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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中非关系不断发展，非洲媒体涉华报道逐渐成为中国学界的研究热点。通过文献研究发现，涉华报道一直是非洲媒体的重点选题之一，但其涉华舆论呈现出的态度倾向却并不与政府层面的友好交往完全匹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非洲民众的生活、生产方式都发生了较大变化，非洲社会各界涉华舆论和对华态度也变得更为复杂多元，但目前还没有研究对此全面梳理与分析。本文以非洲媒体涉华疫情报道为研究对象，通过量化和质化分析试图作出相对科学的研判。
一、研究背景
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动态与每个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都息息相关。因此，新闻媒体机构发布的疫情报道便显得尤为重要，在复杂多元的信息传播系统中具有特殊地位，甚至在关键时刻有一锤定音的作用。
非洲疫情暴发后，中国第一时间派出了援非医疗队。此前，在中国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不少非洲国家也力所能及地伸出了援手。但一些对中国抱有敌意的西方政客，却借疫情刻意挑拨中国和非洲的关系，抛出“中国责任论”“中国赔偿论”等论调，煽动非洲民众排华情绪。由于经济和卫生条件有限，非洲各国抗击疫情的现状并不理想，存在诸多社会危机和隐患，加之个别非洲媒体长期受西方影响，在疫情期间发布了一些涉华负面报道，在非洲本地舆论场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非洲各国传媒业发展情况差异较大。南非、尼日利亚等国新闻媒体机构数量最多，发展较为完善，这两国媒体的涉华报道往往也成为研究焦点。有学者对南非《邮政卫报》、尼日利亚《先锋报》等的涉华报道进行了框架分析，也有学者对尼日利亚主流媒体的中非合作报道进行了文本内容分析等。这些研究成果都对开展本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二、研究方法
为相对全面地掌握非洲媒体涉华新冠肺炎疫情报道的态势，笔者选择世界各国报纸全文库（Access World News）搜集新闻报道样本。该数据库覆盖范围较为全面，集纳了全球12080个新闻源，其中非洲地区的新闻源共有645个。英语是世界第一通用语言，覆盖范围最大，也是非洲媒体使用最为普遍的语言之一。因此，在关键词设定时，选择英文关键词组合“新冠病毒”（Coronavirus）和“中国”（China）以及“新冠病毒缩写”（COVID）和“中国”（China），在标题、导语任意一项包含相应关键词词组的新闻报道皆被收录进样本集。除关键词外，样本日期的选择也较为重要。本研究样本日期限定为2020年1月30日至4月30日。1月30日，世卫组织正式宣布新冠肺炎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非洲相关舆情热度迅速增长，故本研究将1月30日作为此次样本收集的起始时间点。同时，考虑到样本应尽可能反映舆论发展最新动态且能够较好覆盖舆情发展全貌，故将终止时间点设定为本研究启动当日，即4月30日。
统计分析发现，在排除重复项和干扰项后，样本集中收录了1985篇报道。在新闻源属地方面，30个非洲国家的新闻媒体发布过涉华疫情报道，但各国新闻报道量分布不均衡。其中，南非媒体发布的报道量最多，为872篇，占比44%；其次是尼日利亚媒体，为616篇，占比31%。在新闻源类型方面，主要为报纸和新闻网站，发稿量分别是1146篇（占比58%）和644篇（占比33%），新闻专线、期刊杂志等占比均不到5%。
本文對样本进行内容量化分析与文本质化分析时，将框架思维贯穿始终。框架分析理论并不是源自新闻传播学领域，而是起源于社会学和心理学。加拿大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认为，框架可以影响人们对事件的主观判断，是人们认识和解释世界的一种认知结构。在新闻传播学领域，框架分析是一种有效综合研判新闻报道的研究方法。美国传播学者罗伯特·恩特曼、托德·吉特林等认为新闻框架的形成是一种选择和凸显的过程，在新闻生产过程中，框架能够使新闻从业者迅速对信息进行处理并向受众传播，①而受众对于某个话题的认知也往往受到新闻框架的影响。
本文重点分析了报道主题、报道议题、文本叙事、报道态度等维度的框架特点。从研究焦点及实施研究实际条件出发，对随机抽样出的100篇报道进行了编码和分析。编码规则细分为类型、主题、议题、态度、信源等五个维度，由两位研究员分别进行统计，并借鉴美国学者雅各布·科恩等提出的使用一致性检验系数（Kappa值）对判断一致性程度进行检验。通过SPSS工具对两个编码分类表进行计算发现，五个分类维度的Kappa值均大于0.75，表明分类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具体新闻文本分析通过词语大师（Word Smith）软件提供的语境共现检索工具（Concord）、词频列表检索工具（Word List）以及Java编程语言实现的词频-逆文档频率算法（TF-IDF）程序实现。
三、研究发现
1.报道主题框架：公共卫生事件的多元视角解读
新冠肺炎疫情属于公共卫生领域的突发事件，但非洲媒体涉华疫情报道的主题并未局限在卫生领域，相关解读视角较为多元，涵盖经济、政治、卫生、科技等多个领域。其中，政治类、经济类、卫生类报道占比最高，分别为31%、27%和24%；社会类、文化类、科技类占比较少，分别为9%、4%和2%。
报道量最多的政治类报道解读视角紧密结合非洲社会关切，如南非《独行者日报》的报道《我们会看到后疫情时代的中非重新崛起吗？》及时回应了非洲民众对中非关系未来走向的诸多疑问。再如，针对非洲舆论场热议的因疫情滞留中国的非洲民众隔离生活状况不佳的情况，尼日利亚《新闻纪事报》的报道《中国解决因疫情粗暴对待非洲公民问题》做出了调查回应。此外，疫情期间中国国家形象也是非洲媒体重点报道的角度，如非洲通报新闻网站的报道《中国计划如何恢复在非洲的形象》称，中国通过增加对外医疗援助以恢复国家形象；南非《开普社区报》的报道《欧盟报告后中国否认传播疫情谣言》指出，中国外交部否认中方曾传播任何与疫情有关的不实信息等。 经济类报道的解读涵盖疫情暴发后对中国、非洲及国际方面带来的诸多动态变化。如尼日利亚《每周信托基金报》的报道《尼日利亚否认从中国购买二手防护装备》、尼日利亚新闻网站“下午新闻”的报道《中国向尼日利亚捐赠医疗设备》等都聚焦于非洲民众关心的防疫物资的经济动态。一些非洲媒体也较为关注中国的经济动态，如加纳《商业金融时报》的报道《疫情期间中国的原油储存量增加了一倍》分析了中国能源储备的变化，而原油价格一直是影响全球经济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外，还有一些报道反映国际经济环境的困难，如尼日利亚《先锋报》的报道《中越两国因新冠肺炎疫情最终禁止野生动物贸易》解读了因为疫情导致一些国际贸易的取消等等。
卫生类报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关中国疫情动态的说明，如南非独立网的报道《新冠病毒在中国和国际的最新传播动态》，尼日利亚《每周信托基金报》的报道《中国报告55起新增病例，拟关闭入境通道》等。另一类是有关中国抗疫经验、做法的介绍，如南非《商业报告》的报道《中国转向数字技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泛非网的报道《新冠肺炎疫情及中国早期的经验教训》等。
2.报道议题框架：中美关系及动态成为焦点话题
从报道主题框架分析可以看出，非洲媒体涉华疫情报道涵盖领域较广泛，解读视角也较为多元，这也增加了人工提炼分析报道议题的难度。本文通过语境共现检索工具对1985篇报道的标题文本进行了关联度分析，以期映射出议题分布情况。将“中国”（China）设置为关键词，关联匹配范围为分析工具提供的最大索引值即25个单词，参数设置为L25和R25，分别代表从关键词在句中所处位置向左侧或向右侧检索至第25个单词后停止。分析发现，“美国”（US）、“武汉”（Wuhan）、“世界卫生组织”（WHO）、“非洲”（Africa）及“特朗普”（Trump）等是与“China”关联度最高的主题名词，而“Trump”也是新闻标题中出现最多的人名。
新闻标题直接映射了报道议题，通过对标题文本的关联词分析可以看出，非洲媒体的涉华疫情报道议题涉及中美关系、中非关系、武汉疫情、WHO权威信息等。通过对抽样出的100篇报道进行议题归类发现，报道议题大致可以细分为中美关系相关、中非关系相关、中国疫情动态、武汉疫情动态、疫情暴发缘由、抗疫防护措施、医疗卫生环境及其他等8类。其中，中美关系相关占比最高，为22%；其次是中非关系相关类，占比为16%；武汉疫情动态位居第三，占比15%。对样本议题进行的人工分析分類与语境共现检索工具分析得出的结论近似一致。
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两个大国，疫情期间的相关动态往往成为非洲各界关注的焦点。在非洲媒体涉华疫情报道中，时常呈现美国对华态度或中国对美态度，相关议题已经超过了对疫情动态本身的关注度，很多政治类、经济类报道都可归到中美关系相关议题框架下。
在中美关系相关类新闻中，聚焦中美合作议题的报道较少。如尼日利亚《每周信托基金报》的报道《特朗普说，美国中国“紧密合作”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尼日利亚《每日信托报》的报道《美国中国必须共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等都从积极角度解读了中国和美国合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必要性。但大部分报道议题以对抗式的视角呈现出来，如南非《星期六星报》的报道《武汉数据修正后中国死亡人数激增——中美理论针锋相对》，坦桑尼亚《公民报》的报道《特朗普警告中国可能承担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后果》，利比里亚新闻网站“非洲头版”的报道《美国设在利比里亚的组织“攻击”中国的新冠肺炎疫情行动》等。此外，也有媒体对疫情期间的中美对抗做出了原因剖析，如南非《星期日论坛报》的报道《中美为什么不能合作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
3.文本叙事框架：情绪化表达与理性化分析并存
在新闻传播学话语研究领域，荷兰学者梵·迪克提出从文本和语境两个视角进行新闻话语分析，继而掌握媒体中对于特定事件的评价特点。借鉴澳大利亚语言专家马丁与怀特提出的评价理论，可以从态度系统对新闻文本进行评价研究。②态度系统又包括判断（Judgement）、情感（Affect）和鉴赏（Appreciation）三个维度，有积极和消极两类。其中判断是以道德伦理、法律法规等角度出发作出的评价词汇；情感是从各种行为和现象作出的情感反应词汇，一般有满意与否、幸福与否等；鉴赏是对除人和人的行为以外作出的价值评价。以布朗语料库为参照，通过词频列表检索工具分析发现，随机抽样出的100篇文本内容共可拆分为6983个小句，其中有2319个小句具有评价意义。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非洲媒体涉华疫情报道的叙事文本更多使用判断和情感系统，表明这些报道既有客观理性的研判和分析，也有情绪化的叙事表达。
关键词可被视为新闻报道的精华浓缩，往往也能反映一篇新闻报道呈现出的评价和感情色彩。本文根据TF-IDF算法，在人工剔除了一些不在停用词表中但却无特定意义的词汇如“哪里”（where）、“但是”（but）、“怎样”（how）等之后，生成20大关键词如表3所示。从提炼出的新闻文本关键词可以看出，非洲媒体涉华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既有一些中立性的判定词汇，如“调查”（Investigate）、“检测”（Test）、“大流行”（Pandemic）等，也有一些带有强烈情绪化色彩的动词和形容词，如“谴责”（Condemn）、“警告”（Warn）、“被威胁”（Threatened）等。关键词的分析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文本关联度的分析结果。
4.报道态度框架：西方影响加持下的消极解读
从评价资源的量化分布看，非洲媒体的涉华新冠肺炎疫情报道更多呈现为消极、负面框架，但报道态度的分析并不能完全依靠评价资源的统计结果。通过对随机抽样的100篇新闻报道倾向性统计分析发现，非洲媒体涉华疫情报道呈现出中立且偏负面的报道框架。其中，客观、中立报道占比最高，为58%；其次为倾向性呈消极、负面报道，占比为28%；积极、正面报道占比为14%。 对非洲媒体发布的涉华负面报道分析发现，解读视角从非洲自身出发的并不多，占比仅为21%。如冈比亚《点报》的报道《泛非机构就新冠肺炎疫情谴责中国》、肯尼亚新闻网站“东非人”的报道《非洲对在中国新冠肺炎疫情中遭受的“耻辱”感到愤怒》等都大量援引了法新社、路透社的相关报道。79%的负面报道均涉及西方对中国的恶意攻击和指责，如尼日利亚《弹力新闻》的报道《德国向中国寄去1300亿英镑的“新冠病毒赔偿费”账单》，尼日利亚《每日信托报》的报道《美国因新冠肺炎疫情起诉中国》等。对随机抽样的新闻报道信源统计发现，非洲媒体的引用信源更多来自西方媒体机构、西方官员等，引用量均多于中国方面以及非洲本土的信源。
美国学者塔奇曼用“做新闻”来形容新闻的生产，记者通过技巧性地合理运用直接引语以彰显客观性。而美国传播学家赫伯特·甘斯通过对主流媒体大量的调查分析得出，媒体会综合运用各种表达手段如通过对事实的选取和组合，完成所谓客观中立的新闻。编辑、记者通过词汇选择、信源选择等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处理，却可能影响整篇新闻报道的态度，影响公众的认知。在西方影响加持下，非洲媒体涉华新冠肺炎疫情报道形成了消极、负面的报道态度框架。
四、反思与建议
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洲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站等在西方传媒集团的技术和财政支持下迅速发展。很多非洲国家的现代新闻传播行业是建立在殖民時期遗留下的制度之上，受西方影响很深。如南非、尼日利亚等是非洲传媒业最为发达的国家，而其本土媒体与西方媒体联系非常紧密。西方媒体对华消极、负面的思维惯性和刻板印象已经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一些非洲国家的媒体记者在具体新闻采写中的主观意愿和选择。
统计分析结果表明，非洲媒体涉华疫情报道的主题框架、议题框架及文本叙事框架都或多或少受到了西方影响，而态度框架则呈现出一定的话语偏见。非洲媒体的涉华疫情报道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非洲精英阶层对疫情期间中国及中非关系的新认知，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非洲民众的认知。中非友谊源远流长，非洲人民一直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但朋友之间如果仅凭革命时代创建并传承下来的“战友”情谊维系，不努力加以妥善维护，这种友谊终会变得淡漠直至消逝。③
长期以来，西方媒体在非洲占据话语优势，非洲国家对西方文化和思维方式也更熟悉、更习惯。用西方思维方式在非洲开展国际传播一直是中国媒体的弱项。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西方炮制的“中国责任论”“中国赔偿论”等泛政治化议题在非洲媒体中存在较大市场，而中国媒体的影响式微。在后疫情时代和新的世界秩序背景下，中国媒体要加强与非洲媒体的全面合作，提高在非洲的舆论影响力和品牌力。在开展国际传播活动时，要对非洲国家进行精细划分，做到“一国一策”，及时回应非洲民众关切，讲清、讲透敏感问题。在对外报道话语建构中，要探索能让非洲民众清晰理解、简单易懂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表达方式，讲好中非合作故事。
「注释」
①毛伟：《海外媒体涉华新冠肺炎报道的话语建构与框架分析》，《中国记者》2020年第4期。
②J. Martin and Peter R.R. White， “The Language of Evaluation： Appraisal in English”， Schools & Disciplines， Vol.23， No.2，2005， pp.371-381.
③陈雪飞：《非洲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基于非洲本地媒体视角的考察》，《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3期。
一、研究背景
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动态与每个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都息息相关。因此，新闻媒体机构发布的疫情报道便显得尤为重要，在复杂多元的信息传播系统中具有特殊地位，甚至在关键时刻有一锤定音的作用。
非洲疫情暴发后，中国第一时间派出了援非医疗队。此前，在中国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不少非洲国家也力所能及地伸出了援手。但一些对中国抱有敌意的西方政客，却借疫情刻意挑拨中国和非洲的关系，抛出“中国责任论”“中国赔偿论”等论调，煽动非洲民众排华情绪。由于经济和卫生条件有限，非洲各国抗击疫情的现状并不理想，存在诸多社会危机和隐患，加之个别非洲媒体长期受西方影响，在疫情期间发布了一些涉华负面报道，在非洲本地舆论场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非洲各国传媒业发展情况差异较大。南非、尼日利亚等国新闻媒体机构数量最多，发展较为完善，这两国媒体的涉华报道往往也成为研究焦点。有学者对南非《邮政卫报》、尼日利亚《先锋报》等的涉华报道进行了框架分析，也有学者对尼日利亚主流媒体的中非合作报道进行了文本内容分析等。这些研究成果都对开展本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二、研究方法
为相对全面地掌握非洲媒体涉华新冠肺炎疫情报道的态势，笔者选择世界各国报纸全文库（Access World News）搜集新闻报道样本。该数据库覆盖范围较为全面，集纳了全球12080个新闻源，其中非洲地区的新闻源共有645个。英语是世界第一通用语言，覆盖范围最大，也是非洲媒体使用最为普遍的语言之一。因此，在关键词设定时，选择英文关键词组合“新冠病毒”（Coronavirus）和“中国”（China）以及“新冠病毒缩写”（COVID）和“中国”（China），在标题、导语任意一项包含相应关键词词组的新闻报道皆被收录进样本集。除关键词外，样本日期的选择也较为重要。本研究样本日期限定为2020年1月30日至4月30日。1月30日，世卫组织正式宣布新冠肺炎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非洲相关舆情热度迅速增长，故本研究将1月30日作为此次样本收集的起始时间点。同时，考虑到样本应尽可能反映舆论发展最新动态且能够较好覆盖舆情发展全貌，故将终止时间点设定为本研究启动当日，即4月30日。
统计分析发现，在排除重复项和干扰项后，样本集中收录了1985篇报道。在新闻源属地方面，30个非洲国家的新闻媒体发布过涉华疫情报道，但各国新闻报道量分布不均衡。其中，南非媒体发布的报道量最多，为872篇，占比44%；其次是尼日利亚媒体，为616篇，占比31%。在新闻源类型方面，主要为报纸和新闻网站，发稿量分别是1146篇（占比58%）和644篇（占比33%），新闻专线、期刊杂志等占比均不到5%。
本文對样本进行内容量化分析与文本质化分析时，将框架思维贯穿始终。框架分析理论并不是源自新闻传播学领域，而是起源于社会学和心理学。加拿大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认为，框架可以影响人们对事件的主观判断，是人们认识和解释世界的一种认知结构。在新闻传播学领域，框架分析是一种有效综合研判新闻报道的研究方法。美国传播学者罗伯特·恩特曼、托德·吉特林等认为新闻框架的形成是一种选择和凸显的过程，在新闻生产过程中，框架能够使新闻从业者迅速对信息进行处理并向受众传播，①而受众对于某个话题的认知也往往受到新闻框架的影响。
本文重点分析了报道主题、报道议题、文本叙事、报道态度等维度的框架特点。从研究焦点及实施研究实际条件出发，对随机抽样出的100篇报道进行了编码和分析。编码规则细分为类型、主题、议题、态度、信源等五个维度，由两位研究员分别进行统计，并借鉴美国学者雅各布·科恩等提出的使用一致性检验系数（Kappa值）对判断一致性程度进行检验。通过SPSS工具对两个编码分类表进行计算发现，五个分类维度的Kappa值均大于0.75，表明分类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具体新闻文本分析通过词语大师（Word Smith）软件提供的语境共现检索工具（Concord）、词频列表检索工具（Word List）以及Java编程语言实现的词频-逆文档频率算法（TF-IDF）程序实现。
三、研究发现
1.报道主题框架：公共卫生事件的多元视角解读
新冠肺炎疫情属于公共卫生领域的突发事件，但非洲媒体涉华疫情报道的主题并未局限在卫生领域，相关解读视角较为多元，涵盖经济、政治、卫生、科技等多个领域。其中，政治类、经济类、卫生类报道占比最高，分别为31%、27%和24%；社会类、文化类、科技类占比较少，分别为9%、4%和2%。
报道量最多的政治类报道解读视角紧密结合非洲社会关切，如南非《独行者日报》的报道《我们会看到后疫情时代的中非重新崛起吗？》及时回应了非洲民众对中非关系未来走向的诸多疑问。再如，针对非洲舆论场热议的因疫情滞留中国的非洲民众隔离生活状况不佳的情况，尼日利亚《新闻纪事报》的报道《中国解决因疫情粗暴对待非洲公民问题》做出了调查回应。此外，疫情期间中国国家形象也是非洲媒体重点报道的角度，如非洲通报新闻网站的报道《中国计划如何恢复在非洲的形象》称，中国通过增加对外医疗援助以恢复国家形象；南非《开普社区报》的报道《欧盟报告后中国否认传播疫情谣言》指出，中国外交部否认中方曾传播任何与疫情有关的不实信息等。 经济类报道的解读涵盖疫情暴发后对中国、非洲及国际方面带来的诸多动态变化。如尼日利亚《每周信托基金报》的报道《尼日利亚否认从中国购买二手防护装备》、尼日利亚新闻网站“下午新闻”的报道《中国向尼日利亚捐赠医疗设备》等都聚焦于非洲民众关心的防疫物资的经济动态。一些非洲媒体也较为关注中国的经济动态，如加纳《商业金融时报》的报道《疫情期间中国的原油储存量增加了一倍》分析了中国能源储备的变化，而原油价格一直是影响全球经济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外，还有一些报道反映国际经济环境的困难，如尼日利亚《先锋报》的报道《中越两国因新冠肺炎疫情最终禁止野生动物贸易》解读了因为疫情导致一些国际贸易的取消等等。
卫生类报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关中国疫情动态的说明，如南非独立网的报道《新冠病毒在中国和国际的最新传播动态》，尼日利亚《每周信托基金报》的报道《中国报告55起新增病例，拟关闭入境通道》等。另一类是有关中国抗疫经验、做法的介绍，如南非《商业报告》的报道《中国转向数字技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泛非网的报道《新冠肺炎疫情及中国早期的经验教训》等。
2.报道议题框架：中美关系及动态成为焦点话题
从报道主题框架分析可以看出，非洲媒体涉华疫情报道涵盖领域较广泛，解读视角也较为多元，这也增加了人工提炼分析报道议题的难度。本文通过语境共现检索工具对1985篇报道的标题文本进行了关联度分析，以期映射出议题分布情况。将“中国”（China）设置为关键词，关联匹配范围为分析工具提供的最大索引值即25个单词，参数设置为L25和R25，分别代表从关键词在句中所处位置向左侧或向右侧检索至第25个单词后停止。分析发现，“美国”（US）、“武汉”（Wuhan）、“世界卫生组织”（WHO）、“非洲”（Africa）及“特朗普”（Trump）等是与“China”关联度最高的主题名词，而“Trump”也是新闻标题中出现最多的人名。
新闻标题直接映射了报道议题，通过对标题文本的关联词分析可以看出，非洲媒体的涉华疫情报道议题涉及中美关系、中非关系、武汉疫情、WHO权威信息等。通过对抽样出的100篇报道进行议题归类发现，报道议题大致可以细分为中美关系相关、中非关系相关、中国疫情动态、武汉疫情动态、疫情暴发缘由、抗疫防护措施、医疗卫生环境及其他等8类。其中，中美关系相关占比最高，为22%；其次是中非关系相关类，占比为16%；武汉疫情动态位居第三，占比15%。对样本议题进行的人工分析分類与语境共现检索工具分析得出的结论近似一致。
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两个大国，疫情期间的相关动态往往成为非洲各界关注的焦点。在非洲媒体涉华疫情报道中，时常呈现美国对华态度或中国对美态度，相关议题已经超过了对疫情动态本身的关注度，很多政治类、经济类报道都可归到中美关系相关议题框架下。
在中美关系相关类新闻中，聚焦中美合作议题的报道较少。如尼日利亚《每周信托基金报》的报道《特朗普说，美国中国“紧密合作”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尼日利亚《每日信托报》的报道《美国中国必须共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等都从积极角度解读了中国和美国合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必要性。但大部分报道议题以对抗式的视角呈现出来，如南非《星期六星报》的报道《武汉数据修正后中国死亡人数激增——中美理论针锋相对》，坦桑尼亚《公民报》的报道《特朗普警告中国可能承担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后果》，利比里亚新闻网站“非洲头版”的报道《美国设在利比里亚的组织“攻击”中国的新冠肺炎疫情行动》等。此外，也有媒体对疫情期间的中美对抗做出了原因剖析，如南非《星期日论坛报》的报道《中美为什么不能合作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
3.文本叙事框架：情绪化表达与理性化分析并存
在新闻传播学话语研究领域，荷兰学者梵·迪克提出从文本和语境两个视角进行新闻话语分析，继而掌握媒体中对于特定事件的评价特点。借鉴澳大利亚语言专家马丁与怀特提出的评价理论，可以从态度系统对新闻文本进行评价研究。②态度系统又包括判断（Judgement）、情感（Affect）和鉴赏（Appreciation）三个维度，有积极和消极两类。其中判断是以道德伦理、法律法规等角度出发作出的评价词汇；情感是从各种行为和现象作出的情感反应词汇，一般有满意与否、幸福与否等；鉴赏是对除人和人的行为以外作出的价值评价。以布朗语料库为参照，通过词频列表检索工具分析发现，随机抽样出的100篇文本内容共可拆分为6983个小句，其中有2319个小句具有评价意义。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非洲媒体涉华疫情报道的叙事文本更多使用判断和情感系统，表明这些报道既有客观理性的研判和分析，也有情绪化的叙事表达。
关键词可被视为新闻报道的精华浓缩，往往也能反映一篇新闻报道呈现出的评价和感情色彩。本文根据TF-IDF算法，在人工剔除了一些不在停用词表中但却无特定意义的词汇如“哪里”（where）、“但是”（but）、“怎样”（how）等之后，生成20大关键词如表3所示。从提炼出的新闻文本关键词可以看出，非洲媒体涉华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既有一些中立性的判定词汇，如“调查”（Investigate）、“检测”（Test）、“大流行”（Pandemic）等，也有一些带有强烈情绪化色彩的动词和形容词，如“谴责”（Condemn）、“警告”（Warn）、“被威胁”（Threatened）等。关键词的分析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文本关联度的分析结果。
4.报道态度框架：西方影响加持下的消极解读
从评价资源的量化分布看，非洲媒体的涉华新冠肺炎疫情报道更多呈现为消极、负面框架，但报道态度的分析并不能完全依靠评价资源的统计结果。通过对随机抽样的100篇新闻报道倾向性统计分析发现，非洲媒体涉华疫情报道呈现出中立且偏负面的报道框架。其中，客观、中立报道占比最高，为58%；其次为倾向性呈消极、负面报道，占比为28%；积极、正面报道占比为14%。 对非洲媒体发布的涉华负面报道分析发现，解读视角从非洲自身出发的并不多，占比仅为21%。如冈比亚《点报》的报道《泛非机构就新冠肺炎疫情谴责中国》、肯尼亚新闻网站“东非人”的报道《非洲对在中国新冠肺炎疫情中遭受的“耻辱”感到愤怒》等都大量援引了法新社、路透社的相关报道。79%的负面报道均涉及西方对中国的恶意攻击和指责，如尼日利亚《弹力新闻》的报道《德国向中国寄去1300亿英镑的“新冠病毒赔偿费”账单》，尼日利亚《每日信托报》的报道《美国因新冠肺炎疫情起诉中国》等。对随机抽样的新闻报道信源统计发现，非洲媒体的引用信源更多来自西方媒体机构、西方官员等，引用量均多于中国方面以及非洲本土的信源。
美国学者塔奇曼用“做新闻”来形容新闻的生产，记者通过技巧性地合理运用直接引语以彰显客观性。而美国传播学家赫伯特·甘斯通过对主流媒体大量的调查分析得出，媒体会综合运用各种表达手段如通过对事实的选取和组合，完成所谓客观中立的新闻。编辑、记者通过词汇选择、信源选择等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处理，却可能影响整篇新闻报道的态度，影响公众的认知。在西方影响加持下，非洲媒体涉华新冠肺炎疫情报道形成了消极、负面的报道态度框架。
四、反思与建议
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洲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站等在西方传媒集团的技术和财政支持下迅速发展。很多非洲国家的现代新闻传播行业是建立在殖民時期遗留下的制度之上，受西方影响很深。如南非、尼日利亚等是非洲传媒业最为发达的国家，而其本土媒体与西方媒体联系非常紧密。西方媒体对华消极、负面的思维惯性和刻板印象已经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一些非洲国家的媒体记者在具体新闻采写中的主观意愿和选择。
统计分析结果表明，非洲媒体涉华疫情报道的主题框架、议题框架及文本叙事框架都或多或少受到了西方影响，而态度框架则呈现出一定的话语偏见。非洲媒体的涉华疫情报道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非洲精英阶层对疫情期间中国及中非关系的新认知，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非洲民众的认知。中非友谊源远流长，非洲人民一直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但朋友之间如果仅凭革命时代创建并传承下来的“战友”情谊维系，不努力加以妥善维护，这种友谊终会变得淡漠直至消逝。③
长期以来，西方媒体在非洲占据话语优势，非洲国家对西方文化和思维方式也更熟悉、更习惯。用西方思维方式在非洲开展国际传播一直是中国媒体的弱项。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西方炮制的“中国责任论”“中国赔偿论”等泛政治化议题在非洲媒体中存在较大市场，而中国媒体的影响式微。在后疫情时代和新的世界秩序背景下，中国媒体要加强与非洲媒体的全面合作，提高在非洲的舆论影响力和品牌力。在开展国际传播活动时，要对非洲国家进行精细划分，做到“一国一策”，及时回应非洲民众关切，讲清、讲透敏感问题。在对外报道话语建构中，要探索能让非洲民众清晰理解、简单易懂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表达方式，讲好中非合作故事。
「注释」
①毛伟：《海外媒体涉华新冠肺炎报道的话语建构与框架分析》，《中国记者》2020年第4期。
②J. Martin and Peter R.R. White， “The Language of Evaluation： Appraisal in English”， Schools & Disciplines， Vol.23， No.2，2005， pp.371-381.
③陈雪飞：《非洲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基于非洲本地媒体视角的考察》，《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