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三年，清王朝风雨飘摇之际，是年秋武昌起义爆发。春末夏初，在上海闸北文极司脱路北长康里一座三上三下二层石库门的小楼里，有三个中年人正在密谈。三个人中一个是房屋的主人、当时供职于商务印书馆44岁的张元济（号菊生），一个是当时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监督46岁的唐文治（号蔚芝，晚号茹经）。密谈的内容是“救国之策”。密谈的结果是：请28岁的摄政王醇亲王载沣陪着5岁的皇帝溥仪去英国或美国留学，将朝政交付给内阁总理大臣72岁的庆亲王奕劻。
　　以上所述，不见于正史及各种野史，而是见诸当事人茹经先生自己的记录。原文如下：
　　汪君来沪。汪为驻日本公使，见外侮日亟，国势阽危，特回国召请余（唐文治）与张君菊生在张宅秘议救国之策。议定请醇邸奉皇上赴英美求学，请庆邸当国，多招贤士大夫为之辅佐，或可挽国运于万一。
　　如果只是上述二人议论，则可认为是在野书生越界清谈。然而参加密谈的第三个人却是尚有公职的大清国驻日本国公使——52岁的汪大燮（号伯唐）。抑或清谈而无行动，则可以“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而论。然而事情却没有到此而止。且看茹经先生的记录：
　　公推伯唐赴京条陈其事。乃伯唐抵京后，醇邸仅召见一次。伯唐痛切敷陈。醇邸曰：“现有海陆军，何有外侮？”伯唐曰：“中国海陆军其可以恃乎？”醇邸遽曰：“汝去！”伯唐出语同朝，皆莫之信，甚有以为无病呻吟者。伯唐废然赴日本，乃知国事万不可为矣。
　　此段文字说得清楚，三人不但议论，而且派出专人——伯唐去北京游说：敦请醇亲王与年幼的皇上一起离开北京远走高飞。游说的结果可想而知，汪大燮被醇亲王赶出王府，铩羽而归，不久就返回了日本。站在汪、张、唐的角度当然可以说是“密议救国”。但是试想，站在皇上溥仪的角度——虽然只有5岁，还有那位摄政王的角度又该如何分析呢？将皇帝以“留学”之名驱逐出国，让老辣的奕劻掌权，这不是“逼宫”“政变”，又是什么呢？此事如若成功，中国的历史是否会改写呢？
　　以上两段文字出自唐文治的《茹经先生自订年谱》，后被录入苏州大学校史编写办公室编的《唐文治年谱》。近年又记录在陆阳著《唐文治年谱》和张人凤、柳和诚著《张元济年谱长编》两书。其真实性不必怀疑。
　　从研究的角度分析，可以提出以下问题：此事发起人和执行人是汪大燮，当然是“主谋”。汪大燮为何要“召请”张、唐二人呢？“密议”地点在张元济的家中，也可以“主谋”论。以上两个“主谋”对此无任何记录。记录者是唐文治，这是为什么呢？醇亲王赶走了汪大燮却又没有追究责任，又是为什么呢？
　　我认为对茹经先生的文字可以有多种解释：1.“特回国”，是主动回国？还是被人“召回国”？2.“密议”解为“密谋”是否恰当？3.“公推”，是三个人还是另有第四个、第五个人？4.“遽曰”是“大声说”，还是“急忙说”？理解为“惶恐地说”也无不可啊！5、“汝去”，是“你走吧”还是“你滚！”？总之，茹经先生这段文字，確实值得研究者推敲。如果小说家联系这三位先生在戊戌变法中的遭遇演绎这段“旧事”敷衍成文，那亦会是惊心动魄“故事”啊！
　　2017年10月25日在海盐举办的“张元济先生诞辰150周年·第五届张元济学术思想研讨会”上，笔者提交文章《张元济与唐文治关系初谈》并讲述了以上的“旧事”引起几位专家的注意和兴趣，故稍加分析以向行家请教，并供研究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