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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广告收入、赞助品牌知名度塑造和猛增的销售业绩，以及国内众多视频网站的点击率陡增，《中国好声音》由—档电视节目成功延伸出一条娱乐的产业链。
签约第二季《中国好声音》导师的时候，高晓松对手里的合约已经倒背如流，早在一年前他就收到了这份合约，但当时因为已经签了好几个选秀节目，分身无术，错失了第一季“好声音”，而这个唯一没有高晓松做评委的节目却成了2012年最火的“娱乐事件”。
同他一样想在第二季抓住机会的还有无数爱唱歌的孩子们，他们挤破脑袋争夺着为数不多的入场券，其中不乏在其他选秀中已经取得不错成绩或者已经发过唱片的艺人们。对他们来说，这其实是一场“跳槽”，他们想进入一家第一年登陆市场就实现3亿盈利的“公司”。
在“好声音公司”，百里挑一的种子选手是员工，他们的产品、故事，被放大，包装，在投放市场的时候，为“公司”带来可观的利润；由刘欢、那英、庾澄庆、杨坤组成的导师团队是生产线上的“产品经理”，负责对产品把关；加多宝等一众广告主是公司的“大客户”，提供了公司早期制作生产的资金链；主持人华少担任的是发言人兼公关，他以令人费解的语速传达客户信息、受众沟通，并了解每个员工的幕后往事。
这家“公司”的特别之处是绑定了所有参与者的利益，产品经理不遗余力地选择和训练员工，并向市场投放产品，公司高层则开始利用市场的狂热需求进行进一步“融资”。他们将产品经理，员工与高层的利益链绑定，出产专业的员工和更多的产品，并将所获利益分摊。好项目、好创意、懂包装、会用人、精制作、玩大牌，在登陆市场后，这家公司创造了最高11.39%的收视份额。
同样是选秀节目的火爆，“好声音”与“超女”的不同在于它在电视创新乏力的时刻将最早一批放弃电视屏幕的观众重新拉回电视机前，引领了一场“电视的逆袭”，同时这些舆论领袖又将“好声音”的话题不断引爆，结果是电视广告收入、赞助品牌知名度塑造和猛增的销售业绩，以及国内众多视频网站的点击率陡增，就此，《中国好声音》由一档电视节目成功延伸出一条娱乐的产业链。
加多宝一鸣惊人广告主重新审视电视媒体价值
第二季的“好声音”还能持续这样的火爆吗？高投入高产出的制作和播出模式会否难以为继？
市场已经给出了答案。为了买“中国好声音”前面的几个字，加多宝两年花了2.6亿。第二季2亿的单价创造了中国电视综艺节目冠名费之最。经过第一季的轰炸，加多宝与“好声音”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但在节目招商之初，加多宝并不是“好声音”的第一选择。
2012年3月，“好声音”的制作机构灿星制作与一家全球知名的洗化品牌达成合作协议。由于经济形势下滑，广告市场整体萎缩，该企业高层变动致使全球投放战略调整，新的高层对“好声音”并不看好，在4、5月份时突然宣布撤资，打了灿星制作一个措手不及。
冠名商撤出意味着节目面临资金链的断裂，随着节目一天天临近，营销团队和好几个客户谈判都没有成功。此时加多宝与王老吉的商标争夺案尘埃落定，双方开始了新的品牌战和渠道战。
在这样的契机下，各自都处于“被质疑的不稳定期”的加多宝与“好声音”结成联盟，加多宝花6000万元冠名赞助《中国好声音》。随后便是加多宝借助这一娱乐高地，在与王老吉的市场争夺战中赢得先机，让加多宝成为一个独立的品牌。
一走一来的两个广告主，代表了电视广告的两个走向。前者的投放目的是维持品牌稳定的曝光度，在营销预算紧缩时首先会将前途未卜的投放砍掉；后者在面临与王老吉剑拔弩张的生死战时，需要的是剑走偏锋和一鸣惊人。浙江卫视营销中心副主任、《中国好声音》营销负责人张晓晖描述了一个细节，在与浙江卫视签订冠名协议时，一位加多宝的市场人员甚至流下了眼泪，这对他们来说是将身家性命放在一档未知的节目身上。“好声音”幸不辱命。
现在，广药王老吉也不示弱，除了独家冠名央视三套《开门大吉》之外，更一举揽下湖南卫视年底明星跨年演唱会、元宵喜乐会、春节联欢晚会三档重磅大戏的冠名权。总共花费高达5亿。一场好声音的决选，引爆了无数广告主的对决。
可以预见的事，伴随“好声音”影响力的渗透，其节目定位与广告主诉求都将发生改变，正如加多宝在第一季想要完成的是品牌知名度，第二季则希望延续短暂的品牌积累，这将启发那些希望成为“加多宝”的广告主们对电视媒体价值的审视和思考。
施行“打包制”“造星工厂”利益链条紧密
在“好声音”产业链上，学员是核心，他们凭借比赛为人所知，并迅速在娱乐产业中创造价值。根据浙江卫视给出的数字：“前四强是40万～50万一场，出场费根据每个学员情况不一样。”
对于学员的商业化，“好声音”团队第一时间成立了新的经纪公司，已经有30多位签约，《中国好声音》艺人部总监葛亮介绍：“我们已经给他们在望京租了别墅，所有团队的工作地点都在工体。此外，我们会给他们每月发5位数生活费。”
比赛结束后，灿星制作总裁田明曾拉着学员团队与多家唱片公司的老总在北京见面，为的是谋求合作。“希望大家都拿出各自的资源，不光为学员，也为整个音乐行业做点事。”但唱片公司看重的不是唱片，而是这些学员的经纪合约，他们希望“好声音”方面能拿出学员的“全约”进行合作——不光是制作专辑的合约，也包括演唱会、剧集、电影、艺人的经纪合约，靠出唱片，拿版税赚钱的模式已经过时，更多的利润都在经纪合约里。
“好声音”自己的经纪公司在运作上将采取让有能力写歌的人走创作路线，或让适合的学员组成组合再亮相的模式。比较优秀的学员，会陆续给他们出个人专辑，并通过演唱会，音乐节，音乐盛典，颁奖礼等多种形式持续推入市场。“庾澄庆和吴莫愁的合作正在酝酿之中，杨坤战队的合辑唱片也在创作之中，那英这几天也老带着学员参加活动，刘欢也会兑现自己带郑虹上演唱会的承诺。”
除此之外，灿星制作绑定了中国移动彩铃开发，尝试把音乐类的后期开发，把所有学员的现场演唱制作成彩铃，由用户来下载。按照以往的经验，中国移动预估《中国好声音》中单个歌手能达到1000万元人民币的下载额。如果按照《中国好声音》原版The Voice里每位导师8个学员的份额来计，《中国好声音》一旦如愿以偿，4位导师催生的就是3，2亿元的彩铃市场。 优厚的收益将“造星”运动推上继“超女”之后的又一个高潮，但在多个国家的“好声音”节目中，第二季均出现了夺冠选手无法在歌坛立足的现象。美国《赫芬顿邮报》指出，两季比赛下来，没有一位选手在乐坛站稳了脚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这档节目的造星能力。《中国好声音》很快也将面临同样的问题。
与学员的状况不同，《美国好声音》第二季结束后，导师的境遇越发美好。他们的市场价值本就得到认可，“好声音”的平台更能锦上添花。
“这个节目里，明星身份发生颠覆，从评论者变成被选者，一旦知道声音好，四个导师可以完全转身，当这些平时只在电视上出现，高高在上的几个明星，争抢选手的时候，每个人心里都能得到极大程度的满足。”张晓晖分析，“如果四个导师全转身了，各拿各的优越条件，像刘欢这样严肃的导师，也拿他的五棵松演出作为条件。这样的模式紧扣大众心理需求。这是我们自己后期总结中归纳出来的，一档迎合观众心理需求的节目一定是成功的节目。当大牌明星为了一个学生互掐的时候，明星真性情得到完全释放，让大家认识一个非常真实的明星新形象。这是节目魅力所在，包括学员离场时导师真诚的眼泪。”
这些都让导师的身价随着节目的爆红而一路看涨。
最直接的收益来自与制作单位的合作协议。“这次和导师合作不仅仅限于节目，不是一期给多少钱，我们是整个产业链共同打造，导师们将参与后期的开发分成。这样也极大地调动了导师的合作积极性。”
导师们的投入保证了节目的高质量，广告价格不断攀升。另外，参赛选手们的前景更有保障，因为导师们的利益和他们紧紧捆绑在一起，导师们必须全力以赴地培养他们，才能名利双收。后期的产业链开发不仅能为选手带来经济利益，更能实现选手的音乐梦想。有了这样的收入分配方式，就很容易理解导师在场上的全身心地投入，为争抢优秀学员不惜使出浑身解数。
除了可以预期的分红外，导师在学员演出、网站版权中都能得到收益，“整个好声音项目应该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有持续盈利能力的项目。”张晓辉判断。
新媒体无偿炒热网台联动寻求突破
“很多网站当了雷锋。”爱奇艺全国市场高级总监邹咏凯说，“从7月13日开始到最后，爱奇艺每天有将近1万次的广告，常规的广告折算可能150到200万间，为‘好声音’带来了非常大的网络广告宣传效果。”回报也是看得见的，“好声音”整个项目签约了11家网站，网络点击量超过26亿，爱奇艺一个平台收获了其中的3.5亿。
新浪微博才是真正的“雷锋”。第一期播出时，收视率1.482，并不是特别高，但是从那天晚上开始，新浪微博上开始了热烈的讨论，特别是名人微博引发的效应，他们已经不看好电视媒体，“好声音”把他们拉回到了电视前。随后每个周五，“好声音”都会登上微博热点话题，推动节目关注度提升。但是新浪微博与浙江卫视没有任何商业合作，这或许可以成为第二季网台联动的又一个突破口。
视频网站是直接受益者。数据显示，《中国好声音》有80%的受众来自网络。在各大视频网站近期热播的综艺节目TOP5当中，《中国好声音》均遥遥领先于其他节目，与电视收视率的趋势相同。
“网台联动的概念并不新鲜，‘好声音’是网台互动产生好节目的好项目，也是实实在在的案例。”张晓辉认为，这种“实在”除了点击量与收视率，还体现在视频网站根据网络特性对《中国好声音》进行的深度挖掘上。比如爱奇艺推出的《中国好声音后传之酷我真声音》，利用网络平台答疑解惑，发掘深意。《学员成长教室》则把明星平时指导学员的过程进行全程录制，选择精彩片段做成栏目。这些衍生子栏目为视频网站赢得点击率的同时，反过来又帮助浙江卫视满足广告主对节目的跟进需求。
改造“制播分离”分成模式能否成为主流？
“好声音”是一场豪赌，在灿星制作和浙江卫视之间就有一道2%的“对赌”约定：收视率低于2%，灿星赔偿，高于2%则二者分红。由制作方和电视台共同投入，共担风险，共享利润，开创了制播分离的先河。
在惯有的“制播分离”中，电视台决定购买，制作公司全职生产，电视台一次性付给公司全部制作费，广告收益归电视台，制作公司的利润是封底的。为了提高利润空间，制作公司会有意识地节约成本，甚至影响到节目质量。“好声音”则是相反，制作费是星空传媒主投，浙江卫视负责户外广告，前期宣传等部分投入；广告收益方面，星空传媒和浙江卫视是分成模式，但要根据收视率的点分为三个档次。
为了更高的收视率，制作方必须提高节目的品质，所以，观众才看到了更多的“顶级元素”，例如，总价300万以上的原版转椅，27个机位同时拍摄、演唱会级别的专业音箱，顶尖乐队，调音师等等。正因为此，《中国好声音》甚至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找不到电视台合作。
但《中国好声音》的成功运作，也并不意味着投资分成模式可以成为主流。
“中国电视行业是一个相对保守的行业，大部分的电视台并不愿意做太市场化的尝试，他们握有频道资源，习惯作为甲方，让别人看自己脸色，不愿意麻烦，这是一种思维习惯。”中国传媒大学讲师，星空传媒项目顾问徐帆分析，“这种模式要继续下去，需要很好的电视节目还要找到敢于尝试的电视台。东方卫视已经是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电视台，也不愿意玩。二三线电视台的开发，能不能推行开来并且成功，也要打个问号。”
签约第二季《中国好声音》导师的时候，高晓松对手里的合约已经倒背如流，早在一年前他就收到了这份合约，但当时因为已经签了好几个选秀节目，分身无术，错失了第一季“好声音”，而这个唯一没有高晓松做评委的节目却成了2012年最火的“娱乐事件”。
同他一样想在第二季抓住机会的还有无数爱唱歌的孩子们，他们挤破脑袋争夺着为数不多的入场券，其中不乏在其他选秀中已经取得不错成绩或者已经发过唱片的艺人们。对他们来说，这其实是一场“跳槽”，他们想进入一家第一年登陆市场就实现3亿盈利的“公司”。
在“好声音公司”，百里挑一的种子选手是员工，他们的产品、故事，被放大，包装，在投放市场的时候，为“公司”带来可观的利润；由刘欢、那英、庾澄庆、杨坤组成的导师团队是生产线上的“产品经理”，负责对产品把关；加多宝等一众广告主是公司的“大客户”，提供了公司早期制作生产的资金链；主持人华少担任的是发言人兼公关，他以令人费解的语速传达客户信息、受众沟通，并了解每个员工的幕后往事。
这家“公司”的特别之处是绑定了所有参与者的利益，产品经理不遗余力地选择和训练员工，并向市场投放产品，公司高层则开始利用市场的狂热需求进行进一步“融资”。他们将产品经理，员工与高层的利益链绑定，出产专业的员工和更多的产品，并将所获利益分摊。好项目、好创意、懂包装、会用人、精制作、玩大牌，在登陆市场后，这家公司创造了最高11.39%的收视份额。
同样是选秀节目的火爆，“好声音”与“超女”的不同在于它在电视创新乏力的时刻将最早一批放弃电视屏幕的观众重新拉回电视机前，引领了一场“电视的逆袭”，同时这些舆论领袖又将“好声音”的话题不断引爆，结果是电视广告收入、赞助品牌知名度塑造和猛增的销售业绩，以及国内众多视频网站的点击率陡增，就此，《中国好声音》由一档电视节目成功延伸出一条娱乐的产业链。
加多宝一鸣惊人广告主重新审视电视媒体价值
第二季的“好声音”还能持续这样的火爆吗？高投入高产出的制作和播出模式会否难以为继？
市场已经给出了答案。为了买“中国好声音”前面的几个字，加多宝两年花了2.6亿。第二季2亿的单价创造了中国电视综艺节目冠名费之最。经过第一季的轰炸，加多宝与“好声音”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但在节目招商之初，加多宝并不是“好声音”的第一选择。
2012年3月，“好声音”的制作机构灿星制作与一家全球知名的洗化品牌达成合作协议。由于经济形势下滑，广告市场整体萎缩，该企业高层变动致使全球投放战略调整，新的高层对“好声音”并不看好，在4、5月份时突然宣布撤资，打了灿星制作一个措手不及。
冠名商撤出意味着节目面临资金链的断裂，随着节目一天天临近，营销团队和好几个客户谈判都没有成功。此时加多宝与王老吉的商标争夺案尘埃落定，双方开始了新的品牌战和渠道战。
在这样的契机下，各自都处于“被质疑的不稳定期”的加多宝与“好声音”结成联盟，加多宝花6000万元冠名赞助《中国好声音》。随后便是加多宝借助这一娱乐高地，在与王老吉的市场争夺战中赢得先机，让加多宝成为一个独立的品牌。
一走一来的两个广告主，代表了电视广告的两个走向。前者的投放目的是维持品牌稳定的曝光度，在营销预算紧缩时首先会将前途未卜的投放砍掉；后者在面临与王老吉剑拔弩张的生死战时，需要的是剑走偏锋和一鸣惊人。浙江卫视营销中心副主任、《中国好声音》营销负责人张晓晖描述了一个细节，在与浙江卫视签订冠名协议时，一位加多宝的市场人员甚至流下了眼泪，这对他们来说是将身家性命放在一档未知的节目身上。“好声音”幸不辱命。
现在，广药王老吉也不示弱，除了独家冠名央视三套《开门大吉》之外，更一举揽下湖南卫视年底明星跨年演唱会、元宵喜乐会、春节联欢晚会三档重磅大戏的冠名权。总共花费高达5亿。一场好声音的决选，引爆了无数广告主的对决。
可以预见的事，伴随“好声音”影响力的渗透，其节目定位与广告主诉求都将发生改变，正如加多宝在第一季想要完成的是品牌知名度，第二季则希望延续短暂的品牌积累，这将启发那些希望成为“加多宝”的广告主们对电视媒体价值的审视和思考。
施行“打包制”“造星工厂”利益链条紧密
在“好声音”产业链上，学员是核心，他们凭借比赛为人所知，并迅速在娱乐产业中创造价值。根据浙江卫视给出的数字：“前四强是40万～50万一场，出场费根据每个学员情况不一样。”
对于学员的商业化，“好声音”团队第一时间成立了新的经纪公司，已经有30多位签约，《中国好声音》艺人部总监葛亮介绍：“我们已经给他们在望京租了别墅，所有团队的工作地点都在工体。此外，我们会给他们每月发5位数生活费。”
比赛结束后，灿星制作总裁田明曾拉着学员团队与多家唱片公司的老总在北京见面，为的是谋求合作。“希望大家都拿出各自的资源，不光为学员，也为整个音乐行业做点事。”但唱片公司看重的不是唱片，而是这些学员的经纪合约，他们希望“好声音”方面能拿出学员的“全约”进行合作——不光是制作专辑的合约，也包括演唱会、剧集、电影、艺人的经纪合约，靠出唱片，拿版税赚钱的模式已经过时，更多的利润都在经纪合约里。
“好声音”自己的经纪公司在运作上将采取让有能力写歌的人走创作路线，或让适合的学员组成组合再亮相的模式。比较优秀的学员，会陆续给他们出个人专辑，并通过演唱会，音乐节，音乐盛典，颁奖礼等多种形式持续推入市场。“庾澄庆和吴莫愁的合作正在酝酿之中，杨坤战队的合辑唱片也在创作之中，那英这几天也老带着学员参加活动，刘欢也会兑现自己带郑虹上演唱会的承诺。”
除此之外，灿星制作绑定了中国移动彩铃开发，尝试把音乐类的后期开发，把所有学员的现场演唱制作成彩铃，由用户来下载。按照以往的经验，中国移动预估《中国好声音》中单个歌手能达到1000万元人民币的下载额。如果按照《中国好声音》原版The Voice里每位导师8个学员的份额来计，《中国好声音》一旦如愿以偿，4位导师催生的就是3，2亿元的彩铃市场。 优厚的收益将“造星”运动推上继“超女”之后的又一个高潮，但在多个国家的“好声音”节目中，第二季均出现了夺冠选手无法在歌坛立足的现象。美国《赫芬顿邮报》指出，两季比赛下来，没有一位选手在乐坛站稳了脚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这档节目的造星能力。《中国好声音》很快也将面临同样的问题。
与学员的状况不同，《美国好声音》第二季结束后，导师的境遇越发美好。他们的市场价值本就得到认可，“好声音”的平台更能锦上添花。
“这个节目里，明星身份发生颠覆，从评论者变成被选者，一旦知道声音好，四个导师可以完全转身，当这些平时只在电视上出现，高高在上的几个明星，争抢选手的时候，每个人心里都能得到极大程度的满足。”张晓晖分析，“如果四个导师全转身了，各拿各的优越条件，像刘欢这样严肃的导师，也拿他的五棵松演出作为条件。这样的模式紧扣大众心理需求。这是我们自己后期总结中归纳出来的，一档迎合观众心理需求的节目一定是成功的节目。当大牌明星为了一个学生互掐的时候，明星真性情得到完全释放，让大家认识一个非常真实的明星新形象。这是节目魅力所在，包括学员离场时导师真诚的眼泪。”
这些都让导师的身价随着节目的爆红而一路看涨。
最直接的收益来自与制作单位的合作协议。“这次和导师合作不仅仅限于节目，不是一期给多少钱，我们是整个产业链共同打造，导师们将参与后期的开发分成。这样也极大地调动了导师的合作积极性。”
导师们的投入保证了节目的高质量，广告价格不断攀升。另外，参赛选手们的前景更有保障，因为导师们的利益和他们紧紧捆绑在一起，导师们必须全力以赴地培养他们，才能名利双收。后期的产业链开发不仅能为选手带来经济利益，更能实现选手的音乐梦想。有了这样的收入分配方式，就很容易理解导师在场上的全身心地投入，为争抢优秀学员不惜使出浑身解数。
除了可以预期的分红外，导师在学员演出、网站版权中都能得到收益，“整个好声音项目应该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有持续盈利能力的项目。”张晓辉判断。
新媒体无偿炒热网台联动寻求突破
“很多网站当了雷锋。”爱奇艺全国市场高级总监邹咏凯说，“从7月13日开始到最后，爱奇艺每天有将近1万次的广告，常规的广告折算可能150到200万间，为‘好声音’带来了非常大的网络广告宣传效果。”回报也是看得见的，“好声音”整个项目签约了11家网站，网络点击量超过26亿，爱奇艺一个平台收获了其中的3.5亿。
新浪微博才是真正的“雷锋”。第一期播出时，收视率1.482，并不是特别高，但是从那天晚上开始，新浪微博上开始了热烈的讨论，特别是名人微博引发的效应，他们已经不看好电视媒体，“好声音”把他们拉回到了电视前。随后每个周五，“好声音”都会登上微博热点话题，推动节目关注度提升。但是新浪微博与浙江卫视没有任何商业合作，这或许可以成为第二季网台联动的又一个突破口。
视频网站是直接受益者。数据显示，《中国好声音》有80%的受众来自网络。在各大视频网站近期热播的综艺节目TOP5当中，《中国好声音》均遥遥领先于其他节目，与电视收视率的趋势相同。
“网台联动的概念并不新鲜，‘好声音’是网台互动产生好节目的好项目，也是实实在在的案例。”张晓辉认为，这种“实在”除了点击量与收视率，还体现在视频网站根据网络特性对《中国好声音》进行的深度挖掘上。比如爱奇艺推出的《中国好声音后传之酷我真声音》，利用网络平台答疑解惑，发掘深意。《学员成长教室》则把明星平时指导学员的过程进行全程录制，选择精彩片段做成栏目。这些衍生子栏目为视频网站赢得点击率的同时，反过来又帮助浙江卫视满足广告主对节目的跟进需求。
改造“制播分离”分成模式能否成为主流？
“好声音”是一场豪赌，在灿星制作和浙江卫视之间就有一道2%的“对赌”约定：收视率低于2%，灿星赔偿，高于2%则二者分红。由制作方和电视台共同投入，共担风险，共享利润，开创了制播分离的先河。
在惯有的“制播分离”中，电视台决定购买，制作公司全职生产，电视台一次性付给公司全部制作费，广告收益归电视台，制作公司的利润是封底的。为了提高利润空间，制作公司会有意识地节约成本，甚至影响到节目质量。“好声音”则是相反，制作费是星空传媒主投，浙江卫视负责户外广告，前期宣传等部分投入；广告收益方面，星空传媒和浙江卫视是分成模式，但要根据收视率的点分为三个档次。
为了更高的收视率，制作方必须提高节目的品质，所以，观众才看到了更多的“顶级元素”，例如，总价300万以上的原版转椅，27个机位同时拍摄、演唱会级别的专业音箱，顶尖乐队，调音师等等。正因为此，《中国好声音》甚至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找不到电视台合作。
但《中国好声音》的成功运作，也并不意味着投资分成模式可以成为主流。
“中国电视行业是一个相对保守的行业，大部分的电视台并不愿意做太市场化的尝试，他们握有频道资源，习惯作为甲方，让别人看自己脸色，不愿意麻烦，这是一种思维习惯。”中国传媒大学讲师，星空传媒项目顾问徐帆分析，“这种模式要继续下去，需要很好的电视节目还要找到敢于尝试的电视台。东方卫视已经是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电视台，也不愿意玩。二三线电视台的开发，能不能推行开来并且成功，也要打个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