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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读点鲁迅”
毛泽东读鲁迅作品，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开始的。他那时是《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鲁迅最初的一些白话小说和杂文，便发表在《新青年》上。1918年8月到1919年3月，第一次到北京时，因为对周作人撰文介绍的日本“新村运动”感兴趣，毛泽东还专门跑到八道湾鲁迅和周作人同住的院子里拜访，可惜那天鲁迅不在家，只见到了周作人。晚年谈到此事，还遗憾地说：“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我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就是没有见过鲁迅。”
第一版《鲁迅全集》于1938年8月出版，共20卷。出版社特印200套编号发行并注明是非卖品的“纪念本”，赠给延安两套，毛泽东得到其中的第58号。收到《鲁迅全集》后，毛泽东读鲁迅著作，便成为常态了。新华社曾发表过一张毛泽东在延安枣园窑洞里工作的照片，办公桌上便放着三卷《鲁迅全集》。1942年7月25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最近经验，少而精的东西还能看而且有益，多了无法看。有富裕的排印时间，可印《鲁迅全集》《海上述林》。”
这套《鲁迅全集》，被毛泽东完整无缺地从延安带过黄河，带到了西柏坡、香山，进了中南海。1949年底访问苏联，他带去不少鲁迅作品，阅读时连饭都顾不上吃，工作人员多次催促，他回答说：“我在延安，夜晚读鲁迅的书，常常忘记了睡觉。”一直到晚年，他依然心系鲁迅作品。1971年11月20日他同武汉军区和湖北省党政负责人谈话时强调：“鲁迅的书不大好懂，要读四五次，今年读一遍，明年读一遍，读几年懂得了……我们党内不提倡读鲁迅的书不好。”1975年底又讲：“我建议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
“读点鲁迅”，是毛泽东晚年以人名代著作，提倡阅读的唯一中国人，从句式到用意，几乎和“读点马列”这样的说法差不多。
（摘自《毛泽东阅读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
陈云协调边币战胜法币
1944年，毛泽东决定让早在苏区时期管理过财经工作的陈云担任西北财经办副主任。陈云在西北财经办事处主持工作不过一年多时间，就解决了贸易入超、通货膨胀、金融波动、物资短缺、财政赤字等几大难题。
那时边币和法币之间的斗争非常尖锐，也非常复杂。法币在国民党统治区流通，边币在陕甘宁边区流通。当时边区的日常生活用品、医疗用品、办公用品等都十分缺乏，需要边区人民拿成盐、土特产等去调换法币，再去购买边区人民需要的日常生活和医疗用品等。有同志提出，边区可否停止使用法币，把法币挤出去。陈云认为不能挤，把法币挤出去后边区人民生活将更加困难。也有同志提出，让边币在边区逐渐占优势，让法币慢慢贬值。陈云很重视这个意见，他提出边区要掌握一定数量的法币，这代表一种实力，没有金融实力是斗不过人家的。如果我们不掌握一定数量的法币，那也无法和国民党斗，无法把边区人民需要的东西引进来。
当时，边币和法币的比值，在1941年是1∶1，到1942年是2∶9，后来慢慢变成13∶1，即13块边币才换一块法币。陈云在实践中坚决贯彻了让法币慢慢贬值的决策，他说过一句很重要的话：“边币和法币的币值，不在乎边币一年换多少法币，主要是让比值能够平衡。”以后边区响应毛泽东号召，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开荒南泥湾，粮食和棉布等逐步实现了自给自足。最后，稳定了边币的发行，边区的财政、经济状况也逐步好转。
（摘自《走近陈云——口述历史馆藏资料辑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六星将军”洪学智
洪学智，192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商（城）南起义。经历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身经百战，战功卓著。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59年受彭德怀错案株连被撤职。1977年后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80年起任总后勤部部长（1985年兼任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委员，参与领导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1988年军衔制恢复后，再次被授予上将军衔。他是人民解放军中唯一被两次授予上将军衔的“六星将军”。
龚育之读毛选、编毛著
龚育之与毛泽东同是湖南湘潭人，同样出生在12月26日，名字又都以那个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之”字（毛泽东字润之）韵尾，与伟人“巧遇”这许多共同点，似乎也注定了他与伟人的缘分。从青年时代读毛著，到有机会近距离听毛泽东谈哲学，再到后来因工作需要长时期编毛著，进而研究毛泽东思想，龚育之的名字就这样与伟人和伟人理论联系在了一起。
1948年夏，龚育之在上海考完大学等待发榜之际，来到早先撤退到香港的父亲龚饮冰那里作短期逗留。正是在这里，龚育之读到了由香港民主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读到了毛泽东的许多著名篇章。1948年10月，龚育之到北平上清华大学，并很快参加了地下的青年组织和地下党，他继续为毛泽东的著作所深深吸引着，并在北平刚刚解放的1949年2月，花了800斤小米的价钱在新华书店里买了一本东北书店版的《毛泽东选集》。为了这本书，他几乎花去了父亲给他存着备用的全部积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分别于1951年、1952年、1953年、1960年陆续出版，他以喜悦的心情系统阅读了这些著作，并对照从前的版本仔细标记和思考新版所作的修改。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龚育之被当作“牛鬼蛇神”扫进了牛棚。他利用牛棚里大块的“学习”时间抄录毛泽东著作，尽量搜罗红卫兵编印的各种毛泽东著作，还为自己编辑整理了一本毛泽东著作集。在龚育之带着极大的兴趣搜集阅读这些毛泽东著作时，他自己大概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他会真正走上编辑毛泽东著作的工作岗位，并在这个岗位上耕耘十多个春秋。
（摘自《龚育之与中共党史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审判江青
1981年1月25日，是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正式开庭宣判的日子。法庭里的气氛似乎显得格外庄严肃穆，旁听席上早已坐满了人，都屏息以待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宣判。开庭以后，由江华庭长宣读判决书，因为判决书很长，有1.6万来字，江华庭长读了前半部分，后半部分由我（伍修权）接着宣读，这一部分的最后，就是对这批罪犯的判决了。江青这个人尽管平时装腔作势，这时也沉不住气了，当刚念到“判处被告人江青死刑”，还没等念出“缓期两年执行”，她就慌忙叫喊起来。由于这天是最后审判，不需要犯人回答问题，被告席上就没有安话筒，江青喊了些什么，许多人都没有听到，不过她正好冲着我，我听到她喊的还是什么“造反有理”“革命无罪”，还有什么“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法警待宣读完对江青的判决，立即给她戴上了手铐，这时全场破例地爆发出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由于江青企图挣扎并还想喊反动口号，头发也散乱了，装的架子也没有了，显得十分狼狈。我看到江青还想捣乱，立即下令道：“把死刑犯江青押下去！”当时我也是太兴奋了，竟少说了一句话，应该在下令以前，先说一句由于江青违犯法庭规则，破坏法庭秩序，才依法将她赶下场的。可惜当时我没有来得及说，事后想起来总觉得有点遗憾。当全部宣判完毕，并由江华庭长宣布将十名罪犯押下去交付执行时，全场又响起了无法抑制的欢庆胜利的声浪，我作为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内心也觉得兴奋不已！
《摘自《改革开放口述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毛泽东读鲁迅作品，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开始的。他那时是《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鲁迅最初的一些白话小说和杂文，便发表在《新青年》上。1918年8月到1919年3月，第一次到北京时，因为对周作人撰文介绍的日本“新村运动”感兴趣，毛泽东还专门跑到八道湾鲁迅和周作人同住的院子里拜访，可惜那天鲁迅不在家，只见到了周作人。晚年谈到此事，还遗憾地说：“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我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就是没有见过鲁迅。”
第一版《鲁迅全集》于1938年8月出版，共20卷。出版社特印200套编号发行并注明是非卖品的“纪念本”，赠给延安两套，毛泽东得到其中的第58号。收到《鲁迅全集》后，毛泽东读鲁迅著作，便成为常态了。新华社曾发表过一张毛泽东在延安枣园窑洞里工作的照片，办公桌上便放着三卷《鲁迅全集》。1942年7月25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最近经验，少而精的东西还能看而且有益，多了无法看。有富裕的排印时间，可印《鲁迅全集》《海上述林》。”
这套《鲁迅全集》，被毛泽东完整无缺地从延安带过黄河，带到了西柏坡、香山，进了中南海。1949年底访问苏联，他带去不少鲁迅作品，阅读时连饭都顾不上吃，工作人员多次催促，他回答说：“我在延安，夜晚读鲁迅的书，常常忘记了睡觉。”一直到晚年，他依然心系鲁迅作品。1971年11月20日他同武汉军区和湖北省党政负责人谈话时强调：“鲁迅的书不大好懂，要读四五次，今年读一遍，明年读一遍，读几年懂得了……我们党内不提倡读鲁迅的书不好。”1975年底又讲：“我建议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
“读点鲁迅”，是毛泽东晚年以人名代著作，提倡阅读的唯一中国人，从句式到用意，几乎和“读点马列”这样的说法差不多。
（摘自《毛泽东阅读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
陈云协调边币战胜法币
1944年，毛泽东决定让早在苏区时期管理过财经工作的陈云担任西北财经办副主任。陈云在西北财经办事处主持工作不过一年多时间，就解决了贸易入超、通货膨胀、金融波动、物资短缺、财政赤字等几大难题。
那时边币和法币之间的斗争非常尖锐，也非常复杂。法币在国民党统治区流通，边币在陕甘宁边区流通。当时边区的日常生活用品、医疗用品、办公用品等都十分缺乏，需要边区人民拿成盐、土特产等去调换法币，再去购买边区人民需要的日常生活和医疗用品等。有同志提出，边区可否停止使用法币，把法币挤出去。陈云认为不能挤，把法币挤出去后边区人民生活将更加困难。也有同志提出，让边币在边区逐渐占优势，让法币慢慢贬值。陈云很重视这个意见，他提出边区要掌握一定数量的法币，这代表一种实力，没有金融实力是斗不过人家的。如果我们不掌握一定数量的法币，那也无法和国民党斗，无法把边区人民需要的东西引进来。
当时，边币和法币的比值，在1941年是1∶1，到1942年是2∶9，后来慢慢变成13∶1，即13块边币才换一块法币。陈云在实践中坚决贯彻了让法币慢慢贬值的决策，他说过一句很重要的话：“边币和法币的币值，不在乎边币一年换多少法币，主要是让比值能够平衡。”以后边区响应毛泽东号召，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开荒南泥湾，粮食和棉布等逐步实现了自给自足。最后，稳定了边币的发行，边区的财政、经济状况也逐步好转。
（摘自《走近陈云——口述历史馆藏资料辑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六星将军”洪学智
洪学智，192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商（城）南起义。经历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身经百战，战功卓著。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59年受彭德怀错案株连被撤职。1977年后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80年起任总后勤部部长（1985年兼任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委员，参与领导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1988年军衔制恢复后，再次被授予上将军衔。他是人民解放军中唯一被两次授予上将军衔的“六星将军”。
龚育之读毛选、编毛著
龚育之与毛泽东同是湖南湘潭人，同样出生在12月26日，名字又都以那个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之”字（毛泽东字润之）韵尾，与伟人“巧遇”这许多共同点，似乎也注定了他与伟人的缘分。从青年时代读毛著，到有机会近距离听毛泽东谈哲学，再到后来因工作需要长时期编毛著，进而研究毛泽东思想，龚育之的名字就这样与伟人和伟人理论联系在了一起。
1948年夏，龚育之在上海考完大学等待发榜之际，来到早先撤退到香港的父亲龚饮冰那里作短期逗留。正是在这里，龚育之读到了由香港民主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读到了毛泽东的许多著名篇章。1948年10月，龚育之到北平上清华大学，并很快参加了地下的青年组织和地下党，他继续为毛泽东的著作所深深吸引着，并在北平刚刚解放的1949年2月，花了800斤小米的价钱在新华书店里买了一本东北书店版的《毛泽东选集》。为了这本书，他几乎花去了父亲给他存着备用的全部积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分别于1951年、1952年、1953年、1960年陆续出版，他以喜悦的心情系统阅读了这些著作，并对照从前的版本仔细标记和思考新版所作的修改。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龚育之被当作“牛鬼蛇神”扫进了牛棚。他利用牛棚里大块的“学习”时间抄录毛泽东著作，尽量搜罗红卫兵编印的各种毛泽东著作，还为自己编辑整理了一本毛泽东著作集。在龚育之带着极大的兴趣搜集阅读这些毛泽东著作时，他自己大概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他会真正走上编辑毛泽东著作的工作岗位，并在这个岗位上耕耘十多个春秋。
（摘自《龚育之与中共党史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审判江青
1981年1月25日，是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正式开庭宣判的日子。法庭里的气氛似乎显得格外庄严肃穆，旁听席上早已坐满了人，都屏息以待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宣判。开庭以后，由江华庭长宣读判决书，因为判决书很长，有1.6万来字，江华庭长读了前半部分，后半部分由我（伍修权）接着宣读，这一部分的最后，就是对这批罪犯的判决了。江青这个人尽管平时装腔作势，这时也沉不住气了，当刚念到“判处被告人江青死刑”，还没等念出“缓期两年执行”，她就慌忙叫喊起来。由于这天是最后审判，不需要犯人回答问题，被告席上就没有安话筒，江青喊了些什么，许多人都没有听到，不过她正好冲着我，我听到她喊的还是什么“造反有理”“革命无罪”，还有什么“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法警待宣读完对江青的判决，立即给她戴上了手铐，这时全场破例地爆发出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由于江青企图挣扎并还想喊反动口号，头发也散乱了，装的架子也没有了，显得十分狼狈。我看到江青还想捣乱，立即下令道：“把死刑犯江青押下去！”当时我也是太兴奋了，竟少说了一句话，应该在下令以前，先说一句由于江青违犯法庭规则，破坏法庭秩序，才依法将她赶下场的。可惜当时我没有来得及说，事后想起来总觉得有点遗憾。当全部宣判完毕，并由江华庭长宣布将十名罪犯押下去交付执行时，全场又响起了无法抑制的欢庆胜利的声浪，我作为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内心也觉得兴奋不已！
《摘自《改革开放口述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