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之前的1917年是一个平凡又不平凡的年份，国际上有正在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中国则有新文化运动，在中国会计界同样有一件大事发生——1917年11月，杨纪琬先生诞生了，在此数十年后他为中国会计界带来了无数惊喜。
　　三次会计改革的亲历者
　　杨纪琬先生1917年生于上海，1939年毕业于国立上海商学院，留校任教并攻读中英庚款基金会的在职研究生。1939年至1949 年，先后任国立上海商学院等多所大学的会计教授。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放弃了高薪舒适的生活，离开故土远赴北京到财政部工作，负责草拟会计法律规章、工农业企业基本业务和供销机构的会计制度，从此开启了他的从政生涯。
　　凭借渊博的知识和过人的能力，杨纪琬先生参与、组织、领导了新中国第一批会计制度的制定，如：《国营企业决算报告编送暂行办法》、《国营工业企业统一成本计算规程》等，为我国会计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57年被任命为会计制度司（1982年后改称会计司）副司长。
　　1979年财政部恢复会计司，1980年杨纪琬先生被任命为会计司司长，迎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杨纪琬先生也迎来了事业上的大发展。他领导会计司，致力于纠正“文革”时期会计工作中的错误、恢复在“文革”中遭到破坏和冲击的行之有效的会计法规制度，在会计工作全面拨乱反正、重建会计制度、推动会计立法等方面做了一系列工作。
　　在深入剖析当时我国会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1980年杨纪琬先生主持“会计立法”的相关工作，并亲自组织起草工作。1985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会计法》，该法也是我国较早的一部专业法。从开始起草到最终审议通过的四年时间里，他潜心研究法律，查阅了中国古代及国外其他国家相关法律，并作了十几万字的笔记，反复研究会计与法律的结合问题，先后易稿二十多次。后撰写十余万字的学术论文，归纳出针对性、可行性、责任可衡量性、重要性和相对稳定性五项会计法制建设原则。
　　在八十年代初，任会计司司长的杨纪琬先生向财政部倡导恢复重建注册会计师制度，获得财政部批准。1980年12月，财政部发布了《关于成立会计顾问处的暂行规定》，在我国消失多年的注册会计师制度重新走上舞台。在他的支持下，1981年1月，新中国第一家由财政部批准的上海会计师事务所宣告成立。在起草《会计法》之时，他还力主写入了注册会计师的相关条款，并在1985年最终获得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这使得会计师事务所在我国最早成为法定中介机构。
　　1988年，已卸任的杨纪琬先生受财政部所托，负责筹建了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并担任首任会长。在此期间，他力主恢复注册会计师考试制度并参与了第一次命题工作。
　　有人说，杨纪琬先生是幸运的，因为他亲历了中国近代会计史上三次改革。在1940年开始的第一次会计改革中，杨纪琬先生全面接受了正统的西方会计教育，并成为当时年轻的西方会计学教授；后参与、主持了1949年开始的第二次会计改革，在建立适应当时计划经济体制的会计方法和理论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积极倡导并参与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的第三次会计改革。的确，时势造英雄，但英雄也使那个时代更加璀璨。
　　硕果累累的会计理论家
　　杨纪琬先生除了是一位政府高官、教育家，还是一位出色的学者、会计理论家，为我国会计理论的发展铸就了不朽的功勋。
　　1980年中国会计学会成立大会上，杨纪琬先生与阎达五教授合作发表了题为《开展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几点意见——兼论会计学的科学属性》的学术论文，首次提出了“会计管理”概念，创立“会计管理活动论”，挑战了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流行的“工具论”、“技术论”，也向西方会计理论权威们提出的、并被我国一些会计理论工作者所推崇的“会计信息系统论”提出了挑战。
　　他认为，把会计说成是经济管理的工具、技术或方法，显然是不够全面的。应该说，会计本身就具有管理职能，会计是一种管理活动，是一项经济管理工作，是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营管理的核心。会计管理在微观经济中是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宏观经济中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微观经济中也是一种重要的价值管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企业的价值运动就是个别资金运动，会计管理是对这种运动进行管理的一种重要形式。
　　“管理活动论”系统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丰富多采的会计实践，充实和发展了会计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会计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为提高会计管理工作在经济工作中的地位與作用发挥舆论导向作用，适应了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对会计工作的需要。
　　在1980年召开的中国成本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杨纪琬先生首先提出了成本管理的七个环节：成本预测、成本决策、成本计划、成本控制、成本核算、成本分析和成本考核。他主张改革现行单一的成本核算模式，实行成本分块核算，分别核算财务成本、理论成本、责任成本、分析成本和社会成本。他进一步提出了财务成本成本和管理成本应分别核算。财务成本是法定成本，是按国家成本管理制度进行核算的成本；管理成本是为企业内部管理服务的，其核心是责任成本，做到成本活动责任化，责任归属层次化，责任考核数据化，权责利奖一体化。此外，还应核算各单项成本，如质量成本、固定成本、变动成本等。这些思想至今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桃李满天下的园丁
　　杨纪琬先生早年从教，对会计教育事业有着割舍不断的情结，在承担繁重行政事务和学术活动的同时，仍然在兼职或业余教学，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的会计人才。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杨纪琬先生就凭借自己多年积攒下来的职业敏感，预感到新一代经济大发展的浪潮即将到来，会计人才将面临重大缺口。杨纪琬先生倡导培养一大批高素质会计人才，并身体力行参与到人才培养建设工作中。在财政部的支持下，1978年他和许毅教授一起在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简称“财科所”）组建了研究生部，1979年开始招收会计研究生，并亲自讲授会计理论课程，为国家在改革开放后培养了第一批会计专业人才。针对当时改革开放的大潮和国际会计发展的趋势，为解决高素质会计人才稀缺与扩大对外开放的矛盾，杨纪琬先生力主会计教育“走出去”，了解和学习外国会计理论和知识。1981年，他在第一批研究生中选派出八名研究生，赴美国进入当时国际上“八大”之一的永道和安永会计师事务所进修实习，此举开创了会计人才国外培养之先河。
　　到了八十年代，信息技术发展迅速，尽管当时国内计算机运用尚未普及，杨纪琬先生敏锐地认识到计算机技术对于会计领域的重要性，他率先倡议在会计学专业中设立了会计电算化研究方向。在他的主持下，1985年财科所研究生部创建了会计电算化专业，培养出一批批战斗在会计电算化领域中的人才。时至今日，回看杨纪琬先生在会计教育上的所作所为，不得不佩服其高瞻远瞩、见解独到。
　　财科所第一届会计学硕士生毕业时，杨纪琬先生共指导了13篇硕士论文，每一篇论文，从选题、收集材料、拟定大纲到确定文章结构，他都事必躬亲。尽管他当时已任财政部会计司司长，每天工作繁忙，但对学生的毕业论文却是抽百忙之瑕，甚至牺牲休息时间，反复审阅、仔细推敲。不要说是一个站不住脚的论点，或是没有充分根据的引证，就是一个错字、别字，甚至一个错误的标点，他都会给学生一一指出。
　　这样一位学富五车又身居要职的老先生，在课堂上从不以“强权”压制学生，而是以理服人。在一次讲授会计制度修改的课堂上，一位年轻人对此质疑，坚持说杨教授记错了，态度有些傲慢无礼。杨纪琬先生并未制止该生的发言，反而讲起制定该会计制度的背景，并深入浅出地分析这样修改的原因，讲得那位学生连连点头称是，在场的学生无不为杨纪琬先生诲人不倦的精神和宽广的胸怀所感动。
　　1985年后，杨纪琬先生开始担任博士生导师。当时他的工作仍然很多，但他总是认真仔细地备课，亲自为学生讲授会计理论，逐字逐句修改学生的论文，还经常把学生叫到家里来讨论，和学生感情很好。杨纪琬先生共培养了17位博士生，个个非常优秀，无论是在会计领域还是在实务经济中，他们都是走在时代前列的人。
　　不幸的是，1999年，杨纪琬先生永远离开了。为纪念杨纪琬先生，继承他的遗志，完成他的未竟事业，促进我国高级会计人才的培养，2002年，在其学生的发起下，“杨纪琬奖学金”（后改名为“杨纪琬会计奖学金”）诞生，用于奖励会计专业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和会计学术专著的作者。目前这也是我国会计学界的最高奖项。
　　2017年11月9日，第八届“杨纪琬会计奖学金”颁奖仪式在北京举行，杨纪琬先生虽然故去了，但他留下的物质遗产和精神遗产让整个会计学界收益无穷，他是当之无愧的会计界泰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