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小山村，村庄里发生的事就像一部部小说，甚至像今天报屁股上的“连载”，张家、李家的事，包括偷情，一天一变，大都公开透明，连黄毛小儿都拥有知情权。而村民的吵架，仿佛电视剧的台词，只要你稍微竖起耳朵，不用天线就能收听或者观赏。这种高度透明，让我过早地知道为人的艰难，人情的险恶……星期天，我常扯着母亲的裤脚赶集。她一边走一边倾诉，把不敢示人的委屈和怨言一并倒出来。长长的山路上只有我一个听众，有时听着走着我竟然睡着了，稀里糊涂地走了十几步，在即将跌倒时一激灵醒来，发现母亲还在滔滔不绝，顿时觉得对不起她，于是，又张起耳朵听，争取不漏掉一个字。
　　这种倾诉与聆听的关系，深刻影响着我对小说的理解。我以为小说就是释放自己的懊悔和积怨，倾吐自己的秘密，以博取别人的同情。我的长篇小说《后悔录》，就写了一个倾诉者曾广贤，他在没有听众的情况下，花钱请按摩女听他讲自己的“后悔”。他讲得投入动情，而按摩女的心思却在“计时收费”，好像曾广贤只是为了倾诉而倾诉，并不在乎听者的态度。后来，他又把自己的讲述转移到父亲床前，没想到他的“后悔”竟然让13年来没有知觉的父亲流出了眼泪。潜意识里，我把读者当成了按摩女和植物人，自信我的小说就是木头看了也会感动。早在写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时，我就开始处理倾诉与聆听的关系，瞎子父亲王老炳叫聋儿王家宽买长方形的、能在身上摩擦的毛巾，结果王家宽买回了一块肥皂。看上去，这像是读者对小说的误读，也像是儿子挑战父亲，再追问下去，恐怕就是我在调侃母亲了，因为她当年的讲述也曾被我误解和歪曲。然而，再仔细一想，我又何止是在调侃母亲？今天有太多的讲述被误读和被忽略，比如成堆的小说有多少读者？会场里又有多少人在认真聆听领导的发言？有人说MP3的热卖和短信的狂增，原因就是我们说空话的会议太多，听者不得不用听音乐和发短信打发时间。尽管倾诉与聆听的关系如此紧张，但我还是怀抱幻想，就像哑巴蔡玉珍被人欺负之后用动作告诉聋子王家宽，王家宽再转告瞎子父亲那样，他们毕竟沟通了，尽管艰难。如果说聋、哑、瞎三人的沟通是对现实的隐喻，那我还不如说是隐喻写作与阅读。即使读者闭上了眼睛、关闭了耳朵，但作家却不能把自己变成哑巴，他要滔滔不绝地写，让读者的眼睛和耳朵重新打开。
　　现实比小说荒谬
　　中国作家钱锺书在一篇文章里说，最好不要让孩子看太多的童话，因为童话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正义一定战胜邪恶，但是，等孩子长大了，他们就会发现社会根本不是童话，恶意有时候会收获善良，而善心却难免会遭遇恶报。这种错位，仿佛电脑搭错了线，鸡蛋里长出了骨头，美女偏偏嫁了个丑男。现实是没有逻辑的。当童话的逻辑碰上了现实的没有逻辑，那我就会感到措手不及。
　　美国商家在“911”事件之后推出“钢板地下室”，只要装上这种钢制的地下室，如果再遇到恐怖袭击，购买者就可以躲在里面生活两到三天，等待救援。这则新闻让我想起卡夫卡的小说《地洞》。八十多年前，卡夫卡写了一只小动物，因为害怕更大动物的袭击挖了一个地洞，用尽心机在里面设置岔道和逃生之路，以为这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挖好之后，这只小动物还是不敢住在里面，而是躲到洞口对面的草丛，偷偷观察什么动物会来袭击自己？那只小动物的恐惧，与今天遭遇了恐怖袭击之后人们的恐惧是何其相似！现实证明了作家的预言，也不断地超越作家的想象。与其说作家在现实中发现了荒谬，还不如说是越来越荒谬的现实让小说不得不荒谬起来。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早就发现了生活的荒谬性，他说：“人人都生活在可笑的状态中，可是人人都不知道这一事实。”
　　当报纸和电视大规模地展示全世界穷人们的痛苦时，我写了中篇小说《痛苦比赛》，说一美女征婚，希望嫁给有痛苦的人，于是几个小伙开始编造、合并痛苦，让其中一人去应征，仿佛谁拥有痛苦谁就拥有资本。在应征过程中，他们所编造的痛苦被生活一一验证，最终尝到了痛苦的滋味。古希腊的悲剧中，俄狄浦斯的女儿说：“我不愿忍受两次苦：经历了艰苦，又来叙述一次。”而传媒为了自己的收视率和销售量，每天都在上演假惺惺的同情，丝毫不考虑痛者的感受。1999年，我发现了身份跟身体分离的荒谬，写了中篇小说《不要问我》。大学副教授卫国因酒后失态，被学校处分，提着皮箱南下。火车上，他的皮箱被盗，证件、金钱和物品全部丢失，于是他要在另一个城市不停地证明自己是谁，生活中最需要的东西他都说连同皮箱一起丢了，以至于他的皮箱根本装不下那么多东西。没有人相信他，他不得不背诵自己的简历，生怕自己把自己忘记。我以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思考，它至少描述了人类的“自我丢失”。但是小说发表不久，有位读者给我寄来了一则新闻，我才惊讶地发现类似的事情早已在生活中发生。
　　这则新闻说1988年，一位流亡国外的伊朗人纳塞里打算途经法国到英国，再从英国去比利时。当他抵达巴黎戴高乐机场时，发现能证明自己难民身份的文件和护照丢失了。他不得不滞留在侯机厅，等待自己的身份被确认。比利时有关部门表示他们的文件足以证明纳塞里的难民身份，但必须要纳塞里亲自到比利时领取文件。而法国边检却因为纳塞里没有护照和身份证明无法让他入境。纳塞里出不来、回不去！不得不呆在戴高乐机场，一呆就是七年。想象的荒谬竟然被生活证实，可惜小说无力，没能制止生活的发生。难怪纳博科夫要说：“文学创作的目的只是自娱和娱人，是为了展示人类想象和创作的魔力，而并非是为了自以为是地改造社会。”
　　想象比道路还长
　　13年前，我在一家报社上班，只有主任的电话机可以打长途。编辑们都想沾小便宜，可是主任的电话机锁着的，尽管我们用两个手指同时按免提键和“米”字健，能打长途的成功率也只有百分之零点几。一天，有位编辑把她桌上的电话机拿过来，拔掉主任电话机的入线，直接插到她的电话机上打了起来。我顿时惊得目瞪口呆。一个没有想象力的人只会在电话机的键盘上打主意，而一个有想象力的人竟然把锁住的电话整个换掉。这正如中国古代思想家庄子所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意思是偷钩子的人被杀了，而偷窃一个国家的人却得以封侯。好的作家必须有把整个电话换掉的想象力，而不仅仅是偷窃一个钩子。 　　美国“911”事件像一盆冷水迎面泼来，让我们这些自以为聪明的人看到了恐怖分子的想象力，因为他们在没有炮弹的时候，竟然把飞机当成了炮弹。而在第二次伊拉克战争中，我们又看到了美军的想象力，他们把通缉犯印到扑克上，让士兵们的休闲娱乐也变成了工作。小说家们经常抱怨读者越来越少，但是不是也应该反省一下我们的想象力？当生活不断地超出想象，而小说却总是没有惊奇的时候，谁还愿意浪费时间阅读小说？作家卡夫卡在小说《变形记》里有想象力把人变成甲虫；中国16世纪的小说家吴承恩在长篇小说《西游记》里，有想象力让孙悟空一筋斗飞越十万八千里，他可以上天也可以入地，还可以钻入妖魔的肠胃。我必须真实地承认，想象力曾经是小说吸引我的原因之一。
　　1951年法国作家让·萨特写出了戏剧《魔鬼与上帝》，主人公格茨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先做恶人，再做善人，最后发现“不再有天国，不再有地狱，只有人间”。格茨摒弃了世俗的善恶观念，转而加入到人的行列中来。这个戏剧公演之后的第二年，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发表了小说《分成两半的子爵》，小说写了一个叫梅达尔多的中尉在战场上被炮弹击中，分成了两半，先是恶的那半回到家乡，尽作恶事，乡亲们怨声载道。后来，善的那一半也回来了，尽做善事，却同样遭到了乡亲们的诅咒。一天，善与恶两半持剑决斗，鲜血把分开的两半重新粘合成一个完整的梅达尔多。这个在恶与善之间徘徊的主题，被两个作家在相差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描写，却丝毫没给我雷同、抄袭的感觉。原因就是后来者卡尔维诺有巨大的想象才能，他用变异、夸张的手法完成了萨特完成的主题。
　　我的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写了聋、哑、瞎三人，组成一个“看不见、听不见、说不出”的家庭故事，能把这三个人放到一个家庭里，是需要想象力的。因此，这个小说在中国获得了好评。但是有一天，我看到了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传记，说他小时候为了跟瞎了的祖父共同读完一封信，要不停地在祖父手心写下认不得的字。我为这样的细节没出现在小说里而自责，终于明白想象比任何道路都长。乡村成长的背景，年少时对远方的强烈渴望，使我的想象力变得贪婪。我的中篇小说《目光愈拉愈长》写儿子失踪之后，母亲刘井的目光竟然可以穿越山梁、天空，到达城市，看见儿子穿着一件洁白的衬衣，坐在一张餐桌前吃着雪白的米饭。法国作家米兰·昆德拉在《雅克和他的主人》中写道，当雅克和主人不知走向何方时，雅克说朝前走。主人说朝前走是往何处走？雅克说前面就是任何地方！我以为，这就是小说的想象力。
　　相信身体的写作
　　今天，凡是和文学沾边的人都感觉到了读者的严重流失，曾经亢奋的文学不得不接受疲软的现状。有人说这是文学回到正常，有人说这是读者不思进取，也有人说不读《红楼梦》难道会影响生活质量吗？文学留给文学工作者一片哀叹和反思。但是，我分明又看见广告在寻找诗意，新闻在讲故事，短信在优化语言，网络在展开想象，影视在吸收思想。文学似乎又无处不在，它的寄生能力好像从来没这么强大过，人们对它的需求也从来不曾熄灭，只不过是把整车皮、集装箱似的进货变成了各取所需的零星采购，在过去“来单照收”的流程上增设了验货关卡，读者对文学的衡量不再是一把尺子，写作的标准因此越来越多。
　　过去作者们只为文学杂志写作，以能登上名刊为荣，也只有发行量大、影响广泛的刊物才有能力把陌生者变成名作家。文学杂志几乎是作者们成功的必经之地，想要出名就得先在这里接受考验，所以，大部分作者都在文学杂志的标准下构思。但是现在，写作的道路纵横交错，作者们完全可以绕道而行，不想上杂志的直接在出版社出书，不想出书的直接把作品挂到网上，也可以先写影视剧本再改成小说，或者让作品参加各种大大小小的文学评奖……每一种模式都有其标准：杂志有文学的基本标杆，出版社有市场判断，网络有点击率，影视看票房和收视，评奖看主题。写作有了更多的去处，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再也不用担心吊死在一棵树上。
　　虽然多种标准让写作有了繁荣的可能，作者们曾经千呼万唤的创作环境也终于出现，问题是宽松的环境常常伴随降低标杆的危险，作者们完全有理由在各个标准之间游弋。获不了奖可以用发行量来安慰，上不了杂志能在网上赢得点击率，出版不了的小说有影视公司改编，卖不动的书或许能被评论家叫好。写作者们照搬阿Q的“精神胜利法”，在这里受伤到那里抓药，很少有失败感。写作变成了一件最容易的事，它受宠于过度的自由，最终把多种标准变成了没有标准。只有对此有足够警惕的作者，才有可能维护文学的尊严。“因为对于我来说，每一本书都比前一本书难写；文学的进程越来越复杂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就曾经有感而发。
　　但是，对于我来说，写作绝对有一种不变的标准，那就是“身上响了一下”。这是爱因斯坦的理论，当他看到他的计算和未经解释的天文观测一致时，他就感到身上有什么东西响了一下。借用到写作上，“响了一下”可能是发现，也可能是感动，甚至是愤怒。没有人敢怀疑写作是脑力劳动，“思考”曾经是写作的最高追求，不少作家都有以小说达到哲学高度的企图。但是，格言不利于情感表达，说理不等于小说。有觉悟的写作者于是呼唤心灵，主张用心灵写作，忠实于自己的内心，批评过分的智力游戏，抛弃对脑子的过分依赖。这样的写作要求似乎已无可挑剔，然而纳博科夫却不满足，他说他的作品主要是为那些具有创造性的读者——那些不是靠心也不是靠脑，而是靠心灵、大脑和敏感的脊背一同阅读的艺术家而准备的，这样的读者能从脊背的震颤中感受到作者想传达给他的微妙的情思。纳博科夫“脊背的震颤”就是爱因斯坦的“响了一下”，他们都强调身体的反应。由此可见，写作不仅是脑力劳动，还是心的事业，更是身的体验。所以，米沃什说：“诗人面对天天都显崭新、神奇、错综复杂、难以穷尽的世界，并力图用词语尽可能地将它圈住。这一经由五官核实的基本接触，比任何精神建构都更为重要。”
　　这才是真正的“身体写作”，它不是“脱”也不是“下半身”，而是强调身体的体验和反应，每一个词语都经由五官核实，每一个细节都有切肤之感，所谓“热泪盈眶、心头一暖”都在这个范围。如果写作者的身体不先响了一下，那读者的脊背就绝对不会震颤。所以，每一次写作之前，我都得找到让自己身体响起来的人物或者故事，我愿意花更多的时间来寻找和发现。不管写作的标准有千条万条，我相信只有发现秘密、温暖人心、触动神经的文学，才会在低门槛前高高地跃起，才有可能拉住转身而去的读者。
　　我曾经设想，假如同时给中国和印度的作家出一道小说题目“通电”，那大部分的中国作家准会写通电之后农民如何致富，可是印度作家却写了一篇《死亡宝座》：村里通电了，政府同时送来了一张电椅，被判死刑的人今后都得用电椅处死。一村民偷了邻居的香蕉，被处以死刑，所有的人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他，因为他是第一个坐上电椅的人……这样的想象力才是小说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