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已进入“不惑之年”。孔子曰：“智者不惑。”经过40年的起起落落，中美关系是否已达“不惑”境界，还需全面审视，在回顾中响应历史的启示。

超越双边，面向全球维护和平

　　40年来中美关系发展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就是双方要有国际情怀与和平担当。作为国土面积和人口总量的大国、东西文明的典型代表，中美关系的格调从一开始就超越双边关系，具有全球意义，注定两国不能只关注自身或双边层面的成功，还应放眼全球，共同维护和平。
　　中美建交本身就是世界和平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双方在应对“北方威胁”的共同战略需求驱使下，彼此积极互动，决定结束敌对状态，改变了国际关系格局，开启了两个意识形态迥异的大国相互合作的新范式，带动一连串关系发生结构性变化，有力促进了世界普遍和平。中美建交后，双方着眼和平的合作推动了一些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比如上世纪80年代迫使苏联从阿富汗撤军、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协调与合作。自此以后，亚太实现总体稳定，为中国改革开放和东亚国家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提供了有利的地区环境。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等核大国共同构建和维护国际防扩散体系，中国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以及加强“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附加议定书。双方就伊朗核、朝核问题开展了密切合作。本世纪初，当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恐怖主义肆虐全球，中国支持在联合国框架下开展国际协作，共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势力。针对国际海盗猖獗，中美海军在亚丁湾举行联合反海盗演练。中美是联合国维和行动摊款出资大国，双方在阿富汗、南苏丹等地区问题上，共同帮助当事国加强能力建设，促进当地稳定与发展。假如40年前中美不建交，双方就难以在地区和平稳定、国际共同安全架构等问题进行合作，世界尤其是亚洲会变得更不稳定，冲突和战争的风险也将大增。

求同存异，突出共同利益

　　40年来，中美关系之所以总体上实现了稳中有进、不断发展，关键在于双方能够理解、包容差异，而不是强求一致。
　　中美是不同发展階段、不同文明制度国家的典型，中美关系在相当长时间里也是多元文化共存互鉴的代表。在实现关系正常化之时，双方就清楚知道彼此在历史文化、政治体制、利益关切和发展水平上有着巨大差异，也认识到建交是基于应对共同战略威胁和挑战的利益需求以及对和平、繁荣和进步的追求，需要有相互包容的心态，而非寻求谁去改造谁，使对方变得更像自己。中美关系在建交后不同时期的发展表明，尽管差异性导致双方磕磕碰碰时常发生，但差异本身并未阻止双方不断加强相互了解，也没有阻碍双方建立更多沟通和联系管道。
　　从尼克松对华“破冰之旅”到卡特时期中美建交，再到里根、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政府，美国历届领导人分属不同政党派别，有不同的教育和职业背景，但均深受美国的帝国式思维观念影响。他们面对不同的美国和中国的国内政治环境，都最终接受了两国尊重彼此差异性的必要性，支持扩大与中国的合作，明确两国关系该朝什么方向走。尽管长期的对华接触政策被现时的特朗普政府和部分战略界人士视为“失败”，但任何历史存在都有其必然性，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形成和发展也不例外。
　　中美在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两国关系是在不同观念和利益的磨合过程中向前发展的。在漫长的建交谈判中，当各种历史、现实的难题摆在双方面前，两国政治家们以高度务实的精神，努力超越分歧，搭建和解的大框架。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确认从台湾地区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大智慧是开启两国对话和关系正常化的政治基础，为此后处理诸多问题提供了启发。人权问题不时困扰中美关系发展，双方曾同意正视分歧，把有关问题放在适当位置上，使之不影响两国关系大局。1990年，中美建立人权对话机制，就法治、宗教教育、言论自由、劳工权利、多边人权合作、反对种族歧视、反恐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等问题坦率交换意见，认识到两国在人权目标方面并无太大分歧，但实现有关理想的路径不同。人权对话甚至曾一度被纳入中美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框架。2012年第17轮人权对话结束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称，“人权对话是中美广泛合作与牢固伙伴关系的内在成分”。

　　40年来，中美能够风雨兼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双方不断挖掘潜能，深化合作，夯实两国关系的基础。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中国推行改革开放的必要前提，中美建交的一大目的就是为两国互利合作和人民交往创造条件。双方先于1979年1月签订《科技合作协议》，1981年签署《领事条约》，同时打开文化合作之门，努力奠定中美关系的社会基础，打造出上世纪80年代的中美关系“蜜月期”。从卡特政府到里根、老布什、克林顿政府，中美在经贸、文教等几乎所有领域都签订了协议，甚至还有军事交流方面的，双方共同利益不断拓宽，合作文化逐渐形成。
　　经过在同一全球体系内的互利交融，经贸合作成为中美关系长期稳定的“压舱石”。2017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达5837亿美元，是1979年建交时的233倍，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的7倍多;服务贸易额750.5亿美元，而建交时几乎为零。目前，美国是中国第一大货物出口市场、第六大进口来源地以及中国第二大服务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中美有200多对友好城市、48对友好省州，每年超过400万人次往返于太平洋两岸。最关键的是，中美之间日益密切的经济联系和人文交往重塑了全球产业链条的基本模式，极大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 　　进入21世纪，从小布什执政之初将中国定位为潜在的“战略竞争者”，再到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出台，中美竞争性增加，但双方也都致力于继续扩大合作领域，尤其是在加强防扩散等传统安全、反恐等非传统安全、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的合作方面。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危机后，中美在二十国集团框架下加强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协调，携手引领抵御危机、稳定市场的全球合作，共同开创了全球治理的新阶段。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是中美合作又一个重要领域。可见，在不同时期，中美致力于应对全球形勢的新变化、新挑战，不断寻找合作新领域、新增长点，为中美关系发展源源不断地注入新动力。

谨慎克制，有效管控危机

　　建交以来的中美关系从不是一帆风顺，意外和危机时有发生，先后五次面临严重危机，但双方谨慎克制、有效处理，每次都能逢凶化吉，共同推动双边关系重回正轨，也使每次危机都转化为重要政策明晰化的机会。1989年中美关系面临建交以来第一次真正危机，双边关系急剧倒退。老布什总统几次亲笔致信中国领导人并派特使访华，双方同意维护重要的战略关系。1995～1996年，李登辉“访美”引发严重台海危机，但中美两国都认同需尽力防止冲突，双方领导人保持电话联系并利用国际场合增加见面机会，克林顿总统1998年访华期间明确美国对台“三不”政策（不支持“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台湾以“国家”名义加入国际组织）。1999年发生了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中美几乎所有外交接触一度中断，后双方着眼大局，经艰苦谈判，美国领导人和政府做出解释和道歉，两国关系得以恢复。2001年发生南海“撞机事件”，双方就责任认定僵持不下，演变成一场外交危机，但美方最终认错，中方总的说来采取了低调的处理办法。2009年在南海发生美国海军监测船与中方船只近距离对峙的“无暇号事件”，双方表达各自立场，同时以足够默契避免事态升级。随后，中美通过防务磋商达成“海上军事咨商协定”，以便稳妥处理日后一旦发生的对峙意外。历经几次危机，中美关系更具韧性，双边沟通和管控机制更加畅通，有助于防止误判。

　　40年弹指一挥间，中美关系已发展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战略关系之一，全球影响不断扩大。尽管也有分歧和摩擦，两国对对方的长期战略目标依然深感怀疑，但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始终是中美关系主流，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的道理颠扑不破，“和而不同，斗而不破”的智慧仍具现实和长远意义。当然，与合作一样，分歧也是中美关系一以贯之的主题，双方除强调坚持理性和加强管控之外，也需要有意识地克制着眼国内政治需要重塑中美关系的动机，以更多的专业性处理双边问题，并且牢固树立在全球层面运作两国关系的战略和长远眼光。
　　我们在纪念中美建交40周年的同时，也在开启两国关系的新40年。未来，哪些传统需要继承，哪些教训需要吸取，如何让合作的效果最大化、冲突的影响最小化，还需不断总结和探索，推动两国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所所长、研究员，前美国问题研究所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