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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不同国家的作者在塑造某国形象之时总是深深打上本国的印记。同一国家的人民形象的不同受到了作者自身文化背景、认知态度以及文学主张等影响。本文以鲁迅跟赛珍珠笔下的中国人形象为例，借助比较文学中的形象学来探讨在不同语境之下中国人的形象有何异同。
关键词：跨文化;中国人;形象学
比较文学形象学中涉及到对异国形象的分析。对某一异国形象的阐述并不是简单的复制性的描绘，而是“对一种文化现实的描绘，通过这一描述，制作了它的个人或群体揭示出和说明了他们置身于其间的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空间”，“异国形象……更确切地说，它是社会集体想象物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对他者的描述”这里强调了两种异国形象，一是作家个人笔下的异国形象，二是一个群体对异国形象模式化的认知。二者之间是一种个性与共性的关系或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
在分析赛珍珠《大地》里的中国人形象之前，本文先简要介绍一下在赛珍珠的《大地》问世之前，在近代社会，外国人是如何认知中国人的。
在近代社会，西方国家纷纷进行了民主改革或是革命，走上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道路。此时的中国则被视为遥远的、专制的东方大国的形象。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中提到了中国，认为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中国人身上的奴性使得中国人倾向于被统治。黑格尔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认为在中国只有皇帝一人是自由的，其他人都处于不自由的地位。美国的传教士卫三畏认为“中国人一般尊重外在的体面，他们的行为的无耻和语言的肮脏达到令人吃惊的地步”;“謊言和不诚实的交易在中国普遍盛行”“一个传教士比大使和商人们更能辨别‘中国 人的虚伪’”以这三人的观点为代表，可以看出，不管是思想家、哲学家还是传教士眼中的中国或是中国人的形象在近代社会的西方都是负面的。东西方思维方式不一样，中国的思维方式不符合西方的思维方式，于是这成了西方异化、丑化中国人的原因之一。论述这些观点的作者有的亲身来到中国，有的没有。即使是亲眼看到、观察到的现象，在得出结论之前往往也经过加工，西方优越性的前提决定了他们的论述。然而赛珍珠笔下的中国人的形象却与主流的西方人的认知有较大的差异。
《大地》写的是传统中国农民的形象。中国是传统的农耕文明，选取农民作为中国人形象的代表最为合适。小说叙述了农民王龙与妻子阿兰通过辛勤劳作和意外横财从而发家致富的故事。在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个意向则是土地。“土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方法。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在小说的开头，王龙一家遭遇了大旱，粮食极度匮乏。一家人不得已吃起了草根树皮，还把农作用的耕牛吃掉。阿兰把自己的孩子捂死，全家逃荒。在南边城市意外获得一笔横财之后，王龙想的是回家，买田买地。有了土地才有安身立命之地。此后在阿兰的帮助下，王龙成为了地主，生活比较富裕。然而王龙也没能逃出“温饱思淫欲”的魔圈，冷落了阿兰，把美丽的荷花纳为自己的妾。而后即使是蝗灾跟水灾没给王龙一家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已经成为地主的王龙渐渐脱离了土地。王龙视土地为自己的生命，在临死之前告诫自己的儿子们不能卖地，有了土地才能活下去。
在小说中，王龙的语言、行为以及思想处处体现出他是一个传统的农民形象。当理发师建议王龙像城里人那样剪掉辫子之时，王龙回答：“没问我爹我可不能把辫子剪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观念影响着他。重男轻女的思想让他在妻子刚生产完就急着追求孩子是男是女而不管刚生产完的妻子。面对未知的恐惧，没有更好的措施转而向神灵祈求，浓浓的封建迷信的色彩。“两尊神像是土地爷本人和土地婆。他们穿着用红纸和金纸做的衣服，土地爷还有用真毛做的稀疏下垂的胡须。”可见这两尊神像于简陋中透出些许精致来。王龙一家虽然贫穷，但面对自己的信仰还是十分虔诚的。这土地爷跟土地婆是掌管着土地的神仙，而土地则是王龙的命根子。土地是王龙的命根子，小说中多处描写了王龙与土地的亲密关系。在饥荒年代一家人濒临死亡之时，王龙仍不肯卖地，并怒斥叔叔的行为：“我决不卖地，我要把田里的泥土，一块一块地挖起来给孩子们吃，等他们死了。我就把他们埋在田里，我和我老婆，甚至我的老爹，我们都要死在这块给我们生命的田地上。”对王龙来说，土地是让人安心的存在，安身立命之物。面对无情的自然灾害，能获得活下去的勇气，是因为还有土地。人与土地之间不能割舍的密切关系，是中国传统农耕文明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此外王龙的妻子阿兰也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妇女形象。阿兰受压迫，是王龙传宗接代的工具。在她身上体现出传统中国妇女的勇敢、能干、忍耐跟勤劳。王龙的发家致富离不开阿兰的辛勤与智慧。阿兰虽然在不断抗争，但在男权社会这种抗争多少是消极的，无用的。抗争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取得跟男性平等的地位，而只是获得一些尊重。
赛珍珠选取了一个典型的意象——土地。中国人与土地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通过这个意象作者向读者传递出她是在真真实实地写中国人。但受限于自身双重文化环境下成长的经历，在小说中大量使用“南方的城市”“中国北方的农村”等模棱两可的概念。赛珍珠在给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一书作序言的时候说： “（几年前的中国小说）整个格调有些暗淡，并且不符合中国的实情。今天的文学和艺术中，这些东西仍然不少，然而健康的东西逐渐产生了，它们描写普通人在自己国土上平凡而坚毅的生活。年轻的知识分子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人民。他们发现在农村小镇，小村庄里的生活才是真正的中国人自已的生活，所幸的是还保持着自己的特点，未曾被那个曾经使他们自己的生活变得不健康起来的现代主义所侵蚀。……这真是新的发现，那么迷人而富有幽默感……总之，它是纯粹中国式的。”《大地》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看法。
我们接着分析鲁迅笔下中国人的形象。
鲁迅对国人的劣根性持批判的态度。他站在社会的制高点以激进得思想，俯视这个满目疮痍的黑暗社会， 对千年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反思，思考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 中国国民性中最缺的是什么？ 它的病根何在？ ”在新旧时代的交替之时，历史的必然不断地敲打着这个落后的国家，产生这一历史条件与实现这一历史条件的客观环境严重脱节。作为先行者的知识分子往往是孤独前行的，理想的激昂与看透造化把戏的嘲讽时常交织在一起。在鲁迅身上更多体现了看透造化把戏的嘲讽。鲁迅着重从国民性出发，寻找国民性的弱点和病根， 力求以一己之力做一些改变和治疗， 达到“最理想的人性”的效果。 鲁迅笔下有诸多人物形象，在刻画他们身上不健全人性之时，鲁迅更着眼于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在鲁迅小说中有许多人物形象，不同人物形象代表了不同的方面。《狂人日记》中有迫害妄想症的狂人，精神失常;《阿Q正传》中，精神胜利法、愚昧无知的阿Q;《藥》中清末革命者夏瑜惨遭杀害，而他的鲜血却被愚昧的劳动群众买去治病。对革命者麻木，一心想着救儿子的华老栓;《祝福》中深受欺负、绝望的祥林嫂;《故乡》中在辛亥革命发生后的农村环境并未得到相应的改善，反倒是益发萧条，而农民们个个精神麻木。闰土的一声“老爷”显示了他不再是当年那个聪明勇敢又有智慧的少年，而是被生活所折磨得精神麻木的中年大叔。《伤逝》中彷徨不安，栖栖遑遑的子君跟涓生;《在酒楼上》苦闷受挫，郁郁寡欢的吕纬甫等。每一篇所描写的人物形象各不相同，不管是农民形象、知识分子形象还是妇女形象，在他们身上都有局限性，人性上的不健全。
鲁迅文章的深刻性在于不仅在于揭露——揭露国人人格的不健全与病态，如果仅仅揭露便不能称之为深刻，而是思考与探索这种现象的原因何在。无疑矛头直指封建礼教。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基本是悲剧结局。《在酒楼上》的吕纬甫、《伤逝》中的子君与涓生以及《祝福》中的祥林嫂等人，被封建思想、等级制服与纲常礼教等迫害，失去了个人应有的独立存在的价值。他们或奋起反抗封建家族制度跟礼教制度但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而惨遭命运的不幸，或被自身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所残害，最终难逃悲惨命运，或踽踽独行，到处碰壁最终理想的激情褪去回归原点，剩下空虚与郁郁寡欢……这些人物形象的悲剧结局虽然有客观的外在环境的制约，但鲁迅也批判了他们自身的弱点。《祝福》中祥林嫂深受封建礼教的迫害，但反过来她又自觉地维护迫害她的封建礼教。《离婚》中的爱姑虽然敢于反抗但却没有拥有强大的内心应对困难，内心的软弱使得她最终屈服，反抗也就成了无用功;子君与涓生的爱情悲剧固然让人惋惜，除了外在原因之外，悲剧的主观原因在于他们的眼光狭小，束缚了他们，缺乏高远的理想。
除了上述人物形象之外，在鲁迅笔下还有大量丑角跟群体形象。
鲁迅是一个战士，一个把自己立于所在阶级对立面的逆臣贰子。鲁迅舍弃了美感与意境，选择了丑陋。丑陋更能加深人们的印象。秃头跟癞头疮是人物常见的设定。鲁迅借助形象化的丑角来抨击现存的政治制度、社会秩序以及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丑角系列也反映着这个时代动乱苦难的社会本质。无论是作品的题材内容， 还是作家的思想背景， 都是和近代的社会发生的一切内在地相互联系着的。“被迫害的民族的文学总是多表现残酷怨怒等等病理的思想”。忧患意识让鲁迅写丑角。赞美就像抓痒，揭露就像针扎。而另一类人物则是群体。“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 如何茁壮， 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着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旨， 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而善于改革精神的是， 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群体是由个人组成，但单看个人却不能得出什么有效的信息;群体中的个人之间的差被降到最低，个人成为一个符号，成为组成群体的符号。“以集体的个性取代了个人的个性，以集体的特征取代了个人的特征。无个性就是他们的个性， 无思想就是他们的思想， 无意识就是他们的意识，无目的就是他们的目的”以群体形象出现的典型则是看客。在《药》中，“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脖颈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一个“捏”字体现了看客们似乎毫无分量。看客有时候成了无意识的杀人团，以集体的名义逃脱虐杀生命的责任，以集体来掩盖虐杀时候的欢娱，以集体的名义来逃避人性的审判。写看客必然要探究产生看客的原因，从而转向文化的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流，儒家文化强调纲常伦理，强调等级制度。从社会功能来说，就是为统治者的统治寻找正当性，从而制造顺民和奴才。看客就是在这特定的文化氛围何社会条件中产生的。看客是通过一种鉴赏玩味“被看者”的痛苦，转移自身的焦虑，使自身的不幸得到发泄，幸灾乐祸，转移以至最后遗忘， 这种状况是长期无法发泄内心欺凌侮辱自己的现实社会不良情绪的极端扭曲和报复。
对比赛珍珠与鲁迅笔下中国人的形象，可以发现二者迥乎异同。把两人放回当时的文化语境中来观照，即赛珍珠所处的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和鲁迅所处的五四时期的中国。赛珍珠对中国的书写事实上是美国对中国“恩抚主义”背景下的产物，而鲁迅对国人形象的刻画，则与启蒙思想及其悖论相关。
“恩扶主义”的本义所表达的是一种家庭关系，主要是父亲和子女的关系。这个词认为父亲总是致力于以自己的标准与价值观塑造孩子和改变孩子。父亲高高在上，以“利他”为借口，冠冕堂皇的干涉子女的生活，并认为子女是不成熟的。以赛珍珠所代表的美国为例子，美国即为父亲，中国是子女。美国对中国的恩扶主义带着明显的大国文化中心主义，带着一种很强烈的自满与自负情绪。对于来到中国是一种上天赋予的使命，先进的国家拯救落后的国家的一种使命。同时也是长期流传的历史神话的产物，认为中国两国有着深厚的友谊传统。恩扶主义对于赛珍珠来说是救助父权制下的中国妇女。在《大地》中的阿兰是受西方进步女性主义思想影响的，因而敢于反抗。但阿兰的反抗最终沦为消极的无用功，根源在于传统的儒家思想对她的束缚。赛珍珠认为中国女性如果接受了西方的教育，用西方的思想武装自己，那么这些女性就能找回个人价值，获取自身独立性的地位。赛珍珠是具有悲悯情怀的，但这种悲悯情怀夹杂着大国文化主义的盛气凌人，或者是是以美国为中心的悲悯情怀。《大地》中塑造的传统中国农民的形象，被深深束缚在土地之上，当然这也是一种静态的美。但只要一场天灾或者人祸，农民们往往家破人亡。农民被土地束缚，成为了维持中国传统社会的巨大力。“《大地》很大程度上是一本因害怕社会巨变而产生的作品。有小块土地（不是无地的雇农）的自耕农是她心目中稳定中国和稳定时局的唯一力量，所以她不知不觉重复了欧洲重农主义思想美化出的‘农业中国’话语”。 赛珍珠描写的是个人形象，与群体形象相比，描写个人形象相对简单。群体形象要求对个人形象进行高度的概括，去掉每个人的差异，保留相同的部分，把人物形象符號化。同样是描写农民的形象，赛珍珠虽然也写出了中国农民身上的封建迷信、祖先崇拜、重男轻女，但这些要素交织在人物形象上更多的是体现出她笔下农民形象的强烈的生命冲动。作者虽然认为这些是人物形象身上的不足之处，但带着是一种赞美、理解的态度。这不过是传统中国农民的形象，千百年都是如此，没有什么还值得奇怪的。但鲁迅笔下的农民形象，也具有这样的特点，但鲁迅则持批判的态度。究其原因与两个人的文化立场与写作动机有很大的关系。赛珍珠是异国作者，目的是为了向西方人介绍真实的中国。双重文化环境之下成长起来的赛珍珠确实看到了中国农民身上的原始特点。这些特点是长期的农耕文明社会所造就的，同时与农耕文明社会相适应。但时代发生了改变，在近代社会，原始淳朴变成愚昧无知，无欲无求变成精神麻木。受西方文明的影响，农耕社会的价值体系、文化传统有瓦解的趋势，但新的价值体系又尚未建立。在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下，农民身上原先所具有的原始特性开始变味。赛珍珠是柔性的，而鲁迅则是刚性的，强调的是批判性。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上唤醒国人。
五四时期的作家往往从旧中国走来，身上背负着传统，但又向往着西方文明，在负重前行中难免左顾右盼。“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或热情退却，狂飙突进不在，半途而废;或屈服于现实而抛弃理想。他们身上承载着历史的命运，“肩住黑暗的闸门，让更多人走向光明”。现代文学诞生伊始，就成为一种工具，用来除旧布新。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主张对现代文学影响深远。文学被工具化以后，作为作家便多了启蒙家、思想家等身份。生活在都市中的鲁迅笔下刻画更多的还是农村里的人物。乡土之地从童年的快乐时光的承载地变成贫穷落后之地。以现代的理性批判精神观照乡土，乡土成了满目疮痍之地。于是生活在其中之人自然是愚昧麻木之人。乡土破败之景与愚昧麻木乡人结合，呼应了改造国民性的要求。乡土此时成了封建意识的一种载体，是民不聊生的落后之地。物质的现代化与精神的现代化二者之间严重脱节，鲁迅笔下的人物是迷惑的，鲁迅本人又何曾不是呢？在对乡土人物的批判过程中，鲁迅也有意无意流露出感伤的情绪，这是对曾经精神家园的依恋。鲁迅是启蒙作家，但中国的启蒙仅仅停留在功利主义的层面上，鲁迅对国人形象的刻画是其介入社会，教化言说的方式。虽然鲁迅对人物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但对于理性主义与启蒙思想比较粗浅的认识，加之社会的统治权并不在文人手中，笔杆子终究抵不过枪杆子。启蒙者的对立面势力强大，这场启蒙运动注定是启蒙作家孤独的狂欢。但鲁迅是一个战士，自觉以文艺作为武器，来与现实做斗争。
“异国形象”是“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借助对比异国作家与本国作家笔下同一国家的人物形象，既能发现相似之处，更能找到不同之处，从而更好地关照作家们所写的形象。“异国形象”更多的时候是有其隐喻成分的，而这些正是我们所应该深入探讨的。
参考文献：
[1]狄泽林克，方维规.比较文学形象学[J].中国比较文学， 2007/07/20.
[2]王爱玲.论鲁迅小说中看客形象[J].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9/06/30.
[3]周小英.双重文化语境下的中国形象——论赛珍珠《大地》三部曲中的“异国形象”及其生成[D].四川外语学院，2008/04/01.
关键词：跨文化;中国人;形象学
比较文学形象学中涉及到对异国形象的分析。对某一异国形象的阐述并不是简单的复制性的描绘，而是“对一种文化现实的描绘，通过这一描述，制作了它的个人或群体揭示出和说明了他们置身于其间的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空间”，“异国形象……更确切地说，它是社会集体想象物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对他者的描述”这里强调了两种异国形象，一是作家个人笔下的异国形象，二是一个群体对异国形象模式化的认知。二者之间是一种个性与共性的关系或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
在分析赛珍珠《大地》里的中国人形象之前，本文先简要介绍一下在赛珍珠的《大地》问世之前，在近代社会，外国人是如何认知中国人的。
在近代社会，西方国家纷纷进行了民主改革或是革命，走上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道路。此时的中国则被视为遥远的、专制的东方大国的形象。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中提到了中国，认为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中国人身上的奴性使得中国人倾向于被统治。黑格尔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认为在中国只有皇帝一人是自由的，其他人都处于不自由的地位。美国的传教士卫三畏认为“中国人一般尊重外在的体面，他们的行为的无耻和语言的肮脏达到令人吃惊的地步”;“謊言和不诚实的交易在中国普遍盛行”“一个传教士比大使和商人们更能辨别‘中国 人的虚伪’”以这三人的观点为代表，可以看出，不管是思想家、哲学家还是传教士眼中的中国或是中国人的形象在近代社会的西方都是负面的。东西方思维方式不一样，中国的思维方式不符合西方的思维方式，于是这成了西方异化、丑化中国人的原因之一。论述这些观点的作者有的亲身来到中国，有的没有。即使是亲眼看到、观察到的现象，在得出结论之前往往也经过加工，西方优越性的前提决定了他们的论述。然而赛珍珠笔下的中国人的形象却与主流的西方人的认知有较大的差异。
《大地》写的是传统中国农民的形象。中国是传统的农耕文明，选取农民作为中国人形象的代表最为合适。小说叙述了农民王龙与妻子阿兰通过辛勤劳作和意外横财从而发家致富的故事。在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个意向则是土地。“土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方法。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在小说的开头，王龙一家遭遇了大旱，粮食极度匮乏。一家人不得已吃起了草根树皮，还把农作用的耕牛吃掉。阿兰把自己的孩子捂死，全家逃荒。在南边城市意外获得一笔横财之后，王龙想的是回家，买田买地。有了土地才有安身立命之地。此后在阿兰的帮助下，王龙成为了地主，生活比较富裕。然而王龙也没能逃出“温饱思淫欲”的魔圈，冷落了阿兰，把美丽的荷花纳为自己的妾。而后即使是蝗灾跟水灾没给王龙一家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已经成为地主的王龙渐渐脱离了土地。王龙视土地为自己的生命，在临死之前告诫自己的儿子们不能卖地，有了土地才能活下去。
在小说中，王龙的语言、行为以及思想处处体现出他是一个传统的农民形象。当理发师建议王龙像城里人那样剪掉辫子之时，王龙回答：“没问我爹我可不能把辫子剪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观念影响着他。重男轻女的思想让他在妻子刚生产完就急着追求孩子是男是女而不管刚生产完的妻子。面对未知的恐惧，没有更好的措施转而向神灵祈求，浓浓的封建迷信的色彩。“两尊神像是土地爷本人和土地婆。他们穿着用红纸和金纸做的衣服，土地爷还有用真毛做的稀疏下垂的胡须。”可见这两尊神像于简陋中透出些许精致来。王龙一家虽然贫穷，但面对自己的信仰还是十分虔诚的。这土地爷跟土地婆是掌管着土地的神仙，而土地则是王龙的命根子。土地是王龙的命根子，小说中多处描写了王龙与土地的亲密关系。在饥荒年代一家人濒临死亡之时，王龙仍不肯卖地，并怒斥叔叔的行为：“我决不卖地，我要把田里的泥土，一块一块地挖起来给孩子们吃，等他们死了。我就把他们埋在田里，我和我老婆，甚至我的老爹，我们都要死在这块给我们生命的田地上。”对王龙来说，土地是让人安心的存在，安身立命之物。面对无情的自然灾害，能获得活下去的勇气，是因为还有土地。人与土地之间不能割舍的密切关系，是中国传统农耕文明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此外王龙的妻子阿兰也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妇女形象。阿兰受压迫，是王龙传宗接代的工具。在她身上体现出传统中国妇女的勇敢、能干、忍耐跟勤劳。王龙的发家致富离不开阿兰的辛勤与智慧。阿兰虽然在不断抗争，但在男权社会这种抗争多少是消极的，无用的。抗争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取得跟男性平等的地位，而只是获得一些尊重。
赛珍珠选取了一个典型的意象——土地。中国人与土地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通过这个意象作者向读者传递出她是在真真实实地写中国人。但受限于自身双重文化环境下成长的经历，在小说中大量使用“南方的城市”“中国北方的农村”等模棱两可的概念。赛珍珠在给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一书作序言的时候说： “（几年前的中国小说）整个格调有些暗淡，并且不符合中国的实情。今天的文学和艺术中，这些东西仍然不少，然而健康的东西逐渐产生了，它们描写普通人在自己国土上平凡而坚毅的生活。年轻的知识分子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人民。他们发现在农村小镇，小村庄里的生活才是真正的中国人自已的生活，所幸的是还保持着自己的特点，未曾被那个曾经使他们自己的生活变得不健康起来的现代主义所侵蚀。……这真是新的发现，那么迷人而富有幽默感……总之，它是纯粹中国式的。”《大地》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看法。
我们接着分析鲁迅笔下中国人的形象。
鲁迅对国人的劣根性持批判的态度。他站在社会的制高点以激进得思想，俯视这个满目疮痍的黑暗社会， 对千年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反思，思考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 中国国民性中最缺的是什么？ 它的病根何在？ ”在新旧时代的交替之时，历史的必然不断地敲打着这个落后的国家，产生这一历史条件与实现这一历史条件的客观环境严重脱节。作为先行者的知识分子往往是孤独前行的，理想的激昂与看透造化把戏的嘲讽时常交织在一起。在鲁迅身上更多体现了看透造化把戏的嘲讽。鲁迅着重从国民性出发，寻找国民性的弱点和病根， 力求以一己之力做一些改变和治疗， 达到“最理想的人性”的效果。 鲁迅笔下有诸多人物形象，在刻画他们身上不健全人性之时，鲁迅更着眼于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在鲁迅小说中有许多人物形象，不同人物形象代表了不同的方面。《狂人日记》中有迫害妄想症的狂人，精神失常;《阿Q正传》中，精神胜利法、愚昧无知的阿Q;《藥》中清末革命者夏瑜惨遭杀害，而他的鲜血却被愚昧的劳动群众买去治病。对革命者麻木，一心想着救儿子的华老栓;《祝福》中深受欺负、绝望的祥林嫂;《故乡》中在辛亥革命发生后的农村环境并未得到相应的改善，反倒是益发萧条，而农民们个个精神麻木。闰土的一声“老爷”显示了他不再是当年那个聪明勇敢又有智慧的少年，而是被生活所折磨得精神麻木的中年大叔。《伤逝》中彷徨不安，栖栖遑遑的子君跟涓生;《在酒楼上》苦闷受挫，郁郁寡欢的吕纬甫等。每一篇所描写的人物形象各不相同，不管是农民形象、知识分子形象还是妇女形象，在他们身上都有局限性，人性上的不健全。
鲁迅文章的深刻性在于不仅在于揭露——揭露国人人格的不健全与病态，如果仅仅揭露便不能称之为深刻，而是思考与探索这种现象的原因何在。无疑矛头直指封建礼教。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基本是悲剧结局。《在酒楼上》的吕纬甫、《伤逝》中的子君与涓生以及《祝福》中的祥林嫂等人，被封建思想、等级制服与纲常礼教等迫害，失去了个人应有的独立存在的价值。他们或奋起反抗封建家族制度跟礼教制度但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而惨遭命运的不幸，或被自身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所残害，最终难逃悲惨命运，或踽踽独行，到处碰壁最终理想的激情褪去回归原点，剩下空虚与郁郁寡欢……这些人物形象的悲剧结局虽然有客观的外在环境的制约，但鲁迅也批判了他们自身的弱点。《祝福》中祥林嫂深受封建礼教的迫害，但反过来她又自觉地维护迫害她的封建礼教。《离婚》中的爱姑虽然敢于反抗但却没有拥有强大的内心应对困难，内心的软弱使得她最终屈服，反抗也就成了无用功;子君与涓生的爱情悲剧固然让人惋惜，除了外在原因之外，悲剧的主观原因在于他们的眼光狭小，束缚了他们，缺乏高远的理想。
除了上述人物形象之外，在鲁迅笔下还有大量丑角跟群体形象。
鲁迅是一个战士，一个把自己立于所在阶级对立面的逆臣贰子。鲁迅舍弃了美感与意境，选择了丑陋。丑陋更能加深人们的印象。秃头跟癞头疮是人物常见的设定。鲁迅借助形象化的丑角来抨击现存的政治制度、社会秩序以及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丑角系列也反映着这个时代动乱苦难的社会本质。无论是作品的题材内容， 还是作家的思想背景， 都是和近代的社会发生的一切内在地相互联系着的。“被迫害的民族的文学总是多表现残酷怨怒等等病理的思想”。忧患意识让鲁迅写丑角。赞美就像抓痒，揭露就像针扎。而另一类人物则是群体。“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 如何茁壮， 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着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旨， 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而善于改革精神的是， 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群体是由个人组成，但单看个人却不能得出什么有效的信息;群体中的个人之间的差被降到最低，个人成为一个符号，成为组成群体的符号。“以集体的个性取代了个人的个性，以集体的特征取代了个人的特征。无个性就是他们的个性， 无思想就是他们的思想， 无意识就是他们的意识，无目的就是他们的目的”以群体形象出现的典型则是看客。在《药》中，“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脖颈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一个“捏”字体现了看客们似乎毫无分量。看客有时候成了无意识的杀人团，以集体的名义逃脱虐杀生命的责任，以集体来掩盖虐杀时候的欢娱，以集体的名义来逃避人性的审判。写看客必然要探究产生看客的原因，从而转向文化的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流，儒家文化强调纲常伦理，强调等级制度。从社会功能来说，就是为统治者的统治寻找正当性，从而制造顺民和奴才。看客就是在这特定的文化氛围何社会条件中产生的。看客是通过一种鉴赏玩味“被看者”的痛苦，转移自身的焦虑，使自身的不幸得到发泄，幸灾乐祸，转移以至最后遗忘， 这种状况是长期无法发泄内心欺凌侮辱自己的现实社会不良情绪的极端扭曲和报复。
对比赛珍珠与鲁迅笔下中国人的形象，可以发现二者迥乎异同。把两人放回当时的文化语境中来观照，即赛珍珠所处的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和鲁迅所处的五四时期的中国。赛珍珠对中国的书写事实上是美国对中国“恩抚主义”背景下的产物，而鲁迅对国人形象的刻画，则与启蒙思想及其悖论相关。
“恩扶主义”的本义所表达的是一种家庭关系，主要是父亲和子女的关系。这个词认为父亲总是致力于以自己的标准与价值观塑造孩子和改变孩子。父亲高高在上，以“利他”为借口，冠冕堂皇的干涉子女的生活，并认为子女是不成熟的。以赛珍珠所代表的美国为例子，美国即为父亲，中国是子女。美国对中国的恩扶主义带着明显的大国文化中心主义，带着一种很强烈的自满与自负情绪。对于来到中国是一种上天赋予的使命，先进的国家拯救落后的国家的一种使命。同时也是长期流传的历史神话的产物，认为中国两国有着深厚的友谊传统。恩扶主义对于赛珍珠来说是救助父权制下的中国妇女。在《大地》中的阿兰是受西方进步女性主义思想影响的，因而敢于反抗。但阿兰的反抗最终沦为消极的无用功，根源在于传统的儒家思想对她的束缚。赛珍珠认为中国女性如果接受了西方的教育，用西方的思想武装自己，那么这些女性就能找回个人价值，获取自身独立性的地位。赛珍珠是具有悲悯情怀的，但这种悲悯情怀夹杂着大国文化主义的盛气凌人，或者是是以美国为中心的悲悯情怀。《大地》中塑造的传统中国农民的形象，被深深束缚在土地之上，当然这也是一种静态的美。但只要一场天灾或者人祸，农民们往往家破人亡。农民被土地束缚，成为了维持中国传统社会的巨大力。“《大地》很大程度上是一本因害怕社会巨变而产生的作品。有小块土地（不是无地的雇农）的自耕农是她心目中稳定中国和稳定时局的唯一力量，所以她不知不觉重复了欧洲重农主义思想美化出的‘农业中国’话语”。 赛珍珠描写的是个人形象，与群体形象相比，描写个人形象相对简单。群体形象要求对个人形象进行高度的概括，去掉每个人的差异，保留相同的部分，把人物形象符號化。同样是描写农民的形象，赛珍珠虽然也写出了中国农民身上的封建迷信、祖先崇拜、重男轻女，但这些要素交织在人物形象上更多的是体现出她笔下农民形象的强烈的生命冲动。作者虽然认为这些是人物形象身上的不足之处，但带着是一种赞美、理解的态度。这不过是传统中国农民的形象，千百年都是如此，没有什么还值得奇怪的。但鲁迅笔下的农民形象，也具有这样的特点，但鲁迅则持批判的态度。究其原因与两个人的文化立场与写作动机有很大的关系。赛珍珠是异国作者，目的是为了向西方人介绍真实的中国。双重文化环境之下成长起来的赛珍珠确实看到了中国农民身上的原始特点。这些特点是长期的农耕文明社会所造就的，同时与农耕文明社会相适应。但时代发生了改变，在近代社会，原始淳朴变成愚昧无知，无欲无求变成精神麻木。受西方文明的影响，农耕社会的价值体系、文化传统有瓦解的趋势，但新的价值体系又尚未建立。在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下，农民身上原先所具有的原始特性开始变味。赛珍珠是柔性的，而鲁迅则是刚性的，强调的是批判性。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上唤醒国人。
五四时期的作家往往从旧中国走来，身上背负着传统，但又向往着西方文明，在负重前行中难免左顾右盼。“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或热情退却，狂飙突进不在，半途而废;或屈服于现实而抛弃理想。他们身上承载着历史的命运，“肩住黑暗的闸门，让更多人走向光明”。现代文学诞生伊始，就成为一种工具，用来除旧布新。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主张对现代文学影响深远。文学被工具化以后，作为作家便多了启蒙家、思想家等身份。生活在都市中的鲁迅笔下刻画更多的还是农村里的人物。乡土之地从童年的快乐时光的承载地变成贫穷落后之地。以现代的理性批判精神观照乡土，乡土成了满目疮痍之地。于是生活在其中之人自然是愚昧麻木之人。乡土破败之景与愚昧麻木乡人结合，呼应了改造国民性的要求。乡土此时成了封建意识的一种载体，是民不聊生的落后之地。物质的现代化与精神的现代化二者之间严重脱节，鲁迅笔下的人物是迷惑的，鲁迅本人又何曾不是呢？在对乡土人物的批判过程中，鲁迅也有意无意流露出感伤的情绪，这是对曾经精神家园的依恋。鲁迅是启蒙作家，但中国的启蒙仅仅停留在功利主义的层面上，鲁迅对国人形象的刻画是其介入社会，教化言说的方式。虽然鲁迅对人物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但对于理性主义与启蒙思想比较粗浅的认识，加之社会的统治权并不在文人手中，笔杆子终究抵不过枪杆子。启蒙者的对立面势力强大，这场启蒙运动注定是启蒙作家孤独的狂欢。但鲁迅是一个战士，自觉以文艺作为武器，来与现实做斗争。
“异国形象”是“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借助对比异国作家与本国作家笔下同一国家的人物形象，既能发现相似之处，更能找到不同之处，从而更好地关照作家们所写的形象。“异国形象”更多的时候是有其隐喻成分的，而这些正是我们所应该深入探讨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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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小英.双重文化语境下的中国形象——论赛珍珠《大地》三部曲中的“异国形象”及其生成[D].四川外语学院，2008/0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