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57年秋天的一个清晨，7岁的王卫国眼睁睁地看着亲生父亲在自己眼皮底下偷偷离去，将自己撇在了陌生的延川县郭家沟。
王卫国明白了，伯父家无子嗣，而他家兄弟姐妹一长串，到了伯父家，他就是伯父伯母的儿子，撑起的是王家另一片门户。尽管很不愿意，但他还是噙着眼泪躲在大树后面告别了父亲。
贫苦人家的生活，就像出门即见的久旱无雨的黄土山包，贫瘠而沉重。王家老大王玉德，这个年少起开始主持家政，担起一家生活重负的大哥，十几年来，送走父亲，操办了二弟、三弟的婚事，多年苦心积攒的家当耗费殆尽。
好在他们有一孔窑洞，这个家里面，许多个冷风凄凄的夜晚，夫妻俩蜷缩在灶角柴窝里过夜。
辛勤劳苦，省吃俭用，夫妻俩又掏了两孔窑，添了些农具，养了鸡、羊，一份家业算是置起来了。但是，随着年龄渐长，光景也渐趋衰落。
现在，他们有了儿子，王家老大两口子心里踏实下来。
王卫国进门的那年，奶奶60岁上下，大伯和大妈40岁左右，除少年王卫国之外，都是劳力。三个大人忙农活，只有一个孩子，这样的家庭应该是当地稍好一点的家庭。
在郭家沟，一切都是陌生的，熟悉的生活环境已经远去，少年王卫国想家是必然的。毕竟已经是7岁的孩子了，一切的记忆和温情比较牢固地扎根于清涧王家堡那个更加穷困的家里。
初到延川的少年王卫国，遇到的最大困难，来自生活环境和语言的不适。
虽然延川和清涧是邻县，但在口音上还是有很大区别的。那时的农村人，除了下地种田，很少出远门，走得最远的地方就是县城和附近的集市，来往的人除了亲戚就是偶然来村里的石匠和木匠。一有不同口音的人出现，立即就会引起人们的好奇和关注。尤其是小孩子们，一听到外地口音，就大惊小怪的。
王卫国出现在郭家沟的第一天就受到小伙伴们的嘲笑，嘲笑的方式奇特而又尖酸。当他提出抗议时，这伙人吃了一惊，不是为自己的不礼貌吃惊，而是为这个“外路脑子”居然敢反抗吃惊。他们变着法子孤立王卫国。在村里时，孩子们不和他一块玩耍，见他过来众人就大笑着散开了，把他一千人孤零零地扔在那里；上山砍柴时，那些先到的孩子“指山占地”，手臂一挥就将有柴的地方全“占”去了，然后再一个个地“准入”。别人都能砍，惟独不让王卫国砍。
王卫国从小就是“娃娃头”，哪里受过这种气，自然要反抗。在得不到家人保护的情况下，只好独自捍卫尊严。这就是他奋斗一生的起点。
少年王卫国大获成功。过了不久，他又成了这个村里的“娃娃头”，年龄比他大的孩子都成了他的朋友，和他差不多大的孩子都成了他的“部下”，比他小的孩子都成了他的崇拜者或者追随者。
少年王卫国留了下来。不是他的选择，仍然是一种命定。大伯也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家里虽然也是赤贫如洗，但是他还稍稍有些余力供养他上学，这对于少年王卫国来说，是任何事情都比不过的说服他留下来的理由。
大妈李桂英非常疼爱他，想方设法地哄他开心，当然，能让这个儿子开心，也只有让他吃上一顿饱饭。奶奶是让少年王卫国尽快安心住在郭家沟的一颗定心丸。每晚，奶奶总要搂着孙子睡觉，而王卫国也非常依恋奶奶温暖的怀抱。
所以，即使遭遇父母的“遗弃”，却不能断言，少年王卫国就缺少爱的抚慰，缺少家的温馨。
贫困山区的农民对于女的爱，是用一种简单质朴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况且，在那个处处饥荒的年代，孩子对于爱的渴求，要远远低于生存的需求，贫困和饥饿是生命所面对的直接威胁。
大人忙碌时，王卫国就主动地帮助家里人干活。他似乎9，—开始就明白了他在这个家里处于什么角色和要承担什么责任，拦羊、扒草、背粪、掏地，嫩弱的肩膀和双手早早就在劳动中打磨，而且身上有种倔强、不示弱、不服输的劲头。
大妈不擅长针线活，奶奶经常会埋怨这个大儿媳笨手笨脚，不会家务，懂事的少年王卫国就劝慰奶奶，别怪我大妈呀，她能在地里劳动呢，挣了工分，打下粮食，咱们就有吃的了。
12岁那年，因为一件小事，王卫国与大妈闹起别扭，大妈忍不住发火骂了他几句，他一赌气就跑了，并扬言自己要回清涧老家去。天黑了，仍然不见他回家，大妈着急了，赶忙去追赶，出了村子不远，大妈发现他独自坐在村口的一个圆形的石盘上，手里拿着一把小石头往河里扔，扔一块，数一块。大妈问他：“你不是要回清涧去吗？怎么坐在这里？”王卫国撅起小嘴，半嗔半恼地说：“我从来就没有那种毛病厂
在大妈李桂英的记忆里，儿子很少流泪，只有在亲生父亲将他丢在郭家沟，背着他，偷偷离开时的那一刻，他咬紧牙，默默地哭过。但在大伯大妈面前，儿子仍然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敏感、要强、自尊的少年王卫国，有着超常的自我控制力。
然而，王卫国毕竟还是孩子。在他艰难地在中学渎书时，一向疼爱大孙子的奶奶撒手人寰，过世在夜晚搂着大孙子一同人眠的土炕上。
奶奶的去世，对于王卫国来说，无疑是始终陪伴他的，呵护他的，给予他情感最厚重依托的一重天塌下来了。那次，青年王卫国哭得撕心裂肺，哭得浑身发麻，哭得下腹剧烈疼痛。
20世纪80年代末，在少年王卫国成长为作家路遥，为世人瞩目时，郭家沟这个小村子里，还居住着13户人家，近60口人。但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郭家沟村人相继在沟外川面上建起新窑、新房，陆续迁出山沟旧窑，人住新居。只有路遥的老母亲——大妈李桂英，留恋旧居。独守孤村，守望着祖先留下的老窑老院老村庄。
摘自《文苑》2012年第7期
王卫国明白了，伯父家无子嗣，而他家兄弟姐妹一长串，到了伯父家，他就是伯父伯母的儿子，撑起的是王家另一片门户。尽管很不愿意，但他还是噙着眼泪躲在大树后面告别了父亲。
贫苦人家的生活，就像出门即见的久旱无雨的黄土山包，贫瘠而沉重。王家老大王玉德，这个年少起开始主持家政，担起一家生活重负的大哥，十几年来，送走父亲，操办了二弟、三弟的婚事，多年苦心积攒的家当耗费殆尽。
好在他们有一孔窑洞，这个家里面，许多个冷风凄凄的夜晚，夫妻俩蜷缩在灶角柴窝里过夜。
辛勤劳苦，省吃俭用，夫妻俩又掏了两孔窑，添了些农具，养了鸡、羊，一份家业算是置起来了。但是，随着年龄渐长，光景也渐趋衰落。
现在，他们有了儿子，王家老大两口子心里踏实下来。
王卫国进门的那年，奶奶60岁上下，大伯和大妈40岁左右，除少年王卫国之外，都是劳力。三个大人忙农活，只有一个孩子，这样的家庭应该是当地稍好一点的家庭。
在郭家沟，一切都是陌生的，熟悉的生活环境已经远去，少年王卫国想家是必然的。毕竟已经是7岁的孩子了，一切的记忆和温情比较牢固地扎根于清涧王家堡那个更加穷困的家里。
初到延川的少年王卫国，遇到的最大困难，来自生活环境和语言的不适。
虽然延川和清涧是邻县，但在口音上还是有很大区别的。那时的农村人，除了下地种田，很少出远门，走得最远的地方就是县城和附近的集市，来往的人除了亲戚就是偶然来村里的石匠和木匠。一有不同口音的人出现，立即就会引起人们的好奇和关注。尤其是小孩子们，一听到外地口音，就大惊小怪的。
王卫国出现在郭家沟的第一天就受到小伙伴们的嘲笑，嘲笑的方式奇特而又尖酸。当他提出抗议时，这伙人吃了一惊，不是为自己的不礼貌吃惊，而是为这个“外路脑子”居然敢反抗吃惊。他们变着法子孤立王卫国。在村里时，孩子们不和他一块玩耍，见他过来众人就大笑着散开了，把他一千人孤零零地扔在那里；上山砍柴时，那些先到的孩子“指山占地”，手臂一挥就将有柴的地方全“占”去了，然后再一个个地“准入”。别人都能砍，惟独不让王卫国砍。
王卫国从小就是“娃娃头”，哪里受过这种气，自然要反抗。在得不到家人保护的情况下，只好独自捍卫尊严。这就是他奋斗一生的起点。
少年王卫国大获成功。过了不久，他又成了这个村里的“娃娃头”，年龄比他大的孩子都成了他的朋友，和他差不多大的孩子都成了他的“部下”，比他小的孩子都成了他的崇拜者或者追随者。
少年王卫国留了下来。不是他的选择，仍然是一种命定。大伯也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家里虽然也是赤贫如洗，但是他还稍稍有些余力供养他上学，这对于少年王卫国来说，是任何事情都比不过的说服他留下来的理由。
大妈李桂英非常疼爱他，想方设法地哄他开心，当然，能让这个儿子开心，也只有让他吃上一顿饱饭。奶奶是让少年王卫国尽快安心住在郭家沟的一颗定心丸。每晚，奶奶总要搂着孙子睡觉，而王卫国也非常依恋奶奶温暖的怀抱。
所以，即使遭遇父母的“遗弃”，却不能断言，少年王卫国就缺少爱的抚慰，缺少家的温馨。
贫困山区的农民对于女的爱，是用一种简单质朴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况且，在那个处处饥荒的年代，孩子对于爱的渴求，要远远低于生存的需求，贫困和饥饿是生命所面对的直接威胁。
大人忙碌时，王卫国就主动地帮助家里人干活。他似乎9，—开始就明白了他在这个家里处于什么角色和要承担什么责任，拦羊、扒草、背粪、掏地，嫩弱的肩膀和双手早早就在劳动中打磨，而且身上有种倔强、不示弱、不服输的劲头。
大妈不擅长针线活，奶奶经常会埋怨这个大儿媳笨手笨脚，不会家务，懂事的少年王卫国就劝慰奶奶，别怪我大妈呀，她能在地里劳动呢，挣了工分，打下粮食，咱们就有吃的了。
12岁那年，因为一件小事，王卫国与大妈闹起别扭，大妈忍不住发火骂了他几句，他一赌气就跑了，并扬言自己要回清涧老家去。天黑了，仍然不见他回家，大妈着急了，赶忙去追赶，出了村子不远，大妈发现他独自坐在村口的一个圆形的石盘上，手里拿着一把小石头往河里扔，扔一块，数一块。大妈问他：“你不是要回清涧去吗？怎么坐在这里？”王卫国撅起小嘴，半嗔半恼地说：“我从来就没有那种毛病厂
在大妈李桂英的记忆里，儿子很少流泪，只有在亲生父亲将他丢在郭家沟，背着他，偷偷离开时的那一刻，他咬紧牙，默默地哭过。但在大伯大妈面前，儿子仍然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敏感、要强、自尊的少年王卫国，有着超常的自我控制力。
然而，王卫国毕竟还是孩子。在他艰难地在中学渎书时，一向疼爱大孙子的奶奶撒手人寰，过世在夜晚搂着大孙子一同人眠的土炕上。
奶奶的去世，对于王卫国来说，无疑是始终陪伴他的，呵护他的，给予他情感最厚重依托的一重天塌下来了。那次，青年王卫国哭得撕心裂肺，哭得浑身发麻，哭得下腹剧烈疼痛。
20世纪80年代末，在少年王卫国成长为作家路遥，为世人瞩目时，郭家沟这个小村子里，还居住着13户人家，近60口人。但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郭家沟村人相继在沟外川面上建起新窑、新房，陆续迁出山沟旧窑，人住新居。只有路遥的老母亲——大妈李桂英，留恋旧居。独守孤村，守望着祖先留下的老窑老院老村庄。
摘自《文苑》2012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