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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江西环境史研究主要集中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其内容包含水环境、土地开发、疾病、自然灾害、动植物、生态文化等方面。在这些成果中，鄱阳湖水环境研究比较深入，土地开发、自然灾害等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绩，疾病、动植物、生态文化等方面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燃料、城市环境等议题则基本尚未起步。若要改善江西环境史研究现状，就必须加强本土学术力量的建设与整合。
[关键词]江西;环境史;研究述评
江西环境史研究主要集中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相关成果已超过150篇（部），①且主要围绕水环境、土地开发、疾病、自然灾害、动植物、生态文化等议题展開。其中，水环境、土地开发、自然灾害等方面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硕果斐然;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在环境史蓬勃发展的趋势下，江西的动物、疾病、生态文化等议题也逐渐得到学者更多的关注。以下按照议题，对已有研究成果分门别类进行回顾。
一、江西水环境研究
水环境是环境史当中较为热门、受到较多学者关注的领域。而在江西水环境研究成果中，鄱阳湖及相关水利研究比较深入。
（一）鄱阳湖演变及人湖关系研究
首先是关于鄱阳湖发展演变的研究。谭其骧、张修桂《鄱阳湖演变的历史过程》影响较大，该文对鄱阳湖形成的历程作了详细论述，认为鄱阳湖在历史上形成、扩张的最基本的原因是地壳活动，隋唐时期充沛的降雨则加速了鄱阳湖的扩张。②朱海虹等人的观点与谭其骧有所不同，他们认为是长江水位顶托及梅家洲对水阻隔造成鄱阳湖积水成湖。③黄旭初、朱宏富则认为构造运动和海侵是鄱阳湖形成、演变的主要原因，梅家洲和张家洲对鄱阳湖的形成和演变作用不大。①苏守德认为，“鄱阳湖形成的直接和主导因素是长江主泓道南移到湖口一带，因降水阻碍赣江水的下泄，使湖泊水域向南扩张”。②刘志刚和倪兆奎没有单持一说，认为鄱阳湖的形成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③晏雪平《明清时期鄱阳湖区河湖之演变——以赣抚河口平原为中心》主要考察了明清时期赣抚平原河口泥沙淤积，并由此导致鄱阳湖西淤东扩、河口水旱加剧等问题。④
其次是关于鄱阳湖形成后周围人与鄱阳湖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戴天放《鄱阳湖流域农业环境变迁与生态农业研究》对鄱阳湖周围的农业发展与环境变迁进行了长时段的考察，认为鄱阳湖流域农业的发展和鄱阳湖的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从先秦到隋唐，鄱阳湖流域的农业处于开发和发展阶段，鄱阳湖地区的环境尚且良好;宋元时期，鄱阳湖地区的农业开发尚属合理，当地环境仍然没有遭到大的破坏;明清以后，鄱阳湖地区农业过度开发，地区环境也遭到破坏。⑤在人类影响环境的同时，环境也在影响人类，对于鄱阳湖而言同样如此。项亮在《鄱阳湖历史时期水面扩张和人类活动的环境指标判识》中指出：“水量增减不仅导致湖泊扩展和收缩，同时也是引起人类活动方式变化的重要因素，而多指标分析是判识自然环境变化与人类活动对环境指标影响的基本途径。在一定情况下，沉积环境指标对人类活动的响应较环境变化更敏感。”⑥换言之，鄱阳湖水量增减不仅导致湖泊扩展或收缩，同时也使周围人的活动方式发生变化。
（二）江西水利研究
水利是中国水环境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江西水利研究大致有时间和空间两条脉络。就时间脉络而言，多有专论关注江西古代某一时段的农田水利，特别是唐朝以后。陈金凤《唐代江西地区水利建设述论》指出，唐朝江西地区的水利工程由防洪防旱为主转为配合土地开发为主。⑦施由民《唐宋时期江西的水利建设述论》对唐宋时期江西水利事业的发展作了梳理。⑧魏佐国《明代江西水利建设浅论》和《多渠道筹措资金：明代江西农田水利建设的成功经验》、施由民《明清时期江西水利建设的发展》、温小红《清代江西农田水利研究》等文章则对明、清时期江西地方水利事业的发展、资金来源、特点、组织等作了研究。⑨李放《江西古代水利史概略》将江西水利发展分为五个时期，简要论述了每个时期江西水利建设的基本情况。⑩王根泉、魏佐国《江西古代农田水利刍议》聚焦整个古代，对江西古代农田水利的发展、资金来源、管理方式作了简单叙述。{11}
就空间脉络而言，聚焦江西某一区域的水利研究成果有不少。廖艳彬是江西水利研究的专业学者之一，其论著《江西泰和县槎滩陂水利与地方社会》《明清赣江中游地区水利开发与地方社会变迁》属江西水利研究较为深入者。《江西泰和县槎滩陂水利与地方社会》以泰和县槎滩陂为中心，以时间为线索，梳理了古代槎滩陂水利与地方社会的互动。①无独有偶，在廖艳彬论文完成的同一年，出现另外一篇关注槎滩陂的论文《陂堰、乡族与国家——以泰和县槎滩、碉石陂为中心》，该文围绕《重修槎滩、碉石二陂志》展开，论述在官府之外地方势力在兴修水利、管理水务上的冲突与合作。②《明清赣江中游地区水利开发与地方社会变迁》一文内容则已脱离单纯的水利纠纷，将视角延伸至地方与国家的互动，以及水利与生态环境的演变;在研究水利建设组织、经费、管理等问题的同时，关注地方如何围绕水利展开斗争，国家如何介入到这样的斗争中，水利又如何与环境、信仰勾连在一起等等。③除此之外，廖艳彬尚有一定数量的论文研究赣江水利，就不一一介绍。
鄱阳湖地区的水利纠纷是江西水利研究中受人关注的热点。胡荣明《民国鄱阳湖区的水利纠纷研究（1928—1948）》在梳理水利所涉及的纷繁复杂的权利斗争的同时，注重分析和解构水利纠纷本身。④吴赘《论民国以来鄱阳湖区的水利纠纷》运用“系统论”对鄱阳湖地区的水利纠纷进行了分析和解构，认为人口数量多素质低、行政制度不合理、技术和管理方式落后是鄱阳湖水利纠纷发生的深层次原因。⑤廖艳彬《创建权之争：水利纠纷与地方社会——基于清代鄱阳湖流域的考察》围绕较少被人关注的水利设施创建权展开，而创建权的争夺同样是地方权力争斗与地方民众争夺用水权益的表现。⑥
在鄱阳湖水环境研究中，历史人类学的介入使得大量民间契约文书被发现，其标志性成果是曹树基主编《鄱阳湖区文书》的出版。⑦借助这些民间材料，鄱阳湖水环境研究的内容得以超越水利纠纷，水域权利的争夺与纠纷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梁洪生《捕捞权的争夺：“私业”、“官河”与“习惯”——对鄱阳湖区渔民历史文书的解读》指出，水域的界限非常模糊，当水涨模糊了原有湖泊的既定界限，越界捕鱼及冲突就此产生，渔民捕捞区域认定面临“私业”、“官河”与“习惯”的运用与转换。⑧李敏《“权势格局”与业权归属：鄱阳湖草洲纠纷的历史考察——以银宝湖和黄土湖为中心》和刘诗古《“习惯”与“业权”：明中叶以降鄱阳湖区的圩田开发与草洲使用纠纷》围绕鄱阳湖中的草洲争夺展开，而鄱阳湖中的草洲争夺实际上也是水域权利争夺的延伸。李敏在文章中认为，草洲在地方社会的实际操纵权是以“权势”为中心，而非契约或官府布告。⑨刘诗古的文章解释了草洲纠纷发生的原因，认为鄱阳湖周围大量圩田的出现，造成对肥料需求的增加，而可以用作肥料的草就成为人们争夺的资源。①刘诗古另外两篇文章也涉及鄱阳湖水域权利：《明末以降鄱阳湖地区“水面权”之分化与转让——以“卖湖契”和“租湖契”为中心》向人们展示了鄱阳湖地区水域纠纷下有序的一面，指出在水域纠纷中，除了暴力或者诉诸公堂之外，水面权交易同样比较活跃;②《清代内陆水域渔业捕捞秩序的建立及其演变——以江西鄱阳湖区为中心》认为，明清时期内陆水域权并未有明确的官方法律规定，后来所见的契约等是地方社会将自身习惯或非正式传统书面化的结果，这种形式的书面规则在源头的追溯上并不可靠，争夺和纠纷由此频繁。③张朝阳、曹树基《法律与市场：乾嘉时期鄱阳湖区“曹杨讼案”研究》以曹杨二姓争夺鄱阳湖水域权为例，论述官府是如何在法律的体系下利用市场解决民间争端。④刘诗古《资源、产权与秩序：明清鄱阳湖区的渔课制度与水域社会》一书关注鄱阳湖的地理、渔户、渔课、水域纠纷等诸多问题，上述几篇论文基本都收录其中。⑤
此外，郑肇经《中国水利史》、彭雨新、张建民《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张芳《明清农田水利研究》等水利著作对江西水利均有所关注，但非常有限。郑肇经在《中国水利史》中直接明言，江西水利“无煊赫之史迹，足资掞张”，以致寥寥数笔一带而过。⑥张本主编的《鄱阳湖研究》、⑦魏嵩山、肖华忠《鄱阳湖流域开发探源》、⑧许怀林《鄱阳湖流域生态环境的历史研究》⑨和李华栋主编的《鄱阳湖文化志》⑩等对鄱阳湖均有较为全面的关注。唐国华《鄱阳湖湿地演变、保护及管理研究》对鄱阳湖地区的自然生态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不仅论述了鄱阳湖的成因、水旱灾害、历史演变，还分析了鄱阳湖的现状，以及鄱阳湖的水生生态、动物植物、浮游生物，内容非常详尽。{11}其他有关鄱阳湖的研究成果尚多，此处无法一一列出。
总体而言，江西水环境研究已有一定的基础，特别是鄱阳湖水环境研究，不仅成果丰富，而且水域权力相关研究及理念已属国内前沿。但江西境内除了鄱阳湖还有五条大河，分别是赣江、修水、昌江、抚河、饶河。目前赣江研究主要集中于农田水利方面，但相关学者数量较少;修水、昌江、抚河、饶河的研究则较为罕見，研究力量非常薄弱，相关研究空间比较广阔。
二、江西土地利用与开发研究
在传统农业社会，用于种植作物的土地开发多为生计所需，而土地开发本身又是人与自然互动的过程。陈荣华等著《江西经济史》是研究江西经济史的综合性论著，其中多半篇幅都以土地利用、开发为主。①相关具体的研究也有不少。
（一）江西移民与土地开发研究
在江西土地开发历程中，移民的作用不可小觑，对此施民《明清时期赣南客家与山区经济的发展》、葛剑雄主编的《中国移民史》等已经言明。②明清时期棚民、客民在江西的土地开发中扮演了无法忽略的角色，吴宗慈《江西棚民始末记》及当今学者曹树基、刘秀生、李木子等，都指出明清时期江西棚民的出现引发了土客之间的冲突，也推动了江西山区土地的进一步开发。③
（二）江西土地开发与地方经济研究
周兆望《孙吴时期江西境内的山越及其对经济开发的贡献》阐述了山越对孙吴的反抗及部分归附，以及在此过程中进行的土地开发等。④王福昌、陈晓鸣《清末民国时期闽赣边区南部的生态环境与稻作农业》论及闽赣边区山多田少，山区的农业开发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力，但产出却不及平原地区，指出闽赣边区的水利灌溉、农具、耕作制度等是适应当地多山、当地气候的结果。⑤熊四华《略论南宋时期江西梯田的发展》研究了南宋江西的梯田开发。⑥李好《明清时期江西彭泽柳洲开发的历史地理考察》既考证了柳洲自身的形成演变过程，也论述了柳洲的产权、管理、开发，以及柳洲书院的兴衰历史。⑦
古代土地开发或有助于地方经济发展。周兆望《六朝时期江西地区的大开发》《六朝隋唐时期鄱阳湖-赣江流域的经济开发与持续发展》主要论述六朝隋唐时期江西土地开发及经济的不断发展。⑧施由民《论清代江西农业的发展》涉及土地开发与江西农业发展。⑨方潜龙《六朝时期江西经济开发若干问题探析》、黄利娜《唐末五代江西经济开发》等论著也都是从土地开发等角度研究当时江西经济的发展。⑩但也有一些不同的研究。黄志繁《清代赣南的生态与生计——兼析山区商品生产发展之限制》论及清代赣南土地开发的同时，进一步指出山区商品生产发展的限制可能来自于内部经济结构，紧缺的口粮使得山区民众难以腾出更多的土地用以发展商品生产。{11}饶伟新《清代山区农业经济的转型与困境：以赣南为例》同样认为，清代赣南农业商品经济的实质仍然是生计型经济，它没有导致当地农业经济转型，反而加强了自给自足的稻作经济。{12}
（三）江西土地开发与环境破坏研究
土地开发在古代比较普遍，但当这种改造超过了环境所能承受的零界点时，就变成了环境破坏。许怀林《江西历史上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变迁》、王福星《唐代南昌的生态环境》、范文明《清代江西的经济开发和生态环境的变迁》、刘白杨《棚民的土地利用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以明清江西为考察中心》等文章都表明，历史时期特别是明清以后，在土地开发的压力下江西环境遭到了破坏。①李晓方《明清时期闽粤客家的倒迁与赣南生态环境的变迁述论》认为，明清时期闽粤客家人倒迁入赣，给赣南环境造成压力;但文章同样意识到，日益加深的环境压力客观上催生了当地人更强的环保意识，虽然这种环保意识不应该被高估。② 江西土地开发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古代经济发展方面，对土地开发与环境演变也有一定的关注。但土地开发是比较成熟的传统研究领域，这一领域的研究已比较深入。相比之下，江西现有相关研究相对不足，诸如地方社会结构与土地开发，土地开发中的官民互动，以及土地利用开发与当地文化信仰等问题均较少涉及。
三、江西疾病与灾害研究
（一）江西疾病研究
江西关于西医治疗疾病的研究不多。孟亚肖《清代江西省疫灾地理规律与环境机理研究》论述了清代江西疫灾的时空分布规律及其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联。③其他成果按内容可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关注某一种疾病。万振凡、万心所著《环境史视野下的20世纪鄱阳湖区血吸虫病史研究》指出，鄱阳湖区是血吸虫生存繁衍的优良场所，血吸虫的存在对当地的社会造成较为严重的威胁，棺材田、绝户村、寡妇村由此产生;近代为了对抗血吸虫病，在鄱阳湖区投放毒药、围垦等做法，又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④王春林《明代江西瘟疫研究》对明代江西瘟疫的时空分布、发生原因、群体应对、影响均作了梳理，并论述了经过瘟疫洗礼之后蓬勃发展的医学群体，关注到因瘟疫滋生的信仰与民俗。⑤
第二类关注江西近代公共卫生。吴郁琴《现代化进程中的民国江西农村公共卫生事业（1928—1941）》将视角转向较少被关注的农村，梳理了民国南京政府在江西农村推广公共卫生的史实，江西农村公共卫生现代化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一定的发展。⑥董勤勤《民国时期湘鄂赣皖地区疫灾流行与公共卫生意识的变迁研究》指出，中国近代公共卫生意识的建立与肆虐中国的疾病有很大关系，疾病增强了民众的卫生意识，促使中国卫生体系进一步发展。⑦
第三类研究涉及近代的细菌战。日本侵华战争中开展的细菌战给江西民众带来了灾难，导致鼠疫、霍乱等疾病大面积、长时间流行。谢志民《侵华日军江西细菌战调查研究》、谢建军《抗战时期江西上饶地区细菌战研究》等文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⑧
（二）江西水旱灾害研究
研究江西水旱灾害的论著比较多，有长时段的，如赵树森、刘自清合撰《江西省近五百年干旱分析》和《江西省近五百年旱涝分析》、①施由民《东汉至清江西农业自然灾害探析》②等;也有短时段的研究，如余辉《大灾之后——以道光十四年江西进贤县水灾赈济为中心的讨论》、③喻林《三十年代江西荒政初探》④等。研究范围有的涉及江西全境，如施由民《江西古代的抗灾减灾述论》、⑤许海泉《近代江西自然灾害分析》⑥等;有的涉及范围较小，如祝太文《明清以来玉山县水旱灾害的探讨》、⑦李自华《清代婺源的水旱灾害与地方社会自救》、⑧陈东有、李少南《明清时期鄱阳湖区的圩田开发与生态环境、洪涝灾害之间的关系》、⑨吴启琳《明清丰城水灾与河工建设》⑩等。相关研究内容各有特色，学者较多，陈高材、毛端谦、陈银生、文晓燕、黄国勤、衷海燕、舒晓波、刘影、熊小英、吴小红、陈书云、廖武振、薛胤、闵骞、闵聃、周尚兵、郭玉洁、甘海根、王建雄、甘琪等学者都发表了论述江西灾害的成果，但这些研究多遵循灾害史研究的一般模式，关注灾害的发生、分布、原因、影响、应对等内容，有的只关注某一方面，多数论文则涉及多个方面，归结起来实际上多有类似之处。{11}其内容概括起来大致是：江西水旱災害频繁，水旱灾害交替发生，周期不断缩短，其原因一般是气候及环境破坏;灾害的发生对民众的生命财产造成损害，在应对上一般是官民多方合作等等。
在这些论著中，有的学者也试图突破灾害史研究的一般模式。王芳、万振凡《论近现代江西水旱灾害及防治构想》论述了近代江西水旱灾害发生的规律、原因和影响，但在研究灾害应对时，并非简单叙述官府及民间的作为，而是介绍了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对江西水旱灾害防治的构想，如“让鄱阳湖搬家”“KVA工程”等。①许怀林《近代以来江西的水旱灾害与生态变动》分为三个部分相继发表，文章将自然灾害与生态环境联系在一起，在研究水旱灾害的同时，对与之相关的森林砍伐和农田水利问题也作了探讨，文章材料丰富，包含大量表格数据。②张小聪、黄志繁《清代江西水灾及社会应对》着重关注清代江西水灾的分布及社会应对，但在文章后半部分，作者试图采用量化的方法估算清代官方应对水灾的效率，得出官方应对效率不断下降的结论。③
（三）江西蝗灾研究
在江西灾害史中，蝗灾研究较少。孔蔚《江西的刘猛将军与蝗灾》注意到古代江西民众普遍相信刘猛神可治理蝗灾，使刘猛将军信仰广为流传。④杨肃毓《清代地方治蝗——以道光十五、六年江西蝗灾为中心》非常细致地考察了道光十五、十六年发生于江西的一次蝗灾，并通过这个个案，认为在蝗灾的治理中官府力量虽然不足，却能借助民间的力量。⑤陈明云《清代江西蝗灾时空分布及社会应对》通过梳理发现清代赣北蝗灾多于赣南，其应对措施则与其他地区类似。⑥
在江西灾害史料整理方面，《江西省气候史料》《江西历代水旱灾害辑录》《江西省气象志》对政书、地方志等历史文献中有关江西自然灾害的史料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搜集整理;⑦黄胤《元代江西地区灾荒和赈恤资料汇编》则对元代江西地区的灾荒资料作了较为详细的整理与分析。⑧
总体而言，江西的疾病、灾害研究已经展开，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疾病研究目前成果较少;灾害方面的成果虽不算少，但主要集中于水旱灾害，且灾害史研究本身还面临着模式化的问题。如何突破灾害史原有的研究框架，不仅是江西灾害史研究努力的方向，也是整个灾害史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江西动植物分布与变迁研究
关于江西历史动植物的研究很少，成果主要集中在江西森林变迁与虎患方面。
（一）江西植物研究
林英《江西森林的地理分布》、冼自强《江西森林的分布和森林生态系统》等是介绍江西森林具体分布的论著：前者介绍了江西境内植物种类、森林分布规律，以及这些植物与其他地区物种之间的联系;后者关注江西森林的分布及树木种类。⑨林英、廖桢《江西森林的历史变迁》、陈柏泉《江西地区历史时期的森林》、刘白杨《明代江西森林变迁研究》则专门研究江西森林历史变迁。《江西森林的历史变迁》由生物领域与农林领域的学者共同完成，文章从古地理和古生物的角度考察了江西自中生代以来的植被分布，分析了在漫长的生物进化和地理变迁中江西森林经历的几次变化，并认为森林的大规模破坏主要还是发生在明朝以后。①《江西地区历史时期的森林》以丰富的考古和文献资料为依据，介绍了江西历代森林的发展变化：从史前一直到隋唐，江西森林状况均保存较好;宋代以后，江西森林渐遭毁坏。②《明代江西森林变迁研究》将江西分为北中南三个区域，而无论是哪一个区域，在内外人口压力和经济利益驱动之下，山地被开发，森林均遭破坏，而森林破坏又使江西水土流失严重，山区生物资源大幅度减少。③江西森林编委会编著《江西森林》是关于江西森林的综合性论著，书中对江西森林概况、分布、历史变迁、保护利用等问题均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但总体上薄古厚今。④ （二）江西动物研究
江西历史动物方面的专门研究目前多集中于虎患之上。刘正刚《明清闽粤赣地区虎灾考述》论述了闽、粤、赣三地的虎患，认为虎患的发生更多是人向自然、山区进发的后果，当人类侵犯老虎的领地、威胁老虎的生存时，人虎之间的冲突就不断发生。⑤刘兴亮《明清时期江西境内的虎患及相关问题研究》则认为，江西虎患的发生不仅仅是因为人对环境的开发压迫了虎的生存空间，在一些经济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虎患频繁发生与战乱、灾荒有密切的关系。⑥曹志红、赵彦风《人类活动记录下的江西华南虎历史分布》主要梳理了汉朝以来江西老虎出没的文献记载，并将之整理成图表。⑦袁进《江西六朝畜牧业经济的发展及背景》一文关注的是家养动物，认为六朝时期的庄园经济推动了江西畜牧业的发展。⑧
从上面的梳理可以看出，江西地区历史动植物研究成果目前极为薄弱，主要表现为成果数量稀少、研究对象单一，相关研究也不够深入，有待学者继续进一步关注。
五、江西生态文化研究
人、社会、环境一直都在不断互动当中，人、社会在影响自然环境的同时，自然环境同样也在影响人和人类文化。在江西环境史中，生态文化研究的论著数量不多。
王强《略论生态建筑与客家民居生态特色》认为，客家民居建筑具有顺应自然、天人合一、不尚奢华等生态特色，这种建筑特色反映了客家人的生态认知与生态观。⑨丁欢《宋代以来江西“八景”与生态环境变迁》表明，生态环境变迁对地区景观文化影响很大，特别是环境变迁将导致某些景观的消失或变异。⑩郭黎明《赣江十八滩的故事——以明清以来万安段为研究中心》以十八滩万安段为中心，论述这样一段自然险滩如何深刻影响周围人群的生计、信仰与文化。{11}程宇昌《明清时期鄱阳湖地区民间信仰与社会变迁》指出，在鄱阳湖地区的民间信仰和社会变迁当中，鄱阳湖的影响时时可见，这是自然环境影响人与人类文化非常鲜活的案例。①吴杰华《唐开大庾岭路、赣水交通与石固神信仰》以赣江清涨为中心，论述了由此自然现象牵连出的地方历史和信仰。②刘诗古《近代中国城市商业活动中的“码头权”——以江西南昌市为中心》关注由水环境衍生出的码头权，论述了南昌码头权的生发、交易与争夺。③其他专门的研究则不多见。
上述几篇文章反映了环境、人、文化之间的互动，可惜成果数量较少，研究力量不强。
六、结语
经过以上梳理，江西环境史研究可概括为以下特点：第一，研究内容虽然较广，却不均衡。江西环境史涉及水环境、土地开发、疾病、自然灾害、动植物、生态文化认知等诸多方面，但成果大量集中于水环境、土地开发、自然灾害等少数几个议题，诸如燃料史、城市环境史、动植物史等才刚刚起步或尚未起步，研究总体上非常薄弱。第二，研究方法多样，跨学科成果却不多见。江西环境史成果运用了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人类学等研究方法，但真正跨学科，特别是跨越自然科学界限的成果较少，文中列举的少数这类成果也多是由自然科学学者完成。
江西环境史研究的上述問题不是区域环境史研究的普遍现象。中国东北、华北、西北、西南、东南等地区环境史研究均已成果斐然，且诞生了一批知名学者，如滕海键、王利华、夏明方、侯甬坚、蓝勇、周琼、张建民、满志敏、王建革等，这些学者多出自当地高校。江西环境史研究之所以如此薄弱，除了江西的区位劣势，其主要原因是当地相关科研力量薄弱，仅江西师范大学、南昌大学、赣南师范大学等寥寥几所高校拥有成规模的历史科研团队，且以环境史为研究旨趣的学者较少。在这种情况下，加强本地科研力量是推进江西环境史研究进一步繁荣、深入的关键。
责任编辑：胡颖峰
[关键词]江西;环境史;研究述评
江西环境史研究主要集中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相关成果已超过150篇（部），①且主要围绕水环境、土地开发、疾病、自然灾害、动植物、生态文化等议题展開。其中，水环境、土地开发、自然灾害等方面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硕果斐然;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在环境史蓬勃发展的趋势下，江西的动物、疾病、生态文化等议题也逐渐得到学者更多的关注。以下按照议题，对已有研究成果分门别类进行回顾。
一、江西水环境研究
水环境是环境史当中较为热门、受到较多学者关注的领域。而在江西水环境研究成果中，鄱阳湖及相关水利研究比较深入。
（一）鄱阳湖演变及人湖关系研究
首先是关于鄱阳湖发展演变的研究。谭其骧、张修桂《鄱阳湖演变的历史过程》影响较大，该文对鄱阳湖形成的历程作了详细论述，认为鄱阳湖在历史上形成、扩张的最基本的原因是地壳活动，隋唐时期充沛的降雨则加速了鄱阳湖的扩张。②朱海虹等人的观点与谭其骧有所不同，他们认为是长江水位顶托及梅家洲对水阻隔造成鄱阳湖积水成湖。③黄旭初、朱宏富则认为构造运动和海侵是鄱阳湖形成、演变的主要原因，梅家洲和张家洲对鄱阳湖的形成和演变作用不大。①苏守德认为，“鄱阳湖形成的直接和主导因素是长江主泓道南移到湖口一带，因降水阻碍赣江水的下泄，使湖泊水域向南扩张”。②刘志刚和倪兆奎没有单持一说，认为鄱阳湖的形成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③晏雪平《明清时期鄱阳湖区河湖之演变——以赣抚河口平原为中心》主要考察了明清时期赣抚平原河口泥沙淤积，并由此导致鄱阳湖西淤东扩、河口水旱加剧等问题。④
其次是关于鄱阳湖形成后周围人与鄱阳湖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戴天放《鄱阳湖流域农业环境变迁与生态农业研究》对鄱阳湖周围的农业发展与环境变迁进行了长时段的考察，认为鄱阳湖流域农业的发展和鄱阳湖的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从先秦到隋唐，鄱阳湖流域的农业处于开发和发展阶段，鄱阳湖地区的环境尚且良好;宋元时期，鄱阳湖地区的农业开发尚属合理，当地环境仍然没有遭到大的破坏;明清以后，鄱阳湖地区农业过度开发，地区环境也遭到破坏。⑤在人类影响环境的同时，环境也在影响人类，对于鄱阳湖而言同样如此。项亮在《鄱阳湖历史时期水面扩张和人类活动的环境指标判识》中指出：“水量增减不仅导致湖泊扩展和收缩，同时也是引起人类活动方式变化的重要因素，而多指标分析是判识自然环境变化与人类活动对环境指标影响的基本途径。在一定情况下，沉积环境指标对人类活动的响应较环境变化更敏感。”⑥换言之，鄱阳湖水量增减不仅导致湖泊扩展或收缩，同时也使周围人的活动方式发生变化。
（二）江西水利研究
水利是中国水环境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江西水利研究大致有时间和空间两条脉络。就时间脉络而言，多有专论关注江西古代某一时段的农田水利，特别是唐朝以后。陈金凤《唐代江西地区水利建设述论》指出，唐朝江西地区的水利工程由防洪防旱为主转为配合土地开发为主。⑦施由民《唐宋时期江西的水利建设述论》对唐宋时期江西水利事业的发展作了梳理。⑧魏佐国《明代江西水利建设浅论》和《多渠道筹措资金：明代江西农田水利建设的成功经验》、施由民《明清时期江西水利建设的发展》、温小红《清代江西农田水利研究》等文章则对明、清时期江西地方水利事业的发展、资金来源、特点、组织等作了研究。⑨李放《江西古代水利史概略》将江西水利发展分为五个时期，简要论述了每个时期江西水利建设的基本情况。⑩王根泉、魏佐国《江西古代农田水利刍议》聚焦整个古代，对江西古代农田水利的发展、资金来源、管理方式作了简单叙述。{11}
就空间脉络而言，聚焦江西某一区域的水利研究成果有不少。廖艳彬是江西水利研究的专业学者之一，其论著《江西泰和县槎滩陂水利与地方社会》《明清赣江中游地区水利开发与地方社会变迁》属江西水利研究较为深入者。《江西泰和县槎滩陂水利与地方社会》以泰和县槎滩陂为中心，以时间为线索，梳理了古代槎滩陂水利与地方社会的互动。①无独有偶，在廖艳彬论文完成的同一年，出现另外一篇关注槎滩陂的论文《陂堰、乡族与国家——以泰和县槎滩、碉石陂为中心》，该文围绕《重修槎滩、碉石二陂志》展开，论述在官府之外地方势力在兴修水利、管理水务上的冲突与合作。②《明清赣江中游地区水利开发与地方社会变迁》一文内容则已脱离单纯的水利纠纷，将视角延伸至地方与国家的互动，以及水利与生态环境的演变;在研究水利建设组织、经费、管理等问题的同时，关注地方如何围绕水利展开斗争，国家如何介入到这样的斗争中，水利又如何与环境、信仰勾连在一起等等。③除此之外，廖艳彬尚有一定数量的论文研究赣江水利，就不一一介绍。
鄱阳湖地区的水利纠纷是江西水利研究中受人关注的热点。胡荣明《民国鄱阳湖区的水利纠纷研究（1928—1948）》在梳理水利所涉及的纷繁复杂的权利斗争的同时，注重分析和解构水利纠纷本身。④吴赘《论民国以来鄱阳湖区的水利纠纷》运用“系统论”对鄱阳湖地区的水利纠纷进行了分析和解构，认为人口数量多素质低、行政制度不合理、技术和管理方式落后是鄱阳湖水利纠纷发生的深层次原因。⑤廖艳彬《创建权之争：水利纠纷与地方社会——基于清代鄱阳湖流域的考察》围绕较少被人关注的水利设施创建权展开，而创建权的争夺同样是地方权力争斗与地方民众争夺用水权益的表现。⑥
在鄱阳湖水环境研究中，历史人类学的介入使得大量民间契约文书被发现，其标志性成果是曹树基主编《鄱阳湖区文书》的出版。⑦借助这些民间材料，鄱阳湖水环境研究的内容得以超越水利纠纷，水域权利的争夺与纠纷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梁洪生《捕捞权的争夺：“私业”、“官河”与“习惯”——对鄱阳湖区渔民历史文书的解读》指出，水域的界限非常模糊，当水涨模糊了原有湖泊的既定界限，越界捕鱼及冲突就此产生，渔民捕捞区域认定面临“私业”、“官河”与“习惯”的运用与转换。⑧李敏《“权势格局”与业权归属：鄱阳湖草洲纠纷的历史考察——以银宝湖和黄土湖为中心》和刘诗古《“习惯”与“业权”：明中叶以降鄱阳湖区的圩田开发与草洲使用纠纷》围绕鄱阳湖中的草洲争夺展开，而鄱阳湖中的草洲争夺实际上也是水域权利争夺的延伸。李敏在文章中认为，草洲在地方社会的实际操纵权是以“权势”为中心，而非契约或官府布告。⑨刘诗古的文章解释了草洲纠纷发生的原因，认为鄱阳湖周围大量圩田的出现，造成对肥料需求的增加，而可以用作肥料的草就成为人们争夺的资源。①刘诗古另外两篇文章也涉及鄱阳湖水域权利：《明末以降鄱阳湖地区“水面权”之分化与转让——以“卖湖契”和“租湖契”为中心》向人们展示了鄱阳湖地区水域纠纷下有序的一面，指出在水域纠纷中，除了暴力或者诉诸公堂之外，水面权交易同样比较活跃;②《清代内陆水域渔业捕捞秩序的建立及其演变——以江西鄱阳湖区为中心》认为，明清时期内陆水域权并未有明确的官方法律规定，后来所见的契约等是地方社会将自身习惯或非正式传统书面化的结果，这种形式的书面规则在源头的追溯上并不可靠，争夺和纠纷由此频繁。③张朝阳、曹树基《法律与市场：乾嘉时期鄱阳湖区“曹杨讼案”研究》以曹杨二姓争夺鄱阳湖水域权为例，论述官府是如何在法律的体系下利用市场解决民间争端。④刘诗古《资源、产权与秩序：明清鄱阳湖区的渔课制度与水域社会》一书关注鄱阳湖的地理、渔户、渔课、水域纠纷等诸多问题，上述几篇论文基本都收录其中。⑤
此外，郑肇经《中国水利史》、彭雨新、张建民《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张芳《明清农田水利研究》等水利著作对江西水利均有所关注，但非常有限。郑肇经在《中国水利史》中直接明言，江西水利“无煊赫之史迹，足资掞张”，以致寥寥数笔一带而过。⑥张本主编的《鄱阳湖研究》、⑦魏嵩山、肖华忠《鄱阳湖流域开发探源》、⑧许怀林《鄱阳湖流域生态环境的历史研究》⑨和李华栋主编的《鄱阳湖文化志》⑩等对鄱阳湖均有较为全面的关注。唐国华《鄱阳湖湿地演变、保护及管理研究》对鄱阳湖地区的自然生态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不仅论述了鄱阳湖的成因、水旱灾害、历史演变，还分析了鄱阳湖的现状，以及鄱阳湖的水生生态、动物植物、浮游生物，内容非常详尽。{11}其他有关鄱阳湖的研究成果尚多，此处无法一一列出。
总体而言，江西水环境研究已有一定的基础，特别是鄱阳湖水环境研究，不仅成果丰富，而且水域权力相关研究及理念已属国内前沿。但江西境内除了鄱阳湖还有五条大河，分别是赣江、修水、昌江、抚河、饶河。目前赣江研究主要集中于农田水利方面，但相关学者数量较少;修水、昌江、抚河、饶河的研究则较为罕見，研究力量非常薄弱，相关研究空间比较广阔。
二、江西土地利用与开发研究
在传统农业社会，用于种植作物的土地开发多为生计所需，而土地开发本身又是人与自然互动的过程。陈荣华等著《江西经济史》是研究江西经济史的综合性论著，其中多半篇幅都以土地利用、开发为主。①相关具体的研究也有不少。
（一）江西移民与土地开发研究
在江西土地开发历程中，移民的作用不可小觑，对此施民《明清时期赣南客家与山区经济的发展》、葛剑雄主编的《中国移民史》等已经言明。②明清时期棚民、客民在江西的土地开发中扮演了无法忽略的角色，吴宗慈《江西棚民始末记》及当今学者曹树基、刘秀生、李木子等，都指出明清时期江西棚民的出现引发了土客之间的冲突，也推动了江西山区土地的进一步开发。③
（二）江西土地开发与地方经济研究
周兆望《孙吴时期江西境内的山越及其对经济开发的贡献》阐述了山越对孙吴的反抗及部分归附，以及在此过程中进行的土地开发等。④王福昌、陈晓鸣《清末民国时期闽赣边区南部的生态环境与稻作农业》论及闽赣边区山多田少，山区的农业开发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力，但产出却不及平原地区，指出闽赣边区的水利灌溉、农具、耕作制度等是适应当地多山、当地气候的结果。⑤熊四华《略论南宋时期江西梯田的发展》研究了南宋江西的梯田开发。⑥李好《明清时期江西彭泽柳洲开发的历史地理考察》既考证了柳洲自身的形成演变过程，也论述了柳洲的产权、管理、开发，以及柳洲书院的兴衰历史。⑦
古代土地开发或有助于地方经济发展。周兆望《六朝时期江西地区的大开发》《六朝隋唐时期鄱阳湖-赣江流域的经济开发与持续发展》主要论述六朝隋唐时期江西土地开发及经济的不断发展。⑧施由民《论清代江西农业的发展》涉及土地开发与江西农业发展。⑨方潜龙《六朝时期江西经济开发若干问题探析》、黄利娜《唐末五代江西经济开发》等论著也都是从土地开发等角度研究当时江西经济的发展。⑩但也有一些不同的研究。黄志繁《清代赣南的生态与生计——兼析山区商品生产发展之限制》论及清代赣南土地开发的同时，进一步指出山区商品生产发展的限制可能来自于内部经济结构，紧缺的口粮使得山区民众难以腾出更多的土地用以发展商品生产。{11}饶伟新《清代山区农业经济的转型与困境：以赣南为例》同样认为，清代赣南农业商品经济的实质仍然是生计型经济，它没有导致当地农业经济转型，反而加强了自给自足的稻作经济。{12}
（三）江西土地开发与环境破坏研究
土地开发在古代比较普遍，但当这种改造超过了环境所能承受的零界点时，就变成了环境破坏。许怀林《江西历史上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变迁》、王福星《唐代南昌的生态环境》、范文明《清代江西的经济开发和生态环境的变迁》、刘白杨《棚民的土地利用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以明清江西为考察中心》等文章都表明，历史时期特别是明清以后，在土地开发的压力下江西环境遭到了破坏。①李晓方《明清时期闽粤客家的倒迁与赣南生态环境的变迁述论》认为，明清时期闽粤客家人倒迁入赣，给赣南环境造成压力;但文章同样意识到，日益加深的环境压力客观上催生了当地人更强的环保意识，虽然这种环保意识不应该被高估。② 江西土地开发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古代经济发展方面，对土地开发与环境演变也有一定的关注。但土地开发是比较成熟的传统研究领域，这一领域的研究已比较深入。相比之下，江西现有相关研究相对不足，诸如地方社会结构与土地开发，土地开发中的官民互动，以及土地利用开发与当地文化信仰等问题均较少涉及。
三、江西疾病与灾害研究
（一）江西疾病研究
江西关于西医治疗疾病的研究不多。孟亚肖《清代江西省疫灾地理规律与环境机理研究》论述了清代江西疫灾的时空分布规律及其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联。③其他成果按内容可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关注某一种疾病。万振凡、万心所著《环境史视野下的20世纪鄱阳湖区血吸虫病史研究》指出，鄱阳湖区是血吸虫生存繁衍的优良场所，血吸虫的存在对当地的社会造成较为严重的威胁，棺材田、绝户村、寡妇村由此产生;近代为了对抗血吸虫病，在鄱阳湖区投放毒药、围垦等做法，又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④王春林《明代江西瘟疫研究》对明代江西瘟疫的时空分布、发生原因、群体应对、影响均作了梳理，并论述了经过瘟疫洗礼之后蓬勃发展的医学群体，关注到因瘟疫滋生的信仰与民俗。⑤
第二类关注江西近代公共卫生。吴郁琴《现代化进程中的民国江西农村公共卫生事业（1928—1941）》将视角转向较少被关注的农村，梳理了民国南京政府在江西农村推广公共卫生的史实，江西农村公共卫生现代化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一定的发展。⑥董勤勤《民国时期湘鄂赣皖地区疫灾流行与公共卫生意识的变迁研究》指出，中国近代公共卫生意识的建立与肆虐中国的疾病有很大关系，疾病增强了民众的卫生意识，促使中国卫生体系进一步发展。⑦
第三类研究涉及近代的细菌战。日本侵华战争中开展的细菌战给江西民众带来了灾难，导致鼠疫、霍乱等疾病大面积、长时间流行。谢志民《侵华日军江西细菌战调查研究》、谢建军《抗战时期江西上饶地区细菌战研究》等文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⑧
（二）江西水旱灾害研究
研究江西水旱灾害的论著比较多，有长时段的，如赵树森、刘自清合撰《江西省近五百年干旱分析》和《江西省近五百年旱涝分析》、①施由民《东汉至清江西农业自然灾害探析》②等;也有短时段的研究，如余辉《大灾之后——以道光十四年江西进贤县水灾赈济为中心的讨论》、③喻林《三十年代江西荒政初探》④等。研究范围有的涉及江西全境，如施由民《江西古代的抗灾减灾述论》、⑤许海泉《近代江西自然灾害分析》⑥等;有的涉及范围较小，如祝太文《明清以来玉山县水旱灾害的探讨》、⑦李自华《清代婺源的水旱灾害与地方社会自救》、⑧陈东有、李少南《明清时期鄱阳湖区的圩田开发与生态环境、洪涝灾害之间的关系》、⑨吴启琳《明清丰城水灾与河工建设》⑩等。相关研究内容各有特色，学者较多，陈高材、毛端谦、陈银生、文晓燕、黄国勤、衷海燕、舒晓波、刘影、熊小英、吴小红、陈书云、廖武振、薛胤、闵骞、闵聃、周尚兵、郭玉洁、甘海根、王建雄、甘琪等学者都发表了论述江西灾害的成果，但这些研究多遵循灾害史研究的一般模式，关注灾害的发生、分布、原因、影响、应对等内容，有的只关注某一方面，多数论文则涉及多个方面，归结起来实际上多有类似之处。{11}其内容概括起来大致是：江西水旱災害频繁，水旱灾害交替发生，周期不断缩短，其原因一般是气候及环境破坏;灾害的发生对民众的生命财产造成损害，在应对上一般是官民多方合作等等。
在这些论著中，有的学者也试图突破灾害史研究的一般模式。王芳、万振凡《论近现代江西水旱灾害及防治构想》论述了近代江西水旱灾害发生的规律、原因和影响，但在研究灾害应对时，并非简单叙述官府及民间的作为，而是介绍了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对江西水旱灾害防治的构想，如“让鄱阳湖搬家”“KVA工程”等。①许怀林《近代以来江西的水旱灾害与生态变动》分为三个部分相继发表，文章将自然灾害与生态环境联系在一起，在研究水旱灾害的同时，对与之相关的森林砍伐和农田水利问题也作了探讨，文章材料丰富，包含大量表格数据。②张小聪、黄志繁《清代江西水灾及社会应对》着重关注清代江西水灾的分布及社会应对，但在文章后半部分，作者试图采用量化的方法估算清代官方应对水灾的效率，得出官方应对效率不断下降的结论。③
（三）江西蝗灾研究
在江西灾害史中，蝗灾研究较少。孔蔚《江西的刘猛将军与蝗灾》注意到古代江西民众普遍相信刘猛神可治理蝗灾，使刘猛将军信仰广为流传。④杨肃毓《清代地方治蝗——以道光十五、六年江西蝗灾为中心》非常细致地考察了道光十五、十六年发生于江西的一次蝗灾，并通过这个个案，认为在蝗灾的治理中官府力量虽然不足，却能借助民间的力量。⑤陈明云《清代江西蝗灾时空分布及社会应对》通过梳理发现清代赣北蝗灾多于赣南，其应对措施则与其他地区类似。⑥
在江西灾害史料整理方面，《江西省气候史料》《江西历代水旱灾害辑录》《江西省气象志》对政书、地方志等历史文献中有关江西自然灾害的史料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搜集整理;⑦黄胤《元代江西地区灾荒和赈恤资料汇编》则对元代江西地区的灾荒资料作了较为详细的整理与分析。⑧
总体而言，江西的疾病、灾害研究已经展开，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疾病研究目前成果较少;灾害方面的成果虽不算少，但主要集中于水旱灾害，且灾害史研究本身还面临着模式化的问题。如何突破灾害史原有的研究框架，不仅是江西灾害史研究努力的方向，也是整个灾害史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江西动植物分布与变迁研究
关于江西历史动植物的研究很少，成果主要集中在江西森林变迁与虎患方面。
（一）江西植物研究
林英《江西森林的地理分布》、冼自强《江西森林的分布和森林生态系统》等是介绍江西森林具体分布的论著：前者介绍了江西境内植物种类、森林分布规律，以及这些植物与其他地区物种之间的联系;后者关注江西森林的分布及树木种类。⑨林英、廖桢《江西森林的历史变迁》、陈柏泉《江西地区历史时期的森林》、刘白杨《明代江西森林变迁研究》则专门研究江西森林历史变迁。《江西森林的历史变迁》由生物领域与农林领域的学者共同完成，文章从古地理和古生物的角度考察了江西自中生代以来的植被分布，分析了在漫长的生物进化和地理变迁中江西森林经历的几次变化，并认为森林的大规模破坏主要还是发生在明朝以后。①《江西地区历史时期的森林》以丰富的考古和文献资料为依据，介绍了江西历代森林的发展变化：从史前一直到隋唐，江西森林状况均保存较好;宋代以后，江西森林渐遭毁坏。②《明代江西森林变迁研究》将江西分为北中南三个区域，而无论是哪一个区域，在内外人口压力和经济利益驱动之下，山地被开发，森林均遭破坏，而森林破坏又使江西水土流失严重，山区生物资源大幅度减少。③江西森林编委会编著《江西森林》是关于江西森林的综合性论著，书中对江西森林概况、分布、历史变迁、保护利用等问题均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但总体上薄古厚今。④ （二）江西动物研究
江西历史动物方面的专门研究目前多集中于虎患之上。刘正刚《明清闽粤赣地区虎灾考述》论述了闽、粤、赣三地的虎患，认为虎患的发生更多是人向自然、山区进发的后果，当人类侵犯老虎的领地、威胁老虎的生存时，人虎之间的冲突就不断发生。⑤刘兴亮《明清时期江西境内的虎患及相关问题研究》则认为，江西虎患的发生不仅仅是因为人对环境的开发压迫了虎的生存空间，在一些经济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虎患频繁发生与战乱、灾荒有密切的关系。⑥曹志红、赵彦风《人类活动记录下的江西华南虎历史分布》主要梳理了汉朝以来江西老虎出没的文献记载，并将之整理成图表。⑦袁进《江西六朝畜牧业经济的发展及背景》一文关注的是家养动物，认为六朝时期的庄园经济推动了江西畜牧业的发展。⑧
从上面的梳理可以看出，江西地区历史动植物研究成果目前极为薄弱，主要表现为成果数量稀少、研究对象单一，相关研究也不够深入，有待学者继续进一步关注。
五、江西生态文化研究
人、社会、环境一直都在不断互动当中，人、社会在影响自然环境的同时，自然环境同样也在影响人和人类文化。在江西环境史中，生态文化研究的论著数量不多。
王强《略论生态建筑与客家民居生态特色》认为，客家民居建筑具有顺应自然、天人合一、不尚奢华等生态特色，这种建筑特色反映了客家人的生态认知与生态观。⑨丁欢《宋代以来江西“八景”与生态环境变迁》表明，生态环境变迁对地区景观文化影响很大，特别是环境变迁将导致某些景观的消失或变异。⑩郭黎明《赣江十八滩的故事——以明清以来万安段为研究中心》以十八滩万安段为中心，论述这样一段自然险滩如何深刻影响周围人群的生计、信仰与文化。{11}程宇昌《明清时期鄱阳湖地区民间信仰与社会变迁》指出，在鄱阳湖地区的民间信仰和社会变迁当中，鄱阳湖的影响时时可见，这是自然环境影响人与人类文化非常鲜活的案例。①吴杰华《唐开大庾岭路、赣水交通与石固神信仰》以赣江清涨为中心，论述了由此自然现象牵连出的地方历史和信仰。②刘诗古《近代中国城市商业活动中的“码头权”——以江西南昌市为中心》关注由水环境衍生出的码头权，论述了南昌码头权的生发、交易与争夺。③其他专门的研究则不多见。
上述几篇文章反映了环境、人、文化之间的互动，可惜成果数量较少，研究力量不强。
六、结语
经过以上梳理，江西环境史研究可概括为以下特点：第一，研究内容虽然较广，却不均衡。江西环境史涉及水环境、土地开发、疾病、自然灾害、动植物、生态文化认知等诸多方面，但成果大量集中于水环境、土地开发、自然灾害等少数几个议题，诸如燃料史、城市环境史、动植物史等才刚刚起步或尚未起步，研究总体上非常薄弱。第二，研究方法多样，跨学科成果却不多见。江西环境史成果运用了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人类学等研究方法，但真正跨学科，特别是跨越自然科学界限的成果较少，文中列举的少数这类成果也多是由自然科学学者完成。
江西环境史研究的上述問题不是区域环境史研究的普遍现象。中国东北、华北、西北、西南、东南等地区环境史研究均已成果斐然，且诞生了一批知名学者，如滕海键、王利华、夏明方、侯甬坚、蓝勇、周琼、张建民、满志敏、王建革等，这些学者多出自当地高校。江西环境史研究之所以如此薄弱，除了江西的区位劣势，其主要原因是当地相关科研力量薄弱，仅江西师范大学、南昌大学、赣南师范大学等寥寥几所高校拥有成规模的历史科研团队，且以环境史为研究旨趣的学者较少。在这种情况下，加强本地科研力量是推进江西环境史研究进一步繁荣、深入的关键。
责任编辑：胡颖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