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她被称为人类学之母。
《纽约时报》评论说：“她把社会人类学带入了光辉的科学时代。”她1978年去世时，美国总统说：“她已将文化人类学的视野与思考问题的方式教给了成千上万的公众。” 1979年，她被美国政府追授“总统自由奖章”。
她，玛格丽特·米德，不仅让人敬仰，还以其勇敢、执著、爱感动世界。
永恒之旅
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
1920年秋天，年仅19岁的玛格丽特·米德从印第安纳州的德·巴乌大学转入巴纳德学院攻读英文专业，期望自己成为一名出色的作家。1923年，这个擅长演讲、记忆力惊人的姑娘获得英语和哲学双学士学位。当时，社会科学的每一个领域都呈现着诱人的希望之光，新婚的米德被心理学吸引，来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心理学硕士学位。
米德说，最微不足道的旅程却可能是永恒之旅。她在学习心理学期间，偶然选修了人类学课，认识了对她一生影响重大的两个人：博厄斯和本尼迪克特。于是，一切都不一样了。
博厄斯是美国人类学的奠基者，被称为美国人类学之父。这个来自德国、犹太人出身、国际公认的大学者，一直渴望“所有人都享有各种平等权利，无论贫富都享有平等的学习和工作的可能性”，坚决反对种族主义。他伟大的理想、智慧，卓越的影响力，还有授课时华丽的语言，都深深吸引着米德。与他相得益彰的还有他的学生、助教本尼迪克特，她比米德大14岁，对人类学有着浓厚的兴趣，才华横溢。“短短几个月时间，好学的年轻学生和腼腆的助教因为对文化模式共同的强烈兴趣，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和热情的智力合作。这将为人类学的发展带来许多重要的成就。”（弗里曼《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对文学都偏好的她们经常有诗作往来，学术上互相补充，本尼迪克特在哲学上颇有造诣，而米德在心理学方面很有见地。二人相互影响，最终成为文化与人格理论的奠基者。时至今日，两个人是仅有的头像登上美国邮票的人类学家。
多年来，博厄斯一直与强大的“先天影响远远超过后天”这一理论抗衡。1924年底，他决定通过调查一个明显与西歐和美国不同文化的青春期研究，来挑战这一遗传理论。当时青春期理论诞生不久——1905年，心理学家霍尔发表了一篇题为《青春期：其心理机制及其与生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性、犯罪、宗教和教育的关系》的文章，提出“青春期”的概念，被称为“20世纪的一项发明”，因为此前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特殊的年龄段。随后，关于青春期的理论探讨不断。
由于有着心理学硕士教育背景，米德对青春期问题很感兴趣。博厄斯打算让她去印第安人部落做这一选题的田野实地调查。田野实地调查是人类学构建的基础。在20世纪20年代前，人类学现场中还没有留下过女性的足迹。让博厄斯没有想到的是，年轻的米德不仅愿意去，还要去一个十分偏远的地方——南太平洋群岛，因为她认为印第安部落早已布满人类学家的足迹。出于安全的考虑，博厄斯不同意，但他最终没有拗过雄心勃勃的女弟子。
1925年8月31日，米德只身到达位于南太平洋的美属东萨摩亚，在一个破旅馆里住下，开始了为期9个月的田野调查。米德几乎走遍岛上所有的村落，最后把重心放在最原始、最偏远的塔乌岛。她经历了文明社会女性无法想象的艰辛。从学习萨摩亚人的语言、生活方式，到果敢地摆脱那些注意到“白人女子有一双漂亮丰满大腿”的土著求爱者，都显示了这位24岁女研究生的智慧和胆略。
在萨摩亚的9个月，米德一直保持着与本尼迪克特的通信，后者已经成了她在人类学领域中的另一个自我。这种交流，奠定了两个人共同的理论基础。米德回到纽约后，虽然接受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助理等职，但她大部分时间都用于萨摩亚青春期研究的材料整理工作。1927年初，米德将《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的书稿寄给哈珀兄弟出版社，遭到拒绝。她随后约见了刚刚成为出版商的莫洛。在她的书还没有出版之际，米德已踏上第二次南太平洋之旅。1928年初，《萨摩亚人的成年》出版。她做梦都没想到的是，这本书受到热烈欢迎，竟跃居畅销书榜首，于当年再版！“当晨曦刚刚爬上灰褐色的柔软的棕榈叶屋顶，面对苍茫无垠的大海，悄然而立的棕榈树刚刚现出婆娑身姿时，刚才还在棕榈树下或海边独木舟阴影下温存耳语的情人已悄悄回到各自的屋里……”这就是米德的叙述方式，文字优美，感情充沛，引人入胜。读者惊叹：原来社会科学的书可以这样好看！
以往，人们认为青春期的反叛是生理的骚动所致，弗洛伊德心理学也这样认为。《萨摩亚人的成年》却提醒人们：青春期经历因生活环境的差异而不同。米德通过对正值青春期的萨摩亚少女的性和家庭风俗的探讨，力图说明“人类所赖以生存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环境是如何塑造人格的”。在米德的观察中，萨摩亚社会没有什么不良青少年，因为萨摩亚人不要求青少年服从任何清规戒律，青少年不必以反抗成规证明自己的存在。萨摩亚人对于年轻人的性行为习以为常，青年男女幽会、随意发生性行为就像吃喝拉撒一样，毫无神秘可言。他们的发育成熟期没有性压抑，没有负担和责任，到了青春期也就没有骚动和叛逆，顺利过渡到成年。这和西方青年的青春期不一样。
这在当时是一个惊人的结论。此前，学术界对人类行为的成因充满疑问和争论，主流观点是：人类行为完全由基因决定，这为种族主义者和优生论者提供了借口。而以米德为代表的文化决定论者认为：人类行为在相当程度上是文化和环境的产物，选择培育虽然可以产生出良种动物，但将此做法推广到人类是没有根据的、危险的。
“如果一个社会能够使它的孩子们毫无痛苦地度过青春期，比如萨摩亚，那么对于其他社会来说，也有机会做到这一点。”这是米德的基本思想，“萨摩亚人的教育方法和我们的方法大相径庭，这种强烈的对比也许能够使我们改变原有立场，创造一种新颖而又富生命力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批评精神，去重新评价、甚而彻底改造我们教育孩子的方法。”这是米德对美国乃至世界的巨大贡献。
《萨摩亚人的成年》被译成16种语言，发行量达数百万册，成为很多大学人类学的必读课本。米德的萨摩亚文本被当做社会科学文献的范例。德高望重的人类学家E·亚当森·霍贝尔称：《萨摩亚人的成年》是堪与自然科学实验研究相媲美的“田野调查实验研究的经典之作”，是推翻基因决定论的最具威力的“证伪实验”。 虽然几十年后，另一位人类学家、澳大利亚的弗里曼也在萨摩亚做田野调查，得出了与米德不同的结论，并在米德去世后出版了《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在人类学界引发了“地震级”讨论，但弗里曼由衷地说：“（人类学）是一门无论在哪里都是由众多心智而积累起来的科学……正是米德恪守这样的信念，她才被公认在人类学史上占有一个受人尊崇而稳固的地位。”
萨摩亚之行是米德人生的里程碑。此后，太平洋地区形态各异的原始文化牵动着她之后整整 50 年的情愫。她的《新几内亚人的成长》、《三个原始部落的性与气质》、《男性和女性》、《古老社会的新生活》等专著，都对美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爱的田野
米德非凡的情感之路
米德1901年生于美国费城一个书香之家，父亲是经济学教授，母亲是社会学博士、坚定的女权主义者。母亲选择在医院里产下自己的孩子，这在当时的美国社会中还很少见。童年的米德没有像其他小姑娘一样穿漂亮的裙子、做淑女，而是穿灯笼裤，自由活动，甚至爬树。母亲用最现代的方法养育孩子，希望她长大后成为高尚的人，为人类造福。米德从小就坚信：任何人都能完成他打算去做的任何事情；心智不受性别影响，女性在任何事情上都不比男性差。
在米德的孩提时代，家庭的经常搬迁养成了她日后迅速适应环境的能力。从有着不同的政治、种族、宗教背景的各种社区的生活中，年幼的米德学到了一般孩子学不到的东西。在成年之前，她学过纺织、音乐、雕刻、绘画，甚至学会了一般人视之为粗鄙的木匠活。22岁那年，当她从巴那德学院毕业成婚时，没有人会想到房间里设计别致的家具竟出自娇媚的新娘之手。
不过，在这个家庭中对米德一生影响最大的，却既不是敏捷、幽默但多少有些冷漠的教授父亲，也不是聪明、漂亮但过于理性的母亲，真正的启蒙老师是她那位早年受过高等教育的外祖母。老太太精通育人之道，当和米德同龄的小姑娘已经能够熟练地背诵乘法表时，她才不紧不慢地向外孙女传授什么是算术。但她一直通过故事、诗歌、游戏以及简单的家务劳动培养小米德的观察能力。8岁的米德就能够有选择地记录两个妹妹的生活，这大概是外祖母给予这位未来人类学家最早的专门训练。
米德离婚三次，但都与前夫保持良好的友情。大学毕业后，米德同神学院毕业生卢瑟结婚，旋即转入哥伦比亚大学专攻心理学。认识心理学家里欧后不久与卢瑟分手，与里欧在新西兰结婚。八年后从第二次婚姻中走出来的米德与人类学家贝特森在新加坡结婚，开始第三度婚姻。这段婚姻虽然也没有维持到最后，但米德有了一个宝贝女儿。
米德如她自己的人生所展现的那样，对于性和婚姻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她认为随着人类寿命被延长，一夫一妻制能够持续一生的可能性会减少。她劝告人们不要对婚姻抱太大的期望。她有一个惊世观点：“双性恋并不新鲜，但拓展人类对爱的能力的理解和接纳，却很新鲜。”
志同道合是米德选择爱人的唯一条件。米德有一句话：世界是我的田野，一切都是人类学。她所有的生活，包括爱，都和她的事业紧密相连，成为一段段浪漫的、刻骨铭心的旅程。
1928年秋，米德和第二任丈夫里欧一同去马努斯做田野调查。马努斯是南太平洋的一个小岛，这里的人在水上建房而居，没有文字，以物换物。两个人学习当地语言，了解他们的社会经济、宗教信仰，收集了三万多幅儿童画，分析文化对儿童性格的影响，也曾被困在山上一起绝望。那样蛮荒的地方，他们的爱情美好得如同童话。
从马努斯回到纽约后，米德与里欧开始了两年多的居家生活，俩人伏案写作，互相阅读对方的文章，讨论问题。一个现实问题出现了：米德要承担主妇的所有事情：打扫屋子，做饭洗衣。里欧是一个标准的新西兰丈夫，对于刚毅的新西兰男人来说，男人在家庭中要处于主要地位，家务、带孩子等等都是女人的事，丈夫是绝不插手的。米德从人类学家的角度出发，尊重在异文化中长大的丈夫对男女性别分工的界定，但当她的工作得不到丈夫的理解和支持时，她感到一种深深的挫败。难道男性和女性的角色就这么对立吗？这对立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文化冲突？这些问题盘亘在她的脑子里，成为她以后的田野调查方向。
1931年12月，米德夫妇再次进入南太平洋地区，不经意间踏入剑桥大学生物学家贝特森的“田野领地”，米德与贝特森一见钟情。
三位杰出的社会学家是怎样克服情感纠葛一起工作的？外人不得而知。1936年，当米德再次进入南太平洋，去巴厘岛研究幼年经历与成年后性格之间的关系时，陪在她身边的，已是她的第三任丈夫贝特森。他们使用普通相机和电影摄影机记录巴厘人的各种活动，成为最早运用影视手段的人类学家。
早在大学读书时期，米德就对自己将来的妻子、母亲角色充满想象：生几个孩子，全家人过着幸福生活。在得知自己的体质不适合生育孩子的时候，米德一度很绝望。此后数年间，米德将自己浸泡在南太平洋的岛屿中，几乎忘了自己的性别。后来，她在三个原始部落研究性别角色选择和儿童养育问题时，突然强烈地想生育一个孩子。当时社会局势动荡，田野中环境恶劣，物质匮乏，米德经历了数次早产，终于在1939年生下女儿凯瑟琳。女儿的出生，让她对两性角色有了新的认识，她开始正视两性生物性局限：男性与女性是有差别的。
从青春期研究到性别气质研究，米德证明了文化对生命个体的塑造，以及文化情景对性、婚姻及生育行为的解构作用。这些观点成为早期女权主义的理论来源。
改变人类
米德的赤子情怀
米德说：“我们永不怀疑，那屈指可数的思想深刻而意志坚定的人能够改变这个世界。”米德正是这样的人。她以其著作、教学和演讲引爆了人们对人类学的兴趣，她的理想主义，她对社会变迁意义的痴迷，对和平、公正、性自由以及冒险的热衷，影响了世界。米德强调，我们能够并且应该建立起这样一种更美好的文化：它能够培育出更为幸福、更少侵犯、情感上更为坚定的人。在她的定义中，理想的文化应该是那種能够让每一个人的才能找到用武之地的文化。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提出过这样完美的、有关理想文化的定义。 当希特勒和法西斯的阴影笼罩着欧洲时，战争的一触即发也使美国处于警戒状态。米德将目光投向政治局势的发展，希望为国家献计献策。1939年，米德写信给当时的总统罗斯福的夫人，建议美国就欧洲的发展与希特勒对话。米德40岁生日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她和人类学同仁将人类学知识用于国家的战争战略上，用于积极推进社会改革、关注民生和实现人类福祉的行动中。她加入饮食委员会，运用人类学田野方法，通过实验成果改变美国人的饮食习惯，以应对战时食物不足等问题。1941年，米德在新泽西女性大学毕业典礼上演讲说：科学知识曾被法西斯主义利用，导致人与人、族与族之间的冷漠和敌对，如果用科学代替政治家的直觉，并用以改变人的行为，将是有价值有意义的。
直到晚年，米德一直没有走出公众的视线。她长期担任美国人类学会主席、美国自然史博物馆馆长，还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的会员，参加了世界教会协会等组织。米德靠一双合适的鞋和一根手杖巡回世界，就宗教与女性、犯罪、饮酒、婚姻等社会问题发表演讲，曾创下一年演讲一百场的纪录。她向女性杂志《Red Book》坚持投稿16年之久，为伸张女性人权做出了巨大贡献。美国大众已经习惯在电波中、在各种演讲中听到米德富有激情和趣味的讲话。她的不凡事迹也被媒体广泛报道。虽然米德的看法常常令人难以接受（将性别多样性作为研究主题一直被认为偏离主流），但她所说的话其实比她所身处的时代领先50年。直到21世纪的今天，这个世界才开始赶上她的想法。
1978年，77岁高龄的米德执笔写下了她一生中的最后一本专著《文化与承诺》。以往，人们总是把代溝产生的原因仅仅归咎于年青一代的“反叛”上，米德却把这种反叛归咎于老一代在新时代的落伍；以往，尽管也有人强调两代人之间应该进行交流，但往往把建立这种交流当成恢复老一代对新一代教化的手段，米德却认为，当代世界独特的文化传递方式决定了在这种交流中，虚心接受教益的应该是年长的一代。年长的一代若不想落伍于时代，就只能努力向年轻人学习，因为今天的他们代表着未来。“只有通过年青一代的直接参与，利用他们广博而新颖的知识，我们才能够建立一个富于生命力的未来。”这是米德对解决代沟问题所给出的中肯回答。
人类学家关注的是“人类关系的特征”，通过研究，为后代的发展指明道路。米德一生仅专著就有30部。是她使人类学在美国家喻户晓，并得到世界的关注。米德怀抱赤子之心，用人类学家的仁爱眼光记录原始社会，也用人类学家的善思反观西方社会。她相信人与文化的平等、自由、民主，坚信人类生活会越来越美好。她对于自己停留过的地方，无论是哪里都看做是自己的家乡，并以充满热情的心态面对。她所研究的主题都是人类社会的重要议题：男性与女性，父母与孩子。个人洞察力、对理想的追求、准确把握时代脉搏以及对人类的挚爱成就了米德，使她作为人类学之母至今依然受到尊敬。
1978年11月，米德因胰腺癌在美国纽约辞世。南太平洋马努斯岛村民为她举行了只有在大酋长去世时才会举行的为期五天的葬礼，表示哀悼。在纽约，美国总统致悼词。成千上万的人捧着鲜花和她的自传《黑莓的冬天》向她致敬。
《纽约时报》评论说：“她把社会人类学带入了光辉的科学时代。”她1978年去世时，美国总统说：“她已将文化人类学的视野与思考问题的方式教给了成千上万的公众。” 1979年，她被美国政府追授“总统自由奖章”。
她，玛格丽特·米德，不仅让人敬仰，还以其勇敢、执著、爱感动世界。
永恒之旅
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
1920年秋天，年仅19岁的玛格丽特·米德从印第安纳州的德·巴乌大学转入巴纳德学院攻读英文专业，期望自己成为一名出色的作家。1923年，这个擅长演讲、记忆力惊人的姑娘获得英语和哲学双学士学位。当时，社会科学的每一个领域都呈现着诱人的希望之光，新婚的米德被心理学吸引，来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心理学硕士学位。
米德说，最微不足道的旅程却可能是永恒之旅。她在学习心理学期间，偶然选修了人类学课，认识了对她一生影响重大的两个人：博厄斯和本尼迪克特。于是，一切都不一样了。
博厄斯是美国人类学的奠基者，被称为美国人类学之父。这个来自德国、犹太人出身、国际公认的大学者，一直渴望“所有人都享有各种平等权利，无论贫富都享有平等的学习和工作的可能性”，坚决反对种族主义。他伟大的理想、智慧，卓越的影响力，还有授课时华丽的语言，都深深吸引着米德。与他相得益彰的还有他的学生、助教本尼迪克特，她比米德大14岁，对人类学有着浓厚的兴趣，才华横溢。“短短几个月时间，好学的年轻学生和腼腆的助教因为对文化模式共同的强烈兴趣，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和热情的智力合作。这将为人类学的发展带来许多重要的成就。”（弗里曼《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对文学都偏好的她们经常有诗作往来，学术上互相补充，本尼迪克特在哲学上颇有造诣，而米德在心理学方面很有见地。二人相互影响，最终成为文化与人格理论的奠基者。时至今日，两个人是仅有的头像登上美国邮票的人类学家。
多年来，博厄斯一直与强大的“先天影响远远超过后天”这一理论抗衡。1924年底，他决定通过调查一个明显与西歐和美国不同文化的青春期研究，来挑战这一遗传理论。当时青春期理论诞生不久——1905年，心理学家霍尔发表了一篇题为《青春期：其心理机制及其与生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性、犯罪、宗教和教育的关系》的文章，提出“青春期”的概念，被称为“20世纪的一项发明”，因为此前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特殊的年龄段。随后，关于青春期的理论探讨不断。
由于有着心理学硕士教育背景，米德对青春期问题很感兴趣。博厄斯打算让她去印第安人部落做这一选题的田野实地调查。田野实地调查是人类学构建的基础。在20世纪20年代前，人类学现场中还没有留下过女性的足迹。让博厄斯没有想到的是，年轻的米德不仅愿意去，还要去一个十分偏远的地方——南太平洋群岛，因为她认为印第安部落早已布满人类学家的足迹。出于安全的考虑，博厄斯不同意，但他最终没有拗过雄心勃勃的女弟子。
1925年8月31日，米德只身到达位于南太平洋的美属东萨摩亚，在一个破旅馆里住下，开始了为期9个月的田野调查。米德几乎走遍岛上所有的村落，最后把重心放在最原始、最偏远的塔乌岛。她经历了文明社会女性无法想象的艰辛。从学习萨摩亚人的语言、生活方式，到果敢地摆脱那些注意到“白人女子有一双漂亮丰满大腿”的土著求爱者，都显示了这位24岁女研究生的智慧和胆略。
在萨摩亚的9个月，米德一直保持着与本尼迪克特的通信，后者已经成了她在人类学领域中的另一个自我。这种交流，奠定了两个人共同的理论基础。米德回到纽约后，虽然接受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助理等职，但她大部分时间都用于萨摩亚青春期研究的材料整理工作。1927年初，米德将《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的书稿寄给哈珀兄弟出版社，遭到拒绝。她随后约见了刚刚成为出版商的莫洛。在她的书还没有出版之际，米德已踏上第二次南太平洋之旅。1928年初，《萨摩亚人的成年》出版。她做梦都没想到的是，这本书受到热烈欢迎，竟跃居畅销书榜首，于当年再版！“当晨曦刚刚爬上灰褐色的柔软的棕榈叶屋顶，面对苍茫无垠的大海，悄然而立的棕榈树刚刚现出婆娑身姿时，刚才还在棕榈树下或海边独木舟阴影下温存耳语的情人已悄悄回到各自的屋里……”这就是米德的叙述方式，文字优美，感情充沛，引人入胜。读者惊叹：原来社会科学的书可以这样好看！
以往，人们认为青春期的反叛是生理的骚动所致，弗洛伊德心理学也这样认为。《萨摩亚人的成年》却提醒人们：青春期经历因生活环境的差异而不同。米德通过对正值青春期的萨摩亚少女的性和家庭风俗的探讨，力图说明“人类所赖以生存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环境是如何塑造人格的”。在米德的观察中，萨摩亚社会没有什么不良青少年，因为萨摩亚人不要求青少年服从任何清规戒律，青少年不必以反抗成规证明自己的存在。萨摩亚人对于年轻人的性行为习以为常，青年男女幽会、随意发生性行为就像吃喝拉撒一样，毫无神秘可言。他们的发育成熟期没有性压抑，没有负担和责任，到了青春期也就没有骚动和叛逆，顺利过渡到成年。这和西方青年的青春期不一样。
这在当时是一个惊人的结论。此前，学术界对人类行为的成因充满疑问和争论，主流观点是：人类行为完全由基因决定，这为种族主义者和优生论者提供了借口。而以米德为代表的文化决定论者认为：人类行为在相当程度上是文化和环境的产物，选择培育虽然可以产生出良种动物，但将此做法推广到人类是没有根据的、危险的。
“如果一个社会能够使它的孩子们毫无痛苦地度过青春期，比如萨摩亚，那么对于其他社会来说，也有机会做到这一点。”这是米德的基本思想，“萨摩亚人的教育方法和我们的方法大相径庭，这种强烈的对比也许能够使我们改变原有立场，创造一种新颖而又富生命力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批评精神，去重新评价、甚而彻底改造我们教育孩子的方法。”这是米德对美国乃至世界的巨大贡献。
《萨摩亚人的成年》被译成16种语言，发行量达数百万册，成为很多大学人类学的必读课本。米德的萨摩亚文本被当做社会科学文献的范例。德高望重的人类学家E·亚当森·霍贝尔称：《萨摩亚人的成年》是堪与自然科学实验研究相媲美的“田野调查实验研究的经典之作”，是推翻基因决定论的最具威力的“证伪实验”。 虽然几十年后，另一位人类学家、澳大利亚的弗里曼也在萨摩亚做田野调查，得出了与米德不同的结论，并在米德去世后出版了《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在人类学界引发了“地震级”讨论，但弗里曼由衷地说：“（人类学）是一门无论在哪里都是由众多心智而积累起来的科学……正是米德恪守这样的信念，她才被公认在人类学史上占有一个受人尊崇而稳固的地位。”
萨摩亚之行是米德人生的里程碑。此后，太平洋地区形态各异的原始文化牵动着她之后整整 50 年的情愫。她的《新几内亚人的成长》、《三个原始部落的性与气质》、《男性和女性》、《古老社会的新生活》等专著，都对美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爱的田野
米德非凡的情感之路
米德1901年生于美国费城一个书香之家，父亲是经济学教授，母亲是社会学博士、坚定的女权主义者。母亲选择在医院里产下自己的孩子，这在当时的美国社会中还很少见。童年的米德没有像其他小姑娘一样穿漂亮的裙子、做淑女，而是穿灯笼裤，自由活动，甚至爬树。母亲用最现代的方法养育孩子，希望她长大后成为高尚的人，为人类造福。米德从小就坚信：任何人都能完成他打算去做的任何事情；心智不受性别影响，女性在任何事情上都不比男性差。
在米德的孩提时代，家庭的经常搬迁养成了她日后迅速适应环境的能力。从有着不同的政治、种族、宗教背景的各种社区的生活中，年幼的米德学到了一般孩子学不到的东西。在成年之前，她学过纺织、音乐、雕刻、绘画，甚至学会了一般人视之为粗鄙的木匠活。22岁那年，当她从巴那德学院毕业成婚时，没有人会想到房间里设计别致的家具竟出自娇媚的新娘之手。
不过，在这个家庭中对米德一生影响最大的，却既不是敏捷、幽默但多少有些冷漠的教授父亲，也不是聪明、漂亮但过于理性的母亲，真正的启蒙老师是她那位早年受过高等教育的外祖母。老太太精通育人之道，当和米德同龄的小姑娘已经能够熟练地背诵乘法表时，她才不紧不慢地向外孙女传授什么是算术。但她一直通过故事、诗歌、游戏以及简单的家务劳动培养小米德的观察能力。8岁的米德就能够有选择地记录两个妹妹的生活，这大概是外祖母给予这位未来人类学家最早的专门训练。
米德离婚三次，但都与前夫保持良好的友情。大学毕业后，米德同神学院毕业生卢瑟结婚，旋即转入哥伦比亚大学专攻心理学。认识心理学家里欧后不久与卢瑟分手，与里欧在新西兰结婚。八年后从第二次婚姻中走出来的米德与人类学家贝特森在新加坡结婚，开始第三度婚姻。这段婚姻虽然也没有维持到最后，但米德有了一个宝贝女儿。
米德如她自己的人生所展现的那样，对于性和婚姻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她认为随着人类寿命被延长，一夫一妻制能够持续一生的可能性会减少。她劝告人们不要对婚姻抱太大的期望。她有一个惊世观点：“双性恋并不新鲜，但拓展人类对爱的能力的理解和接纳，却很新鲜。”
志同道合是米德选择爱人的唯一条件。米德有一句话：世界是我的田野，一切都是人类学。她所有的生活，包括爱，都和她的事业紧密相连，成为一段段浪漫的、刻骨铭心的旅程。
1928年秋，米德和第二任丈夫里欧一同去马努斯做田野调查。马努斯是南太平洋的一个小岛，这里的人在水上建房而居，没有文字，以物换物。两个人学习当地语言，了解他们的社会经济、宗教信仰，收集了三万多幅儿童画，分析文化对儿童性格的影响，也曾被困在山上一起绝望。那样蛮荒的地方，他们的爱情美好得如同童话。
从马努斯回到纽约后，米德与里欧开始了两年多的居家生活，俩人伏案写作，互相阅读对方的文章，讨论问题。一个现实问题出现了：米德要承担主妇的所有事情：打扫屋子，做饭洗衣。里欧是一个标准的新西兰丈夫，对于刚毅的新西兰男人来说，男人在家庭中要处于主要地位，家务、带孩子等等都是女人的事，丈夫是绝不插手的。米德从人类学家的角度出发，尊重在异文化中长大的丈夫对男女性别分工的界定，但当她的工作得不到丈夫的理解和支持时，她感到一种深深的挫败。难道男性和女性的角色就这么对立吗？这对立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文化冲突？这些问题盘亘在她的脑子里，成为她以后的田野调查方向。
1931年12月，米德夫妇再次进入南太平洋地区，不经意间踏入剑桥大学生物学家贝特森的“田野领地”，米德与贝特森一见钟情。
三位杰出的社会学家是怎样克服情感纠葛一起工作的？外人不得而知。1936年，当米德再次进入南太平洋，去巴厘岛研究幼年经历与成年后性格之间的关系时，陪在她身边的，已是她的第三任丈夫贝特森。他们使用普通相机和电影摄影机记录巴厘人的各种活动，成为最早运用影视手段的人类学家。
早在大学读书时期，米德就对自己将来的妻子、母亲角色充满想象：生几个孩子，全家人过着幸福生活。在得知自己的体质不适合生育孩子的时候，米德一度很绝望。此后数年间，米德将自己浸泡在南太平洋的岛屿中，几乎忘了自己的性别。后来，她在三个原始部落研究性别角色选择和儿童养育问题时，突然强烈地想生育一个孩子。当时社会局势动荡，田野中环境恶劣，物质匮乏，米德经历了数次早产，终于在1939年生下女儿凯瑟琳。女儿的出生，让她对两性角色有了新的认识，她开始正视两性生物性局限：男性与女性是有差别的。
从青春期研究到性别气质研究，米德证明了文化对生命个体的塑造，以及文化情景对性、婚姻及生育行为的解构作用。这些观点成为早期女权主义的理论来源。
改变人类
米德的赤子情怀
米德说：“我们永不怀疑，那屈指可数的思想深刻而意志坚定的人能够改变这个世界。”米德正是这样的人。她以其著作、教学和演讲引爆了人们对人类学的兴趣，她的理想主义，她对社会变迁意义的痴迷，对和平、公正、性自由以及冒险的热衷，影响了世界。米德强调，我们能够并且应该建立起这样一种更美好的文化：它能够培育出更为幸福、更少侵犯、情感上更为坚定的人。在她的定义中，理想的文化应该是那種能够让每一个人的才能找到用武之地的文化。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提出过这样完美的、有关理想文化的定义。 当希特勒和法西斯的阴影笼罩着欧洲时，战争的一触即发也使美国处于警戒状态。米德将目光投向政治局势的发展，希望为国家献计献策。1939年，米德写信给当时的总统罗斯福的夫人，建议美国就欧洲的发展与希特勒对话。米德40岁生日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她和人类学同仁将人类学知识用于国家的战争战略上，用于积极推进社会改革、关注民生和实现人类福祉的行动中。她加入饮食委员会，运用人类学田野方法，通过实验成果改变美国人的饮食习惯，以应对战时食物不足等问题。1941年，米德在新泽西女性大学毕业典礼上演讲说：科学知识曾被法西斯主义利用，导致人与人、族与族之间的冷漠和敌对，如果用科学代替政治家的直觉，并用以改变人的行为，将是有价值有意义的。
直到晚年，米德一直没有走出公众的视线。她长期担任美国人类学会主席、美国自然史博物馆馆长，还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的会员，参加了世界教会协会等组织。米德靠一双合适的鞋和一根手杖巡回世界，就宗教与女性、犯罪、饮酒、婚姻等社会问题发表演讲，曾创下一年演讲一百场的纪录。她向女性杂志《Red Book》坚持投稿16年之久，为伸张女性人权做出了巨大贡献。美国大众已经习惯在电波中、在各种演讲中听到米德富有激情和趣味的讲话。她的不凡事迹也被媒体广泛报道。虽然米德的看法常常令人难以接受（将性别多样性作为研究主题一直被认为偏离主流），但她所说的话其实比她所身处的时代领先50年。直到21世纪的今天，这个世界才开始赶上她的想法。
1978年，77岁高龄的米德执笔写下了她一生中的最后一本专著《文化与承诺》。以往，人们总是把代溝产生的原因仅仅归咎于年青一代的“反叛”上，米德却把这种反叛归咎于老一代在新时代的落伍；以往，尽管也有人强调两代人之间应该进行交流，但往往把建立这种交流当成恢复老一代对新一代教化的手段，米德却认为，当代世界独特的文化传递方式决定了在这种交流中，虚心接受教益的应该是年长的一代。年长的一代若不想落伍于时代，就只能努力向年轻人学习，因为今天的他们代表着未来。“只有通过年青一代的直接参与，利用他们广博而新颖的知识，我们才能够建立一个富于生命力的未来。”这是米德对解决代沟问题所给出的中肯回答。
人类学家关注的是“人类关系的特征”，通过研究，为后代的发展指明道路。米德一生仅专著就有30部。是她使人类学在美国家喻户晓，并得到世界的关注。米德怀抱赤子之心，用人类学家的仁爱眼光记录原始社会，也用人类学家的善思反观西方社会。她相信人与文化的平等、自由、民主，坚信人类生活会越来越美好。她对于自己停留过的地方，无论是哪里都看做是自己的家乡，并以充满热情的心态面对。她所研究的主题都是人类社会的重要议题：男性与女性，父母与孩子。个人洞察力、对理想的追求、准确把握时代脉搏以及对人类的挚爱成就了米德，使她作为人类学之母至今依然受到尊敬。
1978年11月，米德因胰腺癌在美国纽约辞世。南太平洋马努斯岛村民为她举行了只有在大酋长去世时才会举行的为期五天的葬礼，表示哀悼。在纽约，美国总统致悼词。成千上万的人捧着鲜花和她的自传《黑莓的冬天》向她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