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富士康跳楼事件”令中国众多外资、合资企业纷纷上演“加薪潮”，而伴随着加薪的浪潮，中国劳动力价格必然上于卜。
　　随着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到来，全球经济已出现明显的竞争格局一一以美国为首的北美集团，在奥巴马“再工业化”政策推动下，不仅在新能源领域继续保持优势，而且依靠其强大的制造业优势，已进入一个复苏局面。受希腊债务危机影响的欧洲虽在各方努力下稳定下来，但复苏迹象缓慢，整个局面不容乐观。中国则在经济刺激计划下率先进入复苏，此外，被誉为“金砖四国”的印度、巴西等也进入到一个寝快的复苏时期。
　　这种复苏的差异性已造成全球制造业新一轮的成本投票，从本质上说，也是全球制造业在利益分配上的一种较量。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随着成本上涨，尤其是跨国企业巨头在这方面的担忧不可避免。
　　不过，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新兴经济体劳动力成本上涨是必然的，希望劳动力永远“物美价廉”并不现实。一直以来，中国都将人工成本当成制造的最大竞争优势，这种利用人口红利的发展模式确实让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获得了很大发展，从而完成了前期的资夺积累。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虽然地方经济得到了发展，但针对发展环境的配套设施却缺乏相应投入，从而提高了制造业的发展成本。由于长久以来中国劳工处于产业价值链最低端，许多时候·件发达国家拥有知识产权的商品，中国劳工成本约只有1～5％左右，面30～50％以上的利润被发达国家拿走。所以，发达国家的让利应是适应中国价格的合理之道。
　　但是，利润的诱惑显然不是那么容易更改。对那些习惯了高利润、高收入的发达国家企业来讲，一定会千方百计地逃避承担中国劳工成本上涨的责任。
　　可以预想，一方面，西方国家会恢复制造业，通过减少进口的方式平衡“·p国制造”价格压力；同时，西方企业必将加大与中国各地出口企业的谈判力度，想尽办法压低“中国制造”的商品出口价格。另一方面，一些在中国设厂生产的外资企业，还会要求当地政府要有更多的优惠政策，否则就会提出将企业搬到印度、越南等地。在过去，“撤资”是一些外资企业屡试不爽的招数。其实，那些西方企业如果只想冲着劳动力成本低去各国投资设厂=供其选择的余地并不大。缺乏成熟的工业基地和产业链条的东南亚国家，进入的门槛和难度并不小。更何况，受中国需求的带动，中国周边国家的经济复苏实际上已超出了原来预期，中国正在成为周边国家经济发展的引擎，离中国市场越近、离中国消费者越近，显然对企业发展越有利。因此，在中国以外的市场设立企业，不仅有许多实际困难，进行转移的企业还可能失去中国市场。
　　无论从哪个角度计算，以当前中国制造的性价比看，就算西方国家恢复了本地制造业，在短期内，“中国制造”依然有一定的竞争力，据最新统计，中国依然是全球最具吸引力的外商投资目的地之一。所以，中国各地政府和企业必须对此有充分的信心和全球视野。
　　德国制造业是全世界成本最高的国家，但他们生产的是像宝马、奔驰这样的高附加值产品，就连中国的地铁设备也是从德国进口的。为什么德国能生产这些高附加值的产品?因为得益于德国特殊的人才培养制度，即具有高技能的技师人才的培养。德国技术人才分为两条路——工程师和技师之路，他们待遇相同，有时技师收入还高过工程师，因此他们能生产出精美的产品，高技能的员工决定了德国差异化战略的成功。
　　不可否认，中国与西方国家在“中国制造”的商品价格上会有一场残酷的博弈。中国劳工的成本已只能升不能降，相比之下，一直有着高利润的西方有更多后退的空间。这时，双方比的就是信心和定力，如果没有自信，就会在利益竞争中败下阵来。
　　当然，这并不等于中国出口企业和各地政府就不做自我提升了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提升同样需要中国做出更多的补偿。中国可以针对发展环境配套设施的一些薄弱环节如采购、运输、库存等方面进行成本的重新运营和核算，研究显示，这部分薄弱环节的中国成本是日本企业的一倍以上。如能把中国国内产业链成本降低，“中国价格”势必仍有很大说服力。此外，中国也可借机进行出口产品升级。如果说过去“中国制造”是“物美价廉”，那么在未来，实现“中国制造”的“物更美、价很平”应是可以做到的。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提升而带来“中国制造”价格的提升是正常的，不过“中国制造”价格的提升并不是漫天要价，而是一种漫长的调适过程，直到让中国与世界都完全适应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