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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中共早期中央秘密机关里的“老板娘”,人们常常会想到熊瑾汀的妻子朱端绶。但还有一位世人不太知道的“老板娘”,邓颖超曾夸奖过“她是我们党内另一位很能干的老板娘”,“我们党用了人家很多钱,她从来不跟我们党算账”。这一位鲜为人知的“老板娘”就是周宗琼。
1992年7月20日下午,由朋友引领,笔者来到北京东单东堂子胡同,拜访了这位对中国革命有过特殊贡献的老妈妈。
受党的委托,自筹经费创办国防动力酒精厂,为《新华日报》的出版和革命活动提供必要的资金
周宗琼,1910年出生于重庆一个普通的职员家庭。1931年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北平女子第一高中。1933年她又以优异的成绩从北平女子第一高中毕业,回到家乡江津教小学,第二年她就接任了校长。
周宗琼因受北平青年爱国进步思想影响,在教学中也常对学生进行革命启蒙教育。后因打抱不平,指责警察是富人的帮凶而得罪警察,从而被迫离开心爱的教育事业。
1936年,26岁的周宗琼和时在重庆天成厂工作的任宗德结为伉俪。
1938年,天成厂破产。任宗德、周宗琼夫妇带着厂里遣散的一部分机电设备,经同学介绍,入股参加了四川合川胜利酒精厂,负责筹建在重庆化龙桥的营业处。
这一营业处从房屋布局、建筑设计到施工管理全由周宗琼一人负责。两个多月后,建成了上下两层砖木结构的小楼房。
当时,日军飞机经常对重庆进行大轰炸,重庆的住房十分紧张,房屋还在建筑时就有许多单位或个人前来联系租用。化龙桥的小楼建好后不久,也就是在1939年初就被国民党某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一个姓虞的处长租去了上边的二楼。
就在周宗琼艰难地进行第二次创业起步时,她的一位老同学冉琴舫突然来化龙桥找她。两人交情很深,冉琴舫开门见山地对周宗琼说:“中国共产党的副主席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代表团已得到国民党中宣部的批准,在重庆继续公开出版发行《新华日报》。他们现在需要一个门市部,而且由于日机大轰炸,他们希望找一个离城市中心稍微远一点的地方。一些对共产党政策不够了解的房主,不敢和他们接近,有房子也不敢租给他们,因此他们找房子比较困难。我来找你,看看你能不能把新盖好的房子租给他们用一下?”
周宗琼早就盼望能与共产党有个接触的机会,可她抑制住激动的心情据实相告说:“真对不起,你要早来几天就好了。因为我的楼上已经租给国民党的一个集团军办事处了,现在楼下若再住上共产党的人,他们生活、办事可能都不方便吧?”谁知冉琴舫斩钉截铁地说:“只要你同意,他们一定会处理好这个关系。”——这正符合周恩来长期地下斗争积累下来的经验: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
第二天上午,《新华日报》的经理熊瑾汀来和周宗琼商量租用她的底楼作为报纸营业部的事。当时底楼刚好有四间房子没有间隔,非常适合新华日报社使用。这样,经周宗琼同意,新华日报社就搬了过来。
不几天,周宗琼发现,《新华日报》营业部白天办事的人并不多,晚上住宿的人却不少。每天天还没亮,住宿的人就悄悄起来,收拾好铺位,又很快恢复成门市营业部的陈设。每天住宿的人只有熊经理是位有家室的人,其余都是一群热血青年。他们都是早出晚归,回来后有说有笑、热情洋溢,整个营业部充满民主、平等、团结、和睦的氛围。这种平等的政治环境正是青年周宗琼多年追求和向往的。
周宗琼在细致的观察中还发现,身为《新华日报》经理的熊瑾汀和他的夫人朱端绶连一个正式床位都没有,生活非常不方便。于是,她就和丈夫任宗德商量,把他们自己住的那间房子让一半给熊老板,中间拉起一条布帘把两张床位隔开。熊瑾汀、朱端绶夫妇十分感激并同意了。
1939年夏天,中共南方局在重庆的活动经费十分困难。熊瑾汀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委托任宗德、周宗琼夫妇自筹资金办一家独立的国防动力酒精厂,由周宗琼任厂长,好为《新华日报》的出版提供必要的资金。
周宗琼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是她十分乐意地接受了。她的酒精厂办得很成功,为《新华日报》的正常出版、为革命活动提供了许多经费。也就是从那时起,周宗琼在中共党内同志中就有了一个“老板娘”的称号。她也是中共在困难时期获得第二个“老板娘”称号的人。第一位被人们称为“老板娘”的就是熊瑾汀的夫人朱端绶,20世纪20年代末周恩来在上海领导党的地下斗争时,她就获此光荣称号了。
1945年,从事地下工作的一部分人因为身份暴露,被秘密撤退到重庆,国民党特务、宪兵们跟踪得很紧,他们随时有被特务、宪兵们抓去的危险。为了保存下这批革命力量,周恩来决定尽快转移他们:有的要撤回延安,有的要分配到其他工作岗位,还有的要立即出国……可是,组织上一时拿不出这么多的转移经费。
周宗琼回忆到这里时,十分感慨地说:“当时,我的一笔货还未出手,而我们党组织派来拿钱的人就坐在我家客厅里等着。我当机立断,主动降低货价,把拿到手的货款一子不留地交给了来人。”这一次义举让40多名同志安全从重庆脱险转移。
1946年,国共和谈面临破裂的危险,吴克坚在上海领导的地下机关奉命紧急转移,中共再次请周宗琼给予资金支持。周宗琼二话没说,又提供了全部资金,保障了同志们安全离开上海。
从1939年到1949年的10年时间内,周宗琼当时虽是位党外人士,但无数次地为《新华日报》的顺利出版,为革命同志的安全转移,以及为党的其他活动提供了难以计数的资金。
周宗琼回忆起这些时,脸上皱纹舒展,笑着说:“有人说我们党要欠我周宗琼几千两黄金。离休后没事,我还真的估算过,有还真是有的。但我决不跟党算账,要算就算我周宗琼向党组织交的党费吧。”周宗琼说得那么坦然、自豪和真诚,表现了她那为革命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
周恩来认为周宗琼夫妇都是政治上十分可靠的人。熊瑾汀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劝周宗琼不入党
1943年秋季,周宗琼的酒精厂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她就在母亲的住地韦家院坝修建了一栋好房屋作为酒精厂的办事处。这时,她已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她与熊瑾汀夫妇也成了无话不谈的密友。熊瑾汀就向她介绍了周竹安(共产党员)去担任这个办事处的秘书。因为姓周,外人会以为周竹安是周宗琼的娘家人,是裙带关系进来的人,不易引起警觉和怀疑。这时,不仅周宗琼的酒精厂越办越兴旺,而且因为韦家院坝地方比较偏僻,只是酒精厂的一个营业点,人员来来往往很方便,能很好地掩人耳目,所以,在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共南方局就利用这里作为一处爱国民主人士及部分党的地下工作的联络点。
打那以后,龚饮冰、李维汉、吴克坚等一些党内著名人士常常扮成商人模样到韦家院坝联系工作。党外一些进步知名人士如李公朴、沙千里、沈钧儒、翦伯赞、史良、罗叔章等人也常常在这里举行半公开的聚会。
周宗琼最引为自豪的事,是她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时的情景。她说:“那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
1944年春季的一个傍晚,周恩来在熊瑾汀的陪同下来到韦家院坝16号周宗琼家的小客厅。由于事先已告知周宗琼,“有一位重要人物来看望你们”,所以,任宗德、周宗琼夫妇不仅让孩子和老人都守在家里,还早早迎候在门口。周恩来大步向他们走来,一边一见如故地和他们夫妇亲切握手,一边又亲热地说:“熊老板早已向我介绍过,你们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你们作为爱国进步的实业家,为我们《新华日报》做了不少工作,帮助我们做团结抗战的事业,我很感谢你们,所以来看望你们。不过我来迟了,请多多见谅,多多见谅!”
回忆到这里,周宗琼洋溢着一脸幸福和笑意。她接着说:“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总理,留下的是终生难忘的印象。”
当时,周宗琼一家人都高兴极了,她的老母亲和两个女儿都跑出来看周恩来。周恩来见到周宗琼母亲时热情地问周老夫人好,称赞老人在化龙桥几次大胆地掩护中共地下党员涉险过关,并向老人表示诚挚的谢意。
周宗琼的一个女儿当时只有4周岁,也瞪着大眼睛挤到周恩来身边。周恩来随手把她抱起来,放在自己腿上,然后问起孩子的年龄、名字。当小姑娘半清不楚地说自己叫“任时来”时,周恩来乐呵呵地对任时来说:“你这个名字已经有一个字和我相同,如果你随妈妈姓,就有两个字和我相同了。”他这么一说,在场的人都笑了。也许就是周恩来这句不经意的话,使得周宗琼后来的六个子女都随母姓周了。
从那次见面之后,周恩来认为,任宗德、周宗琼夫妇都是政治上十分可靠的人,他经常在韦家院坝16号向有关人员作形势报告,也经常到这里秘密或半公开甚至公开会见各方面人士。这些活动也都受到了周宗琼的周密照顾。有一次,邓颖超因为工作上的事需要回一趟延安,重庆有关民主人士就组织欢送。为避开重庆国民党特务的眼睛,在考虑合适地点时最后也选择了韦家院坝16号。史良、罗叔章等知名人士都参加了。
1946年春,重庆妇女联谊会成立,周宗琼当选为联谊会委员,成立大会的地点也选在了韦家院坝16号,会务方面的开销也全部由周宗琼承担。
早在1942年,周宗琼就口头向熊瑾汀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她回忆说,当时,“我在政治上还很幼稚,认为我办厂赚钱这条路走错了,不像一个革命的无产者”。所以,她当时向熊瑾汀提出,能不能不再办厂了,让她在党的领导下做别的工作,以便早日加入党的组织。
熊瑾汀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告诉她:你能有这样的思想认识,说明你思想上已经进步了。但是,如果你真的这样做了,那又做错了。现在的情况是,如果以我们共产党的名义在重庆办这样的厂还不可能,或者办了也是困难重重,而你处在目前这个位置上却可以办这样的厂。你赚钱本身不是一件坏事,问题是你赚的钱往哪儿用。你把挣到的钱用来支持我们革命事业,这个贡献就非常大,党组织一定会记住你,你就发挥了在党内起不到的特殊作用。这样,你留在党外发挥的革命作用也就更大了。
周宗琼听了熊瑾汀的一番话,明白了更深的革命道理,也就缓解了当时迫切要求入党的心情。
到了1945年,抗日战争已经胜利在望,局势瞬息万变。周宗琼认为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她一天也不能离开共产党的领导了,于是又一次找到熊瑾汀,十分恳切地提出自己的入党请求。
熊瑾汀告诉周宗琼:“我们还是没有考虑你的入党问题。但是你要明白,在国难当头时,国共两党尚能勉强维持共同抗日的大局,一旦抗战胜利,两党之间各自走什么样的路还很难说,说不定我们党还会出现更为险恶的情况。这里是大后方,是国统区,我们有许多同志在党外时工作得很好,很有成效,一旦入了党,自己身份变了,在工作中就难免有所顾忌,有时反而不如在党外好做工作了。”
周宗琼听了之后,心里很不服气,还错误地认为熊瑾汀不信任她,就掏心挖肺地表白说:“既然今后白区工作环境更恶劣,更危险,不是更能考验一个人吗?”
熊瑾汀又耐心地教育周宗琼说:“你迫切入党的心情我们是理解的。但是你入党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为党做革命工作,现在党组织希望你留在党外,才可以更好地为革命工作,所发挥的作用比你入党后还要大,那也是革命的需要啊!”
听了熊瑾汀的话,周宗琼的情绪还是不能平复。熊瑾汀就向她讲了一段自己的亲身经历。
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发起成立进步青年革命组织新民学会时,熊瑾汀自己也是发起人之一。可是长沙党小组成立时,毛泽东却要他暂时留在党外,并以国民党左派的面目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结果做了大量共产党员不能做的革命工作,发挥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直到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下令通缉熊瑾汀,他才加入党的组织。
这时,周宗琼才终于听明白了其中的革命道理,从而不再计较自己入党的事。“我是1956年加入党组织的。”周宗琼老人如是说。
巨资赞助陶行知
在与周宗琼的交谈中,她亲切地告诉我们,当时她有几位特别谈得来的好朋友,有翦伯赞、陶行知、熊瑾汀,还有周竹安。
1945年,在国防动力酒精厂越办越有气势并且取得一定经济成果的时候,任宗德带上一部分资金到上海另图发展。当任宗德在上海爱棠新村看好一处住宅,要周宗琼速将资金带去上海购买时,周宗琼就委托罗叔章把黄金带去上海,最后买下了上海的这处住宅。这也成了她后来到上海发展的一处基地。
蒋介石还都南京后,重庆的各行各业冷落了许多。1946年,周宗琼辛辛苦苦经营起来的动力酒精厂也无奈地停业,但留下一笔雄厚的资金。周宗琼作为该厂的创办人,分得了一笔巨款。当时,陶行知也正在忙着他所办的学校内迁等工作。当他得悉周宗琼拿到这笔巨款后,就问她打算怎么使用。周宗琼告诉他,事出突然,还未有成熟的考虑。她还坚决地告诉陶行知:“我有个原则,就是绝不拿这笔钱用作以赚钱为目的的事。”陶行知称赞她的做法对,并说:“你还应该按照共产党的安排去做。现在国统区人民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运动。我们就应该有一个反映我们民众声音的阵地。现在我想办一个出版社,希望得到你的支持并参加到我的队伍中来。”
周宗琼一听,毫不犹豫地把一笔巨款都给了陶行知新成立的出版社。这个出版社最初的名字是郭沫若起的,叫“大呼”,是为人民大声疾呼的意思。后来经仔细考虑,“大呼”的名字太露,最后改叫“大孚”。由于周宗琼投入巨款,陶行知在办大孚出版社的登记手续时,把周宗琼登记为董事长,经理是沙千里,总编辑是陶行知,所有参与“大孚”的工作人员都是董事会成员。其中有翦伯赞、周竹安等人。
大孚出版社一成立,就出版了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第二册等书。
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界左翼人士宋之的、司徒慧敏等准备筹办电影事业,也动员任宗德、周宗琼夫妇参加。他们也同意了,并出资支持,组建了昆仑影业公司,拍摄进步电影。当时,“大孚”、“昆仑”都是在重庆韦家院坝创建起来的。房子不够用,周宗琼就找到好友郑玉泳,借了她的几间房子给这两家公司用。为“大孚”、“昆仑”,周宗琼不仅无偿地投入了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巨额资金,也为这两家公司的正常运作费尽了心血。
在党的领导下,“大孚”和“昆仑”也不负众望,出版发行了许多进步书刊、电影,为人民大众“呼”出了心声。
后来,“大孚”、“昆仑”一起由重庆迁到了上海。
造反派在周宗琼家中挖地三尺也没有找到所谓的黄金
1946年,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先后遇刺身亡,国民党统治区反动势力很猖獗。周恩来、邓颖超让史良传话给周宗琼:蒋介石已拟好一份暗杀民主进步人士的黑名单,要周宗琼尽量减少公开的革命活动,千万注意安全,以保存革命力量。之后,又传来了陶行知病逝于上海的消息。于是,周宗琼赶到上海。
这时,主办“大孚”出版工作的沙千里告诉周宗琼:从重庆带到上海的“大孚”3000万元资金全被一个骗子骗去了,迁到上海的“大孚”无法开展正常的工作。
1946年底的一天,周宗琼接到通知,要她和丈夫任宗德火速到马思南路“周公馆”去一趟。当他们乘车赶到时,看见周恩来、沈钧儒、翦伯赞、华岗、范长江等均已到了。周宗琼就向周恩来汇报了“大孚”的情况。周恩来对她说:“‘大孚’是陶行知先生生前开创的遗业,我们共产党要支持‘大孚’继续为人民‘呼喊’下去。”于是,周恩来当场对“大孚”的人事作了调整和安排:由翦伯赞继任陶行知的总编辑,由周宗琼继任沙千里的经理,由华岗作为党的代表帮助“大孚”开展工作。同时,周恩来也对昆仑影业公司的工作作了安排和布置。他明确指出,凡“昆仑”拍片所需资金由夏云瑚、任宗德、章乃器和蔡叔侯负责。而且他们四个人只管出钱,不管拍片子的具体事情。另外组成一个编委会负责拍片,编委会直接受中共领导。
1947年初,蒋介石关闭了国共和谈的大门,上海、南京等地共产党的组织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大孚”没有停止工作。它出版了《陶行知诗歌集》,郭沫若的《天地玄黄》、《沸羹集》,费立德的《屈原新论》,焦敏之的《古代东方》等。这些进步书籍就像暗夜里闪闪的灯光,照亮了上海人民的心头。
昆仑影业公司的工作更加困难。当时,他们正在拍摄《一江春水向东流》上、下两集故事片。上集还没拍完,章乃器就退出了“昆仑”,抽走了属于他的那部分资金。于是,由夏云瑚接任“昆仑”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任宗德担任制片厂厂长。可是,拍完《一江春水向东流》上集后,刚拍下集,夏云瑚又由于种种原因,抽回了原本按比例垫付的500两黄金。这一下引起了“昆仑”的经济大危机,“一江春水”面临“流”不下去的局面。
周宗琼时兼“昆仑”西南发行公司经理,她十分着急,不忍让这么好的一部进步文艺作品中途夭折,就多方奔走,可就是筹不到拍片的资金。在这关键时刻,她想到了周恩来临离上海时对她的嘱托:“这是一项政治任务,不仅仅是投资办企业,一定要尽最大努力支持。”这样,周宗琼又匆匆坐上轮船从上海到香港,直接向华岗和翦伯赞汇报了当时面临的困难局面,请求他们指示和资助。同时,周宗琼直接通知她在重庆的弟弟,立即处理掉她在重庆的所有不动产(韦家院坝除外,因为国民党特务们早就对她产生怀疑,当时已将她的这处房产控制起来)。后来史良也帮着借来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钱,终于使《一江春水向东流》拍竣。为了拍齐、拍好《一江春水向东流》,周宗琼使出了浑身解数,真正做到倾囊相助的地步了。
新中国成立后,周宗琼被调到国家水利部工作。她是全国政协第一、二届的列席代表。她在水利战线上兢兢业业地工作,于195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她长期追求的理想。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周宗琼遭受到残酷的斗争和无情打击,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和伤害。周宗琼在上海任“大孚”总经理和昆仑影业公司投资人期间,曾拍过一部名叫《武训传》的电影。因这部电影遭到毛泽东的批评,她也就被扣上反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此外,她在革命最困难的时期办厂经商,无偿为革命提供资金、掩护革命志士脱离险境的义举也被说成是剥削人民血汗的“黑资本家”,要她向人民低头认罪,交出自己私藏在家的黄金。当周宗琼回答说,她没有什么私藏在家的黄金时,竟遭到造反派的毒打。
造反派对周宗琼的批斗不断升级,使她蒙受了屈辱和非人待遇。有人提醒她:你的问题总理完全说得清,你应该悄悄向总理捎个信。
然而,周宗琼铁骨铮铮地说:“我是个小人物,受点伤害算什么?总理要操持这么大一个国家,我怎么好意思给总理添麻烦呢?再说,他的处境也很艰难啊!”
就这样,周宗琼以顽强的意志挺了过来。“文革”后,老干部们的冤假错案纷纷得到纠正或平反昭雪,周宗琼也不例外。说到这里,老人脸上荡漾起了笑容,说:“最可笑的是那些造反派们硬说我周宗琼家里藏有大量黄金。我说没有他们还不相信,对我发狠说:‘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把你私藏的黄金挖出来。’最后那伙人拿来了铁镐和锤凿器具,到我的家中横敲竖挖:天花板敲掉了,木地板撬开了,把整个房间像种地似的刨了个遍,也没有找到一枚铜板,更别说什么黄金了。”
1996年5月2日,周宗琼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巾帼英雄谁与比,山城当呼宗琼来。”这是笔者得到周宗琼去世后含泪为她撰写的挽联。这副挽联虽未能呈送到老人灵前,但表达了我对这位革命老妈妈一片崇敬的心情。
1992年7月20日下午,由朋友引领,笔者来到北京东单东堂子胡同,拜访了这位对中国革命有过特殊贡献的老妈妈。
受党的委托,自筹经费创办国防动力酒精厂,为《新华日报》的出版和革命活动提供必要的资金
周宗琼,1910年出生于重庆一个普通的职员家庭。1931年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北平女子第一高中。1933年她又以优异的成绩从北平女子第一高中毕业,回到家乡江津教小学,第二年她就接任了校长。
周宗琼因受北平青年爱国进步思想影响,在教学中也常对学生进行革命启蒙教育。后因打抱不平,指责警察是富人的帮凶而得罪警察,从而被迫离开心爱的教育事业。
1936年,26岁的周宗琼和时在重庆天成厂工作的任宗德结为伉俪。
1938年,天成厂破产。任宗德、周宗琼夫妇带着厂里遣散的一部分机电设备,经同学介绍,入股参加了四川合川胜利酒精厂,负责筹建在重庆化龙桥的营业处。
这一营业处从房屋布局、建筑设计到施工管理全由周宗琼一人负责。两个多月后,建成了上下两层砖木结构的小楼房。
当时,日军飞机经常对重庆进行大轰炸,重庆的住房十分紧张,房屋还在建筑时就有许多单位或个人前来联系租用。化龙桥的小楼建好后不久,也就是在1939年初就被国民党某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一个姓虞的处长租去了上边的二楼。
就在周宗琼艰难地进行第二次创业起步时,她的一位老同学冉琴舫突然来化龙桥找她。两人交情很深,冉琴舫开门见山地对周宗琼说:“中国共产党的副主席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代表团已得到国民党中宣部的批准,在重庆继续公开出版发行《新华日报》。他们现在需要一个门市部,而且由于日机大轰炸,他们希望找一个离城市中心稍微远一点的地方。一些对共产党政策不够了解的房主,不敢和他们接近,有房子也不敢租给他们,因此他们找房子比较困难。我来找你,看看你能不能把新盖好的房子租给他们用一下?”
周宗琼早就盼望能与共产党有个接触的机会,可她抑制住激动的心情据实相告说:“真对不起,你要早来几天就好了。因为我的楼上已经租给国民党的一个集团军办事处了,现在楼下若再住上共产党的人,他们生活、办事可能都不方便吧?”谁知冉琴舫斩钉截铁地说:“只要你同意,他们一定会处理好这个关系。”——这正符合周恩来长期地下斗争积累下来的经验: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
第二天上午,《新华日报》的经理熊瑾汀来和周宗琼商量租用她的底楼作为报纸营业部的事。当时底楼刚好有四间房子没有间隔,非常适合新华日报社使用。这样,经周宗琼同意,新华日报社就搬了过来。
不几天,周宗琼发现,《新华日报》营业部白天办事的人并不多,晚上住宿的人却不少。每天天还没亮,住宿的人就悄悄起来,收拾好铺位,又很快恢复成门市营业部的陈设。每天住宿的人只有熊经理是位有家室的人,其余都是一群热血青年。他们都是早出晚归,回来后有说有笑、热情洋溢,整个营业部充满民主、平等、团结、和睦的氛围。这种平等的政治环境正是青年周宗琼多年追求和向往的。
周宗琼在细致的观察中还发现,身为《新华日报》经理的熊瑾汀和他的夫人朱端绶连一个正式床位都没有,生活非常不方便。于是,她就和丈夫任宗德商量,把他们自己住的那间房子让一半给熊老板,中间拉起一条布帘把两张床位隔开。熊瑾汀、朱端绶夫妇十分感激并同意了。
1939年夏天,中共南方局在重庆的活动经费十分困难。熊瑾汀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委托任宗德、周宗琼夫妇自筹资金办一家独立的国防动力酒精厂,由周宗琼任厂长,好为《新华日报》的出版提供必要的资金。
周宗琼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是她十分乐意地接受了。她的酒精厂办得很成功,为《新华日报》的正常出版、为革命活动提供了许多经费。也就是从那时起,周宗琼在中共党内同志中就有了一个“老板娘”的称号。她也是中共在困难时期获得第二个“老板娘”称号的人。第一位被人们称为“老板娘”的就是熊瑾汀的夫人朱端绶,20世纪20年代末周恩来在上海领导党的地下斗争时,她就获此光荣称号了。
1945年,从事地下工作的一部分人因为身份暴露,被秘密撤退到重庆,国民党特务、宪兵们跟踪得很紧,他们随时有被特务、宪兵们抓去的危险。为了保存下这批革命力量,周恩来决定尽快转移他们:有的要撤回延安,有的要分配到其他工作岗位,还有的要立即出国……可是,组织上一时拿不出这么多的转移经费。
周宗琼回忆到这里时,十分感慨地说:“当时,我的一笔货还未出手,而我们党组织派来拿钱的人就坐在我家客厅里等着。我当机立断,主动降低货价,把拿到手的货款一子不留地交给了来人。”这一次义举让40多名同志安全从重庆脱险转移。
1946年,国共和谈面临破裂的危险,吴克坚在上海领导的地下机关奉命紧急转移,中共再次请周宗琼给予资金支持。周宗琼二话没说,又提供了全部资金,保障了同志们安全离开上海。
从1939年到1949年的10年时间内,周宗琼当时虽是位党外人士,但无数次地为《新华日报》的顺利出版,为革命同志的安全转移,以及为党的其他活动提供了难以计数的资金。
周宗琼回忆起这些时,脸上皱纹舒展,笑着说:“有人说我们党要欠我周宗琼几千两黄金。离休后没事,我还真的估算过,有还真是有的。但我决不跟党算账,要算就算我周宗琼向党组织交的党费吧。”周宗琼说得那么坦然、自豪和真诚,表现了她那为革命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
周恩来认为周宗琼夫妇都是政治上十分可靠的人。熊瑾汀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劝周宗琼不入党
1943年秋季,周宗琼的酒精厂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她就在母亲的住地韦家院坝修建了一栋好房屋作为酒精厂的办事处。这时,她已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她与熊瑾汀夫妇也成了无话不谈的密友。熊瑾汀就向她介绍了周竹安(共产党员)去担任这个办事处的秘书。因为姓周,外人会以为周竹安是周宗琼的娘家人,是裙带关系进来的人,不易引起警觉和怀疑。这时,不仅周宗琼的酒精厂越办越兴旺,而且因为韦家院坝地方比较偏僻,只是酒精厂的一个营业点,人员来来往往很方便,能很好地掩人耳目,所以,在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共南方局就利用这里作为一处爱国民主人士及部分党的地下工作的联络点。
打那以后,龚饮冰、李维汉、吴克坚等一些党内著名人士常常扮成商人模样到韦家院坝联系工作。党外一些进步知名人士如李公朴、沙千里、沈钧儒、翦伯赞、史良、罗叔章等人也常常在这里举行半公开的聚会。
周宗琼最引为自豪的事,是她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时的情景。她说:“那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
1944年春季的一个傍晚,周恩来在熊瑾汀的陪同下来到韦家院坝16号周宗琼家的小客厅。由于事先已告知周宗琼,“有一位重要人物来看望你们”,所以,任宗德、周宗琼夫妇不仅让孩子和老人都守在家里,还早早迎候在门口。周恩来大步向他们走来,一边一见如故地和他们夫妇亲切握手,一边又亲热地说:“熊老板早已向我介绍过,你们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你们作为爱国进步的实业家,为我们《新华日报》做了不少工作,帮助我们做团结抗战的事业,我很感谢你们,所以来看望你们。不过我来迟了,请多多见谅,多多见谅!”
回忆到这里,周宗琼洋溢着一脸幸福和笑意。她接着说:“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总理,留下的是终生难忘的印象。”
当时,周宗琼一家人都高兴极了,她的老母亲和两个女儿都跑出来看周恩来。周恩来见到周宗琼母亲时热情地问周老夫人好,称赞老人在化龙桥几次大胆地掩护中共地下党员涉险过关,并向老人表示诚挚的谢意。
周宗琼的一个女儿当时只有4周岁,也瞪着大眼睛挤到周恩来身边。周恩来随手把她抱起来,放在自己腿上,然后问起孩子的年龄、名字。当小姑娘半清不楚地说自己叫“任时来”时,周恩来乐呵呵地对任时来说:“你这个名字已经有一个字和我相同,如果你随妈妈姓,就有两个字和我相同了。”他这么一说,在场的人都笑了。也许就是周恩来这句不经意的话,使得周宗琼后来的六个子女都随母姓周了。
从那次见面之后,周恩来认为,任宗德、周宗琼夫妇都是政治上十分可靠的人,他经常在韦家院坝16号向有关人员作形势报告,也经常到这里秘密或半公开甚至公开会见各方面人士。这些活动也都受到了周宗琼的周密照顾。有一次,邓颖超因为工作上的事需要回一趟延安,重庆有关民主人士就组织欢送。为避开重庆国民党特务的眼睛,在考虑合适地点时最后也选择了韦家院坝16号。史良、罗叔章等知名人士都参加了。
1946年春,重庆妇女联谊会成立,周宗琼当选为联谊会委员,成立大会的地点也选在了韦家院坝16号,会务方面的开销也全部由周宗琼承担。
早在1942年,周宗琼就口头向熊瑾汀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她回忆说,当时,“我在政治上还很幼稚,认为我办厂赚钱这条路走错了,不像一个革命的无产者”。所以,她当时向熊瑾汀提出,能不能不再办厂了,让她在党的领导下做别的工作,以便早日加入党的组织。
熊瑾汀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告诉她:你能有这样的思想认识,说明你思想上已经进步了。但是,如果你真的这样做了,那又做错了。现在的情况是,如果以我们共产党的名义在重庆办这样的厂还不可能,或者办了也是困难重重,而你处在目前这个位置上却可以办这样的厂。你赚钱本身不是一件坏事,问题是你赚的钱往哪儿用。你把挣到的钱用来支持我们革命事业,这个贡献就非常大,党组织一定会记住你,你就发挥了在党内起不到的特殊作用。这样,你留在党外发挥的革命作用也就更大了。
周宗琼听了熊瑾汀的一番话,明白了更深的革命道理,也就缓解了当时迫切要求入党的心情。
到了1945年,抗日战争已经胜利在望,局势瞬息万变。周宗琼认为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她一天也不能离开共产党的领导了,于是又一次找到熊瑾汀,十分恳切地提出自己的入党请求。
熊瑾汀告诉周宗琼:“我们还是没有考虑你的入党问题。但是你要明白,在国难当头时,国共两党尚能勉强维持共同抗日的大局,一旦抗战胜利,两党之间各自走什么样的路还很难说,说不定我们党还会出现更为险恶的情况。这里是大后方,是国统区,我们有许多同志在党外时工作得很好,很有成效,一旦入了党,自己身份变了,在工作中就难免有所顾忌,有时反而不如在党外好做工作了。”
周宗琼听了之后,心里很不服气,还错误地认为熊瑾汀不信任她,就掏心挖肺地表白说:“既然今后白区工作环境更恶劣,更危险,不是更能考验一个人吗?”
熊瑾汀又耐心地教育周宗琼说:“你迫切入党的心情我们是理解的。但是你入党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为党做革命工作,现在党组织希望你留在党外,才可以更好地为革命工作,所发挥的作用比你入党后还要大,那也是革命的需要啊!”
听了熊瑾汀的话,周宗琼的情绪还是不能平复。熊瑾汀就向她讲了一段自己的亲身经历。
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发起成立进步青年革命组织新民学会时,熊瑾汀自己也是发起人之一。可是长沙党小组成立时,毛泽东却要他暂时留在党外,并以国民党左派的面目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结果做了大量共产党员不能做的革命工作,发挥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直到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下令通缉熊瑾汀,他才加入党的组织。
这时,周宗琼才终于听明白了其中的革命道理,从而不再计较自己入党的事。“我是1956年加入党组织的。”周宗琼老人如是说。
巨资赞助陶行知
在与周宗琼的交谈中,她亲切地告诉我们,当时她有几位特别谈得来的好朋友,有翦伯赞、陶行知、熊瑾汀,还有周竹安。
1945年,在国防动力酒精厂越办越有气势并且取得一定经济成果的时候,任宗德带上一部分资金到上海另图发展。当任宗德在上海爱棠新村看好一处住宅,要周宗琼速将资金带去上海购买时,周宗琼就委托罗叔章把黄金带去上海,最后买下了上海的这处住宅。这也成了她后来到上海发展的一处基地。
蒋介石还都南京后,重庆的各行各业冷落了许多。1946年,周宗琼辛辛苦苦经营起来的动力酒精厂也无奈地停业,但留下一笔雄厚的资金。周宗琼作为该厂的创办人,分得了一笔巨款。当时,陶行知也正在忙着他所办的学校内迁等工作。当他得悉周宗琼拿到这笔巨款后,就问她打算怎么使用。周宗琼告诉他,事出突然,还未有成熟的考虑。她还坚决地告诉陶行知:“我有个原则,就是绝不拿这笔钱用作以赚钱为目的的事。”陶行知称赞她的做法对,并说:“你还应该按照共产党的安排去做。现在国统区人民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运动。我们就应该有一个反映我们民众声音的阵地。现在我想办一个出版社,希望得到你的支持并参加到我的队伍中来。”
周宗琼一听,毫不犹豫地把一笔巨款都给了陶行知新成立的出版社。这个出版社最初的名字是郭沫若起的,叫“大呼”,是为人民大声疾呼的意思。后来经仔细考虑,“大呼”的名字太露,最后改叫“大孚”。由于周宗琼投入巨款,陶行知在办大孚出版社的登记手续时,把周宗琼登记为董事长,经理是沙千里,总编辑是陶行知,所有参与“大孚”的工作人员都是董事会成员。其中有翦伯赞、周竹安等人。
大孚出版社一成立,就出版了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第二册等书。
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界左翼人士宋之的、司徒慧敏等准备筹办电影事业,也动员任宗德、周宗琼夫妇参加。他们也同意了,并出资支持,组建了昆仑影业公司,拍摄进步电影。当时,“大孚”、“昆仑”都是在重庆韦家院坝创建起来的。房子不够用,周宗琼就找到好友郑玉泳,借了她的几间房子给这两家公司用。为“大孚”、“昆仑”,周宗琼不仅无偿地投入了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巨额资金,也为这两家公司的正常运作费尽了心血。
在党的领导下,“大孚”和“昆仑”也不负众望,出版发行了许多进步书刊、电影,为人民大众“呼”出了心声。
后来,“大孚”、“昆仑”一起由重庆迁到了上海。
造反派在周宗琼家中挖地三尺也没有找到所谓的黄金
1946年,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先后遇刺身亡,国民党统治区反动势力很猖獗。周恩来、邓颖超让史良传话给周宗琼:蒋介石已拟好一份暗杀民主进步人士的黑名单,要周宗琼尽量减少公开的革命活动,千万注意安全,以保存革命力量。之后,又传来了陶行知病逝于上海的消息。于是,周宗琼赶到上海。
这时,主办“大孚”出版工作的沙千里告诉周宗琼:从重庆带到上海的“大孚”3000万元资金全被一个骗子骗去了,迁到上海的“大孚”无法开展正常的工作。
1946年底的一天,周宗琼接到通知,要她和丈夫任宗德火速到马思南路“周公馆”去一趟。当他们乘车赶到时,看见周恩来、沈钧儒、翦伯赞、华岗、范长江等均已到了。周宗琼就向周恩来汇报了“大孚”的情况。周恩来对她说:“‘大孚’是陶行知先生生前开创的遗业,我们共产党要支持‘大孚’继续为人民‘呼喊’下去。”于是,周恩来当场对“大孚”的人事作了调整和安排:由翦伯赞继任陶行知的总编辑,由周宗琼继任沙千里的经理,由华岗作为党的代表帮助“大孚”开展工作。同时,周恩来也对昆仑影业公司的工作作了安排和布置。他明确指出,凡“昆仑”拍片所需资金由夏云瑚、任宗德、章乃器和蔡叔侯负责。而且他们四个人只管出钱,不管拍片子的具体事情。另外组成一个编委会负责拍片,编委会直接受中共领导。
1947年初,蒋介石关闭了国共和谈的大门,上海、南京等地共产党的组织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大孚”没有停止工作。它出版了《陶行知诗歌集》,郭沫若的《天地玄黄》、《沸羹集》,费立德的《屈原新论》,焦敏之的《古代东方》等。这些进步书籍就像暗夜里闪闪的灯光,照亮了上海人民的心头。
昆仑影业公司的工作更加困难。当时,他们正在拍摄《一江春水向东流》上、下两集故事片。上集还没拍完,章乃器就退出了“昆仑”,抽走了属于他的那部分资金。于是,由夏云瑚接任“昆仑”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任宗德担任制片厂厂长。可是,拍完《一江春水向东流》上集后,刚拍下集,夏云瑚又由于种种原因,抽回了原本按比例垫付的500两黄金。这一下引起了“昆仑”的经济大危机,“一江春水”面临“流”不下去的局面。
周宗琼时兼“昆仑”西南发行公司经理,她十分着急,不忍让这么好的一部进步文艺作品中途夭折,就多方奔走,可就是筹不到拍片的资金。在这关键时刻,她想到了周恩来临离上海时对她的嘱托:“这是一项政治任务,不仅仅是投资办企业,一定要尽最大努力支持。”这样,周宗琼又匆匆坐上轮船从上海到香港,直接向华岗和翦伯赞汇报了当时面临的困难局面,请求他们指示和资助。同时,周宗琼直接通知她在重庆的弟弟,立即处理掉她在重庆的所有不动产(韦家院坝除外,因为国民党特务们早就对她产生怀疑,当时已将她的这处房产控制起来)。后来史良也帮着借来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钱,终于使《一江春水向东流》拍竣。为了拍齐、拍好《一江春水向东流》,周宗琼使出了浑身解数,真正做到倾囊相助的地步了。
新中国成立后,周宗琼被调到国家水利部工作。她是全国政协第一、二届的列席代表。她在水利战线上兢兢业业地工作,于195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她长期追求的理想。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周宗琼遭受到残酷的斗争和无情打击,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和伤害。周宗琼在上海任“大孚”总经理和昆仑影业公司投资人期间,曾拍过一部名叫《武训传》的电影。因这部电影遭到毛泽东的批评,她也就被扣上反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此外,她在革命最困难的时期办厂经商,无偿为革命提供资金、掩护革命志士脱离险境的义举也被说成是剥削人民血汗的“黑资本家”,要她向人民低头认罪,交出自己私藏在家的黄金。当周宗琼回答说,她没有什么私藏在家的黄金时,竟遭到造反派的毒打。
造反派对周宗琼的批斗不断升级,使她蒙受了屈辱和非人待遇。有人提醒她:你的问题总理完全说得清,你应该悄悄向总理捎个信。
然而,周宗琼铁骨铮铮地说:“我是个小人物,受点伤害算什么?总理要操持这么大一个国家,我怎么好意思给总理添麻烦呢?再说,他的处境也很艰难啊!”
就这样,周宗琼以顽强的意志挺了过来。“文革”后,老干部们的冤假错案纷纷得到纠正或平反昭雪,周宗琼也不例外。说到这里,老人脸上荡漾起了笑容,说:“最可笑的是那些造反派们硬说我周宗琼家里藏有大量黄金。我说没有他们还不相信,对我发狠说:‘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把你私藏的黄金挖出来。’最后那伙人拿来了铁镐和锤凿器具,到我的家中横敲竖挖:天花板敲掉了,木地板撬开了,把整个房间像种地似的刨了个遍,也没有找到一枚铜板,更别说什么黄金了。”
1996年5月2日,周宗琼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巾帼英雄谁与比,山城当呼宗琼来。”这是笔者得到周宗琼去世后含泪为她撰写的挽联。这副挽联虽未能呈送到老人灵前,但表达了我对这位革命老妈妈一片崇敬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