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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区经济差距内在地通过聚集回波效应和扩散涓滴效应影响着城乡收入差距。本文首先分析了地区经济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然后以重庆市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重庆市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呈现出全市先下降后上升、地带内部逐步扩大、地带间在波动中下降的发展趋势。重庆市二元经济结构呈现出倒N型变动轨迹，城乡收入差距为呈倒U型变动轨迹，城乡消费差距则呈M型变动轨迹，总体而言，城乡差距在开始缩小。计量模型说明，重庆市城乡收入差距因经济的聚集回波效应和扩散涓滴的交替作用而随地带间差距、全市差距的变化及整体经济的发展呈倒U型变化。城乡统筹政策的制定，需要综合考虑内部地区经济差距与城乡收入差距相互交织的复杂模式，制定相应政策着力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
关键词 城乡统筹；城乡收入差距；区域经济差距；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 F0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3）09-0114-07
关于城乡收入差距问题，西方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经济发展战略的工业化偏好理论。早期发展经济学认为小农经济是增长力已耗尽的落后部门，工业作为新型产业具有较高的增长率；在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推进工业化，不仅可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且是实现经济赶超的战略选择[1]。二是政治结构的特殊性理论。政治结构的特殊性使得城市阶层的政治影响力巨大，从而形成了城市偏向的政策；而且农民居住分散从而采取集体行动的交易成本高，容易形成免费搭车心态，导致农民数量与其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陷入一种悖论当中[2]。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但经济增长的成果未能在城乡居民之间公平地分享。在解释这一现象时，上述两种理论被国内一些学者所用。陈斌开、林毅夫认为落后国家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将导致更低的城市化水平和更高的城乡工资差距，城乡差距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是政府采取的发展战略背离了本地比较优势的结果[3]。蔡昉、杨涛利用制度分析的工具和方法分析了户籍制度、福利制度等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和制度因素在形成的劳动力市场扭曲和导致城乡收入差距中的作用机制[4]。林光彬认为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发生机制与根本原因是社会等级秩序格局、失衡的财富与收入分配格局、资源的流动性障碍格局与市场等级化格局等一系列社会安排的相互作用，在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双重的游戏规则下，形成了一种“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自我强化机制”[5]。陈钊、陆铭认为与广为接受的通过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户籍制度来解释城乡分割的理论相比，城乡分割政策的更为根本的直接的制度背景是城市单方面地拥有城乡政策的决定权，城市单方面制定的城乡分割政策在不断增加移民规模的同时，扩大了城市居民和农村移民间的工资差距[6]。
已有研究主要将城乡差距归因于显性的制度因素，在近几年我国地区经济差距不断拉大的情况下，地区经济差距可能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有必要探究地区经济差距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近年来，国内一些文献已经注意到地区差距与城乡差距的关系。胡鞍钢、魏星认为城乡差距是地区差距的内在动因之一，城乡产业结构的差异、城乡社会治理模式和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差距以及劳动力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流动是导致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因素[7]。石磊、高帆认为造成地区经济差距变化的关键原因在于地区之间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程度的同步性的不同，即地区之间工业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服务业的兴起和城市化水平提高的同步性不同[10]。王梦奎认为地区差距的实质是工业化进程快慢和城乡差距的问题，不同地区乡村与乡村之间差距的扩大，是地区差距扩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因为发达地区的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展快，受城市经济的辐射力强[9]。
然而这些研究主要认为不同地区的城乡结构差异使其总体经济社会发展呈现不同的水平，从而带来地区间的发展差异，集中在城乡差距对区域差距的影响上，从区域差距视角来解析城乡差距几乎没有，并且针对欠发达问题的分析时，往往在地区与人口的选取上过于宏观而导致在指导具体地区发展的政策选取上缺乏明确的操作性。基于此，本文创新性的从地区经济差距视角研究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全面阐述了地区经济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并选取重庆市这一典型的城乡差距与内部地区差距都较大的地区为例进行实证研究，这不仅是对已有研究的一个边际改进，而且对于推动重庆市持续、健康发展，不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具有重要意义。
1 地区经济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
地区经济差距主要因地区之间人均收入和工资水平差距而存在。某些地区由于外部因素的作用，经济增长快于其他地区，经济发展就出现了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使地区间经济发展、人均收入、工资水平和利润率等产生差距，这种差距进而会引起累积性因果循环，形成缪尔达尔式的地区性二元经济结构[10]。地区经济差距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本质在于发达地区聚集和回波效应、扩散和涓滴效应的发挥，体现为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的相互作用。正是伴随着发达地区的聚集和回波效应、扩散和涓滴效应强度的不断变化而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
1.1 地区经济发展的聚集和回波效应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
聚集效应是指因社会经济活动及相关要素的空间集中而产生的效应[11]，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力与依托。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带来的聚集效应通过本身的产业优势、规模效益与乡城之间的要素流动与迁移，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一方面，发达地区以二、三产业为主，工业化水平较高，能够通过聚集效应引致大量生产活动集中，规模效益提高了发达地区的生产效率；另一方面，落后地区由于本身工业化滞后，以第一产业为主，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大，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落后地区的资本、劳动力向发达地区流动，从而导致落后地区尤其是落后地区的农村的发展要素的不足，造成经济发展变得更加缓慢，这种劳动力、资本、技术、资源以及“非经济因素”等要素产生有利于发达地区而不利于落后地区的连续的累积性的扩张效应[12]，即缪尔达尔式的“回波效应”，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突显，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但同时，落后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有利于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和人均资源拥有量，或者将城市工作所得收入寄回家乡，都有助于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1.2 地区经济发展的扩散和涓滴效应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
扩散和涓滴效应体现为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的影响，当发达地区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由于人口稠密、交通拥挤、污染严重、资本过剩、资源相对不足等原因，该地区的生产成本将逐渐上升，外部经济效益逐渐变小，经济增长势头逐渐减弱。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地区再扩大生产规模就会变得相对不经济，因而资本、技术、劳动力等要素将会通过横向的“扩散效应”和纵向的“涓滴效应”自动地、逐步地向其他地区扩散。在技术知识不断溢出、产业结构的空间演变及其所伴随的劳动力回流状态下，农村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农村地区不断发展，城乡收入差距也就不断缩小。当然，反过来适当的扩散可以使得发达地区能够更好地保留并集中收益率较高的第三产业，从而保持相当活力和城镇居民收入的稳定上升，从而城乡收入差距又会扩大。在发达地区发展起来以后，为了防止累积性因果循环造成的区域差距、城乡差距的扩大，政府不应该消极等待发达地区的扩散和涓滴效应来消除城乡收入差距，而应该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来激烈落后的农村地区的发展。
2 重庆市区域经济差距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现实考察
重庆市是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大山区和民族地区于一体，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城市的迅速发展和乡村的相对滞后，使城乡之间形成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发展差异。以主城为代表的“大城市”与渝东北、渝东南为代表的“大农村”这两大区域间在工业化进程、产业结构以及城市化水平等方面发展差距明显，内部发展极不平衡。内部区域差距与城乡差距并存，形成了“一小时经济圈”发达地区和“两翼”落后地区之间的矛盾以及重庆市城乡居民之间矛盾，这两大差距和矛盾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某一对矛盾的发展和变化会受到另外一对矛盾发展和变化的影响及制约。
2.1 重庆市1998-2010年区域经济差距的演变趋势
为了考察地带内以及地带间（“一小时经济圈”（简称“一圈”）、“渝东北翼”、“渝东南翼”）发展差异对重庆市内部区域之间人均GDP差异的影响程度，根据1999-2011年《重庆统计年鉴》，分别计算了从1998-2010年的泰尔指数及其构成。用泰尔指数来衡量不平等的一个最大优点是，它可以衡量组内差距和组间差距对总差距的贡献，有利于分析区域经济的空间结构对重庆市区域经济差异变化的影响，其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T=∑Ni=1YilogYiPi（1）
式（1）中，Yi为i个区域GDP占整个区域GDP的份额，Pi为i个区域人口占整个区域的份额，N为地区数。
Theil系数T越大，表示各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差异越大。Theil系数衡量区域经济总体差异变化，还可被进一步分解为区域内各子区域内和各子区域间的差异。分解方法是若将区域按照一定方法或目的分为G组，则可利用Theil系数分析区域组内和区域组间的经济差异变化对区域总体差异的影响。在本研究中，以重庆40个区县之间的总差距为例，利用泰尔指数可以将它分解成为“一圈”、“渝东北翼”和“渝东南翼”三大地带内各区县之间的差距以及三大地带间的差距，Theil系数T可做如下分解，如式（2）所示。
为了便于分析，泰尔指数值都扩大100倍，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可以观察出，“一圈”地带内部区县差距以及三大地带间差距构成了重庆区域经济差距的主要部分，基本上主导了全市区域经济差距，“两翼”地区近年来贡献率不到15%。
全市的泰尔指数总体上经历了一个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过程。从1998-2000年，全市差距出现小幅下降，但随着2000年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差距又进一步拉大，伴随着2003年重庆市大都市经济圈的概念的提出，点-圈-线型生产力布局的形成，差距又一度缩小，虽然从1998-2005年全市经济发展差距呈现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倒N型变化趋势，但这几年间，总体呈下降趋势。2006年后全市差距又逐年扩大，这主要由于在2006年重庆市“一圈两翼”发展战略的提出与实施，区域经济格局的变化使得重庆市内部地区经济聚集效应逐渐增大，“一圈”地区对周边经济要素的吸引力不断扩大，重庆市总体经济创造能力不断向该地区集中。
地带间差距近年来呈现小幅缩小趋势，绝对值仍然较大。地带间差距从1998年以来，一直处于较高水平，泰尔指数在5.5附近上下波动，直到2003年开始下降，2005年达到最低（1.38），2006年又上升（3.40），这一动态变化过程与全市差距的变化过程相一致。但2007年以来的下降，则在于2007年重庆市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不断创新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使得“两翼”地区经济不断发展，地带间差距不断缩小。
地带内部差距逐步扩大。“一圈”和“渝东北翼”内部差距扩大趋势尤为显著。这主要由于“一圈”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主导产业以二三产业为主，而且随着新一轮的产业转移，由传统的汽摩、装备制造扩展到电子信息、金融业和房地产业。新技术、新工艺不断运用以改造现有企业以及诸如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的迅速发展，熊彼特式的“创造性破坏”过程，使得其中有些地区因抢占先机而获得更高收益，经济聚集效应不断凸显；对于渝东北地区而言，其地处三峡库区，在长江流域和国家重要资源战略配置中的作用突出，而且正处在工业化中期，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与升级中，技术创新必然会导致差距不断增大。而渝东南地区内部差距变化不大，这主要由于该地区的主导产业主要集中在特色农林产品及农副产品、清洁能源以及生态旅游，工业化水平滞后，产业结构变迁不力，长期处于低水平均衡陷阱所致。
2.2 重庆市1998-2010年城乡差距的考察
重庆直辖以来，整体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的态势，但经济增长引致的财富分配效应并不是相对均质的，在城镇经济及其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高速增长背景下，农村经济及其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增速却相对缓慢，以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并不是沿着一条平滑轨道在持续转化，而是表现出时而强化、时而弱化的趋势。不管城乡经济总量如何变化，理论上二者的劳动生产率应趋于一致。考察重庆市经济发展是否存在明显的城乡差距，通常用比较劳动生产率、二元对比系数和二元反差指数来测度二元经济结构状况[13]。二元对比系数为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与第二、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比率，其值处于0-1之间，当为0时，表明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为0，经济二元性最显著；而为1时，第一产业和第二、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相同，二元经济完全转变成了一元经济，经济的二元性消失。二元对比系数越大，两部门的差别越小：反之则两部门的差别越大。比较劳动生产率为一个部门的产值同在此部门劳动力人数比重的比率。二元反差指数为第二、三产业产值比重与劳动力比重之差的绝对值。二元反差指数值也处于0-1之间，与二元对比系数相反，反差指数越大，第一产业和第二、三产业的差距越大，经济二元性越明显；当二元反差指数为0时，二元经济转变为一元经济，二元性消失。计算公式分别如下所示。 图1给出了1998-2010年重庆市二元对比系数和二元反差指数，两者均不存在单调递减或递增的趋势。总体上看，二元经济结构反差以2005、2006年为拐点，经过了由减到增再到减的倒N型变动轨迹。此外，图2给出了不考虑物价的名义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以及城乡居民人均消费差距，居民人均收入差距体现为以2006年为拐点的倒U型变动轨迹，城乡居民人均消费差距体现以2003、2005和2009年为拐点的M型变动轨迹。显然，重庆市整体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开始伴随着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与重庆统筹城乡改革的初衷相一致，将统筹城乡经济发展、转化二元经济结构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摆在更突出的地位，并逐步通过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地区发展、增长方式等机制对经济的持续发展产生作用。
3 重庆市区域经济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渝东北、渝东南“两翼”地区，是重庆发展条件最差、发展水平最为落后的地区，是全国重点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难点地区。2010年，渝东北、渝东南地区的人均GDP仅为全市平均水平的44.8%和42.9%。因此，统筹城乡发展，不仅要缩小城市居民、农村居民两大群体间的差距，也要致力于缩小以主城为代表的“大城市”与渝东北、渝东南为代表的“大农村”这两大区域间的发展差距。只有通过统筹“两翼”地区的经济发展，才能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才能真正达到统筹城乡的目标。城乡均衡的经济增长才是减轻贫困的最有效的动力，缩小城乡差距才会提高整体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14]。伴随着重庆经济的发展，各种效应（聚集和回波、扩散和涓滴）综合影响着城乡收入差距，既可能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也可能使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3.1 分析方法与模型设定
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距具体表现在经济发展、收入、教育、医疗、保障等众多方面，但归根结底体现为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上的差距，因此，在考察重庆市区域经济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时，本文以城乡收入比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地带间经济差距的人均GDP泰尔指数设定为解释变量。考虑到随着地带间经济差距的变化，聚集（回波）效应与扩散（涓滴）效应可能交替变动，故引入区域经济差距的二次项，考察城乡收入差距是否呈现倒U型的变动轨迹。众多研究已经证实，城乡收入差距还表现出随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故将人均GDP及其二次项作为控制变量，代表经济发展水平。
对于模型设定形式，出于分析的目的和稳妥性，我们选取对数模型。对数模型的优点在于它反映了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变动的关系，所要估计的结构系数恰好是变量之间的弹性系数，反映了被解释变量增长与解释变量的增长间的关系。本部分的目的就是分析重庆市直辖以来经济增长及其重庆市“一圈两翼”地带间经济发展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此选择对数模型是合适的。计量模型结构如下：
lnDis=β0+β1lnTb+β2lnTb2+β3lnPgdp+β4lnPgdp2+ε（1）
lnDis=β0+β1lnTw+β2lnTw2+β3lnPgdp+β4lnPgdp2+ε（2）
其中，ε是残差项；Dis代表城乡收入比，描述城乡收入差距；Pgdp为人均GDP，表示经济发展水平；Tb为地带间的人均GDP的泰尔指数，表示地带间的经济差距；Tw为全市的人均GDP的泰尔指数，表示全市整体的经济差距。模型（1）描述了地带间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模型（2）描述了全市整体经济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样本期间选择1998-2010年，原始数据来源于1999-2011年《重庆统计年鉴》。
3.2 实证结果与分析
采取最小二乘法进行模型估计，得到模型（1）、模型（2）、模型（3）和模型4，见表2。
模型（1）和模型（3）显示，地带间和全市人均GDP的泰尔指数的二次项系数为负且通过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一次项系数为正且显著，反映出城乡收入差距随地带间和全市经济差距的扩大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特征。这说明重庆市在经济高速增长拉动地区间差距的同时，尽管引起了经济出现聚集和极化效应，但经济聚集和极化效应小于经济扩散和涓滴效应，一方面由于近年来重庆市通过“一圈”对“两翼”的帮扶、财政向“两翼”的倾斜、在“两翼”地区建设农户万元增收工程以及工商资本的大量进入，经济发展的成果逐步扩散和涓滴到“两翼”广大的农村地区，推动了“两翼”地区的快速发展，缩
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另一方面，伴随着重庆市的经济发展，“两翼”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不断转移，从而提高了农村劳动生产力和人均资源拥有量，而且农村剩余劳动力通过将城市务工所得寄回家乡，都促进了农民增收，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在“两翼”地区不断发展过程中，“两翼”地区内部差距也逐步扩大，尤其是渝东北地区内部极化效应自2006年以来逐步凸显（见图3），这主要还是归因于各种促进“两翼”地区的经济发展的政策开始发挥作用，“两翼”大农村地区在经济上获得发展的同时，必然会应遵循比较优势和非均衡发展战略，“两翼”内部也会通过极化和回波效应拉动经济差距，但这样的经济差距是经济发展的必经过程，这样的差距对于“两翼”贫困地区而言有利于统筹城乡发展，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能在2006年出现了“倒
U型”拐点，也正在于“两翼”地区在随后的时期内获得了较好的发展。
模型（2）和模型（4）将人均GDP及其二次项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回归结果一次项与二次项系数符号一正一负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城乡收入差距也随着整体的经济的发展而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特征。这也可由重庆市1998-2010年人均GDP与城乡收入差距散点图中所验证，虽然散点图的变化趋势比较平缓，但依然呈现出倒U型变化趋势（见图4）。
4 结论与政策含义 理论上区域经济发展差距通过聚集回波与扩散涓滴效应的变化，进而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现实中对应某一地区经济发展的聚集回波与扩散涓滴效应孰大孰小难以完全确定，所以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具体效应须由实证分析给出。计量结果表明，重庆市城乡收入差距随地带间和全市经济差距的扩大以及整体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特征，该结论对于推动重庆市持续、健康发展，不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具有启示意义。据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是在注重经济增长的前提下，继续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通过扩大区域间经济技术合作，实现区际间优势互补。切实建立起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长效机制，使以城市经济为主的“一圈”去反哺“两翼”地区的农村、农业和农民，通过促进“两翼”地区知识、技术、资本等要素的积累以及生产规模和市场规模的动态变化来不断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升“两翼”经济发展水平，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
二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并正确认识政府的作用。市场机制具有一定促进地区间协调发展、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的作用，但市场机制不会自动缩小地区差距，市场竞争会加剧两极分化，使得发达地区的发展更加迅速，而落后地区则更加落后。由于回波效应会大大超过扩散效应，扩散效应的发挥则取决于不发达地区的自身条件，因此政府必须在缩小地区经济差距方面作出努力，扶持落后地区的产业发展，并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避免地区间经济差距过大。
三是要继续实施城乡统筹战略，打破城乡制度性壁垒，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间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发展。注重财政向农村地区居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方面的倾斜，尤其是“两翼”落后地区，要努力提高这些地区居民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质量，逐步实现城乡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使更多的农民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
（编辑：刘呈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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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城乡统筹；城乡收入差距；区域经济差距；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 F0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3）09-0114-07
关于城乡收入差距问题，西方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经济发展战略的工业化偏好理论。早期发展经济学认为小农经济是增长力已耗尽的落后部门，工业作为新型产业具有较高的增长率；在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推进工业化，不仅可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且是实现经济赶超的战略选择[1]。二是政治结构的特殊性理论。政治结构的特殊性使得城市阶层的政治影响力巨大，从而形成了城市偏向的政策；而且农民居住分散从而采取集体行动的交易成本高，容易形成免费搭车心态，导致农民数量与其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陷入一种悖论当中[2]。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但经济增长的成果未能在城乡居民之间公平地分享。在解释这一现象时，上述两种理论被国内一些学者所用。陈斌开、林毅夫认为落后国家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将导致更低的城市化水平和更高的城乡工资差距，城乡差距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是政府采取的发展战略背离了本地比较优势的结果[3]。蔡昉、杨涛利用制度分析的工具和方法分析了户籍制度、福利制度等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和制度因素在形成的劳动力市场扭曲和导致城乡收入差距中的作用机制[4]。林光彬认为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发生机制与根本原因是社会等级秩序格局、失衡的财富与收入分配格局、资源的流动性障碍格局与市场等级化格局等一系列社会安排的相互作用，在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双重的游戏规则下，形成了一种“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自我强化机制”[5]。陈钊、陆铭认为与广为接受的通过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户籍制度来解释城乡分割的理论相比，城乡分割政策的更为根本的直接的制度背景是城市单方面地拥有城乡政策的决定权，城市单方面制定的城乡分割政策在不断增加移民规模的同时，扩大了城市居民和农村移民间的工资差距[6]。
已有研究主要将城乡差距归因于显性的制度因素，在近几年我国地区经济差距不断拉大的情况下，地区经济差距可能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有必要探究地区经济差距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近年来，国内一些文献已经注意到地区差距与城乡差距的关系。胡鞍钢、魏星认为城乡差距是地区差距的内在动因之一，城乡产业结构的差异、城乡社会治理模式和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差距以及劳动力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流动是导致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因素[7]。石磊、高帆认为造成地区经济差距变化的关键原因在于地区之间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程度的同步性的不同，即地区之间工业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服务业的兴起和城市化水平提高的同步性不同[10]。王梦奎认为地区差距的实质是工业化进程快慢和城乡差距的问题，不同地区乡村与乡村之间差距的扩大，是地区差距扩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因为发达地区的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展快，受城市经济的辐射力强[9]。
然而这些研究主要认为不同地区的城乡结构差异使其总体经济社会发展呈现不同的水平，从而带来地区间的发展差异，集中在城乡差距对区域差距的影响上，从区域差距视角来解析城乡差距几乎没有，并且针对欠发达问题的分析时，往往在地区与人口的选取上过于宏观而导致在指导具体地区发展的政策选取上缺乏明确的操作性。基于此，本文创新性的从地区经济差距视角研究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全面阐述了地区经济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并选取重庆市这一典型的城乡差距与内部地区差距都较大的地区为例进行实证研究，这不仅是对已有研究的一个边际改进，而且对于推动重庆市持续、健康发展，不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具有重要意义。
1 地区经济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
地区经济差距主要因地区之间人均收入和工资水平差距而存在。某些地区由于外部因素的作用，经济增长快于其他地区，经济发展就出现了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使地区间经济发展、人均收入、工资水平和利润率等产生差距，这种差距进而会引起累积性因果循环，形成缪尔达尔式的地区性二元经济结构[10]。地区经济差距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本质在于发达地区聚集和回波效应、扩散和涓滴效应的发挥，体现为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的相互作用。正是伴随着发达地区的聚集和回波效应、扩散和涓滴效应强度的不断变化而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
1.1 地区经济发展的聚集和回波效应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
聚集效应是指因社会经济活动及相关要素的空间集中而产生的效应[11]，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力与依托。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带来的聚集效应通过本身的产业优势、规模效益与乡城之间的要素流动与迁移，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一方面，发达地区以二、三产业为主，工业化水平较高，能够通过聚集效应引致大量生产活动集中，规模效益提高了发达地区的生产效率；另一方面，落后地区由于本身工业化滞后，以第一产业为主，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大，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落后地区的资本、劳动力向发达地区流动，从而导致落后地区尤其是落后地区的农村的发展要素的不足，造成经济发展变得更加缓慢，这种劳动力、资本、技术、资源以及“非经济因素”等要素产生有利于发达地区而不利于落后地区的连续的累积性的扩张效应[12]，即缪尔达尔式的“回波效应”，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突显，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但同时，落后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有利于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和人均资源拥有量，或者将城市工作所得收入寄回家乡，都有助于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1.2 地区经济发展的扩散和涓滴效应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
扩散和涓滴效应体现为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的影响，当发达地区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由于人口稠密、交通拥挤、污染严重、资本过剩、资源相对不足等原因，该地区的生产成本将逐渐上升，外部经济效益逐渐变小，经济增长势头逐渐减弱。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地区再扩大生产规模就会变得相对不经济，因而资本、技术、劳动力等要素将会通过横向的“扩散效应”和纵向的“涓滴效应”自动地、逐步地向其他地区扩散。在技术知识不断溢出、产业结构的空间演变及其所伴随的劳动力回流状态下，农村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农村地区不断发展，城乡收入差距也就不断缩小。当然，反过来适当的扩散可以使得发达地区能够更好地保留并集中收益率较高的第三产业，从而保持相当活力和城镇居民收入的稳定上升，从而城乡收入差距又会扩大。在发达地区发展起来以后，为了防止累积性因果循环造成的区域差距、城乡差距的扩大，政府不应该消极等待发达地区的扩散和涓滴效应来消除城乡收入差距，而应该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来激烈落后的农村地区的发展。
2 重庆市区域经济差距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现实考察
重庆市是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大山区和民族地区于一体，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城市的迅速发展和乡村的相对滞后，使城乡之间形成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发展差异。以主城为代表的“大城市”与渝东北、渝东南为代表的“大农村”这两大区域间在工业化进程、产业结构以及城市化水平等方面发展差距明显，内部发展极不平衡。内部区域差距与城乡差距并存，形成了“一小时经济圈”发达地区和“两翼”落后地区之间的矛盾以及重庆市城乡居民之间矛盾，这两大差距和矛盾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某一对矛盾的发展和变化会受到另外一对矛盾发展和变化的影响及制约。
2.1 重庆市1998-2010年区域经济差距的演变趋势
为了考察地带内以及地带间（“一小时经济圈”（简称“一圈”）、“渝东北翼”、“渝东南翼”）发展差异对重庆市内部区域之间人均GDP差异的影响程度，根据1999-2011年《重庆统计年鉴》，分别计算了从1998-2010年的泰尔指数及其构成。用泰尔指数来衡量不平等的一个最大优点是，它可以衡量组内差距和组间差距对总差距的贡献，有利于分析区域经济的空间结构对重庆市区域经济差异变化的影响，其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T=∑Ni=1YilogYiPi（1）
式（1）中，Yi为i个区域GDP占整个区域GDP的份额，Pi为i个区域人口占整个区域的份额，N为地区数。
Theil系数T越大，表示各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差异越大。Theil系数衡量区域经济总体差异变化，还可被进一步分解为区域内各子区域内和各子区域间的差异。分解方法是若将区域按照一定方法或目的分为G组，则可利用Theil系数分析区域组内和区域组间的经济差异变化对区域总体差异的影响。在本研究中，以重庆40个区县之间的总差距为例，利用泰尔指数可以将它分解成为“一圈”、“渝东北翼”和“渝东南翼”三大地带内各区县之间的差距以及三大地带间的差距，Theil系数T可做如下分解，如式（2）所示。
为了便于分析，泰尔指数值都扩大100倍，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可以观察出，“一圈”地带内部区县差距以及三大地带间差距构成了重庆区域经济差距的主要部分，基本上主导了全市区域经济差距，“两翼”地区近年来贡献率不到15%。
全市的泰尔指数总体上经历了一个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过程。从1998-2000年，全市差距出现小幅下降，但随着2000年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差距又进一步拉大，伴随着2003年重庆市大都市经济圈的概念的提出，点-圈-线型生产力布局的形成，差距又一度缩小，虽然从1998-2005年全市经济发展差距呈现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倒N型变化趋势，但这几年间，总体呈下降趋势。2006年后全市差距又逐年扩大，这主要由于在2006年重庆市“一圈两翼”发展战略的提出与实施，区域经济格局的变化使得重庆市内部地区经济聚集效应逐渐增大，“一圈”地区对周边经济要素的吸引力不断扩大，重庆市总体经济创造能力不断向该地区集中。
地带间差距近年来呈现小幅缩小趋势，绝对值仍然较大。地带间差距从1998年以来，一直处于较高水平，泰尔指数在5.5附近上下波动，直到2003年开始下降，2005年达到最低（1.38），2006年又上升（3.40），这一动态变化过程与全市差距的变化过程相一致。但2007年以来的下降，则在于2007年重庆市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不断创新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使得“两翼”地区经济不断发展，地带间差距不断缩小。
地带内部差距逐步扩大。“一圈”和“渝东北翼”内部差距扩大趋势尤为显著。这主要由于“一圈”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主导产业以二三产业为主，而且随着新一轮的产业转移，由传统的汽摩、装备制造扩展到电子信息、金融业和房地产业。新技术、新工艺不断运用以改造现有企业以及诸如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的迅速发展，熊彼特式的“创造性破坏”过程，使得其中有些地区因抢占先机而获得更高收益，经济聚集效应不断凸显；对于渝东北地区而言，其地处三峡库区，在长江流域和国家重要资源战略配置中的作用突出，而且正处在工业化中期，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与升级中，技术创新必然会导致差距不断增大。而渝东南地区内部差距变化不大，这主要由于该地区的主导产业主要集中在特色农林产品及农副产品、清洁能源以及生态旅游，工业化水平滞后，产业结构变迁不力，长期处于低水平均衡陷阱所致。
2.2 重庆市1998-2010年城乡差距的考察
重庆直辖以来，整体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的态势，但经济增长引致的财富分配效应并不是相对均质的，在城镇经济及其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高速增长背景下，农村经济及其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增速却相对缓慢，以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并不是沿着一条平滑轨道在持续转化，而是表现出时而强化、时而弱化的趋势。不管城乡经济总量如何变化，理论上二者的劳动生产率应趋于一致。考察重庆市经济发展是否存在明显的城乡差距，通常用比较劳动生产率、二元对比系数和二元反差指数来测度二元经济结构状况[13]。二元对比系数为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与第二、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比率，其值处于0-1之间，当为0时，表明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为0，经济二元性最显著；而为1时，第一产业和第二、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相同，二元经济完全转变成了一元经济，经济的二元性消失。二元对比系数越大，两部门的差别越小：反之则两部门的差别越大。比较劳动生产率为一个部门的产值同在此部门劳动力人数比重的比率。二元反差指数为第二、三产业产值比重与劳动力比重之差的绝对值。二元反差指数值也处于0-1之间，与二元对比系数相反，反差指数越大，第一产业和第二、三产业的差距越大，经济二元性越明显；当二元反差指数为0时，二元经济转变为一元经济，二元性消失。计算公式分别如下所示。 图1给出了1998-2010年重庆市二元对比系数和二元反差指数，两者均不存在单调递减或递增的趋势。总体上看，二元经济结构反差以2005、2006年为拐点，经过了由减到增再到减的倒N型变动轨迹。此外，图2给出了不考虑物价的名义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以及城乡居民人均消费差距，居民人均收入差距体现为以2006年为拐点的倒U型变动轨迹，城乡居民人均消费差距体现以2003、2005和2009年为拐点的M型变动轨迹。显然，重庆市整体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开始伴随着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与重庆统筹城乡改革的初衷相一致，将统筹城乡经济发展、转化二元经济结构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摆在更突出的地位，并逐步通过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地区发展、增长方式等机制对经济的持续发展产生作用。
3 重庆市区域经济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渝东北、渝东南“两翼”地区，是重庆发展条件最差、发展水平最为落后的地区，是全国重点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难点地区。2010年，渝东北、渝东南地区的人均GDP仅为全市平均水平的44.8%和42.9%。因此，统筹城乡发展，不仅要缩小城市居民、农村居民两大群体间的差距，也要致力于缩小以主城为代表的“大城市”与渝东北、渝东南为代表的“大农村”这两大区域间的发展差距。只有通过统筹“两翼”地区的经济发展，才能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才能真正达到统筹城乡的目标。城乡均衡的经济增长才是减轻贫困的最有效的动力，缩小城乡差距才会提高整体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14]。伴随着重庆经济的发展，各种效应（聚集和回波、扩散和涓滴）综合影响着城乡收入差距，既可能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也可能使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3.1 分析方法与模型设定
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距具体表现在经济发展、收入、教育、医疗、保障等众多方面，但归根结底体现为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上的差距，因此，在考察重庆市区域经济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时，本文以城乡收入比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地带间经济差距的人均GDP泰尔指数设定为解释变量。考虑到随着地带间经济差距的变化，聚集（回波）效应与扩散（涓滴）效应可能交替变动，故引入区域经济差距的二次项，考察城乡收入差距是否呈现倒U型的变动轨迹。众多研究已经证实，城乡收入差距还表现出随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故将人均GDP及其二次项作为控制变量，代表经济发展水平。
对于模型设定形式，出于分析的目的和稳妥性，我们选取对数模型。对数模型的优点在于它反映了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变动的关系，所要估计的结构系数恰好是变量之间的弹性系数，反映了被解释变量增长与解释变量的增长间的关系。本部分的目的就是分析重庆市直辖以来经济增长及其重庆市“一圈两翼”地带间经济发展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此选择对数模型是合适的。计量模型结构如下：
lnDis=β0+β1lnTb+β2lnTb2+β3lnPgdp+β4lnPgdp2+ε（1）
lnDis=β0+β1lnTw+β2lnTw2+β3lnPgdp+β4lnPgdp2+ε（2）
其中，ε是残差项；Dis代表城乡收入比，描述城乡收入差距；Pgdp为人均GDP，表示经济发展水平；Tb为地带间的人均GDP的泰尔指数，表示地带间的经济差距；Tw为全市的人均GDP的泰尔指数，表示全市整体的经济差距。模型（1）描述了地带间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模型（2）描述了全市整体经济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样本期间选择1998-2010年，原始数据来源于1999-2011年《重庆统计年鉴》。
3.2 实证结果与分析
采取最小二乘法进行模型估计，得到模型（1）、模型（2）、模型（3）和模型4，见表2。
模型（1）和模型（3）显示，地带间和全市人均GDP的泰尔指数的二次项系数为负且通过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一次项系数为正且显著，反映出城乡收入差距随地带间和全市经济差距的扩大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特征。这说明重庆市在经济高速增长拉动地区间差距的同时，尽管引起了经济出现聚集和极化效应，但经济聚集和极化效应小于经济扩散和涓滴效应，一方面由于近年来重庆市通过“一圈”对“两翼”的帮扶、财政向“两翼”的倾斜、在“两翼”地区建设农户万元增收工程以及工商资本的大量进入，经济发展的成果逐步扩散和涓滴到“两翼”广大的农村地区，推动了“两翼”地区的快速发展，缩
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另一方面，伴随着重庆市的经济发展，“两翼”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不断转移，从而提高了农村劳动生产力和人均资源拥有量，而且农村剩余劳动力通过将城市务工所得寄回家乡，都促进了农民增收，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在“两翼”地区不断发展过程中，“两翼”地区内部差距也逐步扩大，尤其是渝东北地区内部极化效应自2006年以来逐步凸显（见图3），这主要还是归因于各种促进“两翼”地区的经济发展的政策开始发挥作用，“两翼”大农村地区在经济上获得发展的同时，必然会应遵循比较优势和非均衡发展战略，“两翼”内部也会通过极化和回波效应拉动经济差距，但这样的经济差距是经济发展的必经过程，这样的差距对于“两翼”贫困地区而言有利于统筹城乡发展，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能在2006年出现了“倒
U型”拐点，也正在于“两翼”地区在随后的时期内获得了较好的发展。
模型（2）和模型（4）将人均GDP及其二次项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回归结果一次项与二次项系数符号一正一负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城乡收入差距也随着整体的经济的发展而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特征。这也可由重庆市1998-2010年人均GDP与城乡收入差距散点图中所验证，虽然散点图的变化趋势比较平缓，但依然呈现出倒U型变化趋势（见图4）。
4 结论与政策含义 理论上区域经济发展差距通过聚集回波与扩散涓滴效应的变化，进而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现实中对应某一地区经济发展的聚集回波与扩散涓滴效应孰大孰小难以完全确定，所以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具体效应须由实证分析给出。计量结果表明，重庆市城乡收入差距随地带间和全市经济差距的扩大以及整体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特征，该结论对于推动重庆市持续、健康发展，不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具有启示意义。据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是在注重经济增长的前提下，继续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通过扩大区域间经济技术合作，实现区际间优势互补。切实建立起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长效机制，使以城市经济为主的“一圈”去反哺“两翼”地区的农村、农业和农民，通过促进“两翼”地区知识、技术、资本等要素的积累以及生产规模和市场规模的动态变化来不断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升“两翼”经济发展水平，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
二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并正确认识政府的作用。市场机制具有一定促进地区间协调发展、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的作用，但市场机制不会自动缩小地区差距，市场竞争会加剧两极分化，使得发达地区的发展更加迅速，而落后地区则更加落后。由于回波效应会大大超过扩散效应，扩散效应的发挥则取决于不发达地区的自身条件，因此政府必须在缩小地区经济差距方面作出努力，扶持落后地区的产业发展，并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避免地区间经济差距过大。
三是要继续实施城乡统筹战略，打破城乡制度性壁垒，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间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发展。注重财政向农村地区居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方面的倾斜，尤其是“两翼”落后地区，要努力提高这些地区居民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质量，逐步实现城乡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使更多的农民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
（编辑：刘呈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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