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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7年5月，一位自称是中国康熙皇帝特使的法国传教士辗转来到巴黎，随身携带着康熙皇帝赠送给法王路易十四的49册中国书籍。对于路易十四来说，这位神父并不陌生，他就是自己曾经亲封的“国王数学家”——白晋《JoachimBouvet，1656～1730年)。17世纪末，由西方来华传教士们引发的欧洲中国热达到顶峰，东西方文明的藩篱被打破，于此刻形成了交点。
中国第一位洋使者——白晋
17世纪后期，康熙皇帝对天主教的宽容政策使教会力量空前壮大。身为钦天监监正的南怀仁希望趁热打铁，于1678年给欧洲的耶稣会总部寄了一封信，呼吁派更多的传教士来中国。
17世纪，欧洲各国相继建立国家级科学研究机构，1660年，英国成立皇家学会，1666年，法国建立皇家科学院。法国科学院第一任院长就是路易十四的宠臣、大名鼎鼎的柯尔贝尔，这位重商主义的坚定执行者对发展科学和了解东方文化具有浓厚兴趣。与此同时，法国天文台台长卡西尼在路易十四授意下，主持了工程巨大的“欧洲测量计划”，画出一版相当精确的欧洲地图。但卡西尼仍不满足，他建议路易十四派人到世界各地去实地测量，精确绘制世界地图，南怀仁的信恰好迎合了他的想法。好大喜功的太阳王路易十四急于拓展法国的对外影响，增进远东贸易，于是不久，一个赴中国耶稣会士的六人名单产生了，白晋名列其中。
白晋1656年生于法国勒芒，年轻时在耶稣会学校接受全面教育。在派驻中国前，他和同行的教友被路易十四授予“国王数学家”称号。1688年，白晋一行人到达北京时，南怀仁刚刚去世，康熙急需补充钦天监人才，便将白晋与张诚(Jean Franois Gerbillon，1654～1707年)二人留在了北京。
自利玛窦开始，耶稣会士们就意识到：要想让中国的学者和官员们皈依天主教，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证明天主教教义和儒家经典并不矛盾。白晋在这一点上更为激进，他认为中国古代经典不仅与天主教教义完全吻合，而且简直就是教义的最古老的文字记载。他对《诗经》、《礼记》、《史记》等著作都做了牵强附会的解释，认为姜螈就是圣母玛利亚，后稷就是耶稣，帝喾就是上帝。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从汉字“船”中推导出，中国人早就知道诺亚方舟的故事，因为“船”由舟、八、口组成，其含义为“八人乘舟而行”，便是诺亚方舟最为简略的表述。
能留在皇帝身边的传教士，大都擅长科学，这是和帝国的需要分不开的，而白晋是惟一被康熙皇帝评价为“稍知中国书义”的“文理全才”。正因如此，1693年，当康熙皇帝决定派使臣回欧洲招募更多传教士服务于朝廷时，这一使命便顺理成章地落在了白晋身上。遗憾的是，当白晋经过四年的漫长旅途到达法国时，因为缺少一封康熙皇帝签署的正式外交信件，而不能以中国钦差大臣的身份觐见路易十四，只被当作了一名普通的归国传教士。
尽管如此，白晋的出现，在法国还是引起了巨大轰动。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人前往他的住所，向其咨询有关中国的问题。为了获得路易十四的支持，以顺利完成康熙皇帝的使命，白晋写了一份报告，详细介绍了康熙本人和有关中国社会生活的种种细节。他以赞美的语言描述了中国的历史、地理和风俗人情，将康熙皇帝比喻成可以和路易十四相媲美的另一个“太阳王”。此报告后来以《中国皇帝的历史画像》为名公开出版，中文书名是《康熙皇帝》。当时正值欧洲“中国热”走向鼎盛时期，白晋的著作把法国人对中国由来已久的好奇推向了仰慕和向往的高度。
在中学西传的过程中，白晋最大的贡献在于他继卫匡国之后将《易经》介绍给了西方人。1693年，他在巴黎以“易经”为题作了一次演讲。在演讲中自晋表示，虽然大多数耶稣会士将《易经》斥为迷信，但他却认为：中国哲学是合理的，至少同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同样完美，《易经》及中国古史以“先知预言”的方式表达了基督教教义。此外，白晋长期与德国科学家莱布尼茨保持通信，当莱布尼茨将他的“二进制”构想告诉白晋时，白晋认为他所依据的正是中国《易经》中的“阴阳八卦”原理，两人的讨论最终促成了这一科学发现的理论化。
白晋的出使取得了成功，17世纪东西方世界两位最具影响力的统治者就这样被联系在了一起，而这两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碰撞出的火花也非同凡响，那就是著名的《皇舆全览图》。
康熙在平定三藩之乱时，作战地图多模糊不清，带来许多不便。耶稣会士张诚在参加《尼布楚条约》谈判时，认为中国对东北地区地理状况不清，给国防和外交造成困难，遂建议康熙组织一次全国性的测量。虽然路易十四和康熙出于不同的目的，但了解中国的疆域全貌成为两位皇帝共同的渴望，于是历史出现了令人兴奋的一幕：路易十四的传教士们和康熙皇帝的官员们为绘制中国地图进行了十余年精诚合作。如此浩大的工程在东西方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从1708年到1718年，白晋、冯秉正(Joseph-Francois-Marie-Anne deMoyriac de Mailla，1669～1748年)、雷孝思(Jean-Baptiste Regis，1663～1738年)等数十名传教士带领满汉官员分赴中国各地进行测绘，白晋作为这项工程的主要参与者先后负责测绘了北京周边、长城及附近河道的位置。1717年，康熙命白晋等人负责汇总，最终集成包括中原各省、满洲、西藏及朝鲜的全国总图，于第二年制成《皇舆全览图》和各省分图稿共32幅，并刻印成册。
随白晋来华的耶稣会士雷孝思在完成康熙皇帝的使命后，将此图送回法国，辗转交到路易十四手中。法国王室地理学家根据此图做成《中国新图》，在欧洲出版。至此，欧洲人对中国地理概貌有了比较正确、完整的了解。然而，这张地图在中西两地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1840年，当英国人拿着《中国新图》顺利打开清帝国的大门时，《皇舆全览图》却被深锁于宫廷之中，无人问津。
康熙禁教后的耶稣会士们
自卫匡国于1654年就中国礼仪问题向教皇申辩后，在一段时期内，尊重中国人礼仪传统的“利玛窦规矩”被耶稣会传教士们小心翼翼地遵守着，但反耶稣会的一方并不甘示弱。1693年，巴黎外方传教会在福建的首领颜当(Charfies Maigrot，1652～1730年)突然宣布在福建教区内禁止中国礼仪，引发辖区混乱。就在前一年，耶稣会会士李明(LoNs-Daniel Lecomte，1655～1728年)再次去罗马申辩，并出版了一本《中华现势录》，盛赞中国人的道德纯美，批判欧洲人腐化堕落。此时，欧洲各天主教会与耶稣会正掀起一场论战，李明的著作被反耶稣会者当成“靶子”加以攻击。1700年，巴黎大 学的神学家们发表宣言，反对中国礼仪。在冲突愈演愈烈的情况下，罗马教廷最终站在了反耶稣会的一方，1704年，教廷圣职部举行会议，投票通过了严禁入教的中国教徒行中国礼仪的禁令，并派使者前往中国将禁令告知康熙皇帝。
1721年，罗马教廷的决定最终葬送了天主教在中国发展的前景。康熙皇帝看到禁令后勃然大怒，批示到：“览此告示，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况西洋人等，无一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告示，竞与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彼此乱言者，奠过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后来，由于宫廷中的一些耶稣会士参与皇位继承的宫廷斗争，曾拥立康熙的八皇子和九皇子为太子，遭到雍正嫉恨，雍正遂于1724年颁布谕旨：信奉天主教的中国人必须放弃信仰，否则处以极刑。这实际上宣布了在华天主教的死刑，中西交流最终因文化冲突而放慢了脚步。
乾隆初期，对天主教的禁令有所缓和，但乾隆与康熙不同，他对传教士们的科学知识丝毫没有兴趣，而更喜欢他们所能提供的享受性内容。马戛尔尼访华时，钱德明(Jean-Joseph-Marie Amiot，1718～1793年)神父告诉他，那些精明的耶稣会士早就把乾隆惯坏了：皇帝已有了一只“豪华”表，奇特的转动喷泉钟，一只能走路的机械狮子，人形自动木偶等。神父们就怕皇帝对他们说：“好，既然你们能制造一个会走路的人，那么现在你们让他说话吧!”一天，乾隆对路易十四所赠送的《法国最漂亮的建筑景观》一书中凡尔赛宫喷水池的图片产生了兴趣，就立即招来意大利耶稣会画师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1688～1766年)，询问在京传教士中有没有人精于此道，郎世宁推荐了法国传教士蒋友仁(Benoist Michael，1715～1774年)。蒋友仁向乾隆呈上了“大水法”的模型，给皇帝讲解了水利学的原理，得到肯定后便被任命建造了著名的圆明园十二生肖大水法。事实上，蒋友仁对天文地理抑或是当时叫做“博物学”的学问很精通，甚至能够独立制造、维修精密的自鸣钟和机器玩具，但作为一个工程师，他还算不上优秀，因此大水法在建造时和建造后产生了很多问题。蒋友仁在世的时候尚能维持大水法的运转，他去世后，懂得其中机械原理的技师和匠人便没有了。大水法出了故障没有人会修，加之乾隆认为“机械这种雕虫小技，不足以依靠”，宫里人便将蓄水楼的提水设备改装成辘轳提水，继而因为节省铜管和雇工及骡马的饲料钱，就改为人力提水上楼了。原来的机械系统成了一堆废铜烂铁。
自康熙禁教起，直到鸦片战争前，在华传教士只能供职于朝廷，一切传教活动都被中国政府视为非法而加以镇压。但传教是传教士们的最终使命，许多人仍不顾禁令，以身试法，以至于教案迭出，多有伤亡。从顺治年间的汤若望开始，具有丰富天文学知识的传教士们一直被任命掌控钦天监，1837年，钦天监监正毕学源(Cayetano PiresPireira，1763～1838年)因病辞职，有大臣上书“已深知西历法，不必复用西洋人”，由此结束了西方人对钦天监的主持。北京四大天主教堂中，1807年，东堂(王府井教堂)失火，请求重修未准；西堂(西直门教堂)于1811年被拆除，地产查没，四位神父被驱逐出境；北堂(西什库教堂)于1827年被充公，所有的传教士全部逃往南堂(宣武门教堂)，但南堂于1838年也被收回。鸦片战争前，绝大部分在华传教士或死，或被遣返回国。清政府的迫害政策深深打击了耶稣会士对中国的好感。耶稣会的著述大都出版于1750年前，此后直到鸦片战争前，很少再有作品在欧洲出现。
看透了大清帝国的虚弱
18世纪中期，在中国人享受着康乾盛世的繁华与腐朽的同时，西方社会悄悄开始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物质产品出现了狂飙式的增长。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自由与民主思想传遍欧洲大陆，封建势力遭到沉重打击。陷入混乱之中的欧洲天主教对外传教热逐渐降温。
1748年春天，意大利维苏威火山附近的农民在挖掘自己的葡萄园时，意外发现了埋葬于火山瓦砾之下的庞贝古城遗址。古城所保存的近1700年前西方文明的繁荣景象震惊了世界，也重新点燃了欧洲人对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兴趣。对于处于物质上升阶段的西方人来说，这一发现强化了他们对自身文明存在的优越感，对中国文化和孔子的热情开始让位于对自己先哲的崇拜。1822年，歌德在他的《格言与反省》中写到：“罗马及希腊文学的研究也许将永远为我们高级教育的基础。……至于中国、印度与埃及的古学，不过是新奇的事物而已；如果我们自己或世界能熟悉它们，自然也不错，但对于我们道德及美学上的教育贡献不大。”歌德代表了当时欧洲的一种普遍观念：东西两个世界根本不同，中国是一个已经完整的世界，而西方则正在发展变化中。中国人“并非一种已死而无形的集体，而是代表了一种不能更加发展，属于凝固的形式”。
由于耶稣会在欧洲参与了太多的宫廷政变，遭人诟病，新兴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也对其予以强烈批判，1773年，教皇下令将其解散。消息传到北京后，教士们颇为愤慨，刘松龄(AugustinF.Hallerstein，1703～1774年)、蒋友仁因此气愤而死。
1783年，法国遣使会接受委托，来华解散耶稣会在华机构，在华的原耶稣会士只剩下10人，其中包括著名汉学家钱德明神父。钱德明是最后一位在华耶稣会汉学家，他于1750年来到中国，
通晓溲、法、满、蒙等多种文字，著述颇丰。对处于工业革命中的欧洲来说，一个已不再陌生的中国使其产生兴趣的只能是资源，钱德明也受到这点影响。在他的代表作、15卷本的《有关中国历史、科技，风俗习惯等的记录》一书中，对中国的矿产、硼砂、褐煤、水银、羊毛、牛马等自然资源有着详尽的描述。欧洲的迅猛发展与中华帝国的停滞给钱德明造成强烈的冲击，他不再一味赞美中国，而是表达了某种隐忧：鞑靼皇朝(清朝)的政治目的仅仅是要人民安分守己，它极不重视和外国通商。只有那些被认为俯首归顺的外国使团才被中国接受。外国使团一旦被接受，使团的外交官员都由中国政府配备车夫、翻译和仆人。这些服务人员受某部尚书领导，并必须向他汇报情况。外国大使讲什么话没有不被汇报上去的，他们一步也不能离开指定的馆舍，他们只能接见属于礼仪性拜访的客人，外出拜访也只能是礼仪性的。他们也只能出席皇帝赏赐的宴会和演出。
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使团成员包括了军事、测量、绘图、航海等各方面的人员，即使出访不成功，也能使大英帝国了解一下未来的“资源库”。使团路过镇江的时候，发现清军拿弓箭、刀盾、长矛以及几支已经落伍的火枪在操练，由此对清兵有了初步评价——摆设。西方的成长让钱德明看到了再次在中国传教的希望，病榻之上他仍致信给马戛尔尼：“中国在接待派来的使团时，只把它们看作是一种归顺和尊敬的表示。……不该为遭到拒绝而气馁。在中国人的国民意识中，只要是有点新意的东西他们就一概抵制，但可以反复提出同一要求，这并不会触怒他们的。”马戛尔尼对此的评价是：“钱德明神父懂得，如果欧洲与中国没有更好的关系，福音的传播就不可能有较大的进展。他很明白，如果中国向我们开放贸易，将大大有助于他的任务。”
钱德明去世后，耶稣会在中国的影响力基本消失。19世纪初，欧美新教传教士陆续抵达中国，开始了具有侵略意义的传教过程。德国新教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年)于1830年来华，他在广州创办《中国丛报》，介绍中国语言、文化、历史、艺术、典制、风俗、宗教及迷信。1836年，他在《中国丛报》刊载了一篇《与中国订约——个巨大的迫切要求》的文章。该文在追述了中外关系历史之后写道：最近在沿海的侦察证明，天朝的联合舰队无法驱赶一艘只配备数名欧籍武装人员的商船。我们已经见识过一些他们自吹自擂的英雄们，可以断言，英国兵只要一个团就可以击退他们几个省的军队。中国，虽然是一个辽阔的国家，有三亿六千万众多的人口，却是一个极端孱弱的国家。……倘若我们希望同中国缔结一项条约，就必须在刺刀尖下命令它这样做，用大炮的口来增强辩论。……1840年初，裨治文代表英国方面同中国进行谈判，他这样记录同林则徐的交往：“每次争论都常常给我们反复的回答‘打仗不怕!打仗不怕!’当我们亲眼看到他们显然准备孤注一掷于‘战争的运气’，令我们很是痛心。”
19世纪上半期，在西方人的印象中，中国由耶稣会传教士们赞美的“人间天堂”变成了一艘“腐朽不堪的大船”。然而，从16世纪末到18世纪宋的200多年间，从利玛窦到钱德明，耶稣会士们秉承着对上帝的信仰，历尽艰碓，在东西交流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一段佳话。
中国第一位洋使者——白晋
17世纪后期，康熙皇帝对天主教的宽容政策使教会力量空前壮大。身为钦天监监正的南怀仁希望趁热打铁，于1678年给欧洲的耶稣会总部寄了一封信，呼吁派更多的传教士来中国。
17世纪，欧洲各国相继建立国家级科学研究机构，1660年，英国成立皇家学会，1666年，法国建立皇家科学院。法国科学院第一任院长就是路易十四的宠臣、大名鼎鼎的柯尔贝尔，这位重商主义的坚定执行者对发展科学和了解东方文化具有浓厚兴趣。与此同时，法国天文台台长卡西尼在路易十四授意下，主持了工程巨大的“欧洲测量计划”，画出一版相当精确的欧洲地图。但卡西尼仍不满足，他建议路易十四派人到世界各地去实地测量，精确绘制世界地图，南怀仁的信恰好迎合了他的想法。好大喜功的太阳王路易十四急于拓展法国的对外影响，增进远东贸易，于是不久，一个赴中国耶稣会士的六人名单产生了，白晋名列其中。
白晋1656年生于法国勒芒，年轻时在耶稣会学校接受全面教育。在派驻中国前，他和同行的教友被路易十四授予“国王数学家”称号。1688年，白晋一行人到达北京时，南怀仁刚刚去世，康熙急需补充钦天监人才，便将白晋与张诚(Jean Franois Gerbillon，1654～1707年)二人留在了北京。
自利玛窦开始，耶稣会士们就意识到：要想让中国的学者和官员们皈依天主教，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证明天主教教义和儒家经典并不矛盾。白晋在这一点上更为激进，他认为中国古代经典不仅与天主教教义完全吻合，而且简直就是教义的最古老的文字记载。他对《诗经》、《礼记》、《史记》等著作都做了牵强附会的解释，认为姜螈就是圣母玛利亚，后稷就是耶稣，帝喾就是上帝。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从汉字“船”中推导出，中国人早就知道诺亚方舟的故事，因为“船”由舟、八、口组成，其含义为“八人乘舟而行”，便是诺亚方舟最为简略的表述。
能留在皇帝身边的传教士，大都擅长科学，这是和帝国的需要分不开的，而白晋是惟一被康熙皇帝评价为“稍知中国书义”的“文理全才”。正因如此，1693年，当康熙皇帝决定派使臣回欧洲招募更多传教士服务于朝廷时，这一使命便顺理成章地落在了白晋身上。遗憾的是，当白晋经过四年的漫长旅途到达法国时，因为缺少一封康熙皇帝签署的正式外交信件，而不能以中国钦差大臣的身份觐见路易十四，只被当作了一名普通的归国传教士。
尽管如此，白晋的出现，在法国还是引起了巨大轰动。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人前往他的住所，向其咨询有关中国的问题。为了获得路易十四的支持，以顺利完成康熙皇帝的使命，白晋写了一份报告，详细介绍了康熙本人和有关中国社会生活的种种细节。他以赞美的语言描述了中国的历史、地理和风俗人情，将康熙皇帝比喻成可以和路易十四相媲美的另一个“太阳王”。此报告后来以《中国皇帝的历史画像》为名公开出版，中文书名是《康熙皇帝》。当时正值欧洲“中国热”走向鼎盛时期，白晋的著作把法国人对中国由来已久的好奇推向了仰慕和向往的高度。
在中学西传的过程中，白晋最大的贡献在于他继卫匡国之后将《易经》介绍给了西方人。1693年，他在巴黎以“易经”为题作了一次演讲。在演讲中自晋表示，虽然大多数耶稣会士将《易经》斥为迷信，但他却认为：中国哲学是合理的，至少同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同样完美，《易经》及中国古史以“先知预言”的方式表达了基督教教义。此外，白晋长期与德国科学家莱布尼茨保持通信，当莱布尼茨将他的“二进制”构想告诉白晋时，白晋认为他所依据的正是中国《易经》中的“阴阳八卦”原理，两人的讨论最终促成了这一科学发现的理论化。
白晋的出使取得了成功，17世纪东西方世界两位最具影响力的统治者就这样被联系在了一起，而这两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碰撞出的火花也非同凡响，那就是著名的《皇舆全览图》。
康熙在平定三藩之乱时，作战地图多模糊不清，带来许多不便。耶稣会士张诚在参加《尼布楚条约》谈判时，认为中国对东北地区地理状况不清，给国防和外交造成困难，遂建议康熙组织一次全国性的测量。虽然路易十四和康熙出于不同的目的，但了解中国的疆域全貌成为两位皇帝共同的渴望，于是历史出现了令人兴奋的一幕：路易十四的传教士们和康熙皇帝的官员们为绘制中国地图进行了十余年精诚合作。如此浩大的工程在东西方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从1708年到1718年，白晋、冯秉正(Joseph-Francois-Marie-Anne deMoyriac de Mailla，1669～1748年)、雷孝思(Jean-Baptiste Regis，1663～1738年)等数十名传教士带领满汉官员分赴中国各地进行测绘，白晋作为这项工程的主要参与者先后负责测绘了北京周边、长城及附近河道的位置。1717年，康熙命白晋等人负责汇总，最终集成包括中原各省、满洲、西藏及朝鲜的全国总图，于第二年制成《皇舆全览图》和各省分图稿共32幅，并刻印成册。
随白晋来华的耶稣会士雷孝思在完成康熙皇帝的使命后，将此图送回法国，辗转交到路易十四手中。法国王室地理学家根据此图做成《中国新图》，在欧洲出版。至此，欧洲人对中国地理概貌有了比较正确、完整的了解。然而，这张地图在中西两地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1840年，当英国人拿着《中国新图》顺利打开清帝国的大门时，《皇舆全览图》却被深锁于宫廷之中，无人问津。
康熙禁教后的耶稣会士们
自卫匡国于1654年就中国礼仪问题向教皇申辩后，在一段时期内，尊重中国人礼仪传统的“利玛窦规矩”被耶稣会传教士们小心翼翼地遵守着，但反耶稣会的一方并不甘示弱。1693年，巴黎外方传教会在福建的首领颜当(Charfies Maigrot，1652～1730年)突然宣布在福建教区内禁止中国礼仪，引发辖区混乱。就在前一年，耶稣会会士李明(LoNs-Daniel Lecomte，1655～1728年)再次去罗马申辩，并出版了一本《中华现势录》，盛赞中国人的道德纯美，批判欧洲人腐化堕落。此时，欧洲各天主教会与耶稣会正掀起一场论战，李明的著作被反耶稣会者当成“靶子”加以攻击。1700年，巴黎大 学的神学家们发表宣言，反对中国礼仪。在冲突愈演愈烈的情况下，罗马教廷最终站在了反耶稣会的一方，1704年，教廷圣职部举行会议，投票通过了严禁入教的中国教徒行中国礼仪的禁令，并派使者前往中国将禁令告知康熙皇帝。
1721年，罗马教廷的决定最终葬送了天主教在中国发展的前景。康熙皇帝看到禁令后勃然大怒，批示到：“览此告示，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况西洋人等，无一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告示，竞与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彼此乱言者，奠过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后来，由于宫廷中的一些耶稣会士参与皇位继承的宫廷斗争，曾拥立康熙的八皇子和九皇子为太子，遭到雍正嫉恨，雍正遂于1724年颁布谕旨：信奉天主教的中国人必须放弃信仰，否则处以极刑。这实际上宣布了在华天主教的死刑，中西交流最终因文化冲突而放慢了脚步。
乾隆初期，对天主教的禁令有所缓和，但乾隆与康熙不同，他对传教士们的科学知识丝毫没有兴趣，而更喜欢他们所能提供的享受性内容。马戛尔尼访华时，钱德明(Jean-Joseph-Marie Amiot，1718～1793年)神父告诉他，那些精明的耶稣会士早就把乾隆惯坏了：皇帝已有了一只“豪华”表，奇特的转动喷泉钟，一只能走路的机械狮子，人形自动木偶等。神父们就怕皇帝对他们说：“好，既然你们能制造一个会走路的人，那么现在你们让他说话吧!”一天，乾隆对路易十四所赠送的《法国最漂亮的建筑景观》一书中凡尔赛宫喷水池的图片产生了兴趣，就立即招来意大利耶稣会画师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1688～1766年)，询问在京传教士中有没有人精于此道，郎世宁推荐了法国传教士蒋友仁(Benoist Michael，1715～1774年)。蒋友仁向乾隆呈上了“大水法”的模型，给皇帝讲解了水利学的原理，得到肯定后便被任命建造了著名的圆明园十二生肖大水法。事实上，蒋友仁对天文地理抑或是当时叫做“博物学”的学问很精通，甚至能够独立制造、维修精密的自鸣钟和机器玩具，但作为一个工程师，他还算不上优秀，因此大水法在建造时和建造后产生了很多问题。蒋友仁在世的时候尚能维持大水法的运转，他去世后，懂得其中机械原理的技师和匠人便没有了。大水法出了故障没有人会修，加之乾隆认为“机械这种雕虫小技，不足以依靠”，宫里人便将蓄水楼的提水设备改装成辘轳提水，继而因为节省铜管和雇工及骡马的饲料钱，就改为人力提水上楼了。原来的机械系统成了一堆废铜烂铁。
自康熙禁教起，直到鸦片战争前，在华传教士只能供职于朝廷，一切传教活动都被中国政府视为非法而加以镇压。但传教是传教士们的最终使命，许多人仍不顾禁令，以身试法，以至于教案迭出，多有伤亡。从顺治年间的汤若望开始，具有丰富天文学知识的传教士们一直被任命掌控钦天监，1837年，钦天监监正毕学源(Cayetano PiresPireira，1763～1838年)因病辞职，有大臣上书“已深知西历法，不必复用西洋人”，由此结束了西方人对钦天监的主持。北京四大天主教堂中，1807年，东堂(王府井教堂)失火，请求重修未准；西堂(西直门教堂)于1811年被拆除，地产查没，四位神父被驱逐出境；北堂(西什库教堂)于1827年被充公，所有的传教士全部逃往南堂(宣武门教堂)，但南堂于1838年也被收回。鸦片战争前，绝大部分在华传教士或死，或被遣返回国。清政府的迫害政策深深打击了耶稣会士对中国的好感。耶稣会的著述大都出版于1750年前，此后直到鸦片战争前，很少再有作品在欧洲出现。
看透了大清帝国的虚弱
18世纪中期，在中国人享受着康乾盛世的繁华与腐朽的同时，西方社会悄悄开始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物质产品出现了狂飙式的增长。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自由与民主思想传遍欧洲大陆，封建势力遭到沉重打击。陷入混乱之中的欧洲天主教对外传教热逐渐降温。
1748年春天，意大利维苏威火山附近的农民在挖掘自己的葡萄园时，意外发现了埋葬于火山瓦砾之下的庞贝古城遗址。古城所保存的近1700年前西方文明的繁荣景象震惊了世界，也重新点燃了欧洲人对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兴趣。对于处于物质上升阶段的西方人来说，这一发现强化了他们对自身文明存在的优越感，对中国文化和孔子的热情开始让位于对自己先哲的崇拜。1822年，歌德在他的《格言与反省》中写到：“罗马及希腊文学的研究也许将永远为我们高级教育的基础。……至于中国、印度与埃及的古学，不过是新奇的事物而已；如果我们自己或世界能熟悉它们，自然也不错，但对于我们道德及美学上的教育贡献不大。”歌德代表了当时欧洲的一种普遍观念：东西两个世界根本不同，中国是一个已经完整的世界，而西方则正在发展变化中。中国人“并非一种已死而无形的集体，而是代表了一种不能更加发展，属于凝固的形式”。
由于耶稣会在欧洲参与了太多的宫廷政变，遭人诟病，新兴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也对其予以强烈批判，1773年，教皇下令将其解散。消息传到北京后，教士们颇为愤慨，刘松龄(AugustinF.Hallerstein，1703～1774年)、蒋友仁因此气愤而死。
1783年，法国遣使会接受委托，来华解散耶稣会在华机构，在华的原耶稣会士只剩下10人，其中包括著名汉学家钱德明神父。钱德明是最后一位在华耶稣会汉学家，他于1750年来到中国，
通晓溲、法、满、蒙等多种文字，著述颇丰。对处于工业革命中的欧洲来说，一个已不再陌生的中国使其产生兴趣的只能是资源，钱德明也受到这点影响。在他的代表作、15卷本的《有关中国历史、科技，风俗习惯等的记录》一书中，对中国的矿产、硼砂、褐煤、水银、羊毛、牛马等自然资源有着详尽的描述。欧洲的迅猛发展与中华帝国的停滞给钱德明造成强烈的冲击，他不再一味赞美中国，而是表达了某种隐忧：鞑靼皇朝(清朝)的政治目的仅仅是要人民安分守己，它极不重视和外国通商。只有那些被认为俯首归顺的外国使团才被中国接受。外国使团一旦被接受，使团的外交官员都由中国政府配备车夫、翻译和仆人。这些服务人员受某部尚书领导，并必须向他汇报情况。外国大使讲什么话没有不被汇报上去的，他们一步也不能离开指定的馆舍，他们只能接见属于礼仪性拜访的客人，外出拜访也只能是礼仪性的。他们也只能出席皇帝赏赐的宴会和演出。
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使团成员包括了军事、测量、绘图、航海等各方面的人员，即使出访不成功，也能使大英帝国了解一下未来的“资源库”。使团路过镇江的时候，发现清军拿弓箭、刀盾、长矛以及几支已经落伍的火枪在操练，由此对清兵有了初步评价——摆设。西方的成长让钱德明看到了再次在中国传教的希望，病榻之上他仍致信给马戛尔尼：“中国在接待派来的使团时，只把它们看作是一种归顺和尊敬的表示。……不该为遭到拒绝而气馁。在中国人的国民意识中，只要是有点新意的东西他们就一概抵制，但可以反复提出同一要求，这并不会触怒他们的。”马戛尔尼对此的评价是：“钱德明神父懂得，如果欧洲与中国没有更好的关系，福音的传播就不可能有较大的进展。他很明白，如果中国向我们开放贸易，将大大有助于他的任务。”
钱德明去世后，耶稣会在中国的影响力基本消失。19世纪初，欧美新教传教士陆续抵达中国，开始了具有侵略意义的传教过程。德国新教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年)于1830年来华，他在广州创办《中国丛报》，介绍中国语言、文化、历史、艺术、典制、风俗、宗教及迷信。1836年，他在《中国丛报》刊载了一篇《与中国订约——个巨大的迫切要求》的文章。该文在追述了中外关系历史之后写道：最近在沿海的侦察证明，天朝的联合舰队无法驱赶一艘只配备数名欧籍武装人员的商船。我们已经见识过一些他们自吹自擂的英雄们，可以断言，英国兵只要一个团就可以击退他们几个省的军队。中国，虽然是一个辽阔的国家，有三亿六千万众多的人口，却是一个极端孱弱的国家。……倘若我们希望同中国缔结一项条约，就必须在刺刀尖下命令它这样做，用大炮的口来增强辩论。……1840年初，裨治文代表英国方面同中国进行谈判，他这样记录同林则徐的交往：“每次争论都常常给我们反复的回答‘打仗不怕!打仗不怕!’当我们亲眼看到他们显然准备孤注一掷于‘战争的运气’，令我们很是痛心。”
19世纪上半期，在西方人的印象中，中国由耶稣会传教士们赞美的“人间天堂”变成了一艘“腐朽不堪的大船”。然而，从16世纪末到18世纪宋的200多年间，从利玛窦到钱德明，耶稣会士们秉承着对上帝的信仰，历尽艰碓，在东西交流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