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会”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有记者问李克强总理为何那么看重全民阅读，并且连续两年写进政府工作报告。这个提问本身引来了一些疑问，比如有人认为，在时间如此宝贵的场合下，提出这个问题不合适。
　　这是一个颇有趣的现象。质疑者或许认为，在记者见面会上，媒体应该围绕国家大事或者针对一些迫在眉睫的问题发问。但我就不懂了，难道全民阅读的事情算不上国家大事，或者不够迫切吗？这几年来的权威调查显示，我国成年国民年人均阅读图书仅4本出头，电子图书阅读量也就2本出头。这是一个低得让人难以启齿的数据。这还不说，多数人读了哪些书也是个问题。
　　至于阅读的重要性，总理在回答中已经说得够清楚了。他是从三个层面来阐释阅读的作用和意义的：对个人来讲，用闲暇的时间来阅读是一种享受，也是拥有一种财富，可以说终身受益；对社会来讲，全民阅读量的逐年增加，是社会进步、文明程度提高的十分重要的标志；阅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把它和工作方式相结合，不仅会增加发展的创新力量，而且会增强社会的道德力量。话说到这份上了，难道“全民阅读”还不够分量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其实，当前更要紧的不是讨论全民阅读的重要性，而是该如何倡导和推动全民阅读。对此，我认为有两个重要支点，一者涉及如何拓展阅读的广度，另一者涉及如何抵达阅读的深度。
　　该如何拓展阅读的广度呢？应该说，从小培养阅读的兴趣，是逐渐形成全民阅读习惯的根本办法。如果一个人从小就对阅读感兴趣，养成阅读习惯，那么读书就会成为他的长期爱好。而如果多数人都有阅读的爱好，自然而然也就形成了书香社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基础教育过程中，让人充分感受到阅读之美，培养人们对阅读的热爱。
　　在这方面，国内的基础教育发挥的积极作用少，反作用多。这主要是，以应试为目的的语文教育，不仅破坏了孩子对语言文字的亲近感，而且影响了学生的阅读兴趣。刻板化的语文教材选文，让人无从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填鸭式的知识灌输，肢解了文字的感性力量。陈腔滥调的作文训练，让学生丧失了发乎内心的表达欲。这一切，无一不在逐渐腐蚀学生对知识的感知和对阅读的兴趣。
　　因此，形成全民阅读氛围，有赖于加快基础教育改革。让孩子们在基础教育阶段，亲近母语，热爱阅读，养成课外阅读的良好习惯。一门好的语文课，不是让学生记住一篇课文的中心思想，而是让人从中感受到语言文字的魅力，体会到阅读的美好。如此，才能逐渐形成全民阅读的氛围，并且长期保持下去。
　　又该如何抵达阅读的深度呢？1979年《读书》杂志创刊号上有一篇文章《读书无禁区》，很好地阐述了这一问题。阅读的深度，决定了思想的高度。只有读书无禁区，思想才能无所拘束，也才能如总理所言，通过阅读增强社会的创新力量和道德力量。
　　目前，国内出版市场上图书种类繁多，令人眼花缭乱。据相关统计，国内每年出版图书已超过40万种。而根据摸底调查，国内古籍的总量约有20万种。也就是说，现在国内一年出版的图书数量相当于历史上留下来的图书总量的2倍。
　　问题是，出版数量上去了，但人们的阅读量并没有上去，阅读的质量也并未提高多少。许多读者对当下图书的质量并不满意。一方面，如今粗制滥造、劣质翻译的图书不少；另一方面，许多好书在出版前就被删得七零八落，不仅有损于图书的完整性，而且影响了思想的表达和知识的传播。比如多年前名噪一时的三联版《宽容》《情爱论》《第三次浪潮》等书，无一不是删节本。又如，同样是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国内岳麓出版社出版的只有一卷，而海外出版的则是五卷本。至于删节原因，有的是出于作者、译者或编者的无知，有的则是基于各种现实考虑。但其后果都是一样的，就是伤害了读者的阅读权利，阻碍了阅读对一个社会发展所能发挥的巨大力量。
　　可见，倡导和推动全民阅读，不仅要加快基础教育改革，从小培养人们读书的兴趣，还要深化出版体制改革，拓展全民阅读的疆域，为读者提供更多更好的图书，为思想进步、创新发展提供不竭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