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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书法源远流长，其艺术魅力为世人所折服。有力而灵动的线条、干湿浓淡的笔墨、丰富多变的结体等，都为书法艺术所特有，这也是中国汉字能发展演变成书法艺术的原因所在。而书法艺术的行款秩序，亦是其独特之处。下行左书的书法行款秩序，从简牍书法开始，便一直沿用至今。这种字序从上而下，行序从右至左的特殊行款形式的形成，与古人日常使用的书写工具——简牍以及人的书写生理习惯、汉字的字形特征有关；同时，“尚右”观念亦对此产生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书法行款；下行左书；简牍
中图分类号：J2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1-0235-02
下行左书的书法行款秩序，从简牍书法开始，便一直沿用至今。如此特殊的行款形式，是如何形成的？本文从简牍入手，试对书法“字序从上而下，行序从右至左”的行款秩序进行探究。
一、下行左书的书法行款秩序
行款就是字的排列顺序。行款包括字与字间的排列顺序和行与行间的排列次序这两个方面，前者称“字序”，后者称“行序”。
世界上各国文字的行款形式是多样的，其中大多是字序从左向右，行序从上至下的，和现在的西方文字一样。也有特殊的，如回纥文、蒙古文等，是字序下行，行序从左至右的。而中国汉字，以及在汉字发展阶段中逐渐形成的书法艺术，又有其独特的行款形式——字序从上至下，行序从右至左。
中国书法艺术源远流长，远在先秦时代，文字便开始从实用性走向艺术性，孕育着书法美。商、西周的文字已具有用笔、结体和章法等书法艺术所必备的三个方面的要素，书法在这时已初步形成。
在书法艺术的发展过程中，无论书体、笔法乃至书写工具如何演变，下行左书的书法行款秩序却从未改变，并一直延用至今。这当中的原因，应归结于书写材料以及受其影响而形成的书写传统。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文字记录的需要和规模不断扩大，要求书写材料必须具备易于获取、成本低、制作简便等特点。而从现有的出土文物来看，最早的有文字记录的载体，简牍的数量远远高于甲骨文，且简牍具备作为书写材料所需要的特点。因此，笔者认为，在纸张发明之前，简牍对后代书法行款秩序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
二、简牍之于书法行款的秩序
汉字书写自上而下、自右而左的行款形式，延续了几千年之久，一直到了清朝末年，一些知识分子学习西洋文化，倡导汉字改革，力主改变传统书写方式，汉字书写才开始改用从左到右的“横行”方式。但书法艺术，却始终保留着下行左书的行款形式。
是什么因素影响着我国汉字及书法形成了下行左书的行款秩序呢？唐兰先生在《中国文字学》中是这样说的：“从中国文字的性质说，每一个字都是从上写到下的，当然以下行为适宜，可是它们又是从左写到右的，为什么行款倒是从右写到左呢？这恐怕只是习惯的关系，觉得这样才便利。”
王凤阳先生赞同唐兰先生所说的汉字行款形式的形成是出于一种习惯，这是影响汉字下行左书行款秩序形成的其中一个因素，而书写赖以进行的物质条件：用什么写、写在什么上，则是形成这种行款形式的另一重要因素。他认为，解决汉字的行款的特殊性，就要追溯汉字的书写条件。
书写条件、书写材料各个地区都有所不同。如地中海地区使用纸草和羊皮纸，南亚使用贝叶和桦树皮制成的树皮纸，美洲使用无花果树皮制成的树皮纸等。而在我国，用刀刻在龟甲兽骨、陶器、玉石上，或是陶铸在各种青铜器上的文字，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成熟文字的记载。甲骨文主要记录占卜、祭祀之辞，陶铸在青铜器上的金文主要内容则是祭祀典礼、征伐记功、赏赐任命、颂扬先祖等。无论是制作甲骨文的的龟甲骨片，还是制作青铜器在其上面进行铸刻，花费的成本都是比较高的，而龟甲兽骨的获取量更是有限。甲骨文和青铜器两者携带和运输亦是不便。由此可见，这两者都是出于特殊的目的在特殊的材料上所留下的文字，自然不会是日常所大量使用的。
在殷商时期，竹类植物在我国南北便有着广泛的分布，其中某些株型高大的种类，因资源丰富，加工省易，在先民们的生活和生产中都有着广泛的应用。“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再经过“杀青”，竹简便可用于书写，无须繁复的制作工序。且在春秋战国时代，我们从典籍和出土实物上都可以知道，当时日常书写所用的材料是竹简、木牍，使用简牍显然不是战国春秋以至于西周时期的发明，而是后代对前代书写习惯的继承。
《尚书·多士》说：“唯殷先人有典有册。”陈梦家在《中国文字学》中提到，文字可分为官书和民书，凡作者是官吏或一切有铭文的器物和文书是王室宗庙或官府所有所用所造的，其上的文字就是官书；而凡作者是平民或一切器物和文书是平民所有所用所造的，其上的文字就是民书。自孔子开私人讲学之风，从此私学盛行，民书亦盛行。受自由讲学和自由著述的风气影响，诗书在民间传播，文字书写也更加普及，而作为普通百姓，自然是采用廉价易得的材料进行书写的。而竹简、木牍，正是具备了廉价易得、加工简便的特点。
既然当时普遍且大量使用的日常书写工具是竹、木这种廉价而易得的材料，由此我们推断，下行左书的书法行款形式，便是从开始使用简牍书写时所逐渐形成。
三、简牍书法行款秩序探微
王国维《简牍检署考》说：“书契之用自刻画始，金石也，甲骨也，竹木也，三者不知孰为先后，而以竹木之用为最广。竹木之用亦未识始于何时。”可见关于简牍开始使用的时间，至今仍无法确定，但在纸发明之前，简牍在我国一直作为人们书写的主要材料，纸发明以后，简牍仍然与纸并行使用了一段时间。关于简牍书法的行款秩序，我们可以根据现存的简牍书法资料进行探究。
何谓简牍？《辞源》里对“简牍”的解释是：“书牍，古时无纸，书于木片曰牍，书于竹版曰简。”。《论衡·量知》说“夫竹生于山，木生于林，为知所入。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断木为椠，片之为板，乃成奏牍”，就是讲“简牍”。 简牍书法中下行左书行款秩序的形成，笔者认为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
（一）简牍的材料特点及人的生理习惯。
“简”是指竹简和木简，“牍”则包括木牍和竹牍。竹简经过取材与修治，一般作长条状，简端等齐，作平头，但也有些简端作梯形或圆形。竹简容字根据其简长及字体大小而定，行数一般是两行或一行，字数则自八字至四十字不等，多则可容六十字。而木牍多半是长方形的薄木板，也有竹制品，主要是用作官方通信及文件移送的，根据字体大小及木牍宽度，多可容字五到九行，少可容字两行。
简牍呈长条状的材料特点，既可以从左至右或从右至左横写，亦可以从上而下竖写，但古人却选择了从上而下的字序，笔者由此可以推断，这与人书写的生理习惯有一定的关联，即唐兰先生所说的“便利”。古人书写的方式，一是手执简牍而书，二是将简牍置于案几上书写。横执简牍或横陈简牍于案几，易晃动且书写不便。而直书下行的书写方式，则显得稳固，且更为便利。
木牍一般是独立一块，而竹简、木简则编联成册，有的是先编后写，有的则先写后编。编简成册后是卷成卷的，若先编后写，将成卷的简册置于案几上，从右往左写，可边写边把卷好的简册打开，方便自然；若从左往右写，成卷的简册垫在手腕下，不便书写，即使先把简册摊开再书写，写完一列，移动整卷简册再写下一列，亦显得不便。先写后编亦是如此，依照人的生理习惯，除左撇子外，工作时总是以右手为主、左手为辅的，编简时左手取简，右手编简，自右而左（或自上而下），依次编结。由此编联成册的结果，阅读时自然是从右往左的。
此外，根据人的眼睛的生理特点，垂直视角比水平视角要小，由上至下阅读，眼球的摆动幅度小于从左至右或从右至左的水平阅读，换行方便，眼睛也不易疲劳。再者，古文无标点，人们需要接受过一定的教育才能识文断句，而文字上下排列比左右排列更易于断句。
由此可见，简牍自身材料的特点、书写、编简成册及阅读时的生理习惯，影响着简牍书法下行左书的行款秩序的形成。
（二）“尚右”观念的影响。
在古代，礼制是一种个非常特殊的上层建筑，中国原始的祭祀礼仪并未发展成为正式的宗教，而是很快转化为礼仪、制度的形式来约束人心。而古人对于方位尊卑的观念，尤其是尚左尚右的观念，与各种礼制制度、礼仪的形成有着一定的关联。
古人的著作中早已出现对汉语方位词尊卑的考证，甲骨卜辞及甲骨文亦可佐证。左右尊卑是一个复杂的观念，不同的时期“尚左”“尚右”各有不同，或是同一时期的不同地域又各有不同，或是在不同的场合又有所不同等。笔者大胆地推测，下行左书的书法行款形式，与我国的左右尊卑观念亦有一定的关联。
古文献中有所谓“殷人尚右”一说，朱彦民先生从甲骨文卜辞、甲骨文例、甲骨文字形以及相关考古资料中做了考证，对此说法是持肯定态度的。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亦表示：“秦汉以前，用右为上。”
而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并起，礼崩乐坏，此时的左右尊卑文化是多变的。胡明珠在其硕士毕业论文《上古汉语方位词所涵尊卑观念解析》中研究所得：从官职、军事设置以及行军的军事编制、军队部署上，可看出周朝、晋国、赵国、齐国是以右为尊的；而鲁国“犹秉周礼”，其礼仪制度应与周王室保持一致，“在公之右”意为当辅佐君王，“右”即是显贵的代称；在魏国，有“右宰”一职，在史书资料中却找不到“左宰”的信息，由此亦可将其看做是魏国尊右的一个侧面证明；宋国的官职左右尊卑不定，以时事为转移；楚国在春秋时期官职设置以右为尊，军事力量则以左为上，但到了战国后期，官职上也以左为尊了；秦国则文臣尚左，军事尚右。可见，在春秋战国时期，尚左尚右虽并无定法，但总体看来，大多的诸侯国仍秉承着以右为尊的传统。
此外，古代的符信和契约中有“左券”“右券”“左契”“右契”之分，持右者处在一个较为尊贵的地位，起主动作用，而持左券者是其从属者，由此体现的也是右尊左卑的思想。关于右券为尊，《战国策·韩策》对此有记载：“操右契而为公责德于秦、魏之主，裂地而为诸侯，公之事也。”兵符上亦有体现，《杜虎符》：“兵甲之符，右才（在）君，左在杜。”《东郡虎符》：“甲兵之符，右才（在）皇帝，左才（在）阳陵。”这些内容均反映出君王持右，将领持左，显然体现的是尚右的观念和思想。不仅是先秦，后世也是以右符为尊，尚右的传统影响深远。
中国人向来有“先书为尊”的习惯，根据上述关于先秦人民以右为尊的观念和传统，我们说简牍书法下行从右往左的行款秩序，是受“尚右”观念的影响，亦在情理之中。
（三）汉字的字形特征。
最初的汉字是象形的，古汉字90%以上是直立的，直立是古汉字的特征之一，汉字的直立造成汉字字形的竖长。
唐兰先生也认为，古代图画文字的行款是很自由的，但这种自由式的文字，到了长篇大段以后，也受到了拘束，大概每字的长短还是自由的，而宽度却慢慢地画一起来，如“虎”“象”“马”等一些原来正写的字，因太宽阔，就被竖了起来，头在上，尾在下，变成了侧写。
可见，汉字竖长的字形特征，若在简牍上采用横写的方式，上下便会显得压迫，而直书下行，则较为适合。从出土的汉简资料中我们亦可以发现，汉简中有大量行书、草书，行草书比篆隶楷更为自由随性，竖写的方式，使人们在简牍上可以更加任情恣性地进行书写与表达。
四、简牍书法影响了我国书法行款秩序
简牍是纸张发明之前，我国古代人们常用的书写工具。书法行款秩序的形成，可从简牍书法中一探究竟。
下行左书的书法行款秩序，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多种因素共同影响形成的结果。简牍廉价易得、加工简便的特点，使其自然地成为古代人们日常所普遍使用的书写工具。其呈长条形的材料特点，以及汉字自身字形特征的影响，使人们在书写时逐渐形成了从上而下的书写字序。而人们在简牍上进行书写、编简成册以及阅读时的生理习惯，则逐渐形成了从右至左的书写行序。先秦以前，人们“以右为尊”“尚右”的观念及传统，对书法下行左书的行款秩序的形成，亦有一定的影响。
下行左书的行款秩序形成之后，便逐渐成为一种习惯和传统，影响着我国的书法艺术。纵观历代的书法作品，无论书风、书体如何变化，总是保持着下行左书的行款秩序，并且一直延续至今。如此独特的行款秩序，是构成书法艺术独特魅力的因素之一，也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瑰宝。
参考文献：
[1]王凤阳.《汉字学》[M].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
[2]《书法史话》[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
[3]唐兰.《中国文字学》[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
[4]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修订本[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04年.
[5]刘俊波.《中国简牍书法文化》[M].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
[6]陈梦家.《中国文字学》[M].中华书局，2006年.
[7]沈颂金.《二十世纪简帛学研究》[M].学苑出版社，2003年.
[8]朱仁夫.《中国古代书法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9]胡明珠.《上古汉语方位词所涵尊卑观念解析》[D].江西师范大学，2011年.
[10]苏家寅.《商代林木应用探讨》[D].郑州大学，2011年.
[11]朱彦民.《卜辞所见“殷人尚右”观念考》[J].中国史研究，2005年.
[12]朱彦民.《“殷人尚右”的观念再考察——以甲骨文字形和考古资料为视角》[J].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6年.
作者简介：姓名：王莹，出生年月：1991年9月，性别：女，民族：汉，籍贯：海南，学校：华南师范大学，学位：硕士，研究方向：美术学（中西美术比较研究）。
关键词：书法行款；下行左书；简牍
中图分类号：J2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1-0235-02
下行左书的书法行款秩序，从简牍书法开始，便一直沿用至今。如此特殊的行款形式，是如何形成的？本文从简牍入手，试对书法“字序从上而下，行序从右至左”的行款秩序进行探究。
一、下行左书的书法行款秩序
行款就是字的排列顺序。行款包括字与字间的排列顺序和行与行间的排列次序这两个方面，前者称“字序”，后者称“行序”。
世界上各国文字的行款形式是多样的，其中大多是字序从左向右，行序从上至下的，和现在的西方文字一样。也有特殊的，如回纥文、蒙古文等，是字序下行，行序从左至右的。而中国汉字，以及在汉字发展阶段中逐渐形成的书法艺术，又有其独特的行款形式——字序从上至下，行序从右至左。
中国书法艺术源远流长，远在先秦时代，文字便开始从实用性走向艺术性，孕育着书法美。商、西周的文字已具有用笔、结体和章法等书法艺术所必备的三个方面的要素，书法在这时已初步形成。
在书法艺术的发展过程中，无论书体、笔法乃至书写工具如何演变，下行左书的书法行款秩序却从未改变，并一直延用至今。这当中的原因，应归结于书写材料以及受其影响而形成的书写传统。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文字记录的需要和规模不断扩大，要求书写材料必须具备易于获取、成本低、制作简便等特点。而从现有的出土文物来看，最早的有文字记录的载体，简牍的数量远远高于甲骨文，且简牍具备作为书写材料所需要的特点。因此，笔者认为，在纸张发明之前，简牍对后代书法行款秩序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
二、简牍之于书法行款的秩序
汉字书写自上而下、自右而左的行款形式，延续了几千年之久，一直到了清朝末年，一些知识分子学习西洋文化，倡导汉字改革，力主改变传统书写方式，汉字书写才开始改用从左到右的“横行”方式。但书法艺术，却始终保留着下行左书的行款形式。
是什么因素影响着我国汉字及书法形成了下行左书的行款秩序呢？唐兰先生在《中国文字学》中是这样说的：“从中国文字的性质说，每一个字都是从上写到下的，当然以下行为适宜，可是它们又是从左写到右的，为什么行款倒是从右写到左呢？这恐怕只是习惯的关系，觉得这样才便利。”
王凤阳先生赞同唐兰先生所说的汉字行款形式的形成是出于一种习惯，这是影响汉字下行左书行款秩序形成的其中一个因素，而书写赖以进行的物质条件：用什么写、写在什么上，则是形成这种行款形式的另一重要因素。他认为，解决汉字的行款的特殊性，就要追溯汉字的书写条件。
书写条件、书写材料各个地区都有所不同。如地中海地区使用纸草和羊皮纸，南亚使用贝叶和桦树皮制成的树皮纸，美洲使用无花果树皮制成的树皮纸等。而在我国，用刀刻在龟甲兽骨、陶器、玉石上，或是陶铸在各种青铜器上的文字，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成熟文字的记载。甲骨文主要记录占卜、祭祀之辞，陶铸在青铜器上的金文主要内容则是祭祀典礼、征伐记功、赏赐任命、颂扬先祖等。无论是制作甲骨文的的龟甲骨片，还是制作青铜器在其上面进行铸刻，花费的成本都是比较高的，而龟甲兽骨的获取量更是有限。甲骨文和青铜器两者携带和运输亦是不便。由此可见，这两者都是出于特殊的目的在特殊的材料上所留下的文字，自然不会是日常所大量使用的。
在殷商时期，竹类植物在我国南北便有着广泛的分布，其中某些株型高大的种类，因资源丰富，加工省易，在先民们的生活和生产中都有着广泛的应用。“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再经过“杀青”，竹简便可用于书写，无须繁复的制作工序。且在春秋战国时代，我们从典籍和出土实物上都可以知道，当时日常书写所用的材料是竹简、木牍，使用简牍显然不是战国春秋以至于西周时期的发明，而是后代对前代书写习惯的继承。
《尚书·多士》说：“唯殷先人有典有册。”陈梦家在《中国文字学》中提到，文字可分为官书和民书，凡作者是官吏或一切有铭文的器物和文书是王室宗庙或官府所有所用所造的，其上的文字就是官书；而凡作者是平民或一切器物和文书是平民所有所用所造的，其上的文字就是民书。自孔子开私人讲学之风，从此私学盛行，民书亦盛行。受自由讲学和自由著述的风气影响，诗书在民间传播，文字书写也更加普及，而作为普通百姓，自然是采用廉价易得的材料进行书写的。而竹简、木牍，正是具备了廉价易得、加工简便的特点。
既然当时普遍且大量使用的日常书写工具是竹、木这种廉价而易得的材料，由此我们推断，下行左书的书法行款形式，便是从开始使用简牍书写时所逐渐形成。
三、简牍书法行款秩序探微
王国维《简牍检署考》说：“书契之用自刻画始，金石也，甲骨也，竹木也，三者不知孰为先后，而以竹木之用为最广。竹木之用亦未识始于何时。”可见关于简牍开始使用的时间，至今仍无法确定，但在纸发明之前，简牍在我国一直作为人们书写的主要材料，纸发明以后，简牍仍然与纸并行使用了一段时间。关于简牍书法的行款秩序，我们可以根据现存的简牍书法资料进行探究。
何谓简牍？《辞源》里对“简牍”的解释是：“书牍，古时无纸，书于木片曰牍，书于竹版曰简。”。《论衡·量知》说“夫竹生于山，木生于林，为知所入。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断木为椠，片之为板，乃成奏牍”，就是讲“简牍”。 简牍书法中下行左书行款秩序的形成，笔者认为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
（一）简牍的材料特点及人的生理习惯。
“简”是指竹简和木简，“牍”则包括木牍和竹牍。竹简经过取材与修治，一般作长条状，简端等齐，作平头，但也有些简端作梯形或圆形。竹简容字根据其简长及字体大小而定，行数一般是两行或一行，字数则自八字至四十字不等，多则可容六十字。而木牍多半是长方形的薄木板，也有竹制品，主要是用作官方通信及文件移送的，根据字体大小及木牍宽度，多可容字五到九行，少可容字两行。
简牍呈长条状的材料特点，既可以从左至右或从右至左横写，亦可以从上而下竖写，但古人却选择了从上而下的字序，笔者由此可以推断，这与人书写的生理习惯有一定的关联，即唐兰先生所说的“便利”。古人书写的方式，一是手执简牍而书，二是将简牍置于案几上书写。横执简牍或横陈简牍于案几，易晃动且书写不便。而直书下行的书写方式，则显得稳固，且更为便利。
木牍一般是独立一块，而竹简、木简则编联成册，有的是先编后写，有的则先写后编。编简成册后是卷成卷的，若先编后写，将成卷的简册置于案几上，从右往左写，可边写边把卷好的简册打开，方便自然；若从左往右写，成卷的简册垫在手腕下，不便书写，即使先把简册摊开再书写，写完一列，移动整卷简册再写下一列，亦显得不便。先写后编亦是如此，依照人的生理习惯，除左撇子外，工作时总是以右手为主、左手为辅的，编简时左手取简，右手编简，自右而左（或自上而下），依次编结。由此编联成册的结果，阅读时自然是从右往左的。
此外，根据人的眼睛的生理特点，垂直视角比水平视角要小，由上至下阅读，眼球的摆动幅度小于从左至右或从右至左的水平阅读，换行方便，眼睛也不易疲劳。再者，古文无标点，人们需要接受过一定的教育才能识文断句，而文字上下排列比左右排列更易于断句。
由此可见，简牍自身材料的特点、书写、编简成册及阅读时的生理习惯，影响着简牍书法下行左书的行款秩序的形成。
（二）“尚右”观念的影响。
在古代，礼制是一种个非常特殊的上层建筑，中国原始的祭祀礼仪并未发展成为正式的宗教，而是很快转化为礼仪、制度的形式来约束人心。而古人对于方位尊卑的观念，尤其是尚左尚右的观念，与各种礼制制度、礼仪的形成有着一定的关联。
古人的著作中早已出现对汉语方位词尊卑的考证，甲骨卜辞及甲骨文亦可佐证。左右尊卑是一个复杂的观念，不同的时期“尚左”“尚右”各有不同，或是同一时期的不同地域又各有不同，或是在不同的场合又有所不同等。笔者大胆地推测，下行左书的书法行款形式，与我国的左右尊卑观念亦有一定的关联。
古文献中有所谓“殷人尚右”一说，朱彦民先生从甲骨文卜辞、甲骨文例、甲骨文字形以及相关考古资料中做了考证，对此说法是持肯定态度的。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亦表示：“秦汉以前，用右为上。”
而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并起，礼崩乐坏，此时的左右尊卑文化是多变的。胡明珠在其硕士毕业论文《上古汉语方位词所涵尊卑观念解析》中研究所得：从官职、军事设置以及行军的军事编制、军队部署上，可看出周朝、晋国、赵国、齐国是以右为尊的；而鲁国“犹秉周礼”，其礼仪制度应与周王室保持一致，“在公之右”意为当辅佐君王，“右”即是显贵的代称；在魏国，有“右宰”一职，在史书资料中却找不到“左宰”的信息，由此亦可将其看做是魏国尊右的一个侧面证明；宋国的官职左右尊卑不定，以时事为转移；楚国在春秋时期官职设置以右为尊，军事力量则以左为上，但到了战国后期，官职上也以左为尊了；秦国则文臣尚左，军事尚右。可见，在春秋战国时期，尚左尚右虽并无定法，但总体看来，大多的诸侯国仍秉承着以右为尊的传统。
此外，古代的符信和契约中有“左券”“右券”“左契”“右契”之分，持右者处在一个较为尊贵的地位，起主动作用，而持左券者是其从属者，由此体现的也是右尊左卑的思想。关于右券为尊，《战国策·韩策》对此有记载：“操右契而为公责德于秦、魏之主，裂地而为诸侯，公之事也。”兵符上亦有体现，《杜虎符》：“兵甲之符，右才（在）君，左在杜。”《东郡虎符》：“甲兵之符，右才（在）皇帝，左才（在）阳陵。”这些内容均反映出君王持右，将领持左，显然体现的是尚右的观念和思想。不仅是先秦，后世也是以右符为尊，尚右的传统影响深远。
中国人向来有“先书为尊”的习惯，根据上述关于先秦人民以右为尊的观念和传统，我们说简牍书法下行从右往左的行款秩序，是受“尚右”观念的影响，亦在情理之中。
（三）汉字的字形特征。
最初的汉字是象形的，古汉字90%以上是直立的，直立是古汉字的特征之一，汉字的直立造成汉字字形的竖长。
唐兰先生也认为，古代图画文字的行款是很自由的，但这种自由式的文字，到了长篇大段以后，也受到了拘束，大概每字的长短还是自由的，而宽度却慢慢地画一起来，如“虎”“象”“马”等一些原来正写的字，因太宽阔，就被竖了起来，头在上，尾在下，变成了侧写。
可见，汉字竖长的字形特征，若在简牍上采用横写的方式，上下便会显得压迫，而直书下行，则较为适合。从出土的汉简资料中我们亦可以发现，汉简中有大量行书、草书，行草书比篆隶楷更为自由随性，竖写的方式，使人们在简牍上可以更加任情恣性地进行书写与表达。
四、简牍书法影响了我国书法行款秩序
简牍是纸张发明之前，我国古代人们常用的书写工具。书法行款秩序的形成，可从简牍书法中一探究竟。
下行左书的书法行款秩序，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多种因素共同影响形成的结果。简牍廉价易得、加工简便的特点，使其自然地成为古代人们日常所普遍使用的书写工具。其呈长条形的材料特点，以及汉字自身字形特征的影响，使人们在书写时逐渐形成了从上而下的书写字序。而人们在简牍上进行书写、编简成册以及阅读时的生理习惯，则逐渐形成了从右至左的书写行序。先秦以前，人们“以右为尊”“尚右”的观念及传统，对书法下行左书的行款秩序的形成，亦有一定的影响。
下行左书的行款秩序形成之后，便逐渐成为一种习惯和传统，影响着我国的书法艺术。纵观历代的书法作品，无论书风、书体如何变化，总是保持着下行左书的行款秩序，并且一直延续至今。如此独特的行款秩序，是构成书法艺术独特魅力的因素之一，也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瑰宝。
参考文献：
[1]王凤阳.《汉字学》[M].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
[2]《书法史话》[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
[3]唐兰.《中国文字学》[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
[4]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修订本[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04年.
[5]刘俊波.《中国简牍书法文化》[M].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
[6]陈梦家.《中国文字学》[M].中华书局，2006年.
[7]沈颂金.《二十世纪简帛学研究》[M].学苑出版社，2003年.
[8]朱仁夫.《中国古代书法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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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姓名：王莹，出生年月：1991年9月，性别：女，民族：汉，籍贯：海南，学校：华南师范大学，学位：硕士，研究方向：美术学（中西美术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