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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理让侄子到基层锻炼，弟媳就带着儿子在河南焦作扎了根
1898年3月5日，周恩来出生于江苏淮安县红光西巷内的一座旧式普通小院，并在这里生活了12年。
周恩来兄弟三人，二弟周恩溥比周恩来小一岁，三弟周恩寿比周恩来小6岁。周恩溥生有一子，周恩寿生有三男三女。
周恩溥字博宇，乳名“和尚”，长大后，跟随伯父周贻赓在东北谋事，1944年在山东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年仅46岁。
周恩寿出生后因皮肤稍黑一些，乳名“小黑子”。1921年考入南开学校读书，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在北京去世。
周家是个大家族，在“恩”字辈里，周恩来排行第七，按照江南风俗，晚辈称邓颖超为“七妈”。
周恩来对自己的亲属、晚辈要求很严，给亲属们定下“十条家规”，比如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去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去看看；不许请客送礼；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生活要艰苦朴素；在任何场合下，都不要说出与周恩来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
周恩溥去世后，他的妻子王兰芳拉扯着周荣庆长大成人。
1950年，王兰芳带着周荣庆来北京生活。
周恩来的伯伯和王兰芳的父亲是至交，王兰芳参加革命以后，在东北打游击时负过伤。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为了减轻国家的负担，对王兰芳说：“你不要拿国家的工资了，以后由我来照顾你。”王兰芳听从大哥的建议，从此成了一位不拿国家工资的老干部。
1957年，国家开始实行机关干部下基层劳动锻炼，周恩来鼓励刚从部队转业的周荣庆到基层学习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并送他一句话作为勉励：“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
于是，周荣庆来到了河南焦作市九里山钢铁厂，王兰芳随儿子同行，从此扎根焦作。
二、周恩来夫妇俩用工资的节余部分补助周家亲属的生活，并接济他们来北京治病
在工作中，周荣庆和晋菊清建立了恋爱关系。
出生在焦作郊区农村的晋菊清幼时父亲病逝，母亲拉着她和大哥到江苏徐州一带沿街乞讨，才算活了下来。
大炼钢铁开始后，晋菊清等12位姑娘分成3班，成立了“三八”炼钢炉。长相俊俏的晋菊清踏实肯干，不久便受到钢铁厂领导的表扬，也赢得了全厂工人们的尊敬，被大家亲热地称为“炉花”。
1959年1月的一天，“三八”炉的几位姑娘神秘地对晋菊清说：“你知道周荣庆是什么身份吗？”晋菊清不在乎地说：“他就是从北京来的一个工人。”几位姑娘的话却让晋菊清大吃一惊：“周荣庆是周总理的亲侄子！”
吃惊之余，晋菊清又感到生气。她找到周荣庆质问：“你是周总理的侄儿，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见瞒不住了，周荣庆说：“我大伯是我大伯，我是我。我大伯要求严，不让我说我和他的关系。”
晋菊清认为自己父母是农民，高攀不上。王兰芳对晋菊清说：“我们是总理的亲属不假，但我们也是普通人，你不要有什么顾虑。”王兰芳的一席话，打消了晋菊清的疑虑，双方母亲把大喜的日子定在1959年5月10日。
婚前，周荣庆按母亲的吩咐，给大伯和七妈（邓颖超）写信报喜。接到大侄儿的信，周总理立即给荣庆回信庆贺，邓颖超也随信给一对新人寄来了一条烙花毛巾被、一对鸳鸯枕头和一条纯毛毯。
婚后的第二年，周荣庆调到焦作市供电局，晋菊清也调到焦作布鞋厂。在以后的岁月里，尽管周荣庆又从焦作市供电局先后调到焦作市轮胎厂、重工局等多家单位，但始终没有做过一官半职。
王兰芳身体不好，每次去北京看病，医药费都是周恩来承担。周恩来每月从自己400元的工资中拿出50元给王兰芳用，而且规定这50元是王兰芳专用，其他人一点都不能动。王兰芳享有的一个最大的特殊待遇是，每次去北京看病，都是周恩来的红旗车接送。
周总理除了每月给王兰芳50元外，还要照顾其他亲属。1951年，新中国刚刚建立不久，不断有亲友上书、上访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太忙，邓颖超主动承担了这些“家务事”。凡是需要照顾的，都由邓颖超一人料理。她和周恩来两人的工资，1/3用来帮助周家，而她自己的生活却很简朴。
实行工资制后，他们夫妇俩就开始用工资的节余部分来补助周家亲属的生活，接济他们来北京治病。
1959年8月，周荣庆的堂兄周华章和他的母亲来北京。当时正是困难时期，周总理夫妇为了招待他们，竟然把他们一个月的肉食定量都贡献出来了，走时，又给了他们100元。
1963年，周华章有了第二个孩子，正巧周荣庆到北京出差，顺道看望周恩来伯父，伯父特意让周荣庆去看周华章一家，给周华章带去了40元钱。
周荣庆还捎去了伯父的嘱咐：“你告诉华章，两个孩子可以了，不准再要了。”
三、王兰芳去北京看望哥嫂，没买上座位票，坐在车厢接口处的硬纸片上熬到北京
1968年5月3日，在晋菊清的陪同下，王兰芳从新乡坐火车来到北京，看望周恩来哥嫂俩。
这天早晨，周荣庆找了一辆车，把母亲和妻儿送到新乡火车站。因为没买到座位票，上火车后，晋菊清找了一片硬纸板，让婆母坐在车厢接口处，她怀抱2岁的小儿子，手拉8岁的大儿子和6岁的女儿，站在婆母身边，一直熬到北京。
6日上午10时，当晋菊清带着孩子，随婆母走进中南海丰泽园时，邓颖超早迎了出来，她接过晋菊清怀里的小儿子，亲了亲说：“多可爱的胖小子啊！”
邓颖超和蔼的笑容让晋菊清放松了不少，在攀谈中知道，邓颖超和晋菊清都是河南老乡。原来，邓颖超是河南光山县人。
中午时分，办公回来的周恩来见到她们几个来了，非常高兴，弯腰轮流抱起三个孩子亲了一遍。
周恩来问王兰芳：“兰芳，最近身体还好吗？”王兰芳说：“全托菊清这孩子照顾得好，我身体挺棒的。”听后，周恩来对晋菊清说：“你妈当年为革命流过血，你和荣庆要待她好点。”晋菊清连连点头。
周恩来还说：“你可是咱家第一个工人阶级，又是农民的女儿，我还得向你学习呢。”晋菊清一听急忙说：“总理，我向您学习！”
中午，在饭桌上，周总理问晋菊清：“孩子都叫什么名字？几岁了？”晋菊清说：“老大1960年3月29日出生，当时正好赶上您到印度访问，荣庆就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周中印；老二1962年12月20日出生，是女儿，出生时我婆婆梦见了茉莉花，她老人家就给取了个名字叫周小莉；三儿子出生时又赶上您访问越南，就取名叫周中越。”
周总理听后，笑着对邓颖超说：“这名字起得不太好。”邓颖超想了想对总理说：“那就给孩子改个名吧，从小到大依次叫周志勇、周志红、周志军。”周总理想了想说：“勇、红、军，好！就叫这名吧。”
走时，周恩来送给晋菊清一块手表，邓颖超送了很多自己的衣服、鞋子。
四、总理安排，自己逝世后，在京的亲属参加葬礼，在外地的亲属留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不要来北京
周家发生过两件大事，一件是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另一件是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去世。
1976年1月8日晚上，周荣庆一家正在吃饭，突然接到邓颖超的电报，电报上说：“总理逝世，在京的亲属参加葬礼，在外地的亲属留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不要来北京，这是总理的安排。”
而就在周恩来去世前50天，68岁的王兰芳去世。当天，周荣庆就打电话给伯父。当时周恩来重病在身，邓颖超接到电话后，立即回电告诉周荣庆夫妇：葬礼一切从简，听从焦作市民政局的安排。由于当时没有火葬场，晋菊清和丈夫含泪把母亲土葬在焦作烈士陵园里。不久，焦作市有关部门指示：只要不是烈士和老红军，原先是土葬的，一律改为火葬。晋菊清一家立即行动，带了个好头。
伯父去世后，晋菊清心里时常挂念邓颖超的健康状况，总想去北京看望她。但每次给邓颖超写信说想去北京看她时，邓颖超总在回信中说：“你们都很忙，来回又要花钱，还是不来好。”
这次，晋菊清一个人去了北京。到北京后，晋菊清先见到大妹周秉德，秉德告诉她：“七妈病重得很，工作人员不让外人见她。”晋菊清哭着找到邓颖超的秘书赵炜，说她大老远从河南来北京一趟不容易，不见七妈一眼，她心里难受。赵炜破例答应让她见邓颖超一面。
看到七妈瘦弱的脸上挂满了病态的疲倦，晋菊清哭了。看到侄媳妇哭，邓颖超说：“菊清，好孩子，不许哭。记住，今后无论怎样，你们都要坚强些。荣庆和孩子们都好吧？”晋菊清含泪点了点头。
晋菊清从北京回到焦作不久，丈夫周荣庆就病了，病中的周荣庆后悔没有和妻子一道去北京看望七妈。带着这个遗憾，1992年1月15日，63岁的周荣庆去世了。临终前，周荣庆告诉妻子和儿女们，他死后，不要惊动病中的七妈和三叔三婶及堂兄妹们，更不要大操大办。晋菊清悄悄料理了他的后事。
周荣庆去世不久，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也逝世了。晋菊清当时没有得到中央的通知，她是从广播中得知七妈逝世的消息的。
晋菊清领着三个儿女到了北京后，才知道是邓颖超的嘱咐，不让通知外地亲属。邓颖超的秘书赵炜特意告诉治丧委员会，让他们随周家、邓家的亲属们一起参加邓颖超的遗体告别仪式。
邓颖超的葬礼结束后，赵炜把邓颖超的部分衣物分给了周家、邓家的亲属们留作纪念。
五、平凡的岗位简朴的家
晋菊清为人低调，从不以总理的侄媳妇自居。
如果不是当年王兰芳病重，焦作“革命委员会”还不知道这个家庭住在哪。因为王兰芳病重，周恩来才给焦作革命委员会打电话，当时找了很长时间才找到与奶奶王兰芳共同生活的周志勇的家，六口人住在一个十几平方米的房子里。
周志勇回忆，他小时候，总是暑假或寒假跟随奶奶去去北京，他一共就和周总理爷爷一起吃过两三次饭。周总理太忙了，很少回家，有时候在北京待10天还见不到他一面。周总理要求他们在任何地方，都不能以他的亲戚身份要求什么。
1989年，晋菊清退休了。现在，晋菊清一个人住在10平方米大的旧房子里，儿子们几次让她搬过去一起住，老人都不愿意，说自己身体好，在这里住习惯了。
晋菊清的家非常简朴，屋子里摆放了一张床和一张简陋的桌子。
2008年2月，在江苏淮安方面的几次邀请下，晋菊清参加了纪念周恩来诞辰110周年座谈会。
座谈会上，晋菊清母子向周恩来故居捐赠了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的生前遗物——这些衣领已经破旧的极普通的衣服。
周荣庆的三个子女中，周志勇是当地的一位干部，其他二人，一个经商，一个没有固定工作。
1988年，周志勇作为焦作市政管理处的一名普通员工，被调到焦作市城管大队工作。由于工作努力，2008年初，周志勇被任命为焦作市城建监察支队支队长助理。
周志勇的弟弟周志军经营着一家企业，他连续五次在周总理逝世日时到周总理故居敬献花篮。他说；“周恩来爷爷身上有很多优秀的品质，比如说，艰苦朴素、自强自立，还有互相关爱的家风，对我们的影响很大，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受益终身。”■
1898年3月5日，周恩来出生于江苏淮安县红光西巷内的一座旧式普通小院，并在这里生活了12年。
周恩来兄弟三人，二弟周恩溥比周恩来小一岁，三弟周恩寿比周恩来小6岁。周恩溥生有一子，周恩寿生有三男三女。
周恩溥字博宇，乳名“和尚”，长大后，跟随伯父周贻赓在东北谋事，1944年在山东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年仅46岁。
周恩寿出生后因皮肤稍黑一些，乳名“小黑子”。1921年考入南开学校读书，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在北京去世。
周家是个大家族，在“恩”字辈里，周恩来排行第七，按照江南风俗，晚辈称邓颖超为“七妈”。
周恩来对自己的亲属、晚辈要求很严，给亲属们定下“十条家规”，比如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去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去看看；不许请客送礼；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生活要艰苦朴素；在任何场合下，都不要说出与周恩来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
周恩溥去世后，他的妻子王兰芳拉扯着周荣庆长大成人。
1950年，王兰芳带着周荣庆来北京生活。
周恩来的伯伯和王兰芳的父亲是至交，王兰芳参加革命以后，在东北打游击时负过伤。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为了减轻国家的负担，对王兰芳说：“你不要拿国家的工资了，以后由我来照顾你。”王兰芳听从大哥的建议，从此成了一位不拿国家工资的老干部。
1957年，国家开始实行机关干部下基层劳动锻炼，周恩来鼓励刚从部队转业的周荣庆到基层学习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并送他一句话作为勉励：“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
于是，周荣庆来到了河南焦作市九里山钢铁厂，王兰芳随儿子同行，从此扎根焦作。
二、周恩来夫妇俩用工资的节余部分补助周家亲属的生活，并接济他们来北京治病
在工作中，周荣庆和晋菊清建立了恋爱关系。
出生在焦作郊区农村的晋菊清幼时父亲病逝，母亲拉着她和大哥到江苏徐州一带沿街乞讨，才算活了下来。
大炼钢铁开始后，晋菊清等12位姑娘分成3班，成立了“三八”炼钢炉。长相俊俏的晋菊清踏实肯干，不久便受到钢铁厂领导的表扬，也赢得了全厂工人们的尊敬，被大家亲热地称为“炉花”。
1959年1月的一天，“三八”炉的几位姑娘神秘地对晋菊清说：“你知道周荣庆是什么身份吗？”晋菊清不在乎地说：“他就是从北京来的一个工人。”几位姑娘的话却让晋菊清大吃一惊：“周荣庆是周总理的亲侄子！”
吃惊之余，晋菊清又感到生气。她找到周荣庆质问：“你是周总理的侄儿，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见瞒不住了，周荣庆说：“我大伯是我大伯，我是我。我大伯要求严，不让我说我和他的关系。”
晋菊清认为自己父母是农民，高攀不上。王兰芳对晋菊清说：“我们是总理的亲属不假，但我们也是普通人，你不要有什么顾虑。”王兰芳的一席话，打消了晋菊清的疑虑，双方母亲把大喜的日子定在1959年5月10日。
婚前，周荣庆按母亲的吩咐，给大伯和七妈（邓颖超）写信报喜。接到大侄儿的信，周总理立即给荣庆回信庆贺，邓颖超也随信给一对新人寄来了一条烙花毛巾被、一对鸳鸯枕头和一条纯毛毯。
婚后的第二年，周荣庆调到焦作市供电局，晋菊清也调到焦作布鞋厂。在以后的岁月里，尽管周荣庆又从焦作市供电局先后调到焦作市轮胎厂、重工局等多家单位，但始终没有做过一官半职。
王兰芳身体不好，每次去北京看病，医药费都是周恩来承担。周恩来每月从自己400元的工资中拿出50元给王兰芳用，而且规定这50元是王兰芳专用，其他人一点都不能动。王兰芳享有的一个最大的特殊待遇是，每次去北京看病，都是周恩来的红旗车接送。
周总理除了每月给王兰芳50元外，还要照顾其他亲属。1951年，新中国刚刚建立不久，不断有亲友上书、上访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太忙，邓颖超主动承担了这些“家务事”。凡是需要照顾的，都由邓颖超一人料理。她和周恩来两人的工资，1/3用来帮助周家，而她自己的生活却很简朴。
实行工资制后，他们夫妇俩就开始用工资的节余部分来补助周家亲属的生活，接济他们来北京治病。
1959年8月，周荣庆的堂兄周华章和他的母亲来北京。当时正是困难时期，周总理夫妇为了招待他们，竟然把他们一个月的肉食定量都贡献出来了，走时，又给了他们100元。
1963年，周华章有了第二个孩子，正巧周荣庆到北京出差，顺道看望周恩来伯父，伯父特意让周荣庆去看周华章一家，给周华章带去了40元钱。
周荣庆还捎去了伯父的嘱咐：“你告诉华章，两个孩子可以了，不准再要了。”
三、王兰芳去北京看望哥嫂，没买上座位票，坐在车厢接口处的硬纸片上熬到北京
1968年5月3日，在晋菊清的陪同下，王兰芳从新乡坐火车来到北京，看望周恩来哥嫂俩。
这天早晨，周荣庆找了一辆车，把母亲和妻儿送到新乡火车站。因为没买到座位票，上火车后，晋菊清找了一片硬纸板，让婆母坐在车厢接口处，她怀抱2岁的小儿子，手拉8岁的大儿子和6岁的女儿，站在婆母身边，一直熬到北京。
6日上午10时，当晋菊清带着孩子，随婆母走进中南海丰泽园时，邓颖超早迎了出来，她接过晋菊清怀里的小儿子，亲了亲说：“多可爱的胖小子啊！”
邓颖超和蔼的笑容让晋菊清放松了不少，在攀谈中知道，邓颖超和晋菊清都是河南老乡。原来，邓颖超是河南光山县人。
中午时分，办公回来的周恩来见到她们几个来了，非常高兴，弯腰轮流抱起三个孩子亲了一遍。
周恩来问王兰芳：“兰芳，最近身体还好吗？”王兰芳说：“全托菊清这孩子照顾得好，我身体挺棒的。”听后，周恩来对晋菊清说：“你妈当年为革命流过血，你和荣庆要待她好点。”晋菊清连连点头。
周恩来还说：“你可是咱家第一个工人阶级，又是农民的女儿，我还得向你学习呢。”晋菊清一听急忙说：“总理，我向您学习！”
中午，在饭桌上，周总理问晋菊清：“孩子都叫什么名字？几岁了？”晋菊清说：“老大1960年3月29日出生，当时正好赶上您到印度访问，荣庆就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周中印；老二1962年12月20日出生，是女儿，出生时我婆婆梦见了茉莉花，她老人家就给取了个名字叫周小莉；三儿子出生时又赶上您访问越南，就取名叫周中越。”
周总理听后，笑着对邓颖超说：“这名字起得不太好。”邓颖超想了想对总理说：“那就给孩子改个名吧，从小到大依次叫周志勇、周志红、周志军。”周总理想了想说：“勇、红、军，好！就叫这名吧。”
走时，周恩来送给晋菊清一块手表，邓颖超送了很多自己的衣服、鞋子。
四、总理安排，自己逝世后，在京的亲属参加葬礼，在外地的亲属留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不要来北京
周家发生过两件大事，一件是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另一件是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去世。
1976年1月8日晚上，周荣庆一家正在吃饭，突然接到邓颖超的电报，电报上说：“总理逝世，在京的亲属参加葬礼，在外地的亲属留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不要来北京，这是总理的安排。”
而就在周恩来去世前50天，68岁的王兰芳去世。当天，周荣庆就打电话给伯父。当时周恩来重病在身，邓颖超接到电话后，立即回电告诉周荣庆夫妇：葬礼一切从简，听从焦作市民政局的安排。由于当时没有火葬场，晋菊清和丈夫含泪把母亲土葬在焦作烈士陵园里。不久，焦作市有关部门指示：只要不是烈士和老红军，原先是土葬的，一律改为火葬。晋菊清一家立即行动，带了个好头。
伯父去世后，晋菊清心里时常挂念邓颖超的健康状况，总想去北京看望她。但每次给邓颖超写信说想去北京看她时，邓颖超总在回信中说：“你们都很忙，来回又要花钱，还是不来好。”
这次，晋菊清一个人去了北京。到北京后，晋菊清先见到大妹周秉德，秉德告诉她：“七妈病重得很，工作人员不让外人见她。”晋菊清哭着找到邓颖超的秘书赵炜，说她大老远从河南来北京一趟不容易，不见七妈一眼，她心里难受。赵炜破例答应让她见邓颖超一面。
看到七妈瘦弱的脸上挂满了病态的疲倦，晋菊清哭了。看到侄媳妇哭，邓颖超说：“菊清，好孩子，不许哭。记住，今后无论怎样，你们都要坚强些。荣庆和孩子们都好吧？”晋菊清含泪点了点头。
晋菊清从北京回到焦作不久，丈夫周荣庆就病了，病中的周荣庆后悔没有和妻子一道去北京看望七妈。带着这个遗憾，1992年1月15日，63岁的周荣庆去世了。临终前，周荣庆告诉妻子和儿女们，他死后，不要惊动病中的七妈和三叔三婶及堂兄妹们，更不要大操大办。晋菊清悄悄料理了他的后事。
周荣庆去世不久，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也逝世了。晋菊清当时没有得到中央的通知，她是从广播中得知七妈逝世的消息的。
晋菊清领着三个儿女到了北京后，才知道是邓颖超的嘱咐，不让通知外地亲属。邓颖超的秘书赵炜特意告诉治丧委员会，让他们随周家、邓家的亲属们一起参加邓颖超的遗体告别仪式。
邓颖超的葬礼结束后，赵炜把邓颖超的部分衣物分给了周家、邓家的亲属们留作纪念。
五、平凡的岗位简朴的家
晋菊清为人低调，从不以总理的侄媳妇自居。
如果不是当年王兰芳病重，焦作“革命委员会”还不知道这个家庭住在哪。因为王兰芳病重，周恩来才给焦作革命委员会打电话，当时找了很长时间才找到与奶奶王兰芳共同生活的周志勇的家，六口人住在一个十几平方米的房子里。
周志勇回忆，他小时候，总是暑假或寒假跟随奶奶去去北京，他一共就和周总理爷爷一起吃过两三次饭。周总理太忙了，很少回家，有时候在北京待10天还见不到他一面。周总理要求他们在任何地方，都不能以他的亲戚身份要求什么。
1989年，晋菊清退休了。现在，晋菊清一个人住在10平方米大的旧房子里，儿子们几次让她搬过去一起住，老人都不愿意，说自己身体好，在这里住习惯了。
晋菊清的家非常简朴，屋子里摆放了一张床和一张简陋的桌子。
2008年2月，在江苏淮安方面的几次邀请下，晋菊清参加了纪念周恩来诞辰110周年座谈会。
座谈会上，晋菊清母子向周恩来故居捐赠了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的生前遗物——这些衣领已经破旧的极普通的衣服。
周荣庆的三个子女中，周志勇是当地的一位干部，其他二人，一个经商，一个没有固定工作。
1988年，周志勇作为焦作市政管理处的一名普通员工，被调到焦作市城管大队工作。由于工作努力，2008年初，周志勇被任命为焦作市城建监察支队支队长助理。
周志勇的弟弟周志军经营着一家企业，他连续五次在周总理逝世日时到周总理故居敬献花篮。他说；“周恩来爷爷身上有很多优秀的品质，比如说，艰苦朴素、自强自立，还有互相关爱的家风，对我们的影响很大，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受益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