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2004年的中国外交，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国展开“新外交”，借助国内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进一步提升国际影响。对国际社会来说，“中国的崛起”并不是一个新的议题，西方对此的讨论在10年前就已经开始。但是，过去有关讨论大多是预测性的，因为当时中国对世界经济和全球安全的影响十分有限。而今年探讨中国的崛起就和往常大不一样。由于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直接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国际贸易的扩张，因而人们在谈论中国崛起时都有一种现实感和紧迫感。
　　
　　“贸易强国”促成崛起
　　
　　正是由于中国发展已造成对全球经济的直接和全面影响，我们在2004年看到中国国际地位在许多领域的提高，其中比较重要的标志包括中国的财政部长金人庆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第一次被邀请加入西方七国集团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年度聚会。2004年，中国和欧盟关系有重大进展，中欧关系可以说是中国和其他主要大国双边关系中最健康和最有稳固的战略利益基础的。在亚洲，中国推动区域经济整合的努力已经初见成果，中国和东盟正朝建立自由贸易区稳步前进。同时，中国很成功地把对东盟的经济影响转化成外交影响，这在东盟发表的万象声明明确支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中反映得十分明确。据说，东盟如此坚定和清楚地表示其“一个中国”的政策还是第一次。
　　


　　在这些外交成果的背后，我们基本可以看出中国“和平崛起新外交”的战略轮廓。这一战略的中心是进一步提高中国的经济实力，并通过全球化利用经济实力来维护和巩固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在世界历史上，像中国这样的大陆强国的崛起不可避免地会打破原有战略平衡，引起大国争霸甚至大战。但大国兴起并不只有一条传统的军事实力争霸之路。其实，历史上几乎所有希望靠军事实力来获得全球影响力的强国最终都难逃失败的悲剧。相比之下，依靠经济实力，即所谓“贸易强国”战略既能迅速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又能通过经济影响来促使其他国家更加尊重自己的核心利益。
　　就目前的“一超多强”世界格局来看，通过“贸易强国”而和平崛起是中国的唯一选择。由于美国的压倒性军事优势，任何企图通过军事实力的增长和美国抗衡的战略是不现实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目前美国“无偿”提供“全球性公益品”（即开放的贸易体系，相对廉价的原油供应，区域安全和畅通的公海航道），正在崛起的中国是这个体系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中美关系有改善中日关系倒退
　　
　　中国对美外交的重点应该是避免冲突和逐步扩大共同利益。这一方针在2004年的实施也是相对成功的。中国在许多并不涉及本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一直保持低姿态，尽管中国对美国在这些问题上的政策持保留意见甚至反对，但没有公开和美国唱反调。另一方面，中国通过和美国在涉及双边核心利益的领域进行“有限合作”，扩大了共同利益。2004年，中美在寻求朝核危机的和平解决上合作比较密切，虽然中美对如何促成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手段上有明显分歧，但中国并没有因此放弃外交努力。
　　


　　最令人意外的是，2004年，中美在双边关系最敏感、最危险的台湾问题上也开始“有限合作”。这主要表现在中国愿意让美国在制约“台独”方面扮演一个更正面和积极的角色。2004年，美国在公开和私下场合对台湾施加了巨大压力。当然，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结构性分歧依然存在，可双方在避免因“台独”发生直接军事冲突这一目标上有共同利益。北京在2004年抓住机遇成功改变了美国主流对台湾问题的基本判断，以前大部分人把台海紧张局势归咎于大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祸源来自台北，因此，阿米蒂奇会在最近接受采访时说台湾问题是美中关系道路上“最大的地雷”。
　　中国在2004年外交上最令人担心的是和日本关系的急速倒退。在世界经济强国中，日本从中国经济起飞中得到的直接实惠最多，但是由于历史问题、国民意识和地缘政治等原因，日本政治精英对中国崛起抱有最大的疑虑和不安全感。在2004年，这种心态已在日本对华政策中全面体现出来。从小泉不顾中方反对再三参拜靖国神社到日本在中俄安大线输油管道计划上搅局，从在新防卫大纲中公开把中国定为军事威胁到发给李登辉签证，这一切都表明日本正在作出“对抗”姿态。形势所迫，对日政策已成为中国领导人近期最棘手的外交挑战。
　　


　　“新外交”面临的挑战
　　
　　展望未来，中国刚启动的“新外交”将面临各种挑战和考验。
　　首先，这一外交战略的主要动力来自中国国内经济增长。中国和周边国家（除日本之外）、欧盟各国、拉美国家的外交关系发展和升级的基础是经济实惠。所谓“顾客永远是正确的”，中国正在成为这些国家最好的“顾客”，因此它们能尊重和照顾中国的核心利益。但是，如果中国今后的增长速度放慢，“经贸牌”的效用将大打折扣。
　　其次，美国深陷伊拉克，新保守主义者受挫，一直对中国崛起深怀敌意的极右翼人士暂时没有精力和资本来推动对华围堵政策。这造就了中美关系稳定的战略大环境。这一局势可能还会持续5至7年，这段时间是中美关系走向进一步成熟稳定的战略机遇期。中国能否充分利用这一机遇仍是一个未知数。在近期最严峻的考验是中国能否在朝核问题上有突破性作为，不然布什总统将对中国“新外交”的实际价值产生怀疑。最后，有效遏制“台独”势力仍将是今后中国最重要的国家利益。在年底台湾“立法院”选举中，“台独”势力意外受挫，但其追求“台独”的目标没有改变。在今后几年中，一方面以“贸易强国”来实施和平崛起战略，另一方面用外交孤立和军事威慑来阻止“台独”的进一步发展，都需要极大的政治智慧和高度的外交技巧。