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一方面，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博弈更加复杂，科学技术方面的封锁成为一种更加具有确定性的策略。另一方面，受到疫情的影响，抗疫成为高校的工作重心。2020年也是“双一流”建设第一个周期的收官之年，全社会对这项教育领域的“千亿工程”建设效果如何充满关切。在这个特殊时刻，很多人都在对“双一流”政策进行再审视。
　　首先，“双一流”政策最为核心的关切是顶尖科学技术和顶尖人才培养。当前，我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显现，劳动力正在从过剩走向短缺，未来的人口比较优势必须从规模走向素质和能力，尤其是顶尖人才培养的缺口需要“双一流”高校能够更好地承担责任。创新驱动已经放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我国仍有很多领域的创新能力不强，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不足，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仍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诸多核心技术仍然面临“卡脖子”的局面。而“双一流”高校对“卡脖子”技术的贡献仍然乏力。
　　第二，“双一流”政策给我国的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培育出了一种竞争性的文化。“双一流”政策确实改变了过去“211”“985”政策固化的弊端，动态调整的“紧箍咒”时刻制衡着高校的发展。
　　第三，“双一流”政策重在撬动头部高校对全球顶尖学者的吸引力。在全球高等教育财政日趋紧张的前提下，“双一流”政策跟我国的各项人才政策相配合，形成了比较显著的资源投入优势，持续形成全球顶尖科技人才的“净流入”。“双一流”高校尚需不断通過改革，构建能够留住国际顶尖人才并最大程度发挥人才学术水平和能力的良好制度和环境。
　　第四，“双一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要塑造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和全球比较优势。当前，我国正在努力跳出“修昔底德陷阱”，力争有效避免大国之间的冲突与战争，因此也需要“双一流”高校植根本土、面向全球，培养一大批能够在国际舞台上理性、积极行动的本土人才，在国际舞台上和国际组织中展现出更强的影响力。
　　（摘自《中国科学报》    本文作者：张端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