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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弟子规》热最近几年在全国不断蔓延,不仅很多中小学开始教授这本书,更有不少企业以这本书作为企业管理的重要参照。通观《弟子规》全文,它不仅是一本简单的启蒙读物,其字里行间更蕴含着近代以前中国社会秩序的要求与规范。方今国家大力推动社会建设,《弟子规》能够给予我们的启发应该很多。因此,为了全面理解《弟子规》对于当代社会秩序重构的作用和可资借鉴的价值,可以从这几个方面详加论述之:其一:关于社会秩序的相关概念解析。其二:当今重视《弟子规》对于社会秩序重构作用的原因分析。其三:简论从《弟子规》中导引而出的社会秩序重构规范。其四:关于《弟子规》不足处的改造方案。通过以上分析与阐明,《弟子规》文本的价值势必会得到更进一层的认识与掌握。
关键词:弟子规 当代价值 当代社会秩序重构
中国分类号:1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4)01-81-87
《弟子规》是我国清代的一部重要蒙学教材,作者李毓秀,清代山西新绛县人,他的这部著作形式类似于《老子》,以三字为一句,读之颇有韵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通过这本书可以满足儿童启蒙教育的要求,同时可以将当时社会所公认的社会行为准则灌输于儿童的脑海中。因之,透析《弟子规》,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学习和了解清代蒙学发展的趋势,更可以使后人熟知前近代时期传统中国社会秩序运作的范式,进而古为今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使之服务于当今所谓社会建设的需要。
1.社会秩序的相关概念解析
所谓社会秩序,质言之,即社会运行的模式。从社会学诞生之日起,不同的社会学家或流派对于这个概念都予以了比较个性鲜明的阐发,其中马克斯·韦伯关于这个概念的论述较有代表性,他认为:“在社会行动的范畴中,某些实际上的规律性可被观察到,那就是:同一个行动者或许多人的行动过程会在一种典型地相似的主观意义引导之下重复地发生。”由此不难发现,社会秩序本质上就是众人在日常生活中、生产中形成的某些习以为常的行为范式或原则,如果某个人突破了这些约定俗称的规则,其后果必然是招致生活在同一社会群体中的他人的反对。所以,社会秩序的特征具有一定稳定性;同时,社会秩序具有一种保守性和排他性。
但是,我们并不能武断的认为社会秩序根本无法变更,从中外历史发展的一般脉络中不难发现,世界上无亘古不变的社会秩序,无论是社会改革或者是社会革命,两者本身就是对社会秩序发出的变更信号,所以社会秩序的重构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如同水之就下也。
经济的发达,生产力的进步,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似乎可以很好的解释社会秩序重构的根本动力。恰如《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言:“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
社会秩序是否需要重构其决定性的因素是社会成员的大多数。卢梭在《社会契约论》卷首迎面告诉我们:“人是生来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那些自以为是别人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别人更是奴隶。”是故,追求人人自由与平等在卢梭的视域中是一种人类的本性,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每当一个社会秩序濒临解体的关头,发挥推倒作用的始终是社会成员的大多数。
社会秩序的重构必须具备的第三个条件是——机遇。革命虽然是历史发展的火车头,但是革命的爆发,维新运动的兴起,终究需要某个时机,检视中国历史,辛亥革命的爆发其时机是清王朝的统治面临全面倾覆,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的产生,其时机是既有的统治经济模式已经难以支撑国家发展的需要,由此笔者认为社会秩序重构的发生对于时机的把握极端重要。
2.重视《弟子规》对于社会秩序重构作用的原因分析
社会秩序的概念已经明确,社会秩序发生变革的动因已经非常明显,由此,我们不禁发问:《弟子规》是否为我们提供了当今中国社会秩序重构所必须的要素呢?
从微观的角度言之,《弟子规》强调社会秩序的重构应当从单个的社会成员的道德品质处着手,其次则延伸至家庭,再次则延伸至整个社会秩序的重构。
从另一个侧面考察《弟子规》与社会秩序重构的关系,不难发现,《弟子规》虽是儿童启蒙之物,但其蕴含的传统社会生活美德,着实值得今天继承和发扬之,以便减轻社会秩序重构过程中的阵痛。
当然,《弟子规》突出了传统的富含人道主义的社会秩序规则,吸收这些精华,有助于避免现代社会因拜物教崇拜引发的极度实利主义、功利主义、唯生产力发展论等错误的社会建设思潮的干扰。
同时,透析这本书,我们应该领会到,先贤们智慧之伟大,如果我们能够在当今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民权意识日渐膨胀的大背景下,适当的借鉴古人处理社会关系的方法和原则,其对于方今构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言,将有着多么大的启发。
3.从《弟子规》中导引而出的社会秩序重构规范
马克思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而言是一把钥匙。”这句话可以理解为表面上毫不相关的事物之间,极有可能存在某种尚未被我们洞悉的联系,质言之,不剖析《弟子规》中的传统中国社会的某些特性,不对这些特性予以理性的研究,我们就无法从中汲取可为当今社会秩序重构过程中的有益成分。这些有益的成分分别是:
3.1 “孝”与“悌”的启发
孝道是中国传统社会之第一大善,俗语日:百善孝为先,《弟子规》把孝道列于首位,暗含之意味是社会秩序之稳定是构筑于一级对于又一级的服从基础之上,而这种“服从”的精神恰是社会运转的重要保障。自家庭言之,子女孝敬自己的父母,即所谓孝道,其本质体现的就是服从,家庭之服从关系的确立实则是中国传统和现代家庭和睦的重要保障,推而广之,这一张以孝道为原则而构成的家庭权力网出奇的类似于一张按照科层制组织而成的社会功能体,每个社会组织都是以服从和被服从的要求构筑起不同的单位、部门,这些机体叠加在一起能够保持其内部的正常运转和彼此间的相互配合的关键正是服从,同时,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当代社会有机体的正常运转所凭借的是强大的暴力机构、官僚机构、威权势力为支撑,血缘关系和孝道则扮演着着辅助性的角色。 因之,当今我们可以断言强调孝道和悌道的目的之一方面是为了培育家族成员服从尊长的心理,维护家族内部的秩序,从另一方面考察之,灌输孝道和悌道的目的更在于推及这种服从的心态于自己的单位、组织、上级,对待他们的工作要求务必本着“服从”的心理,如此社会的秩序才能步人正轨。所以孔子日:“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
3.2 “谨”与“信”的教诲
所谓“谨”者,按照古代汉语翻译成现代汉语的一般原则当理解为“谨慎”之意,以此类推可知,所谓“信”,理当解释为“诚信”。谨慎与诚信是“圣人训”的第二条要义,这是什么用意呢?
《弟子规》中,“谨慎”一词的含义对于方今的社会秩序建设的启发可以归结为:其一,社会生活中务必要谨慎于细节:“冠必正,纽必结,袜与履,俱紧切。”人们常说:细节决定成败,社会秩序的构建,社会和谐的构造在很多情况下,都能从细枝末节中窥出,墨子说:“昔者楚灵王好士细腰,故灵王之臣皆以一饭为节,胁息然后带,扶墙然后起。”一个社会秩序的细微之处,两个社会秩序的细微之处出现扭曲,对于社会秩序的运转并无大碍,但无数个社会秩序的扭曲堆积到一处,如是楚王爱细腰,而国人多饿死的惨状就不可避免。所以《弟子规》将“谨慎”落脚在留意于细节。
其次,良好社会秩序的确立要求社会成员务须谨慎彼此间的交往,其核心之要义即有所为而有所不为,例如交友当交益友,勿交损友,待人接物,更当小心翼翼,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完成个人的社会分工,安守本分,不要越俎代庖,而要持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
再次,每个社会成员都要拥有一种自我反省的精神,是非之心,廉耻之心,恻隐之心是儒教思想中对于人之为人的定位,并将这三种“心”作为先知先觉赋予人类的三种济世情怀。所以,在社会生活中,为了捍卫共同的社会秩序,每个人都要谨慎的解剖自己,对照着圣贤的教诲,祛除一切利小我,损群体的利益诉求,所谓“养天地正气,法古今之完人”的道理莫过于此,推及此心用之于塑造社会秩序之平稳。“诚信”二字是国人美德之一。传统中国社会的秩序构筑在人与人之间互求诚信基础之上,诚以待人是中国人的本色,曾国藩起自湘军,所倚靠的便是“诚信”,有功则赏,有过必罚,言出即行,令行禁止,故而铸就了一番功业,由此可知,诚信之于社会秩序的建构作用的重点现之于消弭社会生活之矛盾处,人与人之间开诚布公,消弭因不信任所产生的误解和纠纷,以及由此引发的争讼,传统的中国社会才能够平稳的运作上千年。
谨与信在《弟子规》全文中处于一种并列的地位,暗示两者间存在的一种或隐或现的联系。谨慎——要求社会成员以严谨的心思,谨慎对待自己的言行,诚心诚意对待他人、群体,促使个人成为一个纯粹的人,使社会各个阶层精诚的团结在一起,进而促就国家成为一个不可战胜的国家。
3.3 “泛爱众”与“而亲仁”的暗示“泛”的意思是什么呢?即普泛或者宽泛的意思;“爱众”即仁者爱人之意,质言之,本句要求每个社会成员都要拥有仁者爱人的普世价值观。于今天而言,在这种“爱’’的哲学氛围里,民族的差别逐渐淡化,社会秩序从生硬的行为教条转而变得温文尔雅,犹如披上一层迷人的外衣,弟子规中所称颂的泛爱众,如果放在当今社会秩序重构的大背景之下,我们可以理解为在承认社会既有的不平等、不合理的秩序前提下,尽可能用“爱”的哲学消除人们对于旧有社会秩序的不满。教化社会生活中不同阶层的人们在交往过程中,轻视人与人因财产、出身不同所造成的社会身份和地位的巨大差异;另一方面,从更加抽象的角度考察社会秩序的重构,即社会成员在行为过程中要把人类所共有的“类”的共性提取出来,要求我们每个人从这种共性角度出发,爱人,爱一切人,让每个社会成员都笼罩在爱的光环下,在这个光环的指引下,社会矛盾被冰冻,普世观引导下的仁者爱人充斥了我们的头脑,这种“泛爱”的方法、方式极有利于消弭社会矛盾,在社会秩序发生重构的短时间内发挥止痛剂的作用,但我们必须要牢记——“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爱众”与“亲仁”仅仅依靠个人的自发产生的行为远远不够。《韩非子》一书中记载了一则事例,“殷之法,刑弃灰于道路者”,原因是什么呢?很简单,深恐倾倒出来的灰烬弄脏了行人的衣服,引发斗讼,从这个事例中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爱众”与“亲仁”目标的实现在必要的场合之下需要法律手段。
3.4 “有余力,则学文”的启发
此处所谓“余力”与“学文”,本质上即强调“知难行易”的观点,其要旨是人类认识世界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但是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却比较容易。它给我们的启发是每个社会成员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断提升个人之学识与道德境界,看淡物质享乐,追求精神领域的提升,不要醉心于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更不能放任心性的游弋于社会生活之中,恰如老子所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实现这种超脱或提升的方式——必须强调“学文”,古代士人通过学习古代贤圣的为人处世之道,然后在社会生活中不断磨砺和锻炼每个人的秉性和才干。今天,我们沐浴在现代文明的阳光之下,苦读圣贤书已经不再是必须,但读书和学习确实是提升社会成员精神和道德境界的有效途径,这就意味着物质文明发达同时,更应当留意于公民的精神文明建设,最近网络盛传一则信息“2012年,我国18~70周岁国民人均纸质图书的阅读量为4.39本。而韩国人均年阅读量约为11本,法国约为8.4本,日本8.4~8.5本,美国8.7。”虽然读书的数量之于精神文明的建设并无必然关联,但至少从这种对比中足见国人之于读书、学习的重视程度显然有限,同时由小知大,良好的社会秩序的养成正是在这种潜移默化的细节培养中悄然形成,渐进式的成为不可逆转的态势,新的社会秩序的产生和旧的社会秩序的消亡,依靠的正是成千上万的普通社会成员的共同力量,由此,从《弟子规》中,我们能得到的启发更在于:
首先每一个人不要做一个后知后觉的人,更不能做一个不知不觉的俗人,而要先知先觉的把握社会发展的脉络,在社会实践之中摸索出社会发展的“道”。由此《弟子规》非常强调儒家圣经的学习:“非圣书,屏勿视,蔽聪明,坏心志。”以行证知,以知促行,社会实践可以培育社会成员之社会意识的产生,再使每个社会成员自发的维护社会秩序运行的基本规则,而贯穿于其中的主线正是儒家所标榜的意识形态,于今日而言社会秩序之重构工作要紧处是尽快的形成学习型社会的良好氛围,大力普及公民对于民权意识的学习与教育,在现实中创造机遇令之有机会参与到社会秩序重构之工作中,如此一个新型的社会将逐渐映入到我们的眼帘。
关键词:弟子规 当代价值 当代社会秩序重构
中国分类号:1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4)01-81-87
《弟子规》是我国清代的一部重要蒙学教材,作者李毓秀,清代山西新绛县人,他的这部著作形式类似于《老子》,以三字为一句,读之颇有韵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通过这本书可以满足儿童启蒙教育的要求,同时可以将当时社会所公认的社会行为准则灌输于儿童的脑海中。因之,透析《弟子规》,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学习和了解清代蒙学发展的趋势,更可以使后人熟知前近代时期传统中国社会秩序运作的范式,进而古为今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使之服务于当今所谓社会建设的需要。
1.社会秩序的相关概念解析
所谓社会秩序,质言之,即社会运行的模式。从社会学诞生之日起,不同的社会学家或流派对于这个概念都予以了比较个性鲜明的阐发,其中马克斯·韦伯关于这个概念的论述较有代表性,他认为:“在社会行动的范畴中,某些实际上的规律性可被观察到,那就是:同一个行动者或许多人的行动过程会在一种典型地相似的主观意义引导之下重复地发生。”由此不难发现,社会秩序本质上就是众人在日常生活中、生产中形成的某些习以为常的行为范式或原则,如果某个人突破了这些约定俗称的规则,其后果必然是招致生活在同一社会群体中的他人的反对。所以,社会秩序的特征具有一定稳定性;同时,社会秩序具有一种保守性和排他性。
但是,我们并不能武断的认为社会秩序根本无法变更,从中外历史发展的一般脉络中不难发现,世界上无亘古不变的社会秩序,无论是社会改革或者是社会革命,两者本身就是对社会秩序发出的变更信号,所以社会秩序的重构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如同水之就下也。
经济的发达,生产力的进步,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似乎可以很好的解释社会秩序重构的根本动力。恰如《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言:“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
社会秩序是否需要重构其决定性的因素是社会成员的大多数。卢梭在《社会契约论》卷首迎面告诉我们:“人是生来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那些自以为是别人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别人更是奴隶。”是故,追求人人自由与平等在卢梭的视域中是一种人类的本性,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每当一个社会秩序濒临解体的关头,发挥推倒作用的始终是社会成员的大多数。
社会秩序的重构必须具备的第三个条件是——机遇。革命虽然是历史发展的火车头,但是革命的爆发,维新运动的兴起,终究需要某个时机,检视中国历史,辛亥革命的爆发其时机是清王朝的统治面临全面倾覆,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的产生,其时机是既有的统治经济模式已经难以支撑国家发展的需要,由此笔者认为社会秩序重构的发生对于时机的把握极端重要。
2.重视《弟子规》对于社会秩序重构作用的原因分析
社会秩序的概念已经明确,社会秩序发生变革的动因已经非常明显,由此,我们不禁发问:《弟子规》是否为我们提供了当今中国社会秩序重构所必须的要素呢?
从微观的角度言之,《弟子规》强调社会秩序的重构应当从单个的社会成员的道德品质处着手,其次则延伸至家庭,再次则延伸至整个社会秩序的重构。
从另一个侧面考察《弟子规》与社会秩序重构的关系,不难发现,《弟子规》虽是儿童启蒙之物,但其蕴含的传统社会生活美德,着实值得今天继承和发扬之,以便减轻社会秩序重构过程中的阵痛。
当然,《弟子规》突出了传统的富含人道主义的社会秩序规则,吸收这些精华,有助于避免现代社会因拜物教崇拜引发的极度实利主义、功利主义、唯生产力发展论等错误的社会建设思潮的干扰。
同时,透析这本书,我们应该领会到,先贤们智慧之伟大,如果我们能够在当今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民权意识日渐膨胀的大背景下,适当的借鉴古人处理社会关系的方法和原则,其对于方今构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言,将有着多么大的启发。
3.从《弟子规》中导引而出的社会秩序重构规范
马克思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而言是一把钥匙。”这句话可以理解为表面上毫不相关的事物之间,极有可能存在某种尚未被我们洞悉的联系,质言之,不剖析《弟子规》中的传统中国社会的某些特性,不对这些特性予以理性的研究,我们就无法从中汲取可为当今社会秩序重构过程中的有益成分。这些有益的成分分别是:
3.1 “孝”与“悌”的启发
孝道是中国传统社会之第一大善,俗语日:百善孝为先,《弟子规》把孝道列于首位,暗含之意味是社会秩序之稳定是构筑于一级对于又一级的服从基础之上,而这种“服从”的精神恰是社会运转的重要保障。自家庭言之,子女孝敬自己的父母,即所谓孝道,其本质体现的就是服从,家庭之服从关系的确立实则是中国传统和现代家庭和睦的重要保障,推而广之,这一张以孝道为原则而构成的家庭权力网出奇的类似于一张按照科层制组织而成的社会功能体,每个社会组织都是以服从和被服从的要求构筑起不同的单位、部门,这些机体叠加在一起能够保持其内部的正常运转和彼此间的相互配合的关键正是服从,同时,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当代社会有机体的正常运转所凭借的是强大的暴力机构、官僚机构、威权势力为支撑,血缘关系和孝道则扮演着着辅助性的角色。 因之,当今我们可以断言强调孝道和悌道的目的之一方面是为了培育家族成员服从尊长的心理,维护家族内部的秩序,从另一方面考察之,灌输孝道和悌道的目的更在于推及这种服从的心态于自己的单位、组织、上级,对待他们的工作要求务必本着“服从”的心理,如此社会的秩序才能步人正轨。所以孔子日:“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
3.2 “谨”与“信”的教诲
所谓“谨”者,按照古代汉语翻译成现代汉语的一般原则当理解为“谨慎”之意,以此类推可知,所谓“信”,理当解释为“诚信”。谨慎与诚信是“圣人训”的第二条要义,这是什么用意呢?
《弟子规》中,“谨慎”一词的含义对于方今的社会秩序建设的启发可以归结为:其一,社会生活中务必要谨慎于细节:“冠必正,纽必结,袜与履,俱紧切。”人们常说:细节决定成败,社会秩序的构建,社会和谐的构造在很多情况下,都能从细枝末节中窥出,墨子说:“昔者楚灵王好士细腰,故灵王之臣皆以一饭为节,胁息然后带,扶墙然后起。”一个社会秩序的细微之处,两个社会秩序的细微之处出现扭曲,对于社会秩序的运转并无大碍,但无数个社会秩序的扭曲堆积到一处,如是楚王爱细腰,而国人多饿死的惨状就不可避免。所以《弟子规》将“谨慎”落脚在留意于细节。
其次,良好社会秩序的确立要求社会成员务须谨慎彼此间的交往,其核心之要义即有所为而有所不为,例如交友当交益友,勿交损友,待人接物,更当小心翼翼,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完成个人的社会分工,安守本分,不要越俎代庖,而要持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
再次,每个社会成员都要拥有一种自我反省的精神,是非之心,廉耻之心,恻隐之心是儒教思想中对于人之为人的定位,并将这三种“心”作为先知先觉赋予人类的三种济世情怀。所以,在社会生活中,为了捍卫共同的社会秩序,每个人都要谨慎的解剖自己,对照着圣贤的教诲,祛除一切利小我,损群体的利益诉求,所谓“养天地正气,法古今之完人”的道理莫过于此,推及此心用之于塑造社会秩序之平稳。“诚信”二字是国人美德之一。传统中国社会的秩序构筑在人与人之间互求诚信基础之上,诚以待人是中国人的本色,曾国藩起自湘军,所倚靠的便是“诚信”,有功则赏,有过必罚,言出即行,令行禁止,故而铸就了一番功业,由此可知,诚信之于社会秩序的建构作用的重点现之于消弭社会生活之矛盾处,人与人之间开诚布公,消弭因不信任所产生的误解和纠纷,以及由此引发的争讼,传统的中国社会才能够平稳的运作上千年。
谨与信在《弟子规》全文中处于一种并列的地位,暗示两者间存在的一种或隐或现的联系。谨慎——要求社会成员以严谨的心思,谨慎对待自己的言行,诚心诚意对待他人、群体,促使个人成为一个纯粹的人,使社会各个阶层精诚的团结在一起,进而促就国家成为一个不可战胜的国家。
3.3 “泛爱众”与“而亲仁”的暗示“泛”的意思是什么呢?即普泛或者宽泛的意思;“爱众”即仁者爱人之意,质言之,本句要求每个社会成员都要拥有仁者爱人的普世价值观。于今天而言,在这种“爱’’的哲学氛围里,民族的差别逐渐淡化,社会秩序从生硬的行为教条转而变得温文尔雅,犹如披上一层迷人的外衣,弟子规中所称颂的泛爱众,如果放在当今社会秩序重构的大背景之下,我们可以理解为在承认社会既有的不平等、不合理的秩序前提下,尽可能用“爱”的哲学消除人们对于旧有社会秩序的不满。教化社会生活中不同阶层的人们在交往过程中,轻视人与人因财产、出身不同所造成的社会身份和地位的巨大差异;另一方面,从更加抽象的角度考察社会秩序的重构,即社会成员在行为过程中要把人类所共有的“类”的共性提取出来,要求我们每个人从这种共性角度出发,爱人,爱一切人,让每个社会成员都笼罩在爱的光环下,在这个光环的指引下,社会矛盾被冰冻,普世观引导下的仁者爱人充斥了我们的头脑,这种“泛爱”的方法、方式极有利于消弭社会矛盾,在社会秩序发生重构的短时间内发挥止痛剂的作用,但我们必须要牢记——“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爱众”与“亲仁”仅仅依靠个人的自发产生的行为远远不够。《韩非子》一书中记载了一则事例,“殷之法,刑弃灰于道路者”,原因是什么呢?很简单,深恐倾倒出来的灰烬弄脏了行人的衣服,引发斗讼,从这个事例中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爱众”与“亲仁”目标的实现在必要的场合之下需要法律手段。
3.4 “有余力,则学文”的启发
此处所谓“余力”与“学文”,本质上即强调“知难行易”的观点,其要旨是人类认识世界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但是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却比较容易。它给我们的启发是每个社会成员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断提升个人之学识与道德境界,看淡物质享乐,追求精神领域的提升,不要醉心于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更不能放任心性的游弋于社会生活之中,恰如老子所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实现这种超脱或提升的方式——必须强调“学文”,古代士人通过学习古代贤圣的为人处世之道,然后在社会生活中不断磨砺和锻炼每个人的秉性和才干。今天,我们沐浴在现代文明的阳光之下,苦读圣贤书已经不再是必须,但读书和学习确实是提升社会成员精神和道德境界的有效途径,这就意味着物质文明发达同时,更应当留意于公民的精神文明建设,最近网络盛传一则信息“2012年,我国18~70周岁国民人均纸质图书的阅读量为4.39本。而韩国人均年阅读量约为11本,法国约为8.4本,日本8.4~8.5本,美国8.7。”虽然读书的数量之于精神文明的建设并无必然关联,但至少从这种对比中足见国人之于读书、学习的重视程度显然有限,同时由小知大,良好的社会秩序的养成正是在这种潜移默化的细节培养中悄然形成,渐进式的成为不可逆转的态势,新的社会秩序的产生和旧的社会秩序的消亡,依靠的正是成千上万的普通社会成员的共同力量,由此,从《弟子规》中,我们能得到的启发更在于:
首先每一个人不要做一个后知后觉的人,更不能做一个不知不觉的俗人,而要先知先觉的把握社会发展的脉络,在社会实践之中摸索出社会发展的“道”。由此《弟子规》非常强调儒家圣经的学习:“非圣书,屏勿视,蔽聪明,坏心志。”以行证知,以知促行,社会实践可以培育社会成员之社会意识的产生,再使每个社会成员自发的维护社会秩序运行的基本规则,而贯穿于其中的主线正是儒家所标榜的意识形态,于今日而言社会秩序之重构工作要紧处是尽快的形成学习型社会的良好氛围,大力普及公民对于民权意识的学习与教育,在现实中创造机遇令之有机会参与到社会秩序重构之工作中,如此一个新型的社会将逐渐映入到我们的眼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