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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中国的股权投资人如何看中国经济增长？如何看中国的投资机会？股权投资与创业，如何助力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形成？政府应该如何转变方式有效支持战略新兴产业？带着这些问题，本刊专访了信中利资本集团董事长汪潮涌先生。
成长性投资仍是中国最好
TBR：我看到您写的文章，信中利的意思是，相信中国就会盈利。
汪潮涌：直接的翻译是这样。这是巴菲特跟我说的一句话：在中国做投资一定要对中国有信心，就像他坚定地做多美国一样。
TBR：过去十多年，中国的VC、PE同样和中国很多行业、企业和个人一样，享受到了改革发展的红利，以及技术发展带来的机会，目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对于投资而言，盈利会比以前困难吗？
汪潮涌：对于我们来讲，不存在受经济增速放缓影响的问题。因为我们一直投新兴产业，永远站在产业升级转型的前沿。16年前，我们投最早的一批互联网企业；10年前，我们投了华谊兄弟为代表的新媒体、娱乐影视行业——这个行业过去十年增长了四十倍；5年前，我们开始布局体育产业。当然，高科技领域里，互联网2.0、3.0、移动互联网、互联网金融、大数据、云计算、无人机、3D打印、人工智能、机器人、新材料，所有这些高速成长的领域，永远都可以给我们带来超过市场平均水平的回报。
TBR：也就是说，从您的视角看，目前中国高速成长的行业和领域非常多？
汪潮涌：是的。我们投资涵盖的这些领域，我们叫三高三大三兴，高科技、高端制造、高品质的服务和消费；大文化、大健康、大环保；新材料、新能源、新模式。这九大领域基本上代表了中国产业升级的主要方向，代表了中国战略新兴产业机会。这些领域的成长性，比GDP增速要高好几倍。所以在我们的眼里，没有经济下滑，困难主要在传统行业，和我们的投资方向没有太多交集。
欧美PE，主要做杠杆收购，收购公司、拆分公司、合并公司。而在中国，主要的投资机会，还是来自于对成长性的投资，成长性投资机会，我觉得中国是最好的。领域也很多，企业也很多。
创投培育企业家精神
TBR：您怎么评价过去十多年里，中国股权投资环境？
汪潮涌：1998年，成思危提出《关于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也就是风险投资“一号提案”以来，创投和PE在中国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非专业到专业化，这四个方向的转变。
我们认为，现在创投和PE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去年咱们国家讲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双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加了一条，我说要叫三创，专业创投。没有创投资本的支持，创新创业做不大，创业创新就不能成为很重要的经济增长点。把创投资本和高科技成果的创新转化、创业的企业家精神结合起来，才能够真正推动经济的发展。
创投要加限定，叫专业创投。创投不能全面开花，不能全民PE，全民创投，而是要走向专业化，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过去十多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从早期外资的创投、PE主导，转变成现在人民币的创投、PE，现在人民币的创投、PE规模已经超过外资。
过去募资的渠道在境外，退出也在境外；现在募集资本、退出都主要在境内，甚至一些中概股在海外上市还回归。我们说从两头在外，变成了双向流动。而且，现在中国的资金也往外走，去投硅谷、欧洲。例如我们信中利，我们第一支基金是在欧美募集的，主要投中国的互联网公司，百度、搜狐，主要在海外退出，都是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从2009年开始，我们在境内募集人民币，境内人民币LP出资人很多，因为创业板的开设，中小板开设，去年新三板大发展，我们有退出渠道。
TBR：尽管VC、PE在过去十多年从无到有，取得了长足发展，对中国经济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但是根据清科的资料，美国PE投资对 GDP贡献度1.4%，中国PE股权投资占中国GDP0.7%，所以我们设想一下，如果VC、PE发展更好，会对我们的整体经济增长形成新的动力。
汪潮涌：美国创投协会NVCA每年有一个报告，统计美国VC和PE对就业、税收和GDP的贡献。VC、PE对美国GDP的贡献应该在8%～25%。中国差了很多。
VC和PE作用不仅仅在于对经济的贡献，更重要的是对企业家精神的激励，对中国创业文化的树立，对社会阶层的流动，对社会资源的优化整合。
中国前三代企业家，没有创投的支持，没有硅谷创投文化的背景，他们创业是带着镣铐跳舞。当初王石、陈东升创业，都没有股份，挂靠在国企下面，他们是很好的企业家，最后的价值只是一个职业经理人。
第四代企业家十六年前诞生于互联网和影视娱乐，以BAT、光线、华谊兄弟为代表的体验经济领域。现在是第五代企业家，他们是公司股权的所有者，VC、PE买的是他们的股权，这是一个最大的转变——把人才的价值、创业的价值、商业模式的价值，进行市场化定价。所以创业者团队拿的是大股，VC、PE资本拿小股。这就把资本和企业家的关系搞对了，这样创业者才能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去创造和创新。硅谷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创投的机制和企业家精神。这是激励机制的转变。
现在的创业者都像打了鸡血一样，创业大街人潮汹涌。为什么？因为创业者一旦创造一个好项目，找到资本的支持，他们就是未来上市公司价值的主要创造者。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马云、刘强东、马化腾、李彦宏都是现在年轻人的榜样。所以创业创投的壮大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文化，以前是中国社会不允许失败，所以很多人创业怕失败，失败了别人怎么看？家人怎么看？现在没关系，失败以后可以创办第二家、第三家企业，这是社会文化上一个巨大的转变。这种社会文化的转变是创业创新繁荣的土壤。
NC、PE的繁荣也促进了社会阶层流动。刘强东是江苏农村的，沭阳县；李彦宏是山西阳泉的。他们都是寒门子弟，草根阶层，通过创业成为财富英雄。不仅仅他们自己成为财富英雄，BAT加在一起，还在中国创造了几千个亿万富翁，这些人都是靠头脑、智慧、勤劳、努力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所有这些创业公司，他们创造的新商业模式，颠覆和解放了很多过去国企、政府控制的资源。又比如，现在的顺丰，大街小巷的三通快递人员，他们脱离了国有体制，干得很欢实，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自己命运的主宰。通过阶层流动，一批勤劳智慧的人得以发挥才能，促进了中国社会资源、生产力要素的优化配置。 所以，创业者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国家的就业问题，成为了经济转型新的增长点。去年电商增长35%，电商物流增长了55%，消费电子增长了百分之二十几，影视行业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几，远远高出中国GDP的增长。服务、消费、高科技、新产业，这是中国的未来增长点。而这些增长点背后，是一大批成功的创业公司，这些创业公司几乎百分之百背后有风投和PE的支持。
走出去带动结构调整
TBR：十三五规划非常明确提出加快资本走出去的力度，对中国的企业和资本来说，自身的发展将与全球经济结合得越来越紧密。
汪潮涌：跨境投资是一个新的趋势。我们两年前在硅谷参股了丹华基金，最近准备在硅谷设点。好多清华校友在硅谷设立了很多基金，清华紫光在硅谷收购了半导体公司，华为、中兴、联想都在硅谷设研究院，BAT投了很多美国的高科技公司，这是非常明显的趋势。
TBR：而且中国企业和资本全球化的速度将会非常快？以前“拿过来”是单向的，现在“走出去”是双向的。
汪潮涌：第一是趋势不可逆转，中国必须要企业、资本、人才走出去，这个是为什么国家提出“一带一路”的国策；第二走出去也要分阶段，第一个阶段卖产品，产品走出去，第二个阶段在海外设厂，产能走出去，第三个阶段资本走出去，做投资。资本走出去的阶段，需要很高的专业化要求。资本走出去，会把资源、产品、技术、品牌、渠道引到中国来；资本走出去的同时，也会把中国的产品、服务往外推。联想的产品、小米的产品，阿里巴巴的跨境电商，阿里巴巴的境外支付，中国的微信，现在海外发展也很快。
TBR：按您的预见，中国未来五年走出去是什么样的图景？
汪潮涌：去年，中国资本走出去已经是一千四百亿美金，超过了中国引进外资的数量，已经是全球第二。再往后五年，可能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资本输出国。
TBR：那其实难度会很大，像人才的问题，可能很难快速解决？
汪潮涌：其实还好。因为中国现在的人才储备很多。我们一些大的央企的跨国经营基础，已经不错了，我们的几大银行，已经开到全世界。我们海外留学生也有很多，我们国内的IT人才、技术人才越来越多，投资方面的人才也越来越多。当然刚出去肯定是要交一点学费，但是慢慢地，这些人才能够走出去。我们比日本当年走出去时候的人才储备要好。
走出去对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和增长是很好的推动力。
政府要转变支持方式
TBR：创业创投对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是重要的动力，中国社会应该进一步去深化这种动力。我们觉得还是不太够，您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做出哪些改变去为创业创投创造更好的环境呢？
汪潮涌：我觉得现在的势头应该继续延续下去，应该是可以支持经济升级转型，我们现在看到一个好的变化——地方政府的资金，通过引导资金的方式进入到创投和PE领域。以前更多可能是财政拨款，或其他一些非市场化的手段，那就效率低，效果不好，比如说以前政府一讲到支持高科技，就搞产业园，路修得很宽，地整得很平，房子盖得很漂亮，但是产业化的资金从哪儿来？政府觉得风险高，跟我没关系。现在政府的支持方式在转变，通过创投基金和PE基金，引导基金，产业基金来支持。像湖北率先推出四百亿的长江经济带产业引导基金，来引导一批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把政府的四百亿资金放大到四千亿，投入十大战略新兴产业：汽车、新能源、半导体、机器人、高端制造的光机电一体化、无人机、通讯、IT软件。
TBR：以色列政府的产业引导基金比较成功。
汪潮涌：以色列做得不错，政府大力支持创新创业。我三年前去以色列见过《创新的国度》作者，也见过以色列总统。尤其是高校成果转化，以色列做得非常好。学生、教师在学校发明的东西，学校占一半，个人占一半，进行产业化。不像在中国，说这是职务发明，跟你个人没关系。中国的高校和科研机构有很多经费，来支持你做研究，但不给你钱做产业化，所以很多科研成果论文发表完了，专利申请完了，束之高阁。中国的科研经费每年投入真不少，但是产业化做得非常差，资源很浪费。
TBR：但是大家对政府的产业基金可能会心存疑虑，不知道政府资金的透明度、公平和效率会怎么样。
汪潮涌：这是个逐步完善的监督过程，通过基金的专业化，尤其是专业化的团队来管理就透明了，加强对基金的审计，提明确的要求。比如说工信委的资金，以前是拨款，没有考核，没有回收机制，如果现在和基金合作，可以提要求，要求保本加上回报。
TBR：就趋势而言，中国VC、PE对中国经济的贡献会越来越大。我们肯定会往这个方向去吗？
汪潮涌：方向应该不会改变。
TBR：您对股权投资整体环境的进一步改善，也是非常乐观？
汪潮涌：是。唯一现在比较看不准的，就是资本市场的退出通道这块，因为大的股市环境不好，所以新三板尽管上市公司很多，但是流动性、后续的融资能力，还是问题。总体上资本的退出通道，还是不够顺畅。
对经济增长有信心
TBR：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目前普遍忧虑，认为未来三五年会比较困难。
汪潮涌：我觉得困难每年都会有，只不过是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6%以上的GDP增长，在全球可能仅次于印度，但是我们的基数比印度大。所以不要太担心GDP增速的下滑。关键是我们的实业没有出大问题，就业也很好，通胀也比较低，银行呆坏账没有爆发，也没有大面积的社会问题，所以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我充满信心。
中国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说战略新兴产业，光一个大环保，起码有三十年以上的成长。农村的治理、大城市的空气污染、交通拥堵，水源、土壤污染的问题，起码要投资三十年到五十年。
TBR：但是，像美国硅谷，基础创新很好，中国的基础创新太薄弱。
汪潮涌：对。但是中国的应用型创新和市场规模，让我们的机会不输硅谷。从回报上讲，这就是为什么全球三十大市值互联网公司中，中国占一半。因为我们有海量用户，在满足用户上，我们有很大的创新机会。
成长性投资仍是中国最好
TBR：我看到您写的文章，信中利的意思是，相信中国就会盈利。
汪潮涌：直接的翻译是这样。这是巴菲特跟我说的一句话：在中国做投资一定要对中国有信心，就像他坚定地做多美国一样。
TBR：过去十多年，中国的VC、PE同样和中国很多行业、企业和个人一样，享受到了改革发展的红利，以及技术发展带来的机会，目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对于投资而言，盈利会比以前困难吗？
汪潮涌：对于我们来讲，不存在受经济增速放缓影响的问题。因为我们一直投新兴产业，永远站在产业升级转型的前沿。16年前，我们投最早的一批互联网企业；10年前，我们投了华谊兄弟为代表的新媒体、娱乐影视行业——这个行业过去十年增长了四十倍；5年前，我们开始布局体育产业。当然，高科技领域里，互联网2.0、3.0、移动互联网、互联网金融、大数据、云计算、无人机、3D打印、人工智能、机器人、新材料，所有这些高速成长的领域，永远都可以给我们带来超过市场平均水平的回报。
TBR：也就是说，从您的视角看，目前中国高速成长的行业和领域非常多？
汪潮涌：是的。我们投资涵盖的这些领域，我们叫三高三大三兴，高科技、高端制造、高品质的服务和消费；大文化、大健康、大环保；新材料、新能源、新模式。这九大领域基本上代表了中国产业升级的主要方向，代表了中国战略新兴产业机会。这些领域的成长性，比GDP增速要高好几倍。所以在我们的眼里，没有经济下滑，困难主要在传统行业，和我们的投资方向没有太多交集。
欧美PE，主要做杠杆收购，收购公司、拆分公司、合并公司。而在中国，主要的投资机会，还是来自于对成长性的投资，成长性投资机会，我觉得中国是最好的。领域也很多，企业也很多。
创投培育企业家精神
TBR：您怎么评价过去十多年里，中国股权投资环境？
汪潮涌：1998年，成思危提出《关于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也就是风险投资“一号提案”以来，创投和PE在中国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非专业到专业化，这四个方向的转变。
我们认为，现在创投和PE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去年咱们国家讲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双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加了一条，我说要叫三创，专业创投。没有创投资本的支持，创新创业做不大，创业创新就不能成为很重要的经济增长点。把创投资本和高科技成果的创新转化、创业的企业家精神结合起来，才能够真正推动经济的发展。
创投要加限定，叫专业创投。创投不能全面开花，不能全民PE，全民创投，而是要走向专业化，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过去十多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从早期外资的创投、PE主导，转变成现在人民币的创投、PE，现在人民币的创投、PE规模已经超过外资。
过去募资的渠道在境外，退出也在境外；现在募集资本、退出都主要在境内，甚至一些中概股在海外上市还回归。我们说从两头在外，变成了双向流动。而且，现在中国的资金也往外走，去投硅谷、欧洲。例如我们信中利，我们第一支基金是在欧美募集的，主要投中国的互联网公司，百度、搜狐，主要在海外退出，都是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从2009年开始，我们在境内募集人民币，境内人民币LP出资人很多，因为创业板的开设，中小板开设，去年新三板大发展，我们有退出渠道。
TBR：尽管VC、PE在过去十多年从无到有，取得了长足发展，对中国经济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但是根据清科的资料，美国PE投资对 GDP贡献度1.4%，中国PE股权投资占中国GDP0.7%，所以我们设想一下，如果VC、PE发展更好，会对我们的整体经济增长形成新的动力。
汪潮涌：美国创投协会NVCA每年有一个报告，统计美国VC和PE对就业、税收和GDP的贡献。VC、PE对美国GDP的贡献应该在8%～25%。中国差了很多。
VC和PE作用不仅仅在于对经济的贡献，更重要的是对企业家精神的激励，对中国创业文化的树立，对社会阶层的流动，对社会资源的优化整合。
中国前三代企业家，没有创投的支持，没有硅谷创投文化的背景，他们创业是带着镣铐跳舞。当初王石、陈东升创业，都没有股份，挂靠在国企下面，他们是很好的企业家，最后的价值只是一个职业经理人。
第四代企业家十六年前诞生于互联网和影视娱乐，以BAT、光线、华谊兄弟为代表的体验经济领域。现在是第五代企业家，他们是公司股权的所有者，VC、PE买的是他们的股权，这是一个最大的转变——把人才的价值、创业的价值、商业模式的价值，进行市场化定价。所以创业者团队拿的是大股，VC、PE资本拿小股。这就把资本和企业家的关系搞对了，这样创业者才能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去创造和创新。硅谷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创投的机制和企业家精神。这是激励机制的转变。
现在的创业者都像打了鸡血一样，创业大街人潮汹涌。为什么？因为创业者一旦创造一个好项目，找到资本的支持，他们就是未来上市公司价值的主要创造者。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马云、刘强东、马化腾、李彦宏都是现在年轻人的榜样。所以创业创投的壮大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文化，以前是中国社会不允许失败，所以很多人创业怕失败，失败了别人怎么看？家人怎么看？现在没关系，失败以后可以创办第二家、第三家企业，这是社会文化上一个巨大的转变。这种社会文化的转变是创业创新繁荣的土壤。
NC、PE的繁荣也促进了社会阶层流动。刘强东是江苏农村的，沭阳县；李彦宏是山西阳泉的。他们都是寒门子弟，草根阶层，通过创业成为财富英雄。不仅仅他们自己成为财富英雄，BAT加在一起，还在中国创造了几千个亿万富翁，这些人都是靠头脑、智慧、勤劳、努力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所有这些创业公司，他们创造的新商业模式，颠覆和解放了很多过去国企、政府控制的资源。又比如，现在的顺丰，大街小巷的三通快递人员，他们脱离了国有体制，干得很欢实，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自己命运的主宰。通过阶层流动，一批勤劳智慧的人得以发挥才能，促进了中国社会资源、生产力要素的优化配置。 所以，创业者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国家的就业问题，成为了经济转型新的增长点。去年电商增长35%，电商物流增长了55%，消费电子增长了百分之二十几，影视行业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几，远远高出中国GDP的增长。服务、消费、高科技、新产业，这是中国的未来增长点。而这些增长点背后，是一大批成功的创业公司，这些创业公司几乎百分之百背后有风投和PE的支持。
走出去带动结构调整
TBR：十三五规划非常明确提出加快资本走出去的力度，对中国的企业和资本来说，自身的发展将与全球经济结合得越来越紧密。
汪潮涌：跨境投资是一个新的趋势。我们两年前在硅谷参股了丹华基金，最近准备在硅谷设点。好多清华校友在硅谷设立了很多基金，清华紫光在硅谷收购了半导体公司，华为、中兴、联想都在硅谷设研究院，BAT投了很多美国的高科技公司，这是非常明显的趋势。
TBR：而且中国企业和资本全球化的速度将会非常快？以前“拿过来”是单向的，现在“走出去”是双向的。
汪潮涌：第一是趋势不可逆转，中国必须要企业、资本、人才走出去，这个是为什么国家提出“一带一路”的国策；第二走出去也要分阶段，第一个阶段卖产品，产品走出去，第二个阶段在海外设厂，产能走出去，第三个阶段资本走出去，做投资。资本走出去的阶段，需要很高的专业化要求。资本走出去，会把资源、产品、技术、品牌、渠道引到中国来；资本走出去的同时，也会把中国的产品、服务往外推。联想的产品、小米的产品，阿里巴巴的跨境电商，阿里巴巴的境外支付，中国的微信，现在海外发展也很快。
TBR：按您的预见，中国未来五年走出去是什么样的图景？
汪潮涌：去年，中国资本走出去已经是一千四百亿美金，超过了中国引进外资的数量，已经是全球第二。再往后五年，可能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资本输出国。
TBR：那其实难度会很大，像人才的问题，可能很难快速解决？
汪潮涌：其实还好。因为中国现在的人才储备很多。我们一些大的央企的跨国经营基础，已经不错了，我们的几大银行，已经开到全世界。我们海外留学生也有很多，我们国内的IT人才、技术人才越来越多，投资方面的人才也越来越多。当然刚出去肯定是要交一点学费，但是慢慢地，这些人才能够走出去。我们比日本当年走出去时候的人才储备要好。
走出去对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和增长是很好的推动力。
政府要转变支持方式
TBR：创业创投对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是重要的动力，中国社会应该进一步去深化这种动力。我们觉得还是不太够，您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做出哪些改变去为创业创投创造更好的环境呢？
汪潮涌：我觉得现在的势头应该继续延续下去，应该是可以支持经济升级转型，我们现在看到一个好的变化——地方政府的资金，通过引导资金的方式进入到创投和PE领域。以前更多可能是财政拨款，或其他一些非市场化的手段，那就效率低，效果不好，比如说以前政府一讲到支持高科技，就搞产业园，路修得很宽，地整得很平，房子盖得很漂亮，但是产业化的资金从哪儿来？政府觉得风险高，跟我没关系。现在政府的支持方式在转变，通过创投基金和PE基金，引导基金，产业基金来支持。像湖北率先推出四百亿的长江经济带产业引导基金，来引导一批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把政府的四百亿资金放大到四千亿，投入十大战略新兴产业：汽车、新能源、半导体、机器人、高端制造的光机电一体化、无人机、通讯、IT软件。
TBR：以色列政府的产业引导基金比较成功。
汪潮涌：以色列做得不错，政府大力支持创新创业。我三年前去以色列见过《创新的国度》作者，也见过以色列总统。尤其是高校成果转化，以色列做得非常好。学生、教师在学校发明的东西，学校占一半，个人占一半，进行产业化。不像在中国，说这是职务发明，跟你个人没关系。中国的高校和科研机构有很多经费，来支持你做研究，但不给你钱做产业化，所以很多科研成果论文发表完了，专利申请完了，束之高阁。中国的科研经费每年投入真不少，但是产业化做得非常差，资源很浪费。
TBR：但是大家对政府的产业基金可能会心存疑虑，不知道政府资金的透明度、公平和效率会怎么样。
汪潮涌：这是个逐步完善的监督过程，通过基金的专业化，尤其是专业化的团队来管理就透明了，加强对基金的审计，提明确的要求。比如说工信委的资金，以前是拨款，没有考核，没有回收机制，如果现在和基金合作，可以提要求，要求保本加上回报。
TBR：就趋势而言，中国VC、PE对中国经济的贡献会越来越大。我们肯定会往这个方向去吗？
汪潮涌：方向应该不会改变。
TBR：您对股权投资整体环境的进一步改善，也是非常乐观？
汪潮涌：是。唯一现在比较看不准的，就是资本市场的退出通道这块，因为大的股市环境不好，所以新三板尽管上市公司很多，但是流动性、后续的融资能力，还是问题。总体上资本的退出通道，还是不够顺畅。
对经济增长有信心
TBR：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目前普遍忧虑，认为未来三五年会比较困难。
汪潮涌：我觉得困难每年都会有，只不过是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6%以上的GDP增长，在全球可能仅次于印度，但是我们的基数比印度大。所以不要太担心GDP增速的下滑。关键是我们的实业没有出大问题，就业也很好，通胀也比较低，银行呆坏账没有爆发，也没有大面积的社会问题，所以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我充满信心。
中国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说战略新兴产业，光一个大环保，起码有三十年以上的成长。农村的治理、大城市的空气污染、交通拥堵，水源、土壤污染的问题，起码要投资三十年到五十年。
TBR：但是，像美国硅谷，基础创新很好，中国的基础创新太薄弱。
汪潮涌：对。但是中国的应用型创新和市场规模，让我们的机会不输硅谷。从回报上讲，这就是为什么全球三十大市值互联网公司中，中国占一半。因为我们有海量用户，在满足用户上，我们有很大的创新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