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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20年11月3日，由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主办的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发布了《新文科建设宣言》，由此，新文科建设进入新的推进阶段。高等院校的新闻传播学科是新文科建设的重要部分。文章遵循新闻传播学科的应用性特点，从传播行业深刻变革的客观实际出发，分析传播行业新的生态环境对传播学科的影响。尤其是新技术在传媒行业的应用，令社会传播在内涵和外延两个维度上都进行了延展，新闻传播学科也势必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以确保人才培养能够适应传媒行业的新要求。文章将重点思考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新闻传播学科人才培养的逻辑重构。
[关键词]新文科建设;媒介技术;媒介生态;传播人才培养
一、新技术、新产业
作为社会传播物质基础的媒介产业，不仅是新闻传播教育重要的服务对象之一，也是对新闻传播教育的演进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从互联网进入社会传播算起，媒介生态和社会传播格局已经发生了多次重构，新技术与媒介的结合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关键作用。如今，在5G、智能终端和大数据，甚至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推动下，社会传播的外部边界被不断拓展。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传播的认知体系所发生的变革，也超过了原有的传播学、新闻学等单一学科构建的社会传播理论边界。
（一）突破了媒介的工具属性边界
在经验学派的范式里，媒介的工具属性一度被聚焦，它被作为传播者和受众的中间介质。媒介环境学派里提到的媒介时空偏向，也带有技术本质的色彩。虽然在技术工具的范畴里考察媒介，它的确具有某种程度的中立，但是在今天AI和大数据技术已经较深介入社会传播的背景下，媒介的偏向已经突破了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的理论边界，它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的“主动意识”已经成为社会传播的一个重要变量。
一个典型的社会传播现象是精准推送机制。在技术层面上，它让信息从被用户选择变革为选择用户。多数研究者从信息和受众的关系角度看待这个变革，认为这样的局面在事实上降低了受众接触信息和选择信息的成本。但在根本上，它已经突破了经验学派传播范式的边界，让媒介作为一个社会传播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主动干涉传播的可能。无论是对传播者还是对受众，媒介不再是一个中立的搭载信息的平台，它更像是一个内部机制复杂的管道系统，传播者和受众都在一定程度上让渡了各自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主动性，以此换取在智能媒介的精准推送过程中的各自有利因素。对传播者来说，该有利因素是数量更大、信息需求更明确的受众;对受众来说，有利因素则是更符合自身信息偏好的内容。
在这个层面上，对传受双方来说，智能化媒介工具属性的边界，已经超越了经验学派和媒介环境学派中，作为工具的媒介的范畴。
（二）突破了信息的恒定边界
信息在当今社会传播体系中的存在，要远比其在经验学派简化的传播模式中的存在更加复杂。在旧范式里，信息内容在离开传播者进入媒介直至被受众接收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程度的恒定性。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等传统的信息内容，在到达受众之前，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管道”，受众不可能在接收信息的过程中同时对信息本身进行二次加工。只有传播链延伸之后，信息内容才可能在后续的N级传播过程中被二次加工。另外，媒介的信息内容也不会因为受众在接收时间和空间上存在的差异而变得不同。
信息的恒定性在智能媒体时代，会因为媒介技术对传受双方的等权授予而受到影响。信息在智能媒体的传播过程并不是封闭的，它的开放性足以让受众对信息内容产生影响。比如同步评论技术的应用，实际上是在媒介环节上让受众参与了信息内容加工，其他受众接收的信息实际上与传播者最初生产的信息已经产生了差异。而因为媒介不同和同步评论技术手段不同，所以这种差异本身又具有多元多样性。在信息传播的最初阶段，信息本身的恒定性就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和影响。
而在现有的相关研究中，研究者对这一现象的探讨主要集中在批判和引导等实务层面上，而较少集中在理论和学理认知。这导致目前的新闻传播教育知识体系和知识结构缺乏足够内容。笔者对这一传播现象进行深层解读。
（三）突破了受众的主动性边界
从表象数据来看，社会传播对智能终端的依赖，在眼下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9.86亿，手机上网比例达99.7%[1]。在更深的层面上，智能终端赋予受众的主动性，同样超越了经验学派划定的“信息接收者”的边界。在李普曼的媒介环境学说体系中，信息内容生产过程对受众来说是一个“封闭的盒子”，信息的选择、加工、重新结构，受众是根本无法参与其中的。但因为新技术的使用，这个“封闭的盒子”正在向受众打开，间接地、直接地，受众开始参与原本只有传播者才能进行的信息内容生产。
舆论场是受众间接参与信息内容制作的中介因素，舆论场通常被认为是信息的终点，但现在变成了新闻的重要来源。舆论场不仅是受众观点和意见交换的场所，还是他们身边现实生活在线上的投射。受众通过舆论场作为中介因素，成为新闻生产前端的前端。同步评论技术是受众直接参与信息内容制作的技术基础。比如典型的同步评论技术“弹幕”，其可以让受众从一开始就参与内容传播，弹幕显然被认为是传播内容的一部分，而不是一种反馈。
二、新文科、新要求
研究者程曼丽认为新文科建设需要正视新兴科技和产业革命带来的变化[2]。如前文所述，新技术带来的媒介产业变革，已经从底层突破了传统社会传播的边界，由此带来的传播学和新闻学的相应调整也成为必然。
在传播学领域，经验学派的学科边界已经不能涵盖新技术媒体背景下的社会传播范畴。批判学派和媒介环境学派虽然借鉴了大量的来自社会学、心理学和媒介技术，甚至是哲学的相关学说，但是仍然不能系统地解释当前社會传播的复杂性。在理论结构上，传统媒体传播和新技术媒体传播似乎采用了两套独立理论体系，前者涵盖经验学派的范畴，后者则被批判学派和媒介环境学派碎片化地进行了不同层面的解读。 在传播学教育过程中，传播学理论的教学在解析理论本身的同时，已经越来越难以对社会传播现象进行深度剖析和理论层面的解读。在当下不断发生的热点事件跨越传统媒体传播场域和舆论场，跨越传统媒体形态和新技术媒体传播;生活周边的信息片段被持有智能终端的民众截取，当成话题在舆论场发酵，又被作为新闻进入传统媒体，在二次引发关注之后其再回到舆论场。信息在社会系统里的这一轮流动，往往会经历复杂的传播形态。现有传播学的知识体系在解析上述传播现象时，不得不将多元多样的传播过程分离成一个个传播片段，重新置于传播学体系进行解析。在表象层面，社会传播的变革已经超越了单一传播学科的边界范畴，需要更多的跨学科介入;在更深层面，传播学的知识体系已缺失，需要重新构建。传播学各学派的经典学说，也不应在社会传播兴盛的今天，成为传播学本身的研究对象。
在新闻学领域，从最底层的新闻理念开始，单纯的新闻专业主义在当前舆论场极为兴盛的社会传播格局中，新闻事实和其观点不得不进行传播能效的对比。而实际上，受众在了解新闻基础事实之后，就开始在舆论场中进行观点交换，甚至很多受众对社会事件的认知源于舆论场，而非新闻专业主义指导下生产的新闻报道。研究者对社会事件在舆论场中的呈现都表现出批判的态度，认为其在很多层面上都背离了新闻的基本精神。但即便如此，舆论场对新闻报道的介入，在很大程度上挤占了新闻专业主义的空间，尤其是在新闻的第一落点。
而且，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中国网络视频（含短视频）用户达9.27亿，占总体网民的93.7%[1]。因此，基于文字叙事的传统新闻理论需要在影像叙事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传播格局中发挥作用，其要进行的知识体系调整相当庞杂。文字和图像的各自符号学属性，让它们在信息表意过程中的叙事结构和叙事方式有着根本区别。传统新闻理论中的新闻要素无法在影像叙事中一一对应。同样，影像叙事依据的影像符号的具象性，不像文字符号的抽象属性那样容易产生信息留白。用基于单一符号的理论体系，指导两套相差较大的叙事体系，需要对该理论体系进行更为广远的拓展。
高等院校新闻传播学科被认为是“新文科建设的重要部分”[3]。在研究者陈凡等看来，新文科建设首先要直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在知识生产上寻求知识的增量建设，而不是知识的存量重组[4]。这是一个中肯的看法，在新闻传播教育的知识体系中，存量知识几乎都源于传统新闻，借助传统媒介，在传统社会传播格局中进行信息传播。当前，发生在社会传播体系中的新变革将作为明天的社会传播现状。一旦新技术被广泛采用之后，社会传播不可能再向后倒退，回到传统新闻教育知识体系的边界里。那些突破边界的社会传播新动向，就是新闻传播知识增量部分的空间。
三、新逻辑、新理念
新闻学专业最早是在纸媒的基础上产生的[5]。传统新闻传播教育范式里的媒介，仍然是作为渠道和载体使用的、传播的工具，所以一度有新闻传播教育“一专多能”“全面培养”这样的培养理念表述。
但媒介环境学派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其将媒介作为环境加以研究，这个视角在国内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而媒介生态在被麦克卢汉提出、尼尔·波兹曼和梅罗维茨不断丰富之后，这一提法在国内学界也被普遍接受，并一度成为研究热点。在这个框架里，技术决定论仍然被学者视作偏激的学说，但技术对社会传播的深层渗透和对媒介生态的深层变革却是无法质疑的社会传播现实。在新的媒介生态的范式中，媒介是整体社会环境的一部分，技术是维系眼下社会传播状态的基础。
当前的新闻传播教育所面对的不是单一媒体和单一传播形态，更不是信息流动封闭的过程，它所面对的是一个由媒介平台、自媒体、传统媒体和舆论场等参与主题构建的泛媒介综合体。如果回归到社会传播的本质，那么眼下的社会传播态势让信息在社会中的流动更加充分。新闻传播教育已然失去了以某一个媒介、某一种传播形态作为起点的逻辑基础，新闻传播教育以单一媒介或传播形态的传播过程作为基本框架而构建的培养模式，也同样无法应对社会传播现状。
但如果深入更基础的信息价值观、人文观和社会观层面，传统新闻传播教育仍然留下了可贵的底层价值。在这一点上，新闻传播教育从一开始就占据优势。随着媒介的社会化和社会的媒介化，人文积淀和社会价值变成了稀缺资源。这也是很多学者强调技术与人文结合的重要出发点。如果把传统新闻教育的底层优势作为核心，那么新闻传播教育所提倡的服务社会的逻辑则从技术从业变成了在社会传播中的人文属性、文化属性和社会价值意义的构建与规范。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传播教育的培养理念已经不再是培养传统媒体传播语境下的、封闭于媒介内部的专业采编人员，而是培养更具开放性的公共传播和社会传播的从业者;其培养过程也不再聚焦于技术技能，而是培养从业者更为基本的人文素養，更为高阶的社会价值观。现有社会传播边界的拓展也让新闻传播教育更具有“协同与区隔”的色彩。单一高等院校难以培养出全面应对全新媒介生态的传播全才，更需要在复杂的社会传播系统格局中有明确的定位。只有这样，从社会层面上，高校新闻教育体系和社会传播体系才能有效地达成复杂层面的契合。
“协同”的另一个层面的含义是，媒介协同和媒介内协同，以此应对媒介行业本身“融合”的现状与趋势。在产业变革和新技术介入社会传播的背景下，传播人才的培养需要高等院校的培养体系达成三个层面的融合。
首先是学科融合，即新闻传播学、信息科学和媒介经济学科的融合。就本质而言，传播学仍然是社会传播的学科基础，不管传播形态如何改变，其基本机制和机理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只是在新技术条件下，其呈现了新的、不同于经验主义传播学的传播特征。正是这些新的特征让新技术条件下的社会传播更加复杂和多样。如果要从根本上应对这样复杂多样的传播形态，信息科学是必要基础。从技术本质上说，信息科学是社会传播和新技术的交叉部分。多样的传播形态造就的多元媒介形态，对新闻机构和传播机构来说，这固然是一个不同于以往单一媒体运营的新领域，但其运营本质依然没有脱离媒介经济学的基本范畴。
其次是课程融合，即将新闻传播学、信息科学和媒介经济学三个大学科的相关课程，在一个逻辑清晰的培养框架里进行课程体系的构建。原有的课程体系逻辑中的学科类课程、专业基础课、业务类课程、特色课程等课程模块，需要重新调整逻辑结构，将信息科学和媒介经济学科相关课程，以合适的方式编入相关课程模块。
再次是产学研融合，这是以往高等院校在传媒人才培养方面非常重视的领域。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基于传统社会传播体系构建的传媒人才产学研联合培养机制，其基点和范围为基本圈定的媒体或类媒体机构。事实上，媒介行业的上下游产业已经有了极大的拓展和延伸，社会传播的应用领域也渗透到了各行各业。这需要产学研融合的边界随之拓展，重点关注有社会传播需求却缺乏社会传播能力、面临社会传播难题的行业和产业，强调传媒人才培养的社会服务价值。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统计报告[EB/OL].（2021-02-03）[2021-03-18].http：//www.cac.gov.cn/2021-02/03/c_1613923423079314.htm.
[2]程曼丽.新文科背景下的新闻传播教育[J].中国编辑，2021（02）：8-11.
[3]吴岩.加强新文科建设 培养新时代新闻传播人才[J].中国编辑，2019（02）：4-8.
[4]陈凡，何俊.新文科：本质、内涵和建设思路[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01）：7-11.
[5]骆正林.我国新闻学教育模式的历史选择与当代创新[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7（08）：145-150.
[关键词]新文科建设;媒介技术;媒介生态;传播人才培养
一、新技术、新产业
作为社会传播物质基础的媒介产业，不仅是新闻传播教育重要的服务对象之一，也是对新闻传播教育的演进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从互联网进入社会传播算起，媒介生态和社会传播格局已经发生了多次重构，新技术与媒介的结合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关键作用。如今，在5G、智能终端和大数据，甚至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推动下，社会传播的外部边界被不断拓展。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传播的认知体系所发生的变革，也超过了原有的传播学、新闻学等单一学科构建的社会传播理论边界。
（一）突破了媒介的工具属性边界
在经验学派的范式里，媒介的工具属性一度被聚焦，它被作为传播者和受众的中间介质。媒介环境学派里提到的媒介时空偏向，也带有技术本质的色彩。虽然在技术工具的范畴里考察媒介，它的确具有某种程度的中立，但是在今天AI和大数据技术已经较深介入社会传播的背景下，媒介的偏向已经突破了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的理论边界，它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的“主动意识”已经成为社会传播的一个重要变量。
一个典型的社会传播现象是精准推送机制。在技术层面上，它让信息从被用户选择变革为选择用户。多数研究者从信息和受众的关系角度看待这个变革，认为这样的局面在事实上降低了受众接触信息和选择信息的成本。但在根本上，它已经突破了经验学派传播范式的边界，让媒介作为一个社会传播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主动干涉传播的可能。无论是对传播者还是对受众，媒介不再是一个中立的搭载信息的平台，它更像是一个内部机制复杂的管道系统，传播者和受众都在一定程度上让渡了各自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主动性，以此换取在智能媒介的精准推送过程中的各自有利因素。对传播者来说，该有利因素是数量更大、信息需求更明确的受众;对受众来说，有利因素则是更符合自身信息偏好的内容。
在这个层面上，对传受双方来说，智能化媒介工具属性的边界，已经超越了经验学派和媒介环境学派中，作为工具的媒介的范畴。
（二）突破了信息的恒定边界
信息在当今社会传播体系中的存在，要远比其在经验学派简化的传播模式中的存在更加复杂。在旧范式里，信息内容在离开传播者进入媒介直至被受众接收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程度的恒定性。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等传统的信息内容，在到达受众之前，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管道”，受众不可能在接收信息的过程中同时对信息本身进行二次加工。只有传播链延伸之后，信息内容才可能在后续的N级传播过程中被二次加工。另外，媒介的信息内容也不会因为受众在接收时间和空间上存在的差异而变得不同。
信息的恒定性在智能媒体时代，会因为媒介技术对传受双方的等权授予而受到影响。信息在智能媒体的传播过程并不是封闭的，它的开放性足以让受众对信息内容产生影响。比如同步评论技术的应用，实际上是在媒介环节上让受众参与了信息内容加工，其他受众接收的信息实际上与传播者最初生产的信息已经产生了差异。而因为媒介不同和同步评论技术手段不同，所以这种差异本身又具有多元多样性。在信息传播的最初阶段，信息本身的恒定性就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和影响。
而在现有的相关研究中，研究者对这一现象的探讨主要集中在批判和引导等实务层面上，而较少集中在理论和学理认知。这导致目前的新闻传播教育知识体系和知识结构缺乏足够内容。笔者对这一传播现象进行深层解读。
（三）突破了受众的主动性边界
从表象数据来看，社会传播对智能终端的依赖，在眼下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9.86亿，手机上网比例达99.7%[1]。在更深的层面上，智能终端赋予受众的主动性，同样超越了经验学派划定的“信息接收者”的边界。在李普曼的媒介环境学说体系中，信息内容生产过程对受众来说是一个“封闭的盒子”，信息的选择、加工、重新结构，受众是根本无法参与其中的。但因为新技术的使用，这个“封闭的盒子”正在向受众打开，间接地、直接地，受众开始参与原本只有传播者才能进行的信息内容生产。
舆论场是受众间接参与信息内容制作的中介因素，舆论场通常被认为是信息的终点，但现在变成了新闻的重要来源。舆论场不仅是受众观点和意见交换的场所，还是他们身边现实生活在线上的投射。受众通过舆论场作为中介因素，成为新闻生产前端的前端。同步评论技术是受众直接参与信息内容制作的技术基础。比如典型的同步评论技术“弹幕”，其可以让受众从一开始就参与内容传播，弹幕显然被认为是传播内容的一部分，而不是一种反馈。
二、新文科、新要求
研究者程曼丽认为新文科建设需要正视新兴科技和产业革命带来的变化[2]。如前文所述，新技术带来的媒介产业变革，已经从底层突破了传统社会传播的边界，由此带来的传播学和新闻学的相应调整也成为必然。
在传播学领域，经验学派的学科边界已经不能涵盖新技术媒体背景下的社会传播范畴。批判学派和媒介环境学派虽然借鉴了大量的来自社会学、心理学和媒介技术，甚至是哲学的相关学说，但是仍然不能系统地解释当前社會传播的复杂性。在理论结构上，传统媒体传播和新技术媒体传播似乎采用了两套独立理论体系，前者涵盖经验学派的范畴，后者则被批判学派和媒介环境学派碎片化地进行了不同层面的解读。 在传播学教育过程中，传播学理论的教学在解析理论本身的同时，已经越来越难以对社会传播现象进行深度剖析和理论层面的解读。在当下不断发生的热点事件跨越传统媒体传播场域和舆论场，跨越传统媒体形态和新技术媒体传播;生活周边的信息片段被持有智能终端的民众截取，当成话题在舆论场发酵，又被作为新闻进入传统媒体，在二次引发关注之后其再回到舆论场。信息在社会系统里的这一轮流动，往往会经历复杂的传播形态。现有传播学的知识体系在解析上述传播现象时，不得不将多元多样的传播过程分离成一个个传播片段，重新置于传播学体系进行解析。在表象层面，社会传播的变革已经超越了单一传播学科的边界范畴，需要更多的跨学科介入;在更深层面，传播学的知识体系已缺失，需要重新构建。传播学各学派的经典学说，也不应在社会传播兴盛的今天，成为传播学本身的研究对象。
在新闻学领域，从最底层的新闻理念开始，单纯的新闻专业主义在当前舆论场极为兴盛的社会传播格局中，新闻事实和其观点不得不进行传播能效的对比。而实际上，受众在了解新闻基础事实之后，就开始在舆论场中进行观点交换，甚至很多受众对社会事件的认知源于舆论场，而非新闻专业主义指导下生产的新闻报道。研究者对社会事件在舆论场中的呈现都表现出批判的态度，认为其在很多层面上都背离了新闻的基本精神。但即便如此，舆论场对新闻报道的介入，在很大程度上挤占了新闻专业主义的空间，尤其是在新闻的第一落点。
而且，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中国网络视频（含短视频）用户达9.27亿，占总体网民的93.7%[1]。因此，基于文字叙事的传统新闻理论需要在影像叙事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传播格局中发挥作用，其要进行的知识体系调整相当庞杂。文字和图像的各自符号学属性，让它们在信息表意过程中的叙事结构和叙事方式有着根本区别。传统新闻理论中的新闻要素无法在影像叙事中一一对应。同样，影像叙事依据的影像符号的具象性，不像文字符号的抽象属性那样容易产生信息留白。用基于单一符号的理论体系，指导两套相差较大的叙事体系，需要对该理论体系进行更为广远的拓展。
高等院校新闻传播学科被认为是“新文科建设的重要部分”[3]。在研究者陈凡等看来，新文科建设首先要直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在知识生产上寻求知识的增量建设，而不是知识的存量重组[4]。这是一个中肯的看法，在新闻传播教育的知识体系中，存量知识几乎都源于传统新闻，借助传统媒介，在传统社会传播格局中进行信息传播。当前，发生在社会传播体系中的新变革将作为明天的社会传播现状。一旦新技术被广泛采用之后，社会传播不可能再向后倒退，回到传统新闻教育知识体系的边界里。那些突破边界的社会传播新动向，就是新闻传播知识增量部分的空间。
三、新逻辑、新理念
新闻学专业最早是在纸媒的基础上产生的[5]。传统新闻传播教育范式里的媒介，仍然是作为渠道和载体使用的、传播的工具，所以一度有新闻传播教育“一专多能”“全面培养”这样的培养理念表述。
但媒介环境学派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其将媒介作为环境加以研究，这个视角在国内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而媒介生态在被麦克卢汉提出、尼尔·波兹曼和梅罗维茨不断丰富之后，这一提法在国内学界也被普遍接受，并一度成为研究热点。在这个框架里，技术决定论仍然被学者视作偏激的学说，但技术对社会传播的深层渗透和对媒介生态的深层变革却是无法质疑的社会传播现实。在新的媒介生态的范式中，媒介是整体社会环境的一部分，技术是维系眼下社会传播状态的基础。
当前的新闻传播教育所面对的不是单一媒体和单一传播形态，更不是信息流动封闭的过程，它所面对的是一个由媒介平台、自媒体、传统媒体和舆论场等参与主题构建的泛媒介综合体。如果回归到社会传播的本质，那么眼下的社会传播态势让信息在社会中的流动更加充分。新闻传播教育已然失去了以某一个媒介、某一种传播形态作为起点的逻辑基础，新闻传播教育以单一媒介或传播形态的传播过程作为基本框架而构建的培养模式，也同样无法应对社会传播现状。
但如果深入更基础的信息价值观、人文观和社会观层面，传统新闻传播教育仍然留下了可贵的底层价值。在这一点上，新闻传播教育从一开始就占据优势。随着媒介的社会化和社会的媒介化，人文积淀和社会价值变成了稀缺资源。这也是很多学者强调技术与人文结合的重要出发点。如果把传统新闻教育的底层优势作为核心，那么新闻传播教育所提倡的服务社会的逻辑则从技术从业变成了在社会传播中的人文属性、文化属性和社会价值意义的构建与规范。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传播教育的培养理念已经不再是培养传统媒体传播语境下的、封闭于媒介内部的专业采编人员，而是培养更具开放性的公共传播和社会传播的从业者;其培养过程也不再聚焦于技术技能，而是培养从业者更为基本的人文素養，更为高阶的社会价值观。现有社会传播边界的拓展也让新闻传播教育更具有“协同与区隔”的色彩。单一高等院校难以培养出全面应对全新媒介生态的传播全才，更需要在复杂的社会传播系统格局中有明确的定位。只有这样，从社会层面上，高校新闻教育体系和社会传播体系才能有效地达成复杂层面的契合。
“协同”的另一个层面的含义是，媒介协同和媒介内协同，以此应对媒介行业本身“融合”的现状与趋势。在产业变革和新技术介入社会传播的背景下，传播人才的培养需要高等院校的培养体系达成三个层面的融合。
首先是学科融合，即新闻传播学、信息科学和媒介经济学科的融合。就本质而言，传播学仍然是社会传播的学科基础，不管传播形态如何改变，其基本机制和机理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只是在新技术条件下，其呈现了新的、不同于经验主义传播学的传播特征。正是这些新的特征让新技术条件下的社会传播更加复杂和多样。如果要从根本上应对这样复杂多样的传播形态，信息科学是必要基础。从技术本质上说，信息科学是社会传播和新技术的交叉部分。多样的传播形态造就的多元媒介形态，对新闻机构和传播机构来说，这固然是一个不同于以往单一媒体运营的新领域，但其运营本质依然没有脱离媒介经济学的基本范畴。
其次是课程融合，即将新闻传播学、信息科学和媒介经济学三个大学科的相关课程，在一个逻辑清晰的培养框架里进行课程体系的构建。原有的课程体系逻辑中的学科类课程、专业基础课、业务类课程、特色课程等课程模块，需要重新调整逻辑结构，将信息科学和媒介经济学科相关课程，以合适的方式编入相关课程模块。
再次是产学研融合，这是以往高等院校在传媒人才培养方面非常重视的领域。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基于传统社会传播体系构建的传媒人才产学研联合培养机制，其基点和范围为基本圈定的媒体或类媒体机构。事实上，媒介行业的上下游产业已经有了极大的拓展和延伸，社会传播的应用领域也渗透到了各行各业。这需要产学研融合的边界随之拓展，重点关注有社会传播需求却缺乏社会传播能力、面临社会传播难题的行业和产业，强调传媒人才培养的社会服务价值。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统计报告[EB/OL].（2021-02-03）[2021-03-18].http：//www.cac.gov.cn/2021-02/03/c_1613923423079314.htm.
[2]程曼丽.新文科背景下的新闻传播教育[J].中国编辑，2021（02）：8-11.
[3]吴岩.加强新文科建设 培养新时代新闻传播人才[J].中国编辑，2019（02）：4-8.
[4]陈凡，何俊.新文科：本质、内涵和建设思路[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01）：7-11.
[5]骆正林.我国新闻学教育模式的历史选择与当代创新[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7（08）：145-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