰亭序》风韵高致，不仅其文辞章优美，其书更是成为近两千年中国人心摹手追的典范。朱以撒先生曾说：公元353年的兰亭雅集，不惟其产生了书法史上的丰碑《兰亭序》，更为重要的是成为文人精神交流方式的重要标志为历史铭记。“兰亭雅集”的意义远远超越了其民俗意义，其精神的自由交流、体验，使雅集这一活动成为中国文人重要的生活方式，成为精神寄托之所在。惟其如此，才会产生《兰亭序》这样伟大的作品，千百年为人们所膜拜风追。
　　此后，“兰亭”“雅集”，乃至 “上巳”、“修禊”都为文人聚会，畅谈风雅的指代，也被看做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符号。联系时下诸多书法展览、赛事、书法节多以“雅集”、“兰亭”为名，或许是以承袭先贤余风流韵，抑或是回归传统 ，重温母体的温暖。
　　千载之下，斯人已去，风雅犹存。三月三日修禊这一社会民俗节日，由于文人的参与，赋予了精神自由的意味。历经千年，雅集已然衍化成人们的一种文化理想，或者是想想。即便在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的现在，对这种文化精神的回归仍然痴心不悔。
　　竹林之游
　　文人雅集，可以是王公贵族文坛巨子组织的宴集，可以是文人游园活动，也可以是三五知己的把酒抒怀。当然，体现精神的自由交融才是题中要义。1960年，南京博物院发掘的魏晋时期画像砖—《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是最为直观生动的解读。该画像砖描绘的是“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结伴于山阳（今河南修武），以山水寄情，谈玄抚琴，饮酒啸歌，作“竹林之游”。而荣启期为春秋时代高士，为什么会把“竹下之游”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同列呢？一者是为了追求画面的平衡，墓室两壁画面对称均为四人；二者源于其旨趣相近，反映了当时“贵在肆志”、“仰慕同趣”的社会风尚。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分布在南京西善桥宫山北麓一座南朝帝王陵寝墓室的南北两壁，各由近300枚砖块拼嵌而成，规格均为长2.4米、宽0.88米，为同类砖画中规格最大，内容最丰富、保存最完好的一件。从中国绘画史来看，《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是现存最早的“竹林七贤”人物画，与此同时，也填补了六朝绘画稀有传世真迹的空白。
　　砖画分为两个部分，每部分四人，以松、垂柳等树木间隔，均标注姓名。图画采横幅壁画形式， 自左至右横向展开，第一部分为手执如意的王戎、喝酒的山涛、啸歌的阮籍、弹琴的嵇康；第二部分为静思的向秀、恋杯的刘伶、拨阮的阮咸、最后为荣启期。 画面中以线描为主，人物神情、性格特征跃然璧上，具有“达其性情，形其哀乐”的高度水平，摆脱了此前以政治教化目的为绘画宗旨的局限。六朝时，谢赫在《六法论》中，以“气韵生动“为首要标准。“气韵生动“在人物画里即是要表现人物精神气质、性格特征。砖画《竹林七贤与荣启期》， 王戎斜身靠几，手弄玉如意，随意而洒脱；同为喝酒，山涛头裹巾，一手挽袖，一手执杯，而贪杯的刘伶却是双目凝视手中酒杯，另一手蘸酒品尝，山涛多了份优雅与从容、矜持，而刘伶则率性了许多。头梳双髻的嵇康，神情肃穆，手弹五弦目送秋鸿，阮咸则垂带飘于脑后，弹一四弦乐器，略显拘谨。如此等等，长啸的阮籍、闭目沉思的向秀、披发凝思的荣启期无不展现其风流姿态，与文献描述甚为契合。
　　“越名教而任自然”，“竹下之游”作为精神自由的象征，在政治的严酷高压下，清谈玄理、特立独行，追求精神自由。后世人追慕其风范，多赋以诗文，形其图画。唐代孙位的《高逸图》，明代仇英的《竹林七贤图》现代的傅抱石的《竹林七贤图》，都可看做是对“竹下之游”这一文人雅集的倾慕之作，更是为后世收藏家珍重的传世之作。对于中国人物画来说，展现文人雅集题材比比皆是，或许在这一场域中，更容易把作者与读者、藏家联系在一起，共同体验其中之味。
　　西园雅集
　　文人雅集，能与“兰亭”相媲美的只有“西园”。西园者，北宋驸马都尉王诜的府第。古代文人雅集名目各有不同，但一般都有其核心人物，起着组织、领导雅集的作用。如魏晋时期“金谷宴集”以石崇为中心，“邺下之游”以曹氏父子为中心，宋代“平山堂雅集”以欧阳修为核心，针对“西园雅集”来说，是以驸马都尉王诜及苏轼为核心。这些核心人物或为权贵，或为文人中的翘楚，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宋代之前，一般为权贵，其身份定位首先是权贵，然后才可能是文人。宋代雅集的核心人物是文人与权贵兼而有之，“西园雅集”作为确定雅集名称及活动内容为后世所效仿的。 　　“西园雅集”汇聚了王诜、苏轼、苏辙、秦观、黄鲁直、李公麟、米芾、蔡肇、张耒、王钦臣、刘泾、晃补之以及僧人圆通、道士陈碧虚等16人， 加上侍姬与书僮，共22人。王诜请人物画高手李公麟把“西园雅集”的盛况形之图画，取名《西园雅集图》，并由米芾撰写《西园雅集图记》。
　　苏轼、苏辙、黄鲁直、李公麟、米芾等等都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等才俊，后人高山景仰，纷纷摹绘《西园雅集图》，或根据米芾的《西园雅集图记》描述创作。不仅古代著名画家马远、刘松年、赵孟府、钱舜举、唐寅、仇英、尤求、李士达、原济等都画过《西园雅集图》，而且近现代的陈少梅、张大千等等也趋之若鹜。《西园雅集图》成了人物画家的一个常见常见的题材，历代著录的摹本仿本有近百幅之多。
　　后世以众多摹本推测，李公麟的《西园雅集图》有团扇、手卷两种不同的版本。后世临摹者众多，致传世《西园雅集图》的形式增加了中堂，人数、段落也不尽一致。李公麟原作已失，后世多以米芾《西园雅集图记》所述进行创作，或者直接题写图记。米芾的描述细致入微。
　　张大千连屏巨幅《西园雅集图》被看做是其恢宏气象和细致经营的登峰造极之作。张大千《西园雅集图》有数本。四川省博物馆所藏的甲申本（1944年），画面素净，留空较多，地坡不着色，竹树以水墨为主，芭蕉用没骨法。“梅云堂”本及保利5周年春季拍卖会本基本构图源于甲申本，但画面更显富丽，芭蕉修竹皆采用双色勾填青绿法，地坡设色，衬出蜿蜒流泉，人物重青绿和朱砂服饰及细部处理以臻完善。给人以高古、雅兴和欢乐之享受，为大千盛年时期人物画的巅峰之作。
　　进退处世
　　雅集，不仅在于优游，而且在于雅人的存在。发现山川之秀美，宴饮时之放达，言谈举止之意趣，皆因有雅人的存在。纵观中国历史上有名之雅集，最能体现中国古代文人的风雅意态，应该是魏晋时期之文人雅集。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一书曾言，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在魏晋时期，如何才算一个雅人，或者说一个名士呢。晋人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世说新语·言语》）曹丕在《又与吴质书》中说：“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连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
　　在宴饮之上文人饮酒放达，或谈玄析理，或留恋声色。但是，在热闹的背后，也可能隐藏着一种别样的郁悒神情。在此，不能不说南唐时代的《韩熙载夜宴图》。当时权臣韩熙载与新科状元郎粲、太常博士陈雍、紫薇郎朱铣和教坊副使李嘉明等一干文人宴饮集会。南唐后主李煜猜忌权臣韩熙载，故命画师周文矩与顾闳中将韩熙载的宴会场景描绘下来，借以了解、考察这个韩熙载。《韩熙载夜宴图》周文矩本失传，今天我们见到的是顾闳中本。
　　《韩熙载夜宴图》是中国绘画史最重要的作品，十大传世名画之一。作为中国古代情节性绘画的杰作，手卷以韩熙载为中心，分听乐、观舞、休息、清吹、宴散五段。各段既独立成章，又连成整体。五个场景，40多个人物音容笑貌形象生动，但每段的韩熙载，虽角度、服饰、动作表情不同，但有一点相同，脸上总是一副郁悒神情。从而在乐曲悠扬，舞姿曼妙，觥筹交错，笑语喧哗中突出了，好像一切都与韩熙载无关，引起观者的众多联想猜测。把一个文雅稳重，置身于声色犬马之中，但又内心世界复杂的韩熙载推到人们的面前。《韩熙载夜宴图》不同于一般宴乐图的所在，正是把一个人的生命意态传递出来，并具有一种复杂的阐释性，对生命的信息高度凝练具象，不需要用更多外在场景来烘托、解读。由此，它体会出了生命的气息。
　　孙过庭在《书谱》感叹：“羲之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师箴》则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所谓涉乐方笑，言哀已叹。” 在这里我们看到人的内心情感在文艺作品中的主导作用，正是内心情感的丰富性，才赋予了其诸多丰富性的可能。文人雅士不止于风流潇洒，放达不羁，集文人与官员于一身的韩熙载，其作为生命的感知，既有宦海沉浮的沉稳干练，也有儒家的进退处世时的郁悒忧患气息，多样而丰富。
　　对宇宙人生真挚、深沉的生命感知，才会由人及技，成为其内在的灵魂。在雅集之上，正是王羲之深沉、摇曳多姿的感情世界，才有了其文其书。王羲之与人“营山水弋钓之乐”，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
　　雅集之上朋友间精神的倾慕，源于对“人格的唯美主义”的深情，培养出“竹林之游”、“兰亭雅集”、“西园雅集”等高级社交文化。 经过千年的轮回，雅集作为一个个培育精神、自由交流的“场”， 并观照自我生命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